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与决策：躯体标记假设及其研究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躯体论文,新进展论文,标记论文,情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020(2011)-02-0160-09
1 引言
当前的决策研究主要关注决策的认知分析过程，认为决策是一个理性的和认知主导的过程，而忽视了情绪对决策的影响。例如经典决策理论假定人们所做出的决策是完全理性的，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必然结果，同时，决策是建立在对决策的所有可能后果进行缜密权衡的基础上。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人类的决策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所以，Simon为此提出了满意决策理论，认为人的决策理性有限，因此决策只能追求满意，不可能达到最优。Kahneman和Tversky也在随后提出了前景理论，描述了人们在风险情景中的决策行为与理性的要求大相径庭。这些研究在推动决策理论的发展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仍然是以人的认知理性为核心，没有涉及人类决策的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情绪。
实际上，决策不仅仅依赖于对期望价值的认知分析，更受到决策者的情绪影响(Naqvi,Shiv,& Bechara,2006; Evans,Bowman,& Turnbull,2005; Stocco & Fum,2008)。的确，越来越多决策经济学的行为以及神经科学研究显示了情绪在决策中的重要作用。例如，最后通牒的系列行为学研究发现：当出价低于20%时有50%的可能被拒绝。根据被试的报告，拒绝的原因是他们觉得不公平(Pillutla & Murnigha，1996)。再如，Zeelenberg，Beattie，Pligt和Vries(1996)的研究显示，被试在决策过程中有后悔规避的行为，因此提出了决策后悔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决策过程中，预想到未选择项可能带来的后悔情绪，会引导被试的选择，也即被试在做决策时，有后悔回避的倾向。Coricelli，Ritchley，Joffily，O'Doherty，Sirigu和Dolam(2005)用fMRI对决策后悔理论进行进一步研究，发现逐渐增强的后悔情绪加强了中部眶额皮层、前部扣带回、海马皮层的活动，这些皮层的活动又增强了被试后悔规避的行为。
总而言之，情绪在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情绪对决策的影响不同于它对其他行为的影响，表现在决策者对决策执行结果的预期及相伴随的情绪体验，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对尚未发生的事件相伴随的情绪的预期。因此，要解释情绪对决策的作用，就必须确定与未来可能发生事件相伴的情绪如何与当前的决策相联系的。近年来，Damasio从脑功能神经科学角度对决策机制以及情绪与决策的关系作了探索，并在这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著名的Gage案例最先引起Damasio对决策神经机制的思考(Damasio，1994)。这位铁路工人在额叶受损后，表现出人格突变，并且不能够计划未来，不能够作出良好的决策。同时，Damasio也遇到了一位症状与Gage非常相似的病人-Elliot，他拥有正常的社会知识，拥有正常的认知神经基础，包括注意、记忆、语言和基本的推理，但是他在情绪反应和体验上有缺陷。Damasio对其进行实验研究发现，他不能作出良好的判断与决策，他可以对一个问题进行无限制的理性分析但却没法作出正确的选择，Damasio因此猜测，这些病人不能够作出良好决策的原因是情绪过程受损(Damasio，1994)。他的猜测被后来一些VM皮层损伤病人的研究证实，这些病人尽管智力测试结果与常人无异，但是情绪过程与决策过程都比较反常(Bechara & Damasio，2005)。
根据这些研究结果，Damasio提出了躯体标记假设，该假设提出情绪能够帮助人们作出良好的决策，并概括了一个情绪如何影响人们决策的神经解剖和认知的框架(Bechara & Damasio，2005)。本研究将对躯体标记假设作详细的介绍，包括其定义，验证实验及其研究新进展。
2 躯体标记假设
躯体标记假设中的情绪过程，是由詹姆斯-兰格的情绪理论发展而来，尽管研究者对这一理论争议较大，但当前的应用脑功能皮层技术的研究发现，情绪的产生时脑皮层有变化，从某种程度上支持了詹姆斯-兰格的情绪理论。Damasio对情绪的定义为：大脑系统会对一些特定感知内容，即与特定物体或事件相关的，可以是实际发生的也可以是回忆的作出反应，反应时所引起的身体和大脑状态的改变总和，就是情绪(Damasio，1994)。这些改变可以是不能被观察者观察的内部变化(例如心跳)，也可以是易被观察到的肌肉系统的改变(例如面部表情)。这些反应反馈到大脑，又引起一系列的大脑状态的改变，这些改变包括：神经递质的释放；躯体感觉皮层(例如脑岛)的状态的改变；信号从身体传输到躯体感觉皮层(Bechara & Damasio，2005)。所有这些改变都是情绪的重要成分，而本文所指的躯体标记(somatic marker)即为这些身体和大脑的反应，又称为躯体状态(somatic state)。
躯体标记假设的核心观点为：人在决策过程中产生的情绪反应，即躯体标记，能够调节被试在不确定和复杂情境中的决策行为(Damasio，Tranel，& Damasio，1991)。这些躯体标记是决策信息的价值标志，能引导哪些信息继续进入工作记忆，哪些信息需要继续注意，尤其是在复杂或者不确定的情况下，能给反应选择打上情绪标记从而减小问题空间，因为只有这些打上情绪标记信号的反应选择会被充分的加工，从而引导个体做出选择(Dunn，Dalgleish，& Lawrence，2006)。
总而言之，躯体标记能够给我们的决策信息打上标识信号，引导我们做出选择，那么躯体标记从产生到影响反应选择，这中间的过程是怎样的呢？
2.1 躯体标记的形成
在遇到情绪刺激时，大脑可以在躯体反应真正发生前构建一个预期的反应模型，使得身体能够及时应对外界的刺激，而不需要等到反应开始。在这里情绪刺激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初级诱发物(primary inducers)：它是实实在在发生的情绪刺激，例如遇到令人恐惧的蛇，或者中了彩票，这些刺激令人产生愉快或者厌恶的情绪，它们可以是真实的物体，也可以是概念或者知识。另一类是次级诱发物(secondary inducers)：与初级诱发物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回忆或者假设的情绪事件，而不是当前发生的。例如：对被袭击经历的回忆，对决策失败所带来痛苦感受的预期等，它们都能唤起人的情绪。
一旦由初级诱发物刺激产生的躯体状态被激发，这些躯体状态信号就被传输到大脑中，导致在脑干以及躯体感觉皮层中的躯体状态模式产生变化，这个时候特定的躯体状态模式就形成了。以后，只要呈现关于初级诱发物的记忆，也即次级诱发物，VMPFC就会把次级诱发物的信息组合到相关的躯体状态模式中去，这样特定的状态模式就被激发了。例如，首次经济决策失误导致金钱损失，产生了一种从前未有的痛，下次只要想到决策失败，相同的痛感就会产生。次级诱发物激发的躯体状态比初级诱发物激发的状态，程度要轻。
图1 躯体标记的躯体环路机制(Bechara & Damasio，2005)
2.2 躯体标记的躯体环路机制
躯体标记假设有两种机制，躯体环路和假设躯体环路。在确定情形下，参与的是假设躯体环路，而在不确定下，参与的是躯体环路。图1为躯体环路(Bechara & Damasio，2005)。从图中可以看到躯体状态的整个产生过程。诱发物刺激杏仁核或者VMPFC，杏仁核或者VMPFC组合刺激的特征，经组合后的刺激特征再由丘脑或者更高级的皮层组织加工。他们的活动引起效应器的活动，效应器引起躯体反应，形成躯体状态。躯体状态再反馈到大脑，在意识或者无意识水平上引起大脑某些区域的活动，这些区域的活动状态引发感觉和神经递质中枢的活动，释放递质。Bechara(2005)认为神经递质的释放引起调节行为和认知的终端神经元的突触的活动，从而实现了行为的调节。这就是整个情绪调节行为决策的生理机制。
假设躯体环路是不参与身体变化，也即效应器直接作用于大脑的躯体感觉皮层，因为躯体感觉皮层中存有躯体状态模式，这些躯体状态也可以激发神经递质的释放，实现对行为的调节。
躯体标记假设的生理机制解释了躯体标记信号帮助决策的这一过程。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情绪都对决策是有利的，只有由任务产生的情绪才会帮助决策，而与任务无关的情绪则会干扰决策(Bechara & Damasio，2005)。例如在处于愤怒的时候，做出的决策可能会不尽如人意，这个愤怒并不是由任务产生的，因此并不会帮助决策，反而可能因为分散注意力而干扰决策。
3 躯体标记假设的实验研究
3.1 实验范式
躯体标记假设的验证实验所用的方法主要是艾奥瓦风险任务(Iowa gambling task，简称IGT)，该任务模仿真实生活中的决策情景，即包含不确定性，又包含回报与惩罚，它的关键特征是要求被试放弃短期利益而追求长期利润。任务基本过程为：有四组卡片A、B、C、D，其中，A、B即时收益很高，但是长期受益低，为高风险的牌，也即差牌；而C、D即时收益低，但长期受益高，为好牌。每组卡片有100个系列，被试需要选择多少次，不被事先告知，被试的任务就是利润最大化。实验自变量通常为被试类型——脑损伤被试(VMPFC和杏仁核)和正常被试，而因变量为被试的任务表现和躯体状态，任务表现用(C+D)-(A+B)的量来衡量，躯体状态主要用SCRs(skin conductance responses，皮肤电阻反应)来衡量。
3.2 主要的实验研究
Bechara，Damasio，Damasio和Anderson(1994)应用IGT实验研究发现，一开始正常的被试和脑损伤的被试选择AB的比较多，而随着选择次数增多，正常的被试，越来越多转向CD，而脑区损伤的被试则还是一如既往选择AB，以至于最后输完了所有的代币。而有研究证明，VMPFC损伤的被试不能够再对带有情绪成分的刺激做出正常的反应(Damasio，1996)，因此，脑损伤被试应对损失不能够产生情绪信号，导致决策的失误。
图2 实验结果(Dunn，Dalgleish， & Lawrence，2006)
对于躯体标记假设的支持起关键性支持作用的实验是将心理测量与IGT任务表现联系起来。Bechara等人(1996)在被试进行IGT任务时，测量被试的SCRs。根据假设，在经历过损失的痛后，被试形成了对应的躯体状态模式，被试一想到损失所带来的痛感，就会再次激发这个躯体状态。因此在经历几次失败的教训之后，被试在做出选择之前，想到可能带来的损失时，就会产生预期的SCRs，这个SCRs能够引导被试回避将带来损失的选择。
实验结果显示，正常的被试产生较多的SCRs，而脑损伤的被试则很少。并且，正常被试在选择差牌前产生的SCRs要显著多于选择好牌；而脑损伤被试在两种情况下都很少。实验结果说明，对未来事件预期产生的躯体状态引导被试的决策。脑损伤的被试由于不能够产生情绪信号，因此不能避免会给他们带来损失的选择。
图3 实验结果(Bechara，2005)
有人会质疑，在实验过程中被试可以形成策略，决策好坏，更可能是外显知识的影响，也即正常被试形成了较好的策略，而脑损伤被试不能够形成较好的策略，因此表现不如正常被试好。但Bechara，Damasio，Tranel和Damasio(1997)得出一个实验结论，认为外显知识不足以做出良好的决策。其实验过程为：被试选择了10张以后，让其停止，并要求报告规律；其他与上述实验相似，并在任务过程中记录SCRs。根据回答被试的表现可以划分出四个阶段：
(1)惩罚前期：被试在还没有遇到任何惩罚前的选择纸牌的过程。
(2)前预感期：被试开始遭遇惩罚，但还不清楚奖惩规则。
(3)预感期：被试开始有所预感，哪种牌风险性比较大，但不确定。
(4)概念阶段：被试很清楚知道哪种牌风险大，哪种风险小。
实验结果发现：对于正常被试，在惩罚前期选择的主要AB，在前预感期选择出现转移，到预感期和概念阶段转移更加明显。而VMPFC损伤病人从来没有到达预感阶段，并且没有SCRs产生，他们一直选AB。30%的正常被试没有到达概念阶段，但是他们仍然表现得很好。而尽管50%的VMPFC病人到达了概念阶段，但是仍然表现得很不好。这说明，外显知识缺乏时，也能够做出良好的决策，而光是有外显知识，不能保证做出良好的决策。
总之，VMPFC受损的被试在IGT任务表现差的原因是他们不能产生预期SCRs，也即躯体标记，说明躯体标记能够引导决策。此外，这些被试的选择行为是受非陈述性学习系统调节的，因为健康的被试在策略形成之前已经能够选择好牌了。所有的这些研究都验证躯体标记假设。
4 躯体标记假设研究新进展
当前对于躯体标记假设的研究集中于使用fMRI对躯体标记假设的神经机制的进一步探索，以及躯体标记假设的应用。
4.1 使用fMRI进一步探索躯体标记假设的神经机制
Fukui，Murai，Fukuyama，Hayashi和Hanakawa(2005)对15个健康的志愿者在进行IGT任务时进行fMRI扫描。当被试选择好牌时，神经活动在预期阶段涉及前部扣带回和相邻的内侧前额叶皮层的顶部区域。这些区域虽然比MOPFC和VMPFC相对顶部，但是仍然属于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对于前额皮层损伤病人的决策非常重要。Windmann，Kirsch，Mier，Stark，Walter，Gunturkun和Vaitl(2006)在对健康控制组研究时，应用了原始的和反转的IGT任务，结果发现，与反转任务相比，在原始任务中选择差牌的时间越长，激活的内侧前额皮层越多，显示内侧前额皮层与行为战略的保持有关。相反，反转任务激活更多的是外侧眶皮层，从最初偏好的选择转向另一个选择的能力是与决定外侧眶皮层活动以及任务表现的一种相关变量，而不是预见未来的一种能力。Windmann是第一个IGT变化范式的人。Lawrence，Jollant，O'Daly，Zelaya和Phillips(2008)也应用了IGT变化范式来研究前额皮层在IGT中的不同功能，结果发现在选择差牌时，比起好牌，更多能够激活内侧前额叶，外侧眶皮层和脑岛。这些区域伴随着前辅助运动区和次级感觉皮层与任务表现有积极的相关。
Li，Argembeau，Ng和Bechara(2010)旨在研究正常被试，在IGT任务中的皮层活动情况，结果发现在IGT任务中，大脑的活动支持躯体标记假设，即神经活动涉及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加工工作记忆)、后部扣带皮层(呈现情绪状态)、VMPFC和前扣带(负责执行行为决策)。
总而言之，VMPFC、背外侧额叶、外侧眶皮层和杏仁核是情绪影响决策的关键区域，它们是躯体标记假设的神经机制(Reimann & Bechara，2010)。
4.2 躯体标记假设在消费者行为学领域的应用研究
消费者行为研究强调情绪对于消费者选择的重要性(Hansen，2005)。近几年的研究中，用躯体标记假设来解释情绪对消费者决策行为的神经机制已成为一大热点。Martensen和Gr
nholdt(2008)指出躯体标记假设可以被看成一种自动的警报系统，被消费者用来赢得回报或者回避损失，并且减少在采购决策时的选择数量。事件的情绪唤醒使得能够在消费者大脑中建立躯体标记，因为这些事件激活了积极情绪。类似的，躯体标记假设可以解释品牌效应(Schaefer，Berens，Heinze， & Rotte，2006；Martensen & Grnholdt，2008)，并有研究显示VMPFC皮层在被试品牌偏好的形成过程中起了一个关键的作用(Koenigs & Tranel，2007)。而相应的Heath(2007)在研究中，应用躯体标记假设理论来解释消费者对广告的加工机制，认为广告加工有两条环路，认知和情绪，在时间不充足情况下，消费者受躯体标记调节，广告被无意识地加工，使得被试的态度发生内隐改变从而做出决策。
总而言之，躯体标记假设是消费者行为的有力解释之一，可以为商家在推销商品时的策略选择时提供建议。尽管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比较多，然而整个消费者神经科学依然处于基础阶段，因此在从这些新的研究结果中提出实践指导时，应该非常慎重(Hubert & Kenning，2008)。躯体标记假设在消费者神经科学领域中的研究也只是处于解释的阶段，并且机制并不是很明确。刺激的强弱与情绪激活程度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特定的刺激能够引起哪些特定皮层的反应？如何操作能够使得商家成功地引导消费者的选择偏好？这一些问题亟待解决，也是研究者们的努力方向。
4.3 未来研究展望
4.3.1 IGT范式的改进
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IGT任务不能排除认知的影响，这也是躯体标记假设理论遭受质疑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经过多轮选择之后，被试知道了哪种牌是好的哪种牌是不好的。例如Bowman，Evans和Turnbull(2005)报告被试在经过20轮后就知道了奖惩规律，知道哪个牌好哪个牌差。按照理性决策来说，当然是选择好牌，因此选择偏向不一定就是情绪状态的影响。Guillaume，Jollant，Jaussent，Lawrencee，Malafosse和Courtet(2009)研究结果发现，被试的IGT中任务表现涉及两个系统：躯体标记和外显知识。
总之，IGT任务中被试行为的偏向到底是躯体状态信号的引导还是他们策略的改变这一问题，并没有肯定的答案，原因在于IGT任务中认知策略无法排除。Dunn等人(2006)专门对这一个问题作了讨论。该问题影响躯体标记假设的说服力，因为被试在IGT的任务中的表现好差可以受认知的调节而非情绪的影响。未来的研究需要对实验范式进行改进，如果能够把外显知识分离出来，这样躯体标记假说才更具有说服力。
4.3.2 躯体标记假设的量化
情绪能够引导决策，能够辅助认知做出良好的决策，那么不同程度的情绪对决策辅助作用有多大？但到目前为止的实验任务中行为表现与躯体状态之间缺乏明确的因果关系。Damasio等人对其脑损伤被试研究的实验结果解释为，VMPFC损伤的被试不能够产生足够的SCRs来“警醒”被试回避带来损失的选择。那么，按躯体标记假设的理论，产生的SCRs越多，被试的行为表现应该要更好。Carter，Marcia和Pasqualini(2004)对30个女正常被试研究发现，任务表现与SCRs的量有积极正相关，也即SCRs越多，被试反应越好。该研究支持了躯体标记假设。但Jenkinson，Baker，Edelstyn和Ellis(2008)以及Werner，Duschek和Schandry(2009)的实验结果却发现，表现好和表现差的被试所产生的SCRs并没有显著差别，因此不支持躯体标记假设。这可能是因为情绪反应有很多种，包括骨骼、肌肉、面部表情、心跳等等，仅是用SCRs的量来代表整个情绪反应，解释力是有限的。并且，实验并没有对SCRs进行一个操纵，只是在记录行为表现的同时记录了SCRs，并不能帮够说明SCRs是行为表现的原因还是结果。
Quartz(2009)提出，在经济决策理论中，情绪过程是以一个精确的量化形式编码，给情绪和认知对风险选择的贡献作了一个重新的定位。而Reid和Gonzalezvallejo(2009)在决策公式中，纳入情绪权重，研究情绪如何在一个决策公式中与外显符号信息联合来引导决策。因此，如何结合以上研究，把情绪进行量化，提出一个躯体标记假说更细化更完善的模型，使得人们做重大的决策时可以使用一些技术，诱发相关情绪的产生从而帮助人们作出正确选择，正是研究者努力的方向。
此外，未来的研究需要对特定皮层以及神经网络对于决策的影响进行差异化的分析，这样就能够给不同类型的决策，不同的选择偏好进行准确的大脑皮层定位，从而使得躯体标记假设能够成为一个合适的全面神经经济学的研究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