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北朝圆形石质墓的渊源与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朝论文,渊源论文,圆形论文,试论论文,石质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0）03-0057-07
北朝晚期，在今山东境内涌现出一批石质墓，以临淄崔氏墓地时代最早，也最具代表性。根据已公布的资料，依其形制之变化，可将这批墓葬分为二期。
第一期：北魏晚期至东魏时期，墓室平面基本都呈圆形（包括正圆形和椭圆形），墓室顶部皆为穹窿顶。墓例有临淄崔氏墓地北魏延昌元年（512）崔猷墓（即M15，单室，近圆形）、北魏晚期M16（单室，椭圆形）（图一：1）、北魏晚期M17（单室，近正圆形）①、北魏晚期M10（单室，正圆形）、北魏孝昌元年（525）崔鸿墓（即M1，单室，正圆形）（图一：2）、东魏天平四年（537）崔鹔墓（即M14，单室，正圆形）、东魏时期M7（单室，正圆形）、东魏元象元年（538）崔混墓（即M3，单室，近正圆形）（图一：3）②，东魏天平五年（538）济南崔令姿墓（双室，皆呈圆形）③ 等。
第二期：北齐时期，墓室平面并存圆形（包括正圆形和椭圆形）或方形（包括正方形、长方形和梯形）两类形式，墓室顶部为穹窿顶或四角攒尖顶。墓例有天保二年（551）临朐崔芬墓（单室，正方形）（图一：4）④，临淄崔氏墓地天统元年（565）崔德墓（即：M5，单室，正方形）、武平四年（573）崔博墓（即M12，单室，正圆形）⑤，武平二年（571）济南马家庄□道贵墓（单室，近方梯形）（图一：5）⑥，武平四年（573）益都线刻画石室墓（单室，长方形）⑦，武平七年（576）历城宜阳国太妃傅华墓（单室，应为方形⑧）⑨，济南东八里洼北朝壁画墓（单室，长方形四角抹圆近似椭圆形）（图一：6）⑩ 等。
据此分期，我们注意到山东北朝石质墓的特殊之处：第一期的墓葬，平面皆为圆形，由墓志可知其使用者是清河崔氏，而且首先出现、并主要集中于临淄清河崔氏乌水房墓地，适用对象相当单一；纯以圆形出现的第一期恰是元魏统治时代，而进入第二期高氏北齐后，形制就迅速失去稳定性，除了少数仍为圆形，大多都融进当时墓葬形制的主流——方形之中。那么，最早出现于乌水房崔氏墓地的这种圆形、石质墓葬，其形制渊源何在、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从历史情况看，山东地区在汉代曾广泛流行画像石椁墓、石室墓等石质墓，以鲁南的济宁、枣庄、临沂地区最为丰富，但鲁中的临淄地区几乎没有画像石墓。(11) 从这层意义上说，首先出现在临淄的北朝石质墓并不能简单地与建造画像石墓的历史传统联系起来。
而从整个魏晋十六国北朝的大背景来看，比山东早出现石质墓的地区是辽西。早在两周时期，这一地区就开始流行石椁墓(12)，此后不断为进入该地区的人群所继承和发展。3世纪前半叶，慕容鲜卑迁入辽西，同样将石质墓吸纳为其考古学文化的一部分。近三十年来，朝阳地区发掘了大批魏晋至三燕时期的墓葬，就其形制而言可分为三类五型：土坑竖穴墓（纵长梯形、长方形）、石椁墓（纵长梯形）、石室墓（纵长梯形、长方形）。其中竖穴土坑墓主要是慕容鲜卑居于辽西后的早期遗存，石室墓数量又很少，只有纵长梯形石椁墓发现数量最多，也最为流行，其年代起于前燕，下限可到北燕甚至更晚。(13) 可见纵长梯形石椁墓是慕容鲜卑立国后可代表其民族特征的典型墓葬形制。也就是在这类墓葬中，我们见到后燕建兴十年（395）昌黎（今辽宁朝阳附近）太守崔通墓(14) 的例子。墓表称崔遹祖籍为清河东武城，其出身为魏晋士族，但采用的却是慕容鲜卑纵长梯形石椁墓的葬俗。据《魏书·崔逞传》附崔遹传，我们知道崔适入辽西的时间其实较晚，慕容垂时期他初任尚书左丞，当是在后燕的都城中山（今河北定县）居官，此后逐渐北移，中间历范阳太守，然后才入辽西任昌黎太守，三职任期统共就是在建兴年号（386—395）的十年里，入辽西的时间就更短，而他的葬法已明显随同了慕容鲜卑。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几乎所有留在华北的土族包括清河崔氏，都有与慕容鲜卑合作的经历，随着对故国依恋的逐步消泯，为了家族的现实利益，那些当初曾顽固拒绝合作或极不情愿合作的家族，到后来都深深地卷入到慕容鲜卑的政权之中(15)。这种合作，从政治角度而言是汉人士族到慕容政权中居官，从丧葬角度而言就是汉人土族接受慕容鲜卑的葬俗。这种影响在前燕立国前的慕容廆时期就已显现出来。永昌三年（324）锦州汉人李廆墓(16)，一方面在砖质、随葬品上仍保持着中原西晋墓的特点，另一方面其墓室形状却已不随中原西晋墓的方形，而呈现出慕容鲜卑墓葬纵长梯形的特点。到后燕时期，辽西汉人慕容鲜卑化的现象就更突出。例如北燕主冯跋父冯安本仕于西燕慕容永，后燕慕容垂灭永后，“安东徙昌黎”，“既家昌黎，遂同夷俗”，还给冯跋取了一个鲜卑化的小名叫乞直伐。(17) 北燕时，冯跋弟冯素弗及妻妾的墓葬(18) 就是典型的纵长梯形石椁墓。虽然从安阳孝民屯发现的前燕鲜卑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19) 的情况看，石质墓的葬俗没有随着慕容鲜卑的南下扩张而深入华北，但辽西作为慕容鲜卑的龙兴之地，其葬俗不可能不被华北的汉人士族所了解，特别是一部分人还亲历辽西，对石质墓的印象就更为深刻，这其中也包括清河崔氏的家族成员。按照这条线索发展，辽西因素会不会是乌水房崔氏墓葬石质特征的来源呢？
《魏书·崔光传》载：“（光）祖旷，从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之时水。慕容氏灭，仕刘义隆为乐陵太守。”《新唐书·宰相世系二下》亦载：“宋乐陵太守旷，随慕容德度河居齐郡乌水，号乌水房。”398年，慕容德离开邺城，渡河至青齐建立南燕，乌水房的始祖崔旷同其他河北士族一起追随而往。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这些河北士族到青齐地区后，由于获得政治、经济上的一系列特权，而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成强大的地方势力，甚至压倒了当地豪强。(20) 这种表述应当是对当时河北士族总体发展状况的一个评估。具体到崔旷本人而言，似乎没有获得明显的特殊利益。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到，崔旷所任的乐陵太守并不是南燕的职官，而是424年以后从南朝宋刘义隆那里获得的任命。这表明此前的20多年间，崔旷缺乏值得夸耀的宦历，要么一直为处士，要么就是所居职位过于卑微。总之，他在南燕统治阶层中的地位比较低下，和慕容氏政权没有形成密切的主从恩遇关系。因此，我们认为崔旷没有足够的动机去遥慕、追随辽西因素。
乌水房真正走向发达，成为青齐豪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南朝刘宋时期开始的。除了崔旷任乐陵太守，其诸子也在刘宋任官，灵延、灵茂都曾在中央担任过库部郎中。(21) 《魏书·崔光传》还记载：“（光）父灵延，刘骏龙骧将军、长广太守，与刘彧冀州刺史崔道固共拒国军。”由于崔旷父子主要的做官经历都是在刘宋，因而有学者提出了对乌水房墓葬圆形特征渊源的一种解释，即认为469年北魏慕容白曜平青齐前，青齐崔氏与南朝的联系十分紧密，加上地域临近、士族固有的华夏正朔心理等因素，青齐崔氏墓葬有可能采用长江下游东晋南朝高等级墓葬中的平面呈椭圆形的墓制。(22) 墓例如，江苏句容陈家村M2（东晋中期至刘宋中期(23)）(24)、南京西善桥宫山竹林七贤壁画墓（刘宋中晚期帝陵）(25)等。然而，青齐豪族与刘宋朝廷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有着更为复杂的内容。410年东晋灭南燕、占领青齐地区后，作为边州士族的青齐豪族们受到了严重的打压，刘宋明帝泰始元年（465）以前当地任命的最高官吏主要出自非青齐人士，青齐豪族很难在政治上获得大的发展。(26) 乌水房崔氏的境况同样如此，他们同刘宋的关系，压抑和利用是主要的表现形式。因此，即便崔旷父子从刘宋统治中心区域学习了一些墓葬建构的做法，也是屈从于形势需要；等到北魏平青齐、崔灵延等家族主要成员皆北迁平城地区后，那些施行时间并不长、也没有根深蒂固的南朝做法就失去了继续遵从的必要，也没有条件继续维持。太和中期，孝文帝恢复了青齐豪族的士族身份，允许他们返回青齐，并开通了选用他们入仕的途径。对于“例得还乡”的乌水房崔氏来说，他们更不需去追承南朝统治时期的旧事了。
如此看来，乌水房崔氏圆形石质墓的渊源，应当立足于从北朝的时空框架中去探寻。乌水房崔氏墓葬中，已知年代最早的圆形石质墓例是北魏宣武帝延昌元年（512）的崔猷墓。崔猷墓这种椭圆形平面、石构的做法在中原、北方地区此前并不见于墓葬中，倒是出现在云冈石窟中。云冈一期的昙曜五窟皆为大窟，平面呈椭圆形，顶部为穹窿顶。这样的石窟是5世纪中期平城僧俗工匠在云冈创造出的新模式(27)，实际上是对拓跋鲜卑石室（祖庙）崇拜和穹庐居住遗风的综合。(28) 窟中大佛所拟为北魏的五位皇帝，这种窟的创建可谓代表着皇权和权威。云冈二期（迁洛以前的孝文帝时期）时，虽然大窟转为流行方形双窟，但椭圆形石窟又在中小型窟中流行起来，到云冈三期的宣武帝时期，椭圆形石窟仍保持着一定的发展。(29) 龙门北朝石窟最早开凿的一批窟中椭圆形窟也还占重要地位，如宣武帝时期的宾阳中洞；到孝明帝以后，向方形窟转化的趋势才比较明显。(30) 这表明孝文、宣武之时（471—515），椭圆形石窟是较为流行的。而正是在这一时期，乌水房出现了一个著名人物——崔光。我们认为乌水房崔氏的墓葬形制正是在他的推动下，而模仿云冈石窟形制的。
以墓葬形制模仿石窟形制，体现的是将佛教因素引入墓葬的思路。而这种思路在崔光生活的年代并不鲜见，甚至是最高统治者的一种创新。冯太后永固陵陵园设计的最大特色和首创布局，就是将陵寝与佛寺结合起来。(31) 另外，司马金龙墓石棺床浮雕上的伎乐天和永固陵墓室石门框上的天人图像，都与云冈第二期石窟如第九、十双窟中开始出现的大量天人形象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而且平城时期具有佛教天人、护法神像的墓葬，等级都比较高，均属于北魏皇室、贵族或高级官僚的墓葬。(32) 因此，我们认为崔光推动家族墓葬模仿云冈石窟形制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例可循的。崔光之所以要循这个例，是有其深刻动机的，很可能与他的家族身世、人生经历有关。469年，作为“平齐民”，17岁的崔光随父亲崔灵延迁徙到平城，以俘虏身份艰难而压抑地过活，“昼耕夜诵，佣书以养父母”。(33) 生活上的困顿和政治上的歧视使许多平齐民无法忍受，而多有怨叛者；孝文帝统治早期，平齐民叛乱及南奔的事件屡有发生。(34) 一连串的谋逆行为使北魏统治者在延兴四年（474）的解除族诛令中，仍特别指出“谋反、大逆、干纪、外奔”不在宽赦范围内。(35)青齐豪族与拓跋鲜卑的矛盾在孝文帝早期可谓达到了非常激化的程度。因此，当太和六年（482）崔光出仕中书博士时，因其出身尴尬而面临着相当恶劣的政治环境。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处理着与鲜卑皇室和贵族的关系，从而养成了“喜怒不见于色”、“随时俯仰”的从政哲学。虽然后来平齐郡、平齐民都取消了，崔光本人也历经孝文、宣武、孝明三朝而身居高位，但先前家族衰败和降臣受辱的阴影恐怕一直存在。而以墓葬模仿石窟的做法，也许反映了他重建崔氏高门的意图，将佛教因素引入墓葬是当时地位较高者的权利，崔氏家族成员都使用，则显示了家族地位的整体提升，从此彻底告别“平齐民”的俘虏身份，重新树立起门阀士族的新形象。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崔光没有模仿方形双窟而是选择了椭圆形窟。在冯太后、孝文帝当政时期，比椭圆形窟更突出的是方形双窟，因为这种窟反映了当时二圣并尊的政治形势(36)，但这种窟也无疑带有汉化改革的印记，相比之下，椭圆形石窟则代表了鲜卑的旧俗和传统。以崔光的从政哲学，在鲜卑旧势力还很强大的时候，他决不会贸然冲到汉化改革的前沿，一定程度上他还得向保守的鲜卑贵族们示好。而云冈二、三期绵延不绝的中小型椭圆形石窟则反映了一批鲜卑贵族对旧俗的追随。在这样胡汉较量的复杂形势下，崔光还不想引起试图维护旧俗的众多鲜卑贵族的不满，随大流，引入椭圆形石窟形制自然是比较稳妥的办法。
由于崔光高寿，终年73岁，薨于正光四年（523）(37)，所以他本人没有成为圆形石质墓最早的实践者。从其堂弟崔猷(38) 的下葬时间（512）看，这种墓葬形制付诸实施当不晚于6世纪初期。根据《魏书·崔光传》、《元和姓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崔猷、崔鸿、崔鹔、崔混、崔德、崔博六块墓志的记载，我们可勾勒出十六国北朝时期乌水房的世系（表一）。从中可以看到，第三、四、五代人都受到了圆形石质墓的影响，该形制在家族成员中获得推广，并由椭圆形发展出正圆形的形态。到东魏时，圆形石质墓的数量已达到一定规模，成为乌水房丧葬的鲜明特点。
据崔猷等六块墓志的记载，乌水房的家族墓地在“本邑（东清河俞县）黄山之旧茔”、“黄山之阴”，本房成员死后，若非特殊情况都会归葬于此。《崔鹔墓志》载其“窆于先君旧兆”，则其父崔敬友必葬于此。《崔德墓志》载其“葬于黄山之北、黑水（即乌水）之南、太保翁之墓所”，太保就是指崔光。其他葬于此处的族人姓名尚不能尽知，但其数量应大大超过前列世系表所做的不完全统计。目前经过考古发掘公布的19座墓葬，只是黄山之阴乌水房墓地的一部分，期待着能展开进一步的考古发掘以全面揭示这一墓地。
圆形石质墓作为乌水房崔氏家族的独特墓葬形制，并未止于自身，而是从北魏晚期起即向乌水房崔氏之外扩散，并分化为圆形、石质两个方向各自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圆形特征上，基本表现为族外扩散，不伴随石质特征，一律为砖室墓。初始阶段由临淄周边地区向今山东、河北交界的德州、吴桥、景县一带扩展，渤海高氏、渤海封氏等世家大族都受其影响。墓例有寿光北魏孝昌元年（525）贾思伯夫妇墓(39)、德州北魏神龟二年（519）高道悦夫妇墓(40)、吴桥北魏正光六年（525）封龙墓(41)、吴桥北朝一号墓、三号墓（图二：1）(42)、吴桥东魏武定四年（546）封柔夫妇墓(43)、景县东魏天平四年（537）高雅墓（图二：2）和武定五年（548）高长命墓（图二：3）(44)等。
表一 清河崔氏乌水房世系表
（注：标*者表示出有墓志）
图一 山东北朝石质墓葬举例
图二 北朝隋唐时期北传圆形墓葬举例
收稿日期：2010－02－20
注释：
① 淄博市博物馆、临淄区文管所：《临淄北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3期。简报中将M16与两座北魏晚期墓进行比较后，认为出土器物特征相同，却定为东魏，有误，今更定为北魏晚期。
②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③ 王建浩、蒋宝庚：《济南市东郊发现东魏墓》，《文物》1966年第4期。
④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朐县博物馆：《山东临朐北齐崔芬壁画墓》，《文物》2002年第4期。
⑤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⑥ 济南市博物馆：《济南市马家庄北齐墓》，《文物》1985年第10期。
⑦ 夏名采：《益都北齐石室墓线刻画像》，《文物》1985年第10期。
⑧ 傅华墓顶为四角攒尖方锥形顶，不适合圆形墓采用，因而大体可推断其形制应以方形为基础。
⑨ 韩明祥：《释北齐宜阳国太妃傅华墓志铭》，《文物》1985年第10期。
⑩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东八里洼北朝壁画墓》，《文物》1989年第4期。
(11) 郑同修、杨爱国：《山东汉代墓葬形制初论》，《华夏考古》1996年第4期；蒋英炬、杨爱国：《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12) 朱贵：《辽宁朝阳十二台营子青铜短剑墓》，《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锦州市博物馆：《辽宁锦西县乌金塘东周墓调查记》，《考古》1960年第5期；孙守道、徐秉琨：《辽宁寺儿堡等地青铜短剑与大伙房石椁墓》，《考古》1964年第6期；辽宁省博物馆、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喀左南洞沟石椁墓》，《考古》1977年第6期。
(13) 尚晓波：《朝阳地区两晋时期墓葬类型分析》，《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系建系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51—354页。
(14) 陈大为、李宇峰：《辽宁朝阳后燕崔通墓的发现》，《考古》1982年第3期。
(15) 罗新：《五燕政权下的华北士族》，《国学研究》第四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8页。
(16) 辛发、鲁宝林、吴鹏：《锦州前燕李廆墓清理简报》，《文物》1995年第6期。
(17) 魏收：《魏书·海夷冯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26页。
(18) 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年第3期。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孝民屯晋墓发掘报告》，《考古》1983年第6期。
(20) 唐长孺：《北魏的青齐土民》，《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0—103页。
(21) 《崔德墓志》中记载：“祖灵延，宋库部郎、关内侯”；《新唐书》卷72下《宰相世系表二下》记载：“灵茂，宋库部郎中，居全节。”
(22) 李梅田：《论南北朝交接地区的墓葬——以陕南、豫南鄂北、山东地区为中心》，《东南文化》2004年第1期。
(23) 原报告认为句容陈家村M2的时代为西晋晚期，北京大学韦正在其博士学位论文《长江中下游、闽广地区六朝墓葬的分区和分期》中认为该墓所出四系大口罐完全不类似西晋的作风，槅（果盒）只分里外两圈、不划分小格则是东晋中期以后的做法，并将该墓的时代归入东晋中期至刘宋中期。
(24)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句容陈家村西晋南朝墓》，《考古》1966年第3期。
(25) 南京博物院、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及其砖刻壁画》，《文物》1960年第8—9期；韦正：《南京西 善桥宫山“竹林七贤”壁画墓的时代》，《文物））2005年第4期。
(26) 韩树峰：《青齐豪族在南北朝的变迁》，《国学研究》第五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1页。
(27) 宿白：《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石窟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页。
(28) 赵一德：《云冈石窟文化》，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62—272页。
(29) 宿白：《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石窟寺研究》，第126—130、第137—139页。
(30) 宿白：《洛阳地区北朝石窟的初步考察》，《中国石窟寺研究》，第154—158页。
(31) 宿白：《盛乐、平城一带的拓跋鲜卑—北魏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二》，《文物》1977年第11期。张庆捷：《北魏永 固陵的考察与探讨》，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2003年，第19期。
(32) 林圣智：《墓葬、宗教与区域作坊——试论北魏墓葬中的佛教图像》，《美术史研究集刊》第二十四期，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印行，2008年，第1—66页。
(33) 魏收：《魏书·崔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87页。
(34) 韩树峰：《青齐豪族在南北朝的变迁》，《国学研究》第五卷，第424页。
(35) 魏收：《魏书·高祖纪第七上》，第140页。
(36) 宿白：《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石窟寺研究》，第136—137页。
(37) 魏收：《魏书·崔光传》，第1498页。
(38) 崔光终年73岁，卒于北魏正光四年（523），则生于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二十八年（451）；据崔猷墓志，其“春秋五十八”，北魏永平四年（511）疾终，则生于宋孝武帝刘骏孝建元年（454）。故崔猷为崔光堂弟。
(39) 寿光县博物馆：《山东寿光北魏贾思伯墓》，《文物》1992年第8期。
(40) 赖非：《北魏高道悦墓地调查及其墓志补释》，《德州考古文集》，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41) 卢瑞芳、刘汉芹：《河北吴桥北魏封龙墓及其相关问题》，《文物春秋》2005午第3期。
(42) 河北省沧州地区文化馆：《河北省吴桥四座北朝墓葬》，《文物》1984年第9期。
(43) 张平一：《河北吴桥县发现东魏墓》，《考古通讯》1956年第6期。
(44) 河北文管处：《河北景县北魏高氏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3期。然后进一步北传，如河北黄骅北齐武平二年（571）常文贵墓(45)、平山北齐天统二年（566）崔昂墓(46)、北京王府仓半圆形北齐墓(47) （图二：4）等。至隋代，在辽宁朝阳出现了椭圆形砖室墓，如朝阳于家窝铺二号墓（图二：5）。(48) 唐朝时，辽宁朝阳（如贞观九年张秀墓，见图二：6）(49)、河北中北部和北京一带流行圆形墓(50)，进而为辽代所继承。(51) 石质特征上，首先是在清河崔氏族内扩散，由鄃地乌水房崔氏向东武城崔氏传播，例如东魏崔令姿墓、北齐崔芬墓；接着是族外扩散，影响地区主要在今鲁北一带，如济南马家庄北齐□道贵墓、益都北齐石室墓、历城北齐傅华墓、济南东八里洼北朝壁画墓、章丘隋代周皆墓(52) 等。形制上，进入北齐后，除了乌水房墓地还有圆形石质墓存在外，其余被影响的石质墓都是方形，反映的是当时墓葬形制的主流。到唐代，石质的影响在山东仍有残余，如嘉祥贞观十年（636）的徐师谟墓。(53)
(45) 王敏之：《黄骅县北齐常文贵墓清理简报》，《文物》1984年第9期。
(46) 河北省博物馆：《河北平山北齐崔昂墓调查报告》，《文物》1973年第11期。
(47) 马希桂：《北京王府仓北齐墓》，《文物》1977年第11期。
(48)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辽宁朝阳隋唐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1982（6）。
(49) 齐东方：《隋唐环岛文化的形成和展开——以朝阳隋唐墓研究为中心》，《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160页。
(50) 齐东方：《中国北方地区唐墓），《7—8世纪东亚地区历史与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15页；刘耀辉：《试论北京地区唐墓》，《北京文博》1998年第4期。
(51) 董新林：《辽代墓葬形制与分期略论》，《考古》2004年第8期。
(52) 宁荫棠：《山东章丘隋代周皆墓》，《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1期。
(53) 李卫星：《山东嘉祥发现唐徐师谟墓》，《考古》198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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