探寻学术发展理路 推动学术良性发展——“改革开放30年学术史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论文,理路论文,改革开放论文,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681(2008)06-0004-03
2008年5月24日，由《云梦学刊》和《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联合主办的“改革开放30年学术史研讨会”在中山大学举行。来自《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社会科学报》、（学术界）、《广东社会科学》、《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开放时代》、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金融学院、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理工学院等单位的30多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回顾改革开放后的学术发展，与会学者一致认为：30年来中国的学术发展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和宝贵经验，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学术环境变得越来越宽松，学术思想越来越活跃，学术成果逐渐增加；随之而来的是，学术越来越规范，学术批评和学术争鸣比以前更加活跃。另一方面，学风浮躁、学术腐败等现象在学术界日趋严重，不容忽视。
一 对“当代学术史”的概念、内涵、研究对象以及研究范围的界定
当代学术史研究是近年来人们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然而，对“当代学术史”的概念、内涵、研究对象以及研究范围尚有不同认识。余三定认为，“学术史”就是关于学术研究的研究，或者说是关于研究的研究，即研究学术发展的历程。学者是研究学术的，学者作学术研究时，学者是主体，学术研究的对象是客体；但是在学术史的视野之下，学者成了研究对象，学者的研究活动、研究成果和研究经验也成了研究对象，甚至学者的生平也成了研究对象，这个时候，学者就由研究的主体变成了研究的客体。学术史就是学术对自身的发展历程进行反思、分析和研究，从而寻找出学术发展的规律性的东西来。“当代”则是一个时间概念，具体说是1949年至今。关于学术史研究的范围，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宏观的学术史研究。包括对大的学术思潮、学术争鸣、学术流变的研究。二是学科史。比如当代史学史、鲁迅学史等等。三是个案研究。主要是对当代一流学者进行个案研究，比如《云梦学刊》发表过关于胡绳、叶朗、陈平原等知名学者研究的论文。四是学术批评[1]。
张耀铭指出，前人的学术史研究大体沿着两条路径：一是“因书求学”，侧重于从文献的传衍揭示学术的脉络，如章学诚《校雠通义》；二是“因人求学”，重视个案研究，强调学术在学人之间的传承，如黄宗羲《明儒学案》。而当代学术史研究则应从六个方面的内容展开：第一，考镜源流，历史地呈现学术发展脉络。第二，探幽发微，追寻传统学术在西学东渐的激荡下，是如何在扬弃中获得新生，转型成为现代学术的。第三，追溯钩沉，研究来自西方的所谓现代学术，是如何形塑出中国的学术观念与方法的。第四，扩展视野，以问题为中心，探求研究的新路径。第五，正视历史，不回避敏感话题，不回避事实，不为尊者讳。第六，审时度势，扎实推进，不要匆忙构造体系[2]。
许明认为，学术是个体的行为，但学术构成了历史。我们没法确定什么叫学术，只能说得比较具体，比如，什么叫文学、哲学、文学史、哲学史，但加在一起形成的共同现象是学术，所以笼统地加在一起构成学术研究的对象，这个研究对象的历史构成学术史，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就像科学史研究科学活动史一样。这个全新的学科是面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学术史的存在告诉我们：要把学术史分解，它们是学术活动史、学术思想史、学术研究方法史、学术成果的累积史……[3]
二 对改革开放30年学术发展的主要特点和重要成果进行总结和反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学术发展大致可分为前后30年，第一个30年是从1949年至1978年；第二个30年是从1978年至今。总体来说，第二个30年与第一个30年相比，不仅成果卓著，而且特点鲜明。
刘曙光将30年学术发展的特点概括为五个方面：第一，学科的恢复或细化。相比改革开放的前30年，最近的30年学术环境逐渐改善，学术生产力得到解放，一些学科得到恢复并获得蓬勃发展，在学制、课程设置上逐步完备和定型。同时，顺应学科分化趋势，一些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第二，研究方法上的“多样化”。由于改革开放之后对外学术交流加强，在学术研究中，开始借鉴和学习国外优秀理论成果，开始充分考虑每一学科发展的特殊性，对每一学科开始从多视角、多方位透视，采取多途径的方法组合。在研究方法上百花齐放、不拘一格，可谓异彩纷呈，绚丽多姿。第三，研究内容上实行三大转向：一是，从无批判或纯批判转向扬弃；二是，学术视野从国内转向国际；三是，学术史由通史研究转向专人专题和断代史研究，呈现向纵深发展趋势。第四，研究方式上的联合攻关和群体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学术研究方式经历了由个人转向团体（团队）。而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学术研究也充分体现了群体性。集体研究，协同攻关，是当代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第五，学术越来越受到市场经济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开始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术资源的配制也要通过市场。如果说改革开放前30年学术从属于政治，那么，后30年则越来越从属于市场、从属于金钱[4]。
叶继元采用引文索引数据库等大型检索工具，探视改革开放30年学术发展的主要特点和重要成果，从而认为，30年学术发展的主要特点和重要成果有：第一，马列毛邓、“三个代表”等经典著作占据主导地位。第二，中国古典著作占据重要地位。第三，中国20世纪前几十年的学术经典著作占据显要地位。第四，国外已译成中文的经典著作具有重要影响。第五，统计、资料性等图书逐步受到重视。第六，中国本土化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5]。
袁玉立认为，同以往学术史相比，当代中国30年学术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具有改革意识和开放意识。但与现时代要求相比，当代学术上的贡献显得不足，主要表现是学术研究还不能深度介入改革开放，不能深入改革开放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深层结构。这不能说不是改革开放30年学术史的一个弱点。他把这个弱点理解为当代学术史存在着一种非政治倾向，即：学术不过问政治，远离政治，进而脱离政治的倾向，其具体表现为：第一，学术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政治的附庸。第二，学术活动缺乏学术思想。第三，学术研究缺少问题意识。第四，学术仍然具有宣传意味。第五，学术进步主要表现为学术引进。第六，学术上过度强调秩序而不是强调自由。第七，学术上的对外交流滞缓。第八，学术仍不能被广泛理解为公共产品[6]。
三 对改革开放30年学术发展与学术环境的关系进行评析，并就如何创造优良的学术环境提出解决建议
回顾改革开放30年期间学术环境对学术发展的影响，可以说其正面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明显的，但近几年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余三定根据学术环境对学术发展影响情况的发展变化的轨迹，大致地把改革开放的30年划分为三个阶段[7]。
第一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由于1978年的中国思想界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确立，以及同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为中国当代学术的发展提供了根本性的前提，也即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因而学术研究回归自身，学者开始回归自我。由此而带来学术研究风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开始由跟风套话、空洞说教向独立思考、实事求是转变。学术研究得以全面复苏，并日渐走向繁荣。可以明显地看到，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学术环境）对学术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二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后期。这一阶段，学术资助、学术管理、学术评价成为学术界重要和热门的议题，产生了不少重要举措。这种种举措亦构成这一时期重要的学术环境。具体而言，在学术资助和学术管理方面，中共中央很重视对学术界的领导、管理和支持，并先后成立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及其下设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不久又设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社会科学研究。同时，教育部在加强高校学术管理和激励方面也不断出台举措。在学术评价方面，这一时期开始普遍采用量化评价的办法。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学术发展、繁荣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学术环境的进一步改善，从而更加有力地推动了这一阶段学术的发展，特别是在推动面向现实和时代的重大课题研究方面、在学术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其负面作用也开始显示出来。
第三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天。这一阶段，学术环境对学术发展的影响表现出新的情况和特点，正面的推动作用是基本和主要的，但其负面的消极作用也愈来愈严重。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中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给予高度重视和指导、支持。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这一阶段构成学术环境的另一方面的情况，那就是管理界对学术事业的过分管理、在学术活动中行政权力的过分强化。其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其一是行政手段在学术活动中过度使用。其二是学术评价过分倚重“量化”。而这种“学术管理过度症”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是两个方面：其一是导致学风浮躁。其二是导致学术腐败。
有鉴于此，余三定认为，创造优良的学术环境最重要的是社会（特别是管理界）要充分尊重学术自身的规律，要给学术发展提供宽松和谐的环境，要给予必要的物质支持（包括经费和其他条件）。管理界必须把握一个度，不可具体管得过多、过细、过死[7]。
四 对改革开放30年中国民间学术进行检视和前瞻
回眸和总结30年中国学术史，民间学术是一道不应忽视也不能不书写的学术景观。张平从四个方面对民间学术进行了翻检和梳理[8]。
第一，民间学术的勃兴是因为相比官学而言，它能获得相对自由和宽松的空间及环境而日渐兴盛，其学术热情日益高涨，学术规模日益壮大，学术版图日益扩展。而尤为要紧的是，民间学术勃兴的表征不仅在其形式规模的扩大，更在其学术创见对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现实问题的真切省察和揭示及对当代中国思想学术面貌和进程的深刻影响。
第二，“民间学术”的意蕴要害处在把握“民间”一词。“民间”有多种的理解及在此理解基础上的运用：其一、与官府相对应的民间。其二、与体制相对应的民间。其三、与精英相对应的民间。而民间学术根本是指独立于国家意识形态威权（包括学院体制）的自主性的学术活动及自主性的知识生产体系、知识生产方式。
第三，民间学术形成了鲜明的品格，而最具本质特征的是其自主性品格。首先是经济上的自主性；其次是组织上的自主性；再次是言论的自主性。
第四，对民间学术的前瞻要根据学术史的经验和规律，随着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实现，民间学术将上升为知识、学术生产的主要力量和源泉；而学术由官府走向民间则是中国学术的繁荣之路。
五 以当代社会史、文化史、哲学史、法律史为研究个案，探寻改革开放30年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
改革开放30年学术史研究似乎存在两种理路：一是“外缘”研究，旨在考察某一问题或学科研究的外部关系，诸如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一是“内缘”研究，旨在回顾某一问题或学科研究的内在脉络，这与材料发现、问题意识、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有关。很多学者从自我擅长的学科研究为个案，探寻改革开放30年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
曾德雄以当代社会史为例，认为学术其实就是对生活的追问：生活总会产生很多问题，一直追问下去，并尝试解答，就是我们所谓的学术，所以，学术来源于生活。反过来，学术一定要能够解释生活、指导生活。因此认为，今天我们检讨、梳理改革开放30年的学术史，其实已经表明了我们心有不甘，我们壮志未泯，这正是最可贵的学术良知，这样的学术良知必定会促使我们重回学术正轨，也必定会使未来的学术在中国社会尚未完成、还在进行的现代转型中发挥更加积极、伟大的作用[9]。
曾军认为，文化观念的变迁以及所带来的思想与学术的分合，构成了当代学术史内在演变的推动力。沿着这条线索再进入到各个学科、各个领域的学术研究之中，其内在的丰富性便会更加充分地呈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近三十年来的当代学术史，也同时就是一部当代思想史和当代文化史[10]。
杨海文以近来哲学领域中“二级学科之辨”、“中西马对话”两个热点问题为切入点，认为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如果不在突破学科壁垒的前提下强化对话和融通，其要在“道通为一”的路上抵达自己的本命，就将显得异常艰难[11]。
徐忠明简要回顾了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法律史，认为：30年来的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变化，有一“内在理路”可寻；而此一“内在理路”实际上是由中国法律史学科发展“逼”出来的；而“逼”的背后，则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源于中国法律史研究本身的深化和拓展，一是来自学术研究“本土化”的追求。与此相关，为了达到上述目标，新的史料、新的问题意识、新的理论框架、新的研究方法，也被相继引入。未来的中国法律史研究，将会沿着目前开掘的路径继续发展，同时，随着中国学术背后的良性发展，中国法律史研究也将会有良好的前景[12]。
收稿日期：2008-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