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联旧档案：老舍、张恨水、沈从文访问纪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老舍论文,文联论文,纪要论文,从文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口述，从一堆文联旧档案里挑出来的。这样的口述还有三百份。那个年代，新中国还是正在成长的少年，口述人则已步入中老年，他们是老舍、张恨水、沈从文、曹禺、陈其通、蓝马、欧阳山尊、梅阡、方琯德、凤子、田汉、阳翰笙、肖长华、马连良，梅兰芳等。
口述的题目有大有小，都映衬着时代背景。老舍先生落落襟怀，他的真心话真动听，是那样的感动我们。还有气度恢弘的马连良，善良敬业的焦菊隐，更有两条汉子田汉、阳翰笙的大胆真言，女作家白薇的大丈夫气度……往昔人物，文采风流，我辈不敢淡忘。我佩服这些文化人。细读他们的人生，我常激动不能自已。想想看，再过几年，就是“文革”了，等待他们的将是死，不死的也将苍凉、落魄、无为，惜青山未都留得。艺术家再有创作恒心、信心，哪比得上“四人帮”的政治野心?文化人历来有隐、有显，但是都逃不过又阴又险的一帮家伙的手掌。这些家伙中也有文化人，是伪文化人，是伪人，他们有时连低眉顺眼的老实人也不放过。
细读三百位文化人的口述，能读出他们的心情，有愤激，有叹息。至少对我来说，看到了沈从文的修行、曹靖华的政治觉悟、侯宝林的幽默、顾颉刚口号式的骂“苏修”。白薇的口述让人感慨她生活得太悲辛，她处境不好还在惦念着和她一样无儿无女的王莹。孙师毅、许辛之说：刘绍棠稿费多害了自己。(最近从报章上看到刘绍棠当时用2400元，在中南海一侧的光明胡同买下一所独院。)许广平说：和文联一起去是可以深入生活的，合自己的口味，不像参加政协的活动，大家都是老爷派。徐迟说：我的诗每行一角钱。曹靖华说：久过城市的安适生活没有什么好处，老干部们也会将过去的艰苦生活忘却的。艾青在重庆文艺界抗敌协会居住时，生活非常艰苦，可是到北京后他生活腐化了，他简直是玩世……口述展现口述人彼时的态度。
上世纪中期，口述史在美国创立。近闻国内有大学要创办口述史博物馆，那将是新时代文博业的先声!
其实我们的口述史在上世纪50年代就有了，这是文联各协会三百人用十年时间形成的文化人总体口述。
请倾听!
贾俊学
2012年初春
老舍访问纪要
一，1958年4月15日整理的访问纪要，访问者冯宜英。
他说他很愿意出去走走，下去和农民接触接触，文联组织老作家艺术家去张家口专区走马看花，这很好，他一定参加，顺便到赤城去洗洗温泉澡，治疗一下自己的盘骨神经痛。作协五月也打算去张家口专区，是否可以和文联合起来组织?下去千万不要带厨师，不要弄得大张旗鼓，生活水平不要和农民有悬殊，吃窝窝头又有什么不可以，在农村吃个炒鸡蛋就很好啦。他从小就是吃酱油拌小葱长起来的。若是带厨师下去人家一定会给贴大字报的。一些人民代表到郊区去参观访问，在人家农业社的办公室里一个人打开一个纸包，里面是半只鸡，白面包，农村老太太和小孩子们伸着头看着，一个农民半生未必舍得吃一只鸡。这叫去作什么啦?真叫人看不上，他就看不惯这个，还是人民代表哪?
前几天孙维世同志来找他，叫他改写马雅可夫斯基的《澡堂》剧本，内容不改，只将里面所举的例子改成在中国可能发生的事情，将一些人名地名改名叫鲁班，这样观众就会感到亲切些。斯大林同志在世时，禁演这个戏，讽刺的太厉害，斯大林同志去世了，这个戏又解禁了，在苏联话剧会演时曾看到过这个戏是喜剧院演出的。这个剧正适合我们中国在现在这个时候上演，孙维世同志又叫在十天内赶出，那么放下自己的写作计划，改写一下剧本，也很好么!所以定创作计划没什么用处，交给作协的那个写作计划根本完成不了，没定的作了，定的没时间去作，所以以后不再定写什么东西的计划，只定一年写多少万字就行了。文联能在暑期组织全委去西山“文艺之家”学习，这太好了，自己一定参加，希望能指定一些理论书籍拿到西山去念，不懂的地方希望请人给讲解一下，最好请周扬同志、杨献珍同志、默涵同志等也去那里住几天，一方面请他们也休息一下，同时利用晚间闲谈给大家讲讲课，这真太好了，不然就没有读书机会，自己总往外拿东西，不吸取东西是不成的。新作品念的太少，连自己过去的东西都没时间念，别人的选集都出版了，就是自己的选集还没出版，出版社屡次来催，可是连念都没时间念又怎么去选，这个计划早就定了，就是完成不了。
今年外事活动、社会活动、大会、小会比去年少多了，大概是在总理面前发过牢骚的原故?不过无论怎么照顾他，有些活动还是必得参加，比如各大使馆直接发来的请柬，有的是座谈会，有的是宴会，有的是晚会，还有的是个别会见，这些个会，不参加，人家就不愿意，人家想见你，你不去影响也不好。参加晚会回来，已经十二点多了，这时再拿起书来念头就晕了，自己作不到，恐怕别人也作不到。能有机会念念书，太好了，暑期还预备读些文艺作品。前年在汤岗子休养的时候，念了些东西，只有利用休养的时候才能有整个的时间念书或写作。
自己很想写些新东西，《茶馆》太旧了，都是过去的事，所以必须出去走走，打算秋季到广西、广东去，一方面自己没去过，很想去看看，一方面替作协到分会去了解一下情况，预备在国庆节后动身。
现在有一件事情非常为难，听说剧协、美协最近都要成立北京分会啦，可是作协分会就成立不起来，作家都下去了，没法开会，不开会就成立不了，成立不了就无法解决北京市的问题，总会又管不了这么多，所以市文联的同志情绪非常低沉，自己跑到市委去，市委的同志非常忙，有时没人，自己也非常忙，也不能常跑，问题总解决不了。上次见到周扬同志，周扬同志曾问到这个问题。他说希望把这个问题向翰笙同志反映一下，最好能在参观访问回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二，1959年1月20日整理的访问纪要，访问者沈慧。这次访问主要是听取作家“对文联所组织的参观访问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建设讲座的意见和建议”。
老舍：每天坐在这小屋里能写些什么东西?还不净是写些应景，赶任务的文章。一会这个记者，那个电话，再不然就是电报。讲起来都是最要紧的文章。有时我弄都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也都得表示意见来写文章。譬如，苏联火箭上了天，新华社所发表的消息也就50个字，我怎会可能写更多的?只有凑合一首诗来歌颂一番。实在这样的诗我自己都懒得看。要是真正搞创作，能写出像样的东西，只有深入生活，到下边去才行。但我这条腿，这一身病，到下边去怎么办?不是给地方上添麻烦?农村生活我倒不怕，人家吃啥我吃啥。现在还不是照样吃窝窝头就咸菜，连白菜都买不到。住的就更不成问题了，可以随遇而安。成问题的是我要喝好茶、吸好烟。这是我一辈子的嗜好，戒也戒不掉。到下边又怎能与劳动人民共甘苦，这一条就得受批评，咱特殊了。不过，麦秋时，我还要到安国一趟。另外也想找在南方气候好的公社，到那里住一个时候，即如不参加劳动，只看看也是好的。十三陵就去了一天，回来就倒下了。去张家口的参观访问，也是因为这条腿而临阵脱逃的。现在我穿着金丝猴皮毛裤，腿还发凉呢。据说金丝猴皮毛是所有皮毛之中最暖者，毛长半尺，现在很稀有，我特意托人从四川找来的。想到自己的身体，就真使人生气。
现在的稿费太低，不合理。当然，对我来说没有关系，不过有些职业作家的生活会受到影响。你想一千字四五元，不是开玩笑吗?这些出版社也太苛刻，他们应该按文化部规定那标准的最高一级发给作者，而不应按最低的一级来发，因为最高一级也已经是调整过的降低标准了。版税也不合理。这个问题文联应过问一下。再者，也应调查一下在北京有哪些职业作家现在生活有困难，特别像张恨水，陈慎言是有数的。春节了，看看人家，送个一二百元去，文联还不成啥问题吧?文联作起来这事也光彩，也影响大。
听说国画院反右斗争后，调来一位崔子范担任党组领导人。这位同志在斗徐燕荪时，我感到他挺好。但系军队出身，作风生硬，简单，不懂业务，不尊重老画家，把个国画院搞成了一个行政机关，每天准时上班下班。常常打个电话要这个开会，要那个开会。现在弄得陈半丁、于非闇都不愿露面了。记得有一次在文艺茶馆我碰到了陈半丁，晚饭都没顾得吃，只啃了个冷馒头，崔子范要他去开会。现在从齐白石死后，应首推陈半丁了，这也是个国宝，就这样不重视是不对的。
另外，一个党组的领导，据说也是一个外行假充内行的人。他批评画工笔画的人浪费时间，生产太慢。实际上工笔画吗，就是费时间和工夫。齐白石过去画一只金鱼也要很久。对于一些进画院的画师们如：马普、周怀民、周元亮只给70元生活费，叫别人上下不得，艺术也太不值钱了。前些天傅抱石从华东来，他在那儿领导得好。把一些老画家都团结在他的周围，充分发挥画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搞得轰轰烈烈地为了“十一”献礼。那方面待遇高，也不用天天上班下班，画可以拿到家里去画。这同样是党的事业，有的搞得好，有的就搞得不好，我对崔子范只有一面之缘，决无个人恩怨。为了党的事业，我觉得应该及时地健全国画院的党组织。周总理很重视国画院。千万不要搞得天怨人怨。这种情况我向文化部夏衍同志谈过，但都没下文。不过，我听的这些消息可能不正确，因为这些老画家也都很难惹，可能当着我老舒的面说一套，而见了崔子范则又当面恭维一番。所以我建议去访访问问，多听取些意见，也侧面了解一下国画院内部的情况，这对我们的工作是有好处的。
看吧，今年过了春节就该忙起来了。三月是人代会，我也可能去参加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文联搞共产主义讲座，最好是在四、五、六月。因为七、八月就要忙着筹备国庆。文艺界最好是务务虚吧，那些关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那是文艺家自己本身的事，用不着多讲。能不能把苏联的一些具体情况结合共产主义远景谈谈呢?恐怕不太容易。也别讲公社，了解公社就下去，比讲更生动。
三，1959年4月4日整理的访问纪要，访问者严志平是《工人日报》社共青团员。在这份向文联党组汇报的记录上盖着报社总支委会公章。
文联党组：
本报为了迎接国庆十周年，在三月间，领导上曾派我去约老舍先生撰写一篇“首都十年”的散文。我直接到他家里，真是盛气凌人，接见的时候很不耐烦。他张口就说：
“人家都说我是北京通，其实，我对北京根本不了解。廿三岁离开北京，在巴黎十年，美国六年，重庆X年……再说，我实在没空。
“苏联放卫星，也找我写诗，我哪懂诗?只好凑几句，上午写好，下午《光明日报》就来约稿。巴黎作家开会，我得打电报祝贺，拟电稿只[至]少半个小时。
“我最近的身体很坏，高血压，经常头昏。现在，副食品供应紧张，鸡蛋、牛奶都没有，我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当然，组织上有言在先，我是不会去排队的。”
我们只谈了一刻钟，都是他在发牢骚。他还说什么：“我不能打夜班，身体不好，我还得多活几年。”
这场不愉快的约稿，使我联想到老舍先生在公开场合所讲过的那些漂亮话!上述全属事实，特反映给你们。
四，1960年2月2日整理的访问纪要，访问者陈慧。在这份纪要后有红笔批示：“可与作协组联室联系：看他对那方面有兴趣，最好还是写北京，他熟悉的人和事。”
老舍：“对周扬同志的谈话完全同意，只是关于稿费问题，周扬同志说今后要采取对职业作家实行工资制，给他们一个工作岗位，作品另给报酬。我认为，这样做，原则上是很合理的，但有些职业作家因有另外补助或过去的积蓄，生活可以没有问题，他们也愿意过这样的生活方式。是否一定要他们走上工作岗位，我有点怀疑。我认为可以听他们自便，不必勉强。”
谈到创作问题，体验生活问题，他感到因身体不好，不能参加团体下去，因为既和大家一起去，必须和大家一致行动，不能特殊化，自己也不愿特殊化；但勉强支持，病了反成别人的□□(字不清，似为“包袱”——编辑)，不下去又写不出东西来，心里非常焦急。如能和几个作家一同下去看看，条件较好些，住上一个短时期，那倒是可以的。
五，1960年5月8日整理的访问纪要，访问者沈慧。
老舍：继《茶馆》之后，我最近要写一个剧本名为“天桥”。这是答应北京市的任务。只是有关天桥的一些文史资料，公安局一直不送来，我也很难动笔。现在又答应中央卫生部要写写有关在爱国卫生运动的一些模范人物和事迹，共有八篇。我打算在五月完成一半，过了文代会后再完成一半。最近打算到广东佛山一趟，去收集一些有关材料。
那天在人大会堂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听了陆定一同志的报告后，大家反应都很好。我觉得这个报告内容生动，有力。这个报告主要是针对国际修正主义的，因为现代修正主义是社会主义阵营最危险的倾向，同时对帝国主义的态度也决不含糊。这篇文章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一定会引起各国很大的注意，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也会考虑一番了。
这个月还要忙一下纪念马克·吐温的纪念会，过后就是文代会，我的报告“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情况”已写好交作家协会审查去了。
文代会后，我打算到张家口赤城住个把月。这是前年欠了张家口地委的人情，老不兑现也不像话。去时预备送他们一些历年来收藏的古玩字画之类作为礼品。再者，我也愿意到那里的温泉洗洗澡，治治我的关节炎。
从城市人民公社成立后，有个时期我这单干户的副食品供应大成问题，简直连一把豆芽菜都买不到，只有吃白饭就咸菜。每天追着大车的青菜跑，但不卖给住户，都是供应食堂的。当然，像香烟和茶叶也就绝了粮。幸而北京市文联每月送来三条“牡丹”五斤鸡蛋，有时也送来二两、三两的茶叶。以后还给开了一个特别供应的条子，可以到朝阳市场买点高级青菜，诸如黄瓜，西红柿之类。从人代会后，这种情况好转了，现在可以在街上买到小白菜。吃肉不吃肉对我关系不大，没有青菜吃可真不惯。
人代会前，乐市长向我说，他们这单干户吃饭也大成问题了。后来他就到食堂吃饭，但弄得食堂工作人员很紧张，要有保卫人员来负责才行，以后食堂就把饭菜送到他家里去，结果他的老太太又不吃，因为他的老太太过去是吃山珍海味的人，怎么能吃得下食堂的饭。我觉得搞食堂要有一个过渡阶段，现在条件不够，又住的不集中，要大家都吃食堂就有困难。如果像苏联的大食堂，夜里一个电话就送来热乎乎的饭菜。我看，那样的食堂谁都愿意吃。现在椿树人民公社搞的不错，一个大食堂可容二三千人吃饭，小孩子排着队去吃饭，小桌、小椅，真吸引人。这多半是为了照顾参加生产的家庭，父母在外，孩子没人照管，这可真方便。但对于荀慧生、马连良、郝寿臣就不见得合适了，现在他们仍是单干户，服务站供应他们高级的蔬菜，他们过去都是吃喝惯的人，现在都馋得很。我已经一年多没有进过东安市场的东来顺了，早已忘却涮羊肉是何滋味。为了吃一顿涮羊肉就要起早赶晚的去拿牌子，再等上三四个钟头，还指不定吃的是不是羊肉，何苦去凑这热闹呢。人要锻炼才能适应环境，我过去是非最上等的香片不喝，现在什么乱七八糟的茶叶都行。我看，文代会两千多人的吃住是个大问题。听说梅先生也没有什么特别供应，恐怕他的生活也够紧张的。
我女儿在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她们正在搞超声波的广泛利用。听说，四分钟就煮熟一锅稀粥。超声波的利用已经成为群众性运动，将来一定要作到家喻户晓才成，你们组织文艺界参观一次，倒是及时的。
六，1964年1月21日整理的访问纪要，访问者沈慧。
他首先谈到健康和灾情：
“从去年春天中国文联的全委扩大会后，北京市文联接着举行代表大会。这两个大会把我累着了，直到现在尚未恢复。从早到晚脑袋都是昏昏胀胀的，简直不能提笔。有一种药叫‘盆寿宁’是广东出品，我吃了对我的血压挺有效，严文井，侯金镜都说好，可现在什么地方都买不到了，有些事就是这样奇怪。去年夏天到秦皇岛，接着又到湖南转了一趟，对地方的戏剧家有所接触，但对他们帮助不大。在秦皇岛时，20多位河北省的剧作家正在学习，我和他们交换了一些剧本创作的意见。
“在湖南时，偏偏遇到了十年九不遇的大旱灾，在那里喝一碗白水比喝一碗金水还要宝贵，我们不好意思太麻烦地方对我们的招待，匆匆忙忙去了三个礼拜就赶回来了。去年的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各省都相继遭了旱灾，据说是和印尼大火山爆发有关。而河北、河南等省却遭到了百年不遇的大水灾，真是气人!中国党对农业的领导是正确的，政策对头，人民干劲冲天。就是‘老天爷’和我们闹别扭。苏联40多年革命纪念尚未战胜自然灾害，当然，这也和修正主义的错误政策有关系。想要：‘人能胜天’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在农业没有机械化，化肥化之前改变自然面貌是有限度的，我们还需要20年才行。要不是去年的旱涝灾情，我们该是多好的丰收啊!年年都有灾情，真不好办。现在天津，河北一带灾区，积水尚未排除出去，有的村庄和耕地已经结成了个山丘似的大冰块，灾民住在临时搭成的小席棚里过冬。一天半斤粮食，他们哪有什么干劲。各地支援的很多，汽车为之途塞，但有水过不去。这场大洪水保全了天津，其他地方受灾可太大了。如果不战胜这条海河，将来就为害更大了。我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是会战胜这些困难的。”
他谈到创作和深入生活：
“要搞现代题材的剧本，我是缺少生活的。而我这样年纪，这种生活方式，又要抽好烟又要喝好茶的坏习惯，到农村去影响多不好!北京人艺要我写一个为国庆15周年献礼的戏，这些天叶子等人不断地来和我谈，要我写《骆驼祥子》第二部，用一种旧的对比来写，重点是写祥子的翻身附带还要写写像‘拾金不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新风尚。为此，我也去三轮车工会参观和谈过话，还和三轮车局局长交换过意见，现在正收集有关这方面的材料。现在三轮车夫的成分也很复杂，一类是好的老车夫，他们热爱自己的职业，以服务大家为光荣。有个70来岁的三轮车夫，他的孩子已经大学毕业了，他满可以不蹬三轮就可生活下去了，但他闲不住，以不劳动为耻辱，每天要出外蹬两三趟才舒服。另一类是解放后蹬三轮的，这些人多半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小军官，还有敌伪时代的一些渣子，还有伪国大代表，伪县长之类，这都是些被改造的对象，没资格作干部。最后一类则是新生力量，像上边提到的那位局长，就是一位蹬三轮的，现在被提拔作了局长，讲起话来都有一套学问，不能小看。
“北京市曲艺团最近还要我写一个‘节制生育’的曲艺，他们也正在为我收集材料。这个戏也只能从正面去写青年人要树立雄心壮志，切莫被儿女情长所误。像如何避孕啦，刮子宫啦……没法去写。现在咱们已经是一个7亿人口的大国，‘吃穿’二字真不容易。早几年就应该雷厉风行的提倡节育，现在有点晚了。而且农村根本不听这一套宣传，他们像初解放时期干部的供给制一样，那时不是生一孩子比加一级还要高吗?有五六个孩子的夫妇比一个部长的收入还多。现在农村是有一个孩子就分一个孩子的口粮，如果一个孩子一百斤，五六个孩子就可以拿千儿八百斤了，这不是鼓励不劳而获吗?节育在农村是个重点，城市里的干部每年节育一千，农村一下就给生一万，节育不发生多大作用，越节育越生的多，这样大家的生活永远是提不高的。
“前些时彭真市长号召大家写现代题材，这是好事。他和曹禺谈，不要老写历史题材，写写天津的抗洪斗争不好吗?曹禺的决心很大，人艺的演员蓝天野陪同他深入灾区，自己背着铺盖卷，提着干粮……。当时，我正在天津读我的新‘王宝钏’，我向当地领导说：曹禺的身体不行，这一来非垮不可，曹禺要连续听半个钟头讲话不休息，耳朵就什么都听不着了。他的神经官能症很重，硬撑哪行。果然，回来就病了，现在还躺在医院里。将来老作家如何深入生活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我觉得今后新老作家要很好的结合，互相取长补短，老作家缺少生活，新作家缺少表现能力，如能结合得好，则对繁荣创作会起很大作用，只是双方的时间要有很好的安排。”
谈到戏曲方面的推陈出新：
“戏曲方面的推陈出新是方向性问题。今天是社会主义社会，戏曲要为社会主义建设，要为工农兵服务。而今天的戏曲人物还是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占着统治地位。应该古为今用，不能再厚古薄今了。将来戏曲学校也要培养学生学演话剧，不然，演现代剧就不好演了。戏改说起来容易。改起来真不容易。首先是别太保守了，我从前有些保守，老想着保留或保护。现在转变过来了，我认为我们还是要继承传统而又要突破传统，不是一阵风似的粗暴简单地割断或脱离传统，把精华也都一古脑儿否定掉。戏改不是一下子的事情，要经过一个阶段，能排出来一些质量高，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好戏才能站得住，不能只是一时的政治任务。
“我的新剧本‘王宝钏’已写好，春节就可发表出来。为什么我要改这个老戏，是我在秦皇岛看了河北省有名的青年跃进剧团演出‘武家坡’后，演唱很好，可是，我看了以后，一夜没有睡好。我首先感到这出戏的不合理，那能说夫妻十八年未见面，见了面马上就开起玩笑来，这说得过去吗?理当抱头痛哭才对，再者，薛平贵离家18载回家见了老婆就调戏，这不是低级趣味吗?我说，应当去掉这些低级玩意儿。我把老‘武家坡’改成新‘王宝钏’试写了五幕。”
“试试看吧，也许行。也许站不住，就看观众的意见如何了。”
另外，他还谈到关于文怀沙被逮捕的事：
“文怀沙这个人是有些才华的，但不务正业，在文艺界乱钻。不知道为什么他老对党不满，在同行之间喜欢拨弄是非，挑拨离间。我虽和他交往很久，总觉得他阴险不可靠，对他也就留有心眼了。他说的话我总得考虑考虑，从未附和过他，但也未当时正面反驳过他。我常常有这样的想法：觉得自己总算在北京市文联是个负责人，有责任去团结文艺界人士。别人好意来看我，我怎好意思把别人赶出去。但我对人是心里有数的。记得，有次文怀沙向我说：曹禺如何如何不行……我等会就用别的例子说明曹禺是如何如何伟大的剧作家……。文怀沙的家里搞一批臭味相投的‘文人’专门互相吹捧，标榜自己都是才子，别人都不学无术，包括曹禺在内。还拉扯一些封建关系，什么干妈，干女儿的。我未到过他们家一次，这都是听别人说的。有人传说：是文怀沙给我吃热药使我吐血了。实际上不是如此，是他给介绍的一个大夫(任应秋)给开的方子，这医生也不是坏意。他倒是结交了不少知名的大夫，在医院里挂不上号，而在他家轻而易举的可看上病。听说，他的被逮捕是为了乱搞男女关系，有没有政治原因不清楚，出身于那样一个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对他也很有些坏的影响。抓起来后，先在青艺的群众会上斗了一场，他是青艺的什么艺术顾问，还在中医医院，音乐学院，都有些头衔。据说，已经送到北大荒劳动去了。我想，这样的劳动改造会对他今后重新做人有很大的帮助。”
最后，他又说：“安徽的作家陈登科年内就来约他和曹禺今年开了春到安徽去辅导一下文艺界，他们在黄山给安排了很好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可是今年听说文联不久就开个什么会，国庆15周年要献礼，那能走得开呢!”
七，1964年5月24日整理的访问纪要，访问者沈慧。
我的身体每况愈下，春节过后血压老不下降，高压总在一百七八十度，低压也到了一百二十，每天脑袋晕晕忽忽。什么书也不能看，什么文章也不能写。因之，像苏斯洛夫那样恶毒的报告，虽感到气愤，什么文章也不能写。因之，像苏斯洛夫那样恶毒的报告，虽感到气愤，但也没有精神仔细的读一读。我们那四封信真是理直气壮，把赫光头揭露得体无完肤，痛快!痛快!我现在正请孔伯华的儿子小孔大夫治疗，已经吃了80多剂汤药，这样可免于脑溢血，但我的肠胃可有点吃不消了。上周去人民大会堂听陈老总访问非洲十四国的报告，前两次还可以勉强支持，第三次当听到中途时，脑袋就嗡嗡的叫，心也有点发慌，什么也听不见了。“人老珠黄不值钱”，不行了。我还看见了吴作人，他的气色很坏，好像还不如我。
最近国画院组织画家到密云水库接触生活，我爱人胡絜青也去了，她回来说：离密云县城不远的一个公社，解放前曾是一个满旗营，许多满人集中在那里。现在这个公社的生产大队长和团支部书记都是满族。这些人过去都是游手好闲的贵族。从生到死都是靠皇家的粮饷白吃白喝，不务生产。因之，解放前他们几乎濒于饥饿和死亡。解放后，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走向了互助合作。公社化后，他们战胜了种种困难，年年增产，由穷社一变而为富社了。我打算月底以前到那儿生活一个时期，这些打算已和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奇谈过，由市委考虑安排如何吃住，听说密云县城内的招待所条件还不错，我要去了解情况的大队也离县城只有二里路，不要交通工具，我每天蹓蹓跶跶就去了。我去挂挂勾，观察观察，体验体验，了解一些情况，收集一些材料，丰富一下我的生活，这对我搞创作是会有帮助的。话剧方面写少数民族的不少。但写满族的至今还没有。他们这些皇亲贵族如何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种变化的新旧对比是有着强烈的时代气息的。如果我能写出一个剧本，就作为国庆15周年的献礼吧!前天晚上去看政协组织的西藏话剧团演出的《不准出生的人》，对我启发很大，这也是推动我要去密云生活一个时期，决心要写一个以满族为题材的话剧的重要因素之一。我认为这个戏写得也好，演得也好，有丰富的阶级内容。
本来《人民文学》已约定我写《骆驼祥子》第二部，人艺也等着排我这个戏。叶子和《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都已为我收集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材料，但是我想来想去难写，再写成《茶馆》那一套已经不受欢迎。把旧社会的“祥子”放在舞台上活动，阴森之气的东西太多，而新社会的“祥子”，也就是祥子的第二代确也有拾金不昧诸如此类的好事。但这种人并不是社会主义文学所要歌颂的重点英雄人物，而且三轮车夫这种劳动是要逐渐淘汰的。费很大劲去歌颂这样的人物，对人民的教育意义不大。为此，我去请教了阳翰笙同志，他的意见是：“可以写嘛!题材应该百花齐放，你自己最熟悉什么就写什么，问题在于我们的立场观点……”。另外，我又去请教了李奇同志，他说：“写是可以写，但祥子不是产业工人……”各有道理，我对此感到困惑。所以决定到密云水库去试试。请你顺便告诉翰笙同志一下。本来我想随人艺的农村文化工作队去顺义，一方面可以深入生活，一方面也可为他们临时演出编写一些歌词、快板之类……该多有意思。后来，赵蕴如来信说，那里是山区，常常流动，吃一顿饭要跑十几里路，我的身体到那儿吃不消……这就把我吓住了。这次我到密云去，孔大夫已答应我配几付丸药带着，那一天配好我就那一天走。现在我的事情也不多，下月初虽然有个京戏现代戏的会演，这与我关系不大，我也没负什么责任，到时候顶多是看看戏或在报纸上发表点小评而已。再不去，天气热起来就更不行了。今年八、九月我还打算到安徽一趟。这是陈登科去年就约我和阳翰笙、曹禺同志一起去的，目的不是为了写文章而是和地方上交流交流经验。
我们满族溥雪斋的弟弟溥松窗最近患神经分裂症，他也在国画院，是一个很有才能的画家。他老是恐慌，不能安静，一天找组织要交代材料。组织表示：你什么问题都没有，还是回去画画吧，但他不相信。我们给介绍了一位回族的杨老大夫正在治疗，真灵，一服药就给稳住了。这位杨老大夫的儿子在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每月收入40多元要养活四口人，生活很苦，我们常拿10元20元的帮助他们的生活。过去政策上鼓励老大夫单干自己开业，现在又不行了。这位老大夫很有经验，但不能正式给人看病，朋友介绍的病人他又不好意思要钱。每次来，顺便请他吃顿涮羊肉，都把他乐死了。我们的穷朋友很多，现在的古琴家管平湖就是我们救活的，解放初期他没工作，生活穷困潦倒，几块砖头搭一块板就是床，小屋又脏又臭，吃这顿没那顿。但我们知道他是有才能的，精通各种艺术，以后就介绍他到民族音乐研究所工作去了。他也是没钱就到这儿拿。
老舍领我到里屋看溥雪斋、溥毅斋、溥松窗三弟兄合作的竹子流水四扇屏，他赞叹不止地说：你看，这流水瀑布画的多活泼生动，多富有神韵啊!我觉得现在还没有人能超过他们。他们三弟兄合作四幅画才卖四元，溥雪斋说：这是为人民服务，落价、大贱卖。
另外，他的爱人胡絜青提到了一位做绸人的女手工艺美术家葛静安。说她做的绸人表情惟妙惟肖，大批出口，很受外国人欢迎，赚回大批外汇。但得不到领导重视，工作条件不好，生活也很苦。
张恨水访问纪要
一，1957年12月5日整理的访问纪要，访问者沈慧。
我近来在校对《翠翠》。这是我今年以元朝故事为题材而写的章回小说，长约六十余万字，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的描写爱情部分删去了三分之二。因自己政治水平差，不懂马列主义，怕写爱情多会被认为是黄色小说。故特请我的大儿子给看看提提意见。他在人民大学作助教，既然他都觉得描写爱情的部分多了，那就删去吧。我的另一部描写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的那些接收大员违法乱纪的丑恶行为的《五子登科》，已由上海文化出版社于本月出版，现在送你一本。另外，我的《记者外传》，我以每月六万字的速度也在《上海新闻报》连载，不久也可以出单行本。预计以上这几部长篇的稿费收入可得到七千五百元。《羊城晚报》也约我写一长篇连载，我因精神体力有限尚未执笔。《北京漫画》要我写个长篇的讽刺小说，我不敢答应。因新社会的事物是不应随便讽刺的。
由于文联的组织，我到西北旅行一趟。我的身体和创作都在今年好转，所以我的稿费有了一定收入，现在维持家庭的生活已完全不成问题。所以文化部每月补助我的150元，从今年九月份写信给文化部表示不要了，但文化部并未复信给我，不过这四个月我并未收到文化部的补助费，这个事我也和马彦祥同志谈过。
我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没有什么可争的。解放后，共产党对我很好。我是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的。什么都能反对，就是不能反对共产党。右派分子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我是不赞成的。不要共产党来领导要那个党来领导?像陈铭德、邓季惺在解放前是十几个报纸的老板，又是伪国民大会的代表，完全是典型的政客兼商人，品格很坏。解放后仍是一帆风顺，但仍不满意，整天争权夺利，这次堕落为右派。像孙福熙解放前并没作过什么坏事，仅在鸣放中写了一篇《请以我为例》就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我觉得有点不太合适。
北京市记者联谊会斗争浦熙修的大会我参加了几次，斗的很凶，批判的也很尖锐，我也发了言。以后因我精神不能过于紧张，就没继续参加了。
我倒想去上山下乡，但身体是不行了。我的两个儿子都要求下乡上山，但组织上都未批准。北京的气候太冷，今年又买不到煤，我身体日衰，特别怕冷，不知文联能否代想办法买买煤?我已派大儿子到安庆老家去看看，那儿有几间破茅屋，想修理修理。我打算一二年之内搬回安庆或者在南京买所房子以度晚年。现在我住的这所房子太挤，书也没地方放，明年二儿子也要结婚，回来连个安居之地都没有。爱人又害乳癌，大家挤在一起决非长久之计。
前几天李红来。他谈到目前生活非常困难，几至断炊，我给了他15元以作燃眉之急。不过他这样挨门求贷也不是办法，文联能否为他想想办法。
最后，他谈到前天参加了周总理在紫光阁所召开的会议。连声赞美周总理讲得有道理。
二，1958年2月14日整理的访问纪要，访问人陈澂莱。
张恨水对领导上的关怀表示感谢，他说现在生活很好，没有什么困难。
他写的《记者外传》每日在上海新闻日报上连载，现在已经刊载了约二十万字，第一集已完。这本书共有六十多万字，分成四集，他现在还在继续写。《记者外传》从他在1919年到北京时开始写起直写到1933年左右他离开北京时为止。他现在每天能工作八小时多，身体很好，只是右腿有时酸痛(以前得中风时留下的毛病)。
北京出版社约他写一部小说，他已经答应了，题材是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对老百姓的压迫。构思阶段已完成，现在就剩下动笔写了。不过他的创作计划是按季度订的，过一个时期他打算交叉着写《记者外传》和这一部小说。
他笑着说他今年已经六十四岁了，还问我看起来像不像。他说文学界六七十岁的人已经不太多了，他算一算，顶多也不过还有十位左右。
关于文联组织的参观访问他说春、秋两季时间是比较合适的，但就他个人的看法，他认为时间不宜过长(因有创作任务)，最好是一星期左右，人数以十人左右为佳，因为人稍微多一些比较热闹。西山“文艺之家”上次文联组织参观时，他已经去看过一次，他认为那地方很好，尤其是暑期去，一面避暑，一面学习更为理想，但时间也不宜太长，最好是一个星期。
最后他提出一个要求希望文联协助解决一下，他说如写《记者外传》他需要看许多资料(主要是旧报纸的合订本)。本来他到北京图书馆去阅览(作协给他开了介绍信)，后来北京图书馆的报纸部分搬到了国立图书馆，离他很近，可是现在又搬了家(搬到西皇城根警儿胡同)，远一点倒没有关系，只是现在停止阅览，他感觉到很不方便。听说人民大学有这种资料，希望能协助他联系一下。
三，1959年1月20日整理的访问纪要，访问人沈慧。
这半年来很少创作，间或兴之所至也写写旧诗。但这些旧诗只不过是个人抒发感情的吟赋，却毫无发表的价值。对中国新闻社的约稿倒是有求必应，始终未间断。主要是为了照顾到海外影响，使海外华侨知道我仍在从事创作活动，不然也真没有再创作的必要了，我对这样的生活感到厌倦。
现在的稿费太低，一千字只给四五元，而辛辛苦苦写出来的文章，又怕发表后有什么问题，会受到批评，一天提心吊胆。劳动花的太多，报酬给的太少，索性不写算了。
去年一年写了一部《记者外传》(上册)，预支了三千多元的稿费。现在已由作家出版社的许正因(武侠小说家)退还给我，不预备出版了。据说是作家出版社的领导，批评这部作品的思想性不强，没有出版的价值。不出版也就算了，我也懒得再写。本来今年开始写第二部，因此也就不再动笔。
在我的生活方面仍旧是老样子。天天在家砸砸煤，扫扫地，生生炉子，有时还去排队买买菜。我的爱人去年又开了一次刀，因为癌又发展到了肺部，把肺切除了一叶，在医院养了几个月才能走动，花费了五六百元。家里还有四个孩子正在念书，需要供给，感到自己有责任，死不得。可是身体又是这样坏，半边身子勉强对付，手脚都是肿的。血管都硬化了，人老了，一切都完了。
趁着未死之前，很想到我想去的地方走走。去年到济南一趟，回来时为省几个钱，没买卧铺，结果腿受了凉一走路就疼。今年很想回安徽安庆老家一趟，或者可能的话到云南昆明参观访问一下。文联能组织一些人去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跑跑，那是太有价值了。
四，1960年2月2日整理的访问纪要，访问者陈慧。在这份纪要上有红笔批示：“将来可考虑养起来。”
“对周扬同志的谈话完全同意。我认为他所说的都对，应当依照他所说的贯彻下去。
“对于稿费问题，我没有什么意见，就我个人来说，刻苦一些，生活也过得去了。现在我亦不写作。已经六十六岁的人了，快死了。
“我认识的有些朋友，原来是搞创作的，现在改行了。如张友鹤，现在搞校对工作，可是收入亦极少，但因过去有点积蓄，所以还可以过得去。李红现在很困难，去年十一月向我借钱，当时我正因办老婆丧事，没有钱借给他。所以稿费低，有些人是有困难的。”
谈到参观访问，他说很想到广西、云、贵去。文联如果要组织参观，在可能的条件下，他要参加。
在这次访问中，我感觉他比过去更消极了。主要原因是没法写作，来源也枯了。生活虽刻苦些，还不是他的消极态度的主要原因。去年他拿出他的旧作《记者外传》来，我替他转送通俗出版社，他们认为不适合出版，但因要慎重处理这问题，再请领导上审阅后决定，所以至今未给予回音。我们已向张先生说明此事，他似乎不很满意，他说，“随它吧。”
因此，我认为对于像张先生这样的人，还是帮助他改造，(通过学习，参观访问)鼓励他创作，或给予他一点事做，或者可以使他积极起来。仅仅解决他的生活问题是不够的。但帮助他，是不容易的。这样想法不知是否确当。
五，1961年1月14日整理的访问纪要，访问者沈慧。
生活情况一般，没有任何副食品补助。
“从我爱人死后，丢下几个孩子和琐碎的家务，统统由我承担起来。早晨从生炉子、打扫室内外，直到洗洗刷刷……一天也很忙。前些天我的高血压曾达240，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粮食不够吃，找不到媬姆，没办法躺下来休息，还要每天劳动。现在什么吃的都买不到，街道上分的一点白菜早已吃完，吃稀饭找点咸菜都不容易，现在亲戚朋友来往很少，到谁家都饿着肚子回去。这年头，日子不好过。我几十年来是习惯喝茶不吃早点的，现在连一两茶叶也买不到。每月中央文史馆分给几盒一角左右一盒的烟，还没抽都碎了。听说杭州的供应情况好，饭馆里可以吃到鱼肉之类，市面上也可以自由买卖。北京有个天桥自由市场，一只鸡要卖几十元，这真是骇人听闻，我看没人吃得起，至少我是吃不起。我现在仍要负担八个人的生活费，每天吃窝窝头都感到紧张。
“我很久都没写什么作品了，写了也没地方出版，何必费这气力。现在我已经66岁没有多少日子好活，每天重温旧书《福尔摩斯侦探案》，倒也很有趣味。每周到中央文史馆学习二次。文联组织文艺界到西山‘文艺之家’学习毛选很好，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家里这一摊丢不下，没法去学习。谢谢文联送给我的毛选四卷。不然，我真没地方去买。”
六，1961年8月14日整理的访问纪要，访问者沈慧。
在这次文艺座谈会开始时，周扬同志曾向大家宣布，年老身弱的人可以不参加小组座谈，我是属于年老体弱，又加天气太热，路途又远，我行走又不方便，因之，就没有参加小组座谈了，经过反右后，大家都不敢随便发表什么意见，特别是对于领导更是噤若寒蝉，有什么比反右的压力大呢?!一个人被戴上右派帽子，就硬是摘不下来，孙伏熙就是一个很生动的例子，这次应考虑给摘掉才对。
这次座谈会开得不错，陈毅副总理的报告非常使人感动而且分析问题很透彻，只是太长了些，从早晨9时起一直到下午3时才完，我实在有点支持不了。领导人都讲得很好，政策方针也都对，只是执行不力。这次开了会后能否按照领导所讲的来执行，是个疑问。今后怎样使大家信服，就不是空谈可以解决的。如果又是雷声大雨点小，过些天又来反右，提意见的人可吃不消。不过，现在的学术空气总算自由些了，这是好现象。
梅兰芳的逝世使我很震动，我仅比他大一岁，他是属马的，在7月3日听陈毅副总理报告时，我还看到马彦祥扶着梅兰芳进去，当时看到他还是那样高雅，健康，而今已经是与世长辞了，像我这样一个残废的人，也就是一二年的寿命。
我想，一二年内很难改变灾荒所造成的损失，我的老家安徽酒州过去是鱼米之乡，随便可以在池塘里捞出大把大把的鱼，而现在一斤鱼要卖二元，实在令人深思。
七，1964年6月11日整理的访问纪要，访问者沈慧。
我从去年大病后，又接着住了二次医院，情况都够严重的。今年已经整整70岁，实在治不好，死了也没什么值得可惜的。现在家里适当的治疗和休养，再也没有别的好条件。像郭老和其他老前辈，岁数都比我大，但都是生龙活虎一般，我很羡慕。当然，他们的条件比我好，另外，也是他们的革命意志比我坚强。我是属于旧文人。赶也赶不上。我写了一辈子书，到了老年得这样不死不活的病，老伴也死了，孩子们都住在学校……实在是凄凉、寂寞的晚年。
很盼望朋友们常常来看看我，你今天来看看我，我晚上可以多吃半碗饭。这半年来，过去的一些老朋友们，不断来看我，带给我很多安慰。他们都是过去《世界日报》、《新民报》时代的老人，我们谈起话来显得格外亲切。
我的记忆力虽然差，但在创作的构思方面还很丰富，只是拿起笔来手就发抖，平日写封信还可以，写小说就不行了。我现在说话也很吃力，语言不清楚，所以也很难要别人来给我记录。天天百无聊赖，就是看看报，读读书，睡睡觉，吃吃饭。由于腿脚不便，缺少活动，饭也吃不下，每顿一两就够多的，你看我瘦的只剩下一把老骨头了。我在读《笑林广记》解解闷，这些古典的东西写得好，引人入胜。
苏斯洛夫的反华报告和中苏来往的七封信，我倒是都读了一下。赫鲁晓夫可以称得上是没气节，没廉耻的奸臣卖国贼之类的家伙，我们老和他争吵不休也实在没意思。
京剧现代戏会演是文艺界一件大事，很兴奋。我的儿媳妇是京戏演员，听说这次也参加观摩，要我去看看，我的身体支持不了。京剧能演现代戏，文武都精彩，话剧要受影响吧?话剧演员没有基本功很危险，好像什么人都可以作话剧演员，而京剧演员都要科班出身才行。这次马连良没有演出吗?这些老演员来演工、农、兵是会有困难的。
我的生活方面现在没有问题。平日到阜外医院看病拿药，化十多元我就自己拿了。住医院的数目比较大，中央文史馆都帮助给报销了，他们常派人来看我，我是很感激的。
沈从文访问纪要
一，1957年12月7日整理的访问纪要，访问者沈慧。
我和文联接触不多，不过文联的领导对我还是很关心的。记得去年就曾派了一位同志来访问过我的情况。我现在干的这一行完全与文艺创作无关。但它的重要性是超过了文艺创作的。当然，讲起个人的兴趣我仍然愿意回到文艺的队伍里来。老朋友们，像巴金等都不断的来看我并鼓励我创作。我也有自信心写出像巴金能写出的文章。只是脱离这一行太久，既没有丰富的生活又缺少艺术的语言，思想似乎已经钻在老古董里僵化了。我每天接触的是绸缎和各朝代搪瓷及绸缎上的图案和花纹。这是一套专门知识，不钻到里边去拿不出货色。即如钻到里边去也不是二三年就可以看出成绩，这还要创造一些条件，培养一些专业的干部，系统的，长期的调查研究、整理材料才行。我们预备将来设立一个绸缎博物馆。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我们预备整理一套东西。我对这些还是有志愿和理想的，自己有这点知识能为人民服务是一种快乐也是一种光荣。自己也快是六十岁的人了，不再强调个人趣味，只要组织上觉得我在博物馆搞这一套更合适、更需要，我个人没有什么意见。如果觉得我在博物馆作用不大，也不太需要，我还是希望能下去生活两年，结合民间手工艺品的花纹设计，到景德镇或湖南我的故乡。我相信两年后我会写出东西来的。只是现在不清楚组织上对我的意图究竟如何。过些时，我想找胡乔木同志谈谈我的想法。
我的爱人是在《人民文学》搞编辑的，她非常希望我再从事创作。我现和她搞的这一行简直无法结合，所以很难有共同的语言，生活过得很乏味。我们住的房子太窄希望能买到一所较宽大的房子，大家都能静下来读读书，特别是自己的爱人也是快五十岁的人了，每天回家，如果碰到我有客人，她便不能在屋里呆，文联能不能在房子方面给介绍一下?
前些时候白薇来过，不知道又回东北农场没有?她体验了三四年的生活可也写不出作品来。她连《打出幽灵塔》那样的剧本也写不出了。她满可以写写自己的一生。那样一个坚强性格到处碰壁而不屈服的女人，在所有女性里面是突出的一个，她比丁玲走的道路曲折，吃的苦也多些。前些时，作家协会批判丁、陈反党集团，我还参加发了言，我和丁玲有卅年以上的历史关系，是老朋友。
听说杨刚死掉了，是听巴金说的。这些老朋友的变化是真大，想不到杨刚也会这样早亡。
文联的活动我参加得较少，希望有什么重大活动也能让我参加一下。前些天周总理召集文艺界谈下乡上山和国际局势的会，我还是听巴金告诉我的。
最后，请把我的意见转达给周扬和乔木同志。谢谢文联对我的关心。
二，1958年2月15日整理的访问纪要，访问者陈澂莱。
沈从文最近身体不好，血压高(高压190，低压90)，心脏也不好(心脏小动脉血管硬化)，最近一个多月以来，领导上让他只在上午上半天班，但是因为最近小会比较多，往往下午也不能休息。
他的工作岗位有两处，星期一、三、四、五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星期二、六在故宫博物院。他说就现在已经整理出来的我国的绸缎和刺绣的图案等有三十万件，他看了新闻纪录片《中国的绸缎》后，很有意见，认为太不够丰富了，不能代表中国的绸缎，并建议拍摄这一类影片时，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可以提供一些有关的参考资料。(文联福利处已将他的意见转达给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他们很欢迎这样的意见，并希望能提出书面意见。新闻纪录制片厂的意见我已转达给沈从文，他说他准备写)
他说他的后脑和脖颈常常感到不舒服，接着又笑着说，也许是因为过去搞惯了短篇小说和散文，与现在搞的工作的方式、方法不同。他说他也很想写些东西，去年政协委员下去视察回来时，他有四篇通讯体裁的东西要写，但始终找不出时间。他说他很佩服老舍、巴金等同志，那么忙，还能写出东西来。接着他又说，专搞创作的同志究竟与做职员工作的不同，他们在时间的安排使用上要灵活得多。
最近对外文协会与沈从文联系过，希望他能到湘西凤凰县苗区去一下，帮助搜集挑选当地的民族织锦准备出国展览。湘西苗区是沈从文的故乡，他对那里非常熟悉。历史博物馆的领导上也同意他去，不过觉得从长沙到湘西苗区有两天的公路路程，坐公路汽车是相当劳累的，怕他的身体支持不住。
他那里有许多土族织锦，还有挑花美极了。他准备选些特别好的织锦送给工艺学校，供他们参考。他说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艺术都是那些富有生活气息和民族特色，真是美极了，也丰富极了，从这些艺术作品中看出各族劳动人民的智慧及创造性。但是在旧中国所有这一切都得不到发展，没有人去注意它。我们新中国对来自民间的艺术是极其重视的，去年开的苗族民间艺术展览会得到了国内外人士的好评，很多国际友人看展览会后说，“这些艺术品太具有民族特色了!”
他本来想如果能到湘西苗区去一个多月的话，他一方面可以帮助搜集，挑选展品，一方面也可以以他过去熟悉的体裁写些通讯、散文反映当地的新面貌。从这里他就谈到了创作，他说他很希望能有一年的时间(他想请一年假，这一年期间他不拿工资)一方面休养一下，也许血压高可以好一些；一方面也可以写点儿东西。他已有一个中篇的素材(约十余万字)，写五四运动时的一位革命同志(1925年牺牲了)，这位同志的爱人现在宣化，沈从文曾与她长谈过，已记录下来三万多字了，这位革命烈士的事迹是非常感动人的。如果组织上能批准给沈从文一年假，他准备到安徽农村去写，因为这位革命烈士的母亲现住在那里。不过他的这种愿望还没有向组织上提出，因为他觉得不太好提。他很谦逊地说虽然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时也没有做多少工作，但是这项工作还是要有人去做的，而且还得是肯钻研的，这几年他也的确钻研了一下。最近他还有两个集子要编，一个是与苏联专家和历史学家王崇武(已逝世)合编的“历史图谱”，这个集子是专为苏联大学生及中学教师参考的，很重要，现在已大部分编好；另一个集子是从沈从文关于搜集研究的有关绸缎、瓷器等历史资料的论文集，这个集子的论文已全部写好，只剩修改、整理的工作了。
沈从文说这一个多月以来开的小会比较多，实事上做不了多少工作，如果不能到湘西苗区去的话，他希望能到苏、杭或青岛去，下去时带上二三百种绸缎的图案到当地的工厂去，这些地方他过去已去过几次，比较熟，下去一个时期，一方面自己可以得到学习和锻炼的机会，一方面也可以对工厂有些实际帮助，他相信带下去的那些东西很快地就可以投入再生产。
沈从文说湘西及云南等地都是多民族地区，解放后由于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各民族的艺术都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他说云南各族民间艺术的丰富多彩，正像云南的民歌所表现的一样，是那样的富有生活气息，民族特色和抒情的情调。他说各民族的艺术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呈现一片百花齐放的繁荣现象。
最后谈到了文联组织的老作家、艺术家下马观花和暑期到西山八大处“文艺之家”一方面学习一方面避暑的问题，沈从文说他都希望参加，但是时间有问题，因为他的工作是要天天上班的，得领导上批准假期才能走得开。
三，1958年4月16日整理的访问纪要，访问者陈澂莱。
沈从文最近高血压已降下来了，高压135，低压90；但心脏动脉血管硬化，据医生说没有什么特效的治法，现在给的药是立血平，卢丁还有一些镇静剂。医嘱须静养，不能兴奋，不能太高兴，发愁或生气。
沈从文很想参加五月上旬文联组织老作家、艺术家到张家口专区去下马观花。他说他这个病只是不能看书，一看多了，心就有一种难以言语形容的痛楚，头脑左半部也有相类似的感觉；他说出去走走也许会好些。前一个时期失眠很厉害，常吃安眠药，最近医生不让他吃了，说吃多了不好。沈从文说现在每晚可睡四小时左右，有时夜里醒来时，脑子里有一种混乱和恐怖状态，十分难过，要过一些时候才能清醒过来。但也偶尔有一天会感觉到头脑特别清爽的情况。
他现在每天上午还上班，因为手边总有做不完的工作，最近正在积极筹备丝绸展览会在北京的预展，本来带一千多种丝绸的样子到江南去展览的工作是让沈从文去的，同时在那里还要作报告，使这些种丝绸的样子可以投入生产；现在因为他身体不好，已经考虑不让他去了。他给我看了一本《中国丝绸图案》，他说只就现在手边已整理好的材料，可以出五百册这样的集子。
沈从文说他很热爱他现在做的工作，因为这是一种综合的研究工作，这项工作是十分需要的，可是做的人却很少。他说我国的丝绸全世界闻名，但是我国却很少有研究丝绸的人，他准备写一部丝绸史；和苏联专家合写的“中国历史图谱”快搞完了，一定要把它搞好。
沈从文说他已与历史博物馆领导谈过，关于他写中篇的事，领导上支持他这样做。让他与作家协会具体联系。山东地方志委员会和莫斯科大学文学系一位副教授(最近会来我国访问)都请他写关于胡也频的事迹。不过他说根据现在的健康情况，恐怕搞写作也有困难。而且有将近十年没有写了，也觉得生疏了一些。关于工作问题沈从文是这样讲的：“至于工作问题，请领导上考虑，究竟让我做什么工作最合适，对于现在的工作，本来虽然不是内行，但钻研了八九年，很感兴趣，而且觉得这项工作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做这项工作须要看许许多多的书，可是现在只要书看得多了，头脑和心就发麻，发痛，总之是难过极了，可这项工作，不看很多的资料就根本没有办法做。我认为现在无论什么工作都是革命工作，我愿意做更多的工作，当然个人的力量很渺小，但是我愿意用我剩下来的这一段有限的生命更好地，更多地，为人民，为革命做些工作。我想是否请领导上考虑给我一年假期(这一年我不领取工资，出了一本书，我有些版税，生活尚可维持。)主要是休养一下，很希望能到故乡湘西苗区去，我已经有四十年没有回家乡了，现在和从前对比，真是有惊天动地的大变化，我熟悉那里的人，熟悉那里的地方，可以写出东西来。记得蒋牧良曾对我说过：“那里是你的老根据地，你写起来比我强多了。”当然，我也不一定写得好，只是比较熟悉一些罢了。
最后谈到西山“文艺之家”的休养所。沈从文说他想等把手边急需做的工作搞好后，到那里去住上一星期左右试试看，是否对健康会有些好处。
根据他所谈的，我估计他希望领导上能考虑让他做些创作方面的工作，这样在工作时间上可以灵活些，不必每天按时去上班；另一方面在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可以兼些顾问一类的工作，这样这方面的工作也可以做，并且可以带起一些青年人来。
现在最好与历史博物馆的领导上研究给他一年假期休养，供给按中央的规定打折扣，过一年之后，根据他的健康情况，再决定让他做什么工作。
四，1960年2月3日整理的访问纪要，访问者陈慧。
关于文艺研究工作的多快好省问题，他说：“研究工作和创作工作不同；研究工作必须先有资料，加以研究，才能写文章。所谓红与专，在研究工作中红必须通过专，若无专门研究工夫，红是空洞的，没有专长，怎样红呢。研究必须经过一定时间，亦有客观条件的限制。例如，我现在搞历史博物馆工作，研究历史上的制度，包括历朝服装等问题，需要看许多资料，但有些方面的资料就不完全。如历代所有锦缎的种类现在只看到三百多种，少于应有的种类很多，若要现在就写关于这门的文章，就难了。”
关于稿费问题，他说，“周扬同志说，有些青年人写了诗，出版即收入很多，因之只想搞创作，提高生活，这样不很好，所以稿费不能太高。其实老作家的创作情况是不同的。老作家们写一篇小说、诗、或者研究的文章，都要花许多工夫，不是那么容易的。”
谈到他自己的创作问题，他说，“现在没有工夫写长篇，曾写过几篇短篇考校文章，由光明日报刊登，仅给予四五元一千字的稿费，我倒不计较，只要能把工作做得更好就行，向来不看重金钱，人生在世为的是服务，而不是为利。生活只要能过得去就是了。现在我不写作，每月工资二百元，生活没有问题，已六十岁了，还要许多钱作什么。但问题是：要工作做得更好，就须有一定的条件：如一定要看许多书，这些资料书是不能向图书馆借的，因有时须剪下来，须写注等等。现在就没有钱买书，曾写信给周扬同志，提到这个困难。现在没有工夫写作，也没有力量买书，就是买了也没处放。只有两间屋子，爱人下班回来，连个书桌也没有(他的爱人做《人民文学》的编辑工作)。”
“岗位工作很忙，有时想积蓄一点钱，脱离工作岗位，搞专业创作，但这门工作没有人顶得住，青年人中更少。今年已得领导上同意，让我请一年创作假，但工作必须做一结束，没有人能顶上去。”
“创作假期中想到宣化、合肥去四个月，收集一些资料。创作内容是张鼎和的传记。张是我爱人的哥哥，是共产党员，在西安事变前牺牲的。”
谈到学习，他说对学习是抓得紧的，亦是因为工作上须用马列主义观点来分析问题，一有疑问，就必须翻书。
从谈话中，我感到沈先生的情绪不算太好，原因是工作和创作矛盾，但又没有创作材料，因他过去是写长篇小说的，现在没有深入群众生活。近日他血压高、头痛，不能思考问题。
他在文艺思想上是有些问题的，但他没有谈出来。在红与专的问题上，他认为是必须先专后红的。对青年人的诗、文，似乎是不重视的。对现在他的生活条件是不满意的，他流露出条件不好影响了他的工作的意思。对他目前的工作是感兴趣的，很自负，认为这种学问，很少人有，青年一代更不必说。
帮助他的方法还是理论学习，下去接触群众生活。但须有一定的条件。他说，因为身体不好，一般的参观访问恐太累，不能参加。总之沈先生思想上是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的。
五，1962年6月11日整理的访问纪要，访问者陈慧。
健康情况仍不很好：高血压，心脏病，晚上失眠。因此，看书或写作两小时即感到不支。公费医疗关系在东华门医院，但该院没有检查心脏设备，所以一直没有好好检查。现在已将此情况反映给全国政协，请政协介绍到北京医院或阜外医院去检查。(他是政协委员。)
沈不每天去上班，有事即去，或有人来和他谈。几年来计划写一部长篇小说，已写成十几万字，还要一个时期才能完成。上次政协大会时提了关于培养古物研究生问题的几个提案，听说已交文化部处理，恐文化部会要他去谈谈，故最近一段时间没有出去。他希望这些提案能得到处理。
他自己感到身体太坏，有许多应该做的事不能做，例如：他的工作是研究历史文物，从古物中研究古代制度，服装、风俗、习惯等等，这些东西没有现成资料，须到各地去搜集。因身体不好，不能到各处去，只得凭他所见所闻的记忆来进行研究。这几年，他协助有关方面解决了演历史剧时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如服装，用具等等。他感到青年人知道的太少，带徒弟亦很困难，青年人不太愿意在故宫工作，愿意在学校或研究机关当研究生。有许多事没法做，例如：故宫还有许多绸缎没有人整理，也就不能进行研究。他说古物研究工作很重要。现在真正能做这类的考古工作的人太少了。
谈到专业作家问题，他说，作协亦曾有同志和他谈过，愿意专搞创作，但又感到现在的工作亦很重要，这方面专业人员太少，国家既需要他，他应该做下去。同时做专业作家，担心写不出什么来，要写亦只能写五四时代的一些题材，而且自己写东西很慢，过去曾和巴金在一起，见他写得真快，自己和他不能相比。
因为他自己身体不好，最近看到老友如孙福熙的逝世，不免有些紧张。
六，1964年1月18日整理的访问纪要，访问者陈慧。
他谈到创作，认为现在太优待青年作家。有些作家写得太少，不成话，不知系何原因：“我总觉得现在培养作家的方法上是否有些问题?应当鼓励青年作家大量写作，但不一定要求他们的作品每篇都够水平，都发表。我们从前写得很多，虽许多没有能够发表，但在艺术上得到了锻炼。现在太优待青年作家，只要稍为过得去的作品即发表，并加以宣扬、广播。这样会使他们满足于这样的作品，我看发表出来的作品生活面太窄，人物不深刻，不多种多样。像这样的作品，我感到太容易了。现在有些作家写的亦太少，有的少得不成话。不知道什么原故?”
他认为现在的创作艺术水平低，不知对作品的要求是什么?“我不知道现在对作品的要求是什么?所以不敢写。看了发表出来的有些作品，感到只有政治内容而无艺术性，有些发表出来的诗文简直是宣传品，口号化、公式化。我就怀疑是否现在的要求就是这样。因此，我就不敢写。究竟怎样才算为够水平。其实毛主席早就说过，政治性与艺术性必须结合，艺术性强，政治性才起作用，有了政治性，艺术性亦才能起作用。我有时写些东西，想发表，首先家里就通不过。我爱人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她看完了就把我的稿子改得一塌糊涂，我亦就不送出去了。她看惯了那一套，所以就看不惯我的稿子了。”
他认为题材可以广一些：“工农兵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在这方向下，题材可以广一些，不一定都写农村。现在工厂方面的题材就不多；此外方面的亦可写一写。生活面总要广些才好。”谈到他的创作和对文联的要求：
“现在我工作很忙。在编《中国服装史》，预备十一献礼，出版。自己的创作已打算了几年。要写一部史料性的小说，资料已收集了不少，只等写了。过了十一，或者要到各地方去走走。主要是看看文物，看看各地收存的古代绸缎，因我在历史博物馆就搞绸缎的花式，图样等，将来要和目前绸缎生产结合起来。能下去呆一个时期，亦可帮助我的写作。届时要请文联联系各地文联替我解决住宿问题，可以减少我的费用。”
七，1964年5月25日整理的访问纪要，访问人陈澂莱。
最近比较忙，正在赶写《中国服装史》的序言和有关文字部分等，约十万字左右；另外还有《中国工艺美术史》、《中国陶瓷艺术》、《中国漆工业》、《中国轻工业》等几部著作的稿子约百余万字，需要最后看一下。本来领导上决定这几部稿子分别由两个人看：南京艺术学院院长陈之佛着重看政治及观点方面；我着重看专业方面的。但是不幸陈之佛同志已于1962年逝世，所以两方面都得由我一个人看了。由一个人看，负担要重一些，但也有好处，因为政治和艺术应结合起来，这二者是不可分割的。
《中国服装史》要在国庆十五周年时印出来，上述的另外几本是全国各地该专业急需的教材，现在这些方面的师资和教材都缺得厉害，有的同志要分头在南京、上海、杭州等处上课。
我在政协参加学习，每周两次。我们这个组约有三十人，除我以外，大多是各方面的专家。例如历史学家项达等都是我们组的，其它还有外交、经济、法律等各方面的专家。和这些同志在一起学习，对我很有帮助，从各方面得到不少知识。例如前些日子苏斯洛夫的反华言论以及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的七封信等发表以后，我们在讨论时，各方面的专家就结合着自己的专业进行深入分析，历史专家就着重分析他们断章取义地歪曲列宁的话，指出当时列宁是怎么说的，当时的时代背景如何如何，使得大家对修正主义的罪恶面目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我对苏修还是很担心的，担心他们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担心就意味着要提高警惕。赫鲁晓夫只剩下了召开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这一着了，看起来他很难召开得成，就是召开，我们也不怕他。真理在我们这一方面。
最近看到我们文艺报刊上有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青年文艺工作者在迅速地成长。当然像李准这样的同志还不多。不过有些还是很不错的。
我对丝绸史、服装史等工作还是感觉兴趣的，这些年来也还肯钻进去。但究竟算不得专家，而且搞的方面比较杂。在这一方面培养青年一代的工作还是很重要的，现在历史博物馆培养了一个青年，高中毕业生，已经在我们那里工作四年了，成绩不错，他现在看到一种丝绸，就能知道是哪朝哪代那个时期的。但是青年人大多在历史方面的知识较差，加强他们关于史部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博物馆虽然培养了一个青年同志，但数量太少。有些青年人不愿做这方面的工作，因为要埋头苦干多少年才行。一般是想当助教的多，因为提升快；想当作家的多，容易出名。
做我们这项工作的，光有书本知识还不行，还得到库房里去研究实物，到全国各地去看。故宫里存的光是明朝的丝绸就有十万件，还不算全国各地的。到全国各地去的计划，我现在还不敢提，提出来，领导上一定会支持的，但是现在时间和人手全都不够。其实对我来说，最容易的事恐怕还是写小说，但是不行啊。首先我爱人张兆和(按：张兆和同志现在《人民文学》任编辑)那一关我就过不去。今年比较忙，明年有时间的话，想到湖南凤凰县家乡、安徽和江西井冈山去一下。我准备写的一位烈士的家乡在安徽，现在我已准备了十万字的材料了。我的家乡是一个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土族、苗族，也有汉族。其实我算哪一族都行，我现在是汉族，我哥哥是土族。前几年曾有同志说，你为什么不算土族呢?我说，算了，现在正在选人大代表，我忽然又要算作土族，不是有点投机吗?这是笑话，随便说说。
文联搞的读书会和参观访问都很好，今年如果到新疆去参观访问，我倒很想去。如果文联组织短期到农村或工厂去，我想到工厂去。我的两个孩子都在工厂工作，而我却很少接触工厂。
我现在的房子挤一些，孩子们回来时只得搭地铺。不过也有个好处，就是离我和我爱人的工作地点较近，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