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乔姆斯基语法理论的人文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法论文,人文精神论文,姆斯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1928-)在当今国际显学语言科学乃至整个人文科学领域内，成了最显赫的学者，称扬者有之，反对者有之。1957年出版的《句法结构》是他最初的学术纲领，从此与传统的自索绪尔以来的结构主义分道扬镳，高举起转换生成语法的旗帜，美国语言学因此进入了全新的时期。（注：赵世开以1933-1950年为美国语言学的布龙菲尔德时期，1951-1956年为哈里斯时期，1957年起进入乔姆斯基时期。）[1] (pp.35-170)又因为乔姆斯基的语法是一种抽象的“语言习得装置”(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即LAD)，故生成语法十分强调语言能力。“装置”(模式)的本质是形式抽象，但运用于语言“学习实践”过程，使抽象化了的本质获得了实践性和实证性。有理由认为，乔姆斯基语法理论是先验主义的抽象和具体、理论和语言“学习实践”相统一的理论。因强调人类的语言能力，故人文精神渗入其形式化了的理论肌髓，乔姆斯基语法理论是形式学派思维领域内的理论性、实践性和人文性都很强的理论。1979年7月，《句法结构》中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志着中国学术界传播乔姆斯基语法理论的开始。但实际情况要早得多。《句法结构》是以词组为本位的，朱德熙先生20世纪60年代初讲授现代汉语语法时，曾把词组看作“句法结构”。朱先生说：“词和词合为词组，本书有时也称为句法结构。”[2] (p.14)他在一篇题为《句法结构》(1962)的论文中，除了用描写语言学的层次分析法析句以外，还引用乔姆斯基的老师哈里斯(1909-1992)的“语法形式的分布的总和”亦即“功能”学说补充层次法的不足。文中专门提到不同于描写语言学的替换的“变换”，十分接近乔姆斯基的“转换”。（注：朱德熙《句法结构》一文现已收入《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文中说：“根据一般的语法分析方法(例如层次分析、扩展、替换等等)，我们无法在狭义同构的格式里再分出更小的类来。”从而引出“变换”，并对有关“变换”格式作了形式化分析。最近，胡明扬先生也指出了这一点(参见胡明扬：《读沈阳著〈现代汉语空语类研究〉》，《语言文字应用》2004年1期)。方光焘先生1963年已从理论上阐述乔姆斯基，十分可贵(见《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09、524页)。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转换生成语法并大量用来分析汉语语法的书，是李兆同、徐思益主编的《语言学导论》(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但书中还没有提及乔姆斯基的名字。）[3]
一
20世纪40-50年代，以卡尔纳普为代表的逻辑经验主义和语言分析哲学逐步取代詹姆斯、杜威等人倡导的“国家哲学”实用主义，成为美国的主流派哲学。50年代初，蒯因(1908-2000)批判逻辑经验主义主要之点，也是西方哲学自康德以来的主要命题，即先验分析命题和后验综合命题的区分，引起持续多年的争论，结果导致逻辑经验主义的衰落和语言分析哲学的进一步发展。蒯因强调“语言整体观”、“语言规则”和“语言知识基础”，大大提升了语言分析哲学。（注：在整体观问题上，蒯因反驳卡尔纳普下述观点：每个有意义的关于物质世界的命题，即使与其他命题分离开来，也是能够加以证实或证伪的。1930年，卡尔纳普在《语言的逻辑句法》中已放弃逻辑实证主义者一度主张的语言与世界相联系的命题。蒯因则相反，认为任何命题作为体系的一部分，只具有局部的经验意义，语句的整个体系才是经验意义的主要传递手段。蒯因“语言整体论”的观点颇受西方哲学界重视。）[4] (pp.87，88，94)在本体论问题上，蒯因不再强调经验世界的本体问题，本体“不是为了知道什么东西而存在”，而是语言世界的问题，“为了知道我们的或别人的某个陈述或学说说什么东西存在”。原先的经验本体成了“完全是同语言有关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以“语言形而上学”取代经验世界本体问题，将经验本体换成了“语言整体”。蒯因提出的“实体理论”本体论，实际上既是以“语言形而上学”为主要内容的唯名论，又是语言约定论。[4] (pp.51，53，57)[5] (p.15)推向极致，蒯因甚至认为科学无需顾及事实，科学假设也正如他的“实体”本体论那样，只要“选择一种方便的语言形式，一个方便的概念体系或结构”就可以了。[5] (p.15)50年代的美国哲学背景是乔姆斯基语言学说的思想源泉。乔姆斯基本人曾表示自己与结构主义完全不同，但美国许多人都把他说成语言分析哲学家。[4] (p.7)应该说，现实学术背景中时尚的学说对思想家的影响常常是比较大的。乔姆斯基在许多地方评论过蒯因的学说，或赞成，或不赞成，不论何种态度，都表明乔姆斯基对蒯因的过滤和吸收，尤其是蒯因的“语言形而上学”的“实体理论”本体理论，正是乔姆斯基语言理论的核心和基础。（注：乔姆斯基认为蒯因把语言研究与心理研究“等同起来”，表示很不赞成，认为语言学只是心理学的一部分。(参见《乔姆斯基语言哲学文选》，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24页。下同此书)他在批评另一位语言哲学家普特南的“拒绝”说时指出：“以语言的知识从经验产生这一点为依据的任何普遍论证都不足以反对假定存在的心智客体，除非愿意整个儿地抛弃一切领域中的理论。”(135页)他赞成普特南“语言学形而上学”的命题，尤其肯定他的与语言学、心理学有关的“实在论”。这一点普特南与蒯因是完全一致的。(144页)他认为蒯因作为“心智主义者”表达了他“所表达的观点”。(137页)可见，乔姆斯基与蒯因的分歧在于具体涉及语言理论的方面，而在“实在论”和“语言形而上学”的根本问题上有惊人的一致。）[6] (pp.124-232)在蒯因涉及的与“语言形上学”密切相关的“语言知识基础”问题上，乔姆斯基恰恰认为：“语言知识中能引出无限的命题知识，而它本身又进入复杂的实际知识之中，有理由相信语言知识可以看作一个原则系统，在头脑中以经验为基础，通过调定某些参数值发展而成，结果形成许多表面上看来大不相同，而深究起来却又基本相似的系统。”[6] (p.262)这几乎是蒯因“语言形而上”的接续和注释。蒯因由“语言形而上”通向语言的“约定俗成”，不免费解，乔姆斯基却说：“所谓‘约定语言’是指作为一种文化产物的语言，它部分地受制于它自己所独有的规律和原理，部分地反映了心智的总的特性。”[6] (p.20)“约定俗成”与反映人脑的思维有关，是否如此，可另行研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乔姆斯基对此的解释是沿着蒯因的思路继续前行的。蒯因本人对语言学界的科研进展很关心，他除了回答乔姆斯基的提问外，还评论有关研究成果和走向。他说：“语法学家把简短的语言形式编成目录，详细规定连接它们的法则，这种工作的最后结果不多不少正是列示所研究的语言的一切可能的(简单的与复杂的)语言形式的类。”[5] (p.45)这一概评包含着对乔姆斯基的研勘。转换生成语法规则正是“可能的”存在的“语言形式的类”。
如果说当代美国语言哲学是乔姆斯基语言理论的近身之始，那么笛卡尔(1596-1650)哲学则是他的远时之终。乔姆斯基不止一次地把自己的理论与笛卡尔哲学紧密相连，除了在具体内容上有许多共同之处外，很重要的一点是，笛卡尔是西方近现代理性主义学术思潮的奠基人。笛卡尔生活著述的17世纪上半叶，欧洲已经历了200年之久的文艺复兴。为了能在思想文化上扫除千余年的封建统治，英国的弗·培根以经验论批判宗教神学和信仰主义，法国的笛卡尔则以其理性主义摆脱经院哲学的束缚而为近现代科学开辟理性的道路。笛卡尔1628年在《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一书中提出了直观—演绎法，1637年的《谈方法》提出了作为认识模式的启动环节的“普遍怀疑原则”，1641年的《第一哲学沉思集》提出了“直观—演绎”的前奏“天赋观念”论，1644年则着手建立他的自然科学知识大厦。现在来看看乔姆斯基是如何与笛卡尔结侣的。继《句法结构》之后，1966年乔姆斯基同时出版了《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和《笛卡尔的语言学》。这时乔姆斯基已进入了第二阶段：标准理论时期(1965-1970)。这说明，他是在有了相当的理论创见(第一阶段)，并有了较长时期(1957-1966)的应用实践之后，来回溯笛卡尔理论的指导意义和价值，并非在理论初创时期就以笛卡尔的理念为起点，而是以语言实践为起点的。他说：“从形式上获得‘常识’，例如获得语言，与创建最抽象的理论不无相似之处。”[6] (p.112)在回溯中谈得最多的，并非有关笛卡尔的具体的语言问题的见解，而是笛卡尔论及人类心智能力及其与语言结构的关系，这实际上是认识对象的本体论层面上的问题。[6] (pp.19-187)最值得注意的有两条，一条是笛卡尔理性主义中的语言论，一条是从笛卡尔引出别的学者，如洪保特、康德、皮尔斯、普特南、维科、弗洛伊德等人，甚至斯金纳、皮亚杰也不例外，似乎都是通过笛卡尔作“介绍”而引进的。关于前者，乔姆斯基称笛卡尔理论中早期就有心智说、“复杂性质的问题”、“正常使用语言的能力”、“作为一个解释原理”的“心智的假设”、“人类所专有的能力”、“最值得注意的语言特征”、“语言使用的创造性方面”、“内在地经验到和知觉到存在于我们自己内部的东西”、“人受到激励”后作出“适当活动与运动”的“本能”、“在更广泛地理解的探索中”确立起来的“原则”和“灵魂”、论证天赋观念时提出的“一种普遍性的因果原则”、“笛卡尔观点中经常被忽视的复杂性”即具备“可理解性”的“心智结构”等等。[6] (pp.19-21，24-27，128-129，150，156，187)所有这些，论及笛卡尔却能呼之欲出的潜台词是乔姆斯基本人的“普遍唯理语法原则”。这一“原则”的人文精神是借助于笛卡尔理性主义的种种提法和构成，来论证“人”，论证人的生理和社会性质的最基本、最基础的方面——人脑，人脑的功能、人脑的思维机制、人脑的产物及其可能存在的性质、表达方式语言等等。在西方，20世纪70年代末有人评价乔姆斯基语法理论时，径直称之为“笛卡尔语言学”，并认为乔姆斯基语法学与17世纪30年代产生的唯理语法有共同之处，都有利于语法研究的方法和本原性的探讨。[7] (p.18)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固然是论人类的语言，透过具体的语言内容，其底层无非在西方近现代400余年学术背景上，在最复杂、最富有挑战性的认知纲目上展开对人的研究，对人的底层人文精神的研究。
二
在经由笛卡尔“介绍”而引进的人物中，皮尔斯和康德是值得注意的两个人物。1968年在引用笛卡尔例举婴儿首次见到三角形的感受是先天观念时，乔姆斯基随即引用了皮尔斯的“领悟逻辑”(The Logic of Abduction)，认为这是对天赋观念的一个说明，和笛卡尔式的古典唯理主义对语言和心智关系的探索很相像，和他本人对语言知识获得的看法也很相像。（注：参见贺川生：《语言天赋思想的皮尔士哲学根源：溯因逻辑》，《当代语言学》2004年第2期。）[6] (pp.105-106，114)皮尔斯认为人类的智能有“先天的限制”，远远小于浪漫主义“对人类无穷能力的设想”，还设想对“某种正确理论”有“天然适应性”，乔姆斯基由此“联系到我们讨论的问题，看来只有‘预先装有’控制语法形式的严格限制的生物才有可能获得语言知识——语法。这种固有的限制是语言经验的先决条件(用于康德所说的意义)，是决定语言学习的途径和结果的重要因素”。皮尔斯还认为在获得知识的过程中归纳法的作用不大，领悟的作用极大，原因是有天赋观念，“天赋观念提供人类智力的本能结构”。[6] (pp.113-114)乔姆斯基几乎把皮尔斯看作20世纪美国版的笛卡尔，除了从固有的“先天的限制”看到“控制语法形式”的某种语法装置的存在，看到后天语言习得的可能，从领悟逻辑看到天赋观念的某种本能的性质以外，还认为：随着“经验论体系的武断性”和人类智能结构的被揭示，“就有可能对人类智能的范围与容量作总的研究，发展皮尔斯式的领悟逻辑”。他本人的转换语法、语法普遍结构与制约原理，以及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就是这种发展。[6] (p.116)以上三个方面：先天语法装置(模式)和后天习得、天赋可能存在的某种本能性质、领悟逻辑导向转换生成语法和发生认识论，是乔姆斯基立足于笛卡尔的现代美国版的皮尔斯，进而对人脑外化的语言结构和认识发生等进行的可贵的人文性探索。诚然，乔姆斯基和皮亚杰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如果要在认识论上将他们统一起来，那就正如乔姆斯基在《笛卡尔的语言学》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应该区别一方面是知觉中的内在结构，另一方面是认识结构的增长与发展。”[6] (p.155)即一是知觉和直觉范围内的事，语言的先天结构尤其具有这种性质，一是认识范围的事。乔姆斯基和皮亚杰互补。乔姆斯基还认为，这两者都是笛卡尔理论的表现。
笛卡尔的唯理论曾说心智禀赋有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原理，认为这是先天的属性。前举婴儿看到三角形如果会有感觉的话，那就与先天留印的三角形是一致的。这种情形，恰如“事物的可理会的本质”是由“内在的认识能力”所产生的，这就是康德讲的“客体与我们的‘认识形式’相一致”。有关心理固定结构，包括高级心智功能的先天基础，乔姆斯基指出：“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康德和他的唯理论的先驱者。”[6] (p.190)但严格地说，这还是站在笛卡尔的立场上，在人的先天能力、天赋观念、语言同样有先天的“潜在性”背景图式这一理性规定的角度讲的，在乔姆斯基语言学主体部分，即语言经验事实材料如何进入人脑，又如何与固有的先天图式相结合而形成活动过程，特别是生成和创造过程，正是采用了康德哲学。应当承认，笛卡尔的认识方法的前奏天赋观念说，特别是他的认识的环节“普遍怀疑”说，已经使他的理性达到了能动的主体即自我意识。作为与笛卡尔学说的衔接和重大发展的康德三大批判说(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注：要说康德与笛卡尔的衔接，康德的处女作《关于生命力的真实估计之思考》就是研究笛卡尔、牛顿、莱布尼兹哲学与科学命题的著作，其中哲学是以笛卡尔为主的。）使理性的主体能动性开始发挥其自我批判和自我建立、创造及生成的作用。有理由认为，乔姆斯基语言学的三个时期，正是康德批判精神发挥作用的结果，是康德批判精神的具体体现。
乔姆斯基直接引用康德第一批判里的话：“一切表象都与一种可能的经验意识有必然的关系。因为，如果这些表象没有这种关系，而且如果意识到这些表象是完全不可能的，那么，这实际上等于承认这些表象并不存在。”这段话非常能代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先验原理论”。表象是属于知性的，经验是感性的。康德突破传统的经验论和唯理论的思路，并不简单地把感性经验和理性能力对立起来，而是在感性经验和理性能力之间寻找到一个知性过程，知性并非天赋的，而是基于表象的。要是没有知性，“等于承认这些表象并不存在”。康德把人类的知性能力解释成“一切纯粹概念(即纯粹理性)发展的线索”，是得到一切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最高原理。[8] (p.35)康德在其知性过程中建立他的“图式”，康德的“图式”显然不同于笛卡尔的天赋观念的能力、原则、先天模式等。乔姆斯基语法转换生成模式的哲学性质正是康德的知性图式，而非笛卡尔的先天模式。
乔姆斯基在《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中总结他本人所用的唯理论的方法如何和具体经验材料相结合时，曾说：“关于感觉与心智在形成观念时的相互作用问题，在这些经典著作的全部讨论中，对知觉和习得两者并没有作出严格的区分，然而他们对于下列的假设是前后一贯的，即潜在的天赋的精神构造，只要一旦激发起来，就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被用来解释感觉的材料。”把这段话与前引康德的话对照，精神完全一致。康德从经验抽出表象，从表象上升到知性，由知性上升到形式理性。乔姆斯基由经验习得而得知觉的来源在于具体的语言材料，由知觉而循天赋精神，完成感性和形式理性的一致。不同的只有一点，康德的理路更经院化，而乔姆斯基的说法则更具体平易，且趋于世俗化了。乔姆斯基和康德在超越笛卡尔之后，两者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普遍语法形式犹先天知性形式，语言材料进入“习得装置”犹经验材料在知性抽象过程中的利用，语法规则与数学和逻辑的联系，犹知性形式的“图式”化，个别语言材料与普遍形式的联系犹经验材料与图式的联系，传统的归纳逻辑已不起作用，甚至普遍语法形式对结构主义的批判犹纯粹理性图式对感性和表象世界的直观形式的批判，对普遍语法研究的深入犹与之平行的三大批判，特别是“纯粹理性批判”的研究的深入等等。从这些意义上说，没有康德哲学作参照，没有康德哲学研究的深入，就没有对乔姆斯基的解读和对乔姆斯基研究的深入。
三
乔姆斯基语法理论的三个阶段都可叫作“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但内容不同。第一语言模式时期(1957-1965)以《句法结构》为代表，基本思路是用笛卡尔坐标系统改造传统的语言结构分析，因而体现三大特点：逻辑起点是笛卡尔，分析方法是数学化、形式化，内在理路仍含结构主义。乔姆斯基以数学上的排列组合看待一个个的词，2个词排2种(2×1)，3个词可排6种(3×2×1)，5个词可排120种(5×4×3×2×1)……形成了黑格尔式的，实际上是源于康德的“恶无限”。但在坐标系统内，受圆的公式(x-a)[2]+(y-b)[2]=c[2]的制约，“恶无限”就成了有限。循此思路，乔姆斯基认为，有限的词能生成很多个句式，乃至于无数个句式，当然会有无数个句子；如果给予制约要素，就只能生成有限的句式，仍然会有无数个句子；生成而得的句式就像数学生成式一样，不管无限个还是有限个，都可以用数学式表示；表示句式生成式的数学式应加以改进，使之具备周遍性(详尽无遗)和能产性(循环性，生成无数个句式和句子)，这就是说，整个改进过程要合乎科学的抽象原则。这里应注意的是，有两个级别的生成，一是句式的生成，一是句子的生成，既然从笛卡尔数学到语言分析，乔姆斯基所强调的当然是句式生成。在《句法结构》一书中，提出了三大语法：有限状态语法、短语结构语法和转换语法。这三者视角不一，选择标准不同。
有限状态语法利用数学的普遍性对传统机械论——结构主义作出说明，并加以批判。毫无疑问，结构主义也可以用数学式表示，也能找到其有限性，属于乔姆斯基的有限状态的语法与马尔科夫“从左至右”的有限状态模式，即所谓马尔科夫程序，有共同的数学式，乔姆斯基认为这一程序只能用来描写华生行为主义，亦即布龙菲尔德《语言论》哲学基础“刺激—反映”过程，而不能用来生成英语实际使用的句子，更不能解释人的认知系统的复杂性。[9] (p.219)乔姆斯基对马尔科夫程序批评的立足点仍在于人的语言和认知。
第一模式时期的第二个模式是短语结构语法。这是对传统语法以词为语法单位的首轮挑战，主张以短语为单位得出分析式，进而生成其他句式。如果说，有限状态语法的分析起点是句子，由初始状态的句子经过不同的状态达到最后状态的也是句子，短语结构语法的分析起点是单位结构式，生成的也是结构式，显然较之有限状态语法在起点上就有更大的抽象性，以英语为例，可以归纳出六个最简单的短语结构式。[10] (p.20)短语结构式有类于康德的知性抽象。因其抽象程度高，每一个结构式都是可依次推导(扩展)的最简式。整个生成过程可以看作康德知性抽象结构式的运作和转换。六个最简式和扩展后(或未扩展)生成的具体语句相结合，可形成新的加括标示，或用树形图表示。可以说：最简式、扩展式、加括式、树形图，都是在性质上属于康德首创的图式。四大结构图式的语言学意义是揭示生成句子的词的数、时态和结构，词类及其划分，短语的范畴和构成，短语与短语间的同层关系、不同层次的关系、支配关系，进一步的拓展还可明白上下文情境等等。[9] (pp.220-229)康德的图式本来是概念逻辑形式，以时间和空间为其存在的形式，它揭示：概念和时空的关系，知性(含比知性更高的抽象)和感性直观形式的关系等。图式内容的丰富性本来就有待于语言图式来补充。乔姆斯基短语结构图式的内容是对康德图式内容的极大丰富。受康德思想影响的英国哲学家斯特劳森从日常语言学派入手，以语言来补充和丰富对康德图式的认识，竟与乔姆斯基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毫无疑问，乔姆斯基要比斯特劳森丰富得多。斯特劳森将时空形式中的真正具有具体感性内容的特殊个体，与抽取掉了一切经验杂多的抽象个体(被叫作“单一的、统一的图式”)区分开来。乔姆斯基短语结构式正是以抽象的个别为起点，是抽象的个别和抽象的一般的统一，而不是以具体的句子，即感性个别为起点。针对哲学界以语言分析图式取代时空图式的做法，斯特劳森分析了语法上主谓区分对表达式的要求，这一点类同于乔姆斯基的语法分析；进而指出不能以主谓区分来看待哲学上的殊相(特殊性)和共相(普遍性)的区分，[8] (p.38)这一点乔姆斯基根本就不去涉及，他将短语结构分析继续深入，扩展到整个语法系统的标准图式分析。以上两点，乔姆斯基与斯特劳森恒相一致，都是完全正确的。针对英美哲学界某些人以概念相对主义否定康德图式统一性和真理性的做法，美国哲学家戴维森认为“我们可以接受这么一种学说”，即把“一种语言”与“一种概念图式”联系起来，从而对两者的关系作出假定：“概念图式有什么不同，语言也就有什么不同”。[11] (p.112)这段话，简直就是针对乔姆斯基语法学说讲的。江怡认为，“一旦接受了这样的看法，我们就可以通过分析不同的语言结构揭示它们的概念图式的异同。”并认为，“只要两种语言之间是可翻译的，那么就可以得知它们所代表的概念图式是相同的。”[8] (p.40)应该说，这里的“语言结构”首先是指逻辑语言结构，从两种语言之间的可翻译看，非逻辑语言，即一般语言结构对确认概念图式的真理性是有作用的。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岂止是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而是涉及一切语言的语法结构的共同性，普遍语法虽非纯逻辑语言结构，对揭示康德概念图式的真理性也是有莫大价值的。按戴维森的思路，逻辑语言，甚至可以说是一般语言之外就没有独立的概念图式，这除了回应反康德学者们的概念相对主义以外，还说明不同的语言之间有相同的概念图式，正可论证语言紧连心智，概念图式的思维特征与语言密不可分，乔姆斯基普遍性转换生成语法的最深刻的人文精神，正是在于形式化地揭示人类的心智，揭示人类思维特征的普遍性。
短语结构规则(又称改写语法或语符语法)还只是转换生成语法三个时期的第一时期的第二阶段的语法，它还有句子合成处理、反映动词变化、主动态和被动态关系的处理等方面的局限性，尚需克服。第一时期还有转换规则，第二时期有句法规则、生成音位规则、生成语义规则，第三时期有范畴规则(标杠理论，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向短语结构规则的还原)、移动规则、踪迹规则(空语类规则)、限制规则、省略规则、过滤规则、格确定规则、控制理论规则、自然语句语言解释规则、管约规则等，以上共16项(3+3+10)规则，实际情况还远不止这些，可谓登上了西方形式分析的巅峰。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主题“形式化”在语言学领域内的全面实践和拓展。就上述形式系统规则本身而言，从第1项到第16项，除了体现制作者本人的艰辛探索以外，还体现了形式系统规则自身的系统性和逻辑发展线索。它告诉人们，形式系统是可以而且应当作为研究对象实体加以开发的。至目前为止，这套形式系统还有许多不完备之处，尚待改进，但它的概括力、解释力、转换和生成力是十分巨大的。从另一方面看，能否具有转换和生成力是形式系统是否趋于成熟的根本标志。康德将“形式化”作为知识构成的一致性原则，使形式符号与知识同在，这比起笛卡尔形式系统脱离知识而具有多重形而上学倾向来，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乔姆斯基的普遍性转换生成语法规则既然是实践康德“形式化”原则的，它的知识理性、具体性、时刻投射一般经验语言表达的功能性，甚至可以说具有某种形而下学的“形下”特征，是随时可以体现出来的。有的学者指出：“普遍语法理论根据一些基本事实仅仅认定人类因遗传基因的原因先验地具有语言机制(初始状态)，这种机制在一定语言环境下可以转化为相应的具体语言的语法系统，如此而已！”[12] (p.20)，这实际上正是乔姆斯基认同笛卡尔的限定之处的一个很好的说明。大量拟制的转换生成规则，则是康德知性“形式化”的第一批判理论的实践产物。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卡西尔(1874-1945)也曾用康德的“形式化”理论研究人类的知识系统，得出人类所有的“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的结论，从而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animal symbolicum)[13] (p.34)，这实际上把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扩大为人类文化批判。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实际上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转变为人类语言的知性符号形式，其文化精神正是人类知识“形式化”、“符号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化批判的一部分，是对人类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按照乔姆斯基的逻辑，自然就可以得出人类所有的“语言形式都是符号形式”的结论，进而可以把人定义为“语言符号的动物”，这正是乔姆斯基语法理论人文精神的精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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