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明的决策 艰苦的征程——写在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55周年之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别山论文,英明论文,征程论文,写在论文,艰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318(2002)04-0001-08
今年8月7日是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奉中央军委之命挺进并转战大别山55周年纪念日。今年2月19日则是刘邓大军的统帅之一、敬爱的邓小平同志逝世五周年的日子。刘邓大军的另一统帅刘伯承元帅更先于1986年弃我们而去。而当年在刘邓统率下，历尽艰辛，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卓著勋劳的刘邓南征军12.4万指战员，大都也已作古，他们中的不少人更是没有看到五星红旗在天安门上升起，便已长眠于大别山麓、江淮河汉间的大地上。值此伟大祖国欣欣向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我们禁不住再一次把视线投向当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壮丽画面，此刻更难忘记南征将士在建立大别山根据地的历程中所遭受的艰难困苦并付出的巨大牺牲。追思先烈，感慨无限。仅以此文纪念那次举世闻名的南征。
一
1947年6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12.4万人，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战略部署，在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率领下一举渡过黄河天险，发起鲁西南战役，从而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8月7日，刘邓所部又在中央军委指挥下，千里跃进大别山，开始了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与此同时，由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六个纵队18万人也紧随刘邓之后，越过陇海路，进军豫皖苏；陈赓、谢富治率领的晋冀鲁豫部队两个纵队、一个军8万余人则从晋南强渡黄河，进军豫西。三路大军39万精锐之师成“品”字形阵势向国民党统治的中原地区大举进击，演出了一幕威武雄壮的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宏篇大剧。这一战略举措，迫使国民党由内战开始以来的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防御，从而扭转了全国的战局，成为人民解放战争胜利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对此，毛泽东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1](P1140)在这一伟大转折中，刘邓大军先是大战鲁西南，继而千里跃进大别山起了战略进攻的先锋作用。我军挺进大别山，开始与国民党逐鹿中原，更在国民党营垒引起了极大的惊慌，酿成了深刻的失败情绪，以致成为国内外瞩目的重大事件。
据当时报载，我刘邓野战军进入大别山后，国民党内部及其统治区的失望、恐慌情绪如同瘟疫一样蔓延，“武汉吃紧”、“长江吃紧”的传闻不胫而走。南京警备司令部闻讯后，慌忙下令南京长江一带于晚上9时以后实行戒严。紧靠大别山的华中重镇武汉更是人心浮动，武汉行营主任程潜匆忙宣布组织“义勇警察总队”保卫大武汉。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则称：“刘伯承的大规模攻袭安徽、鄂东和豫南，是一件令人大感忧虑之事。军事情况已呈恶化，首都和各地沮丧失望现象愈益严重，照这个速度演变下去，很难设想局势还能维持多久。”[2](P265)
其所以如此，主要在于大别山对国民党来讲是个军事上重要、政治上敏感的地区。我军控制大别山地区，东可震撼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上海，西可威胁华中重镇武汉，南可截断长江，觑盱国民党的江南之地。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毛泽东才毅然决定，打破军事常规，令刘邓野战军不要后方支援千里跃进，直趋大别山，到国民党的必争必救之地建立我根据地，达到调动国民党大批军队回援华中，扭转全国战局的战略目标。
我南线三路大军挺进中原，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战略行动，是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一年后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指挥全国解放战争走向胜利的英明决策，也是毛泽东军事生涯的杰作和得意之笔，它从根本上扭转了战争形势，从而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70年光辉战斗历程中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刘邓大军挺进与转战大别山，对促成这一转变更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解放战争从1946年7月开始到1947年6月的一年中，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战略区英勇奋战，取得了歼敌112万的伟大胜利，战场形势正向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方向转变。但与此同时，人民解放战争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这就是由于国民党军队的猖狂进攻，解放区面积大为缩小，特别是国民党重点进攻的陕北和山东，根据地几乎丢掉了80%，如华东地区，先是经济富庶的苏皖解放区被敌所占，到1947年上半年，山东解放区也大部被占，华东野战军不但已没有了在内线运动歼敌的回旋余地，部队后勤供应也由于解放区的缩小而日趋困难，如不向敌后方出击，只有北渡黄河了。而陕北地区，本来就是贫瘠地带，陕北人民供应中央机关和陕北少量部队已很困难。在胡宗南军队的大举进攻中，陕北几乎所有的县城都遭到蹂躏。由于战争的破坏，1947年，陕北的粮食产量大幅下降，军队和老百姓一同处于忍饥挨饿的状态。据回忆，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转战陕北半年多，基本处于饥饿状态。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更是经常断粮，部队大部分时间靠一般当马料的黑豆充饥，啃南瓜、吃野菜是经常的事。1947年5月，部队北上“三边”，饥饿的部队竟买下老乡未成熟的苞谷，连杆、连棒、连叶地吃[3](P261)。而蒋介石的战略意图就是把战争继续放在解放区打，从经济上首先拖垮解放区，进而在军事上打垮人民解放军。
有鉴于此，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适时作出了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战略决策。战略进攻的矛头就指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中原地区，特别是战略重地大别山地区。我三路大军出击中原后，迫使国民党将进攻解放区的兵力大量南调，回防中原，从而逐渐失去其战略主动权。
我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之后，立即开始了攻城掠地、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斗争，并在辽阔的中原战场上充分发挥我军运动战特长，“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大量敌人，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全部兵力一百六十多个旅中约九十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3](P188)我南线大军经过半年奋战，到1947年底，先后歼敌20余万，在中原4500万人口的广大区域内建立起了包括2000万人口在内的巩固的根据地，在其他地区也发动了广泛的游击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原地区的军事形势，而我内线部队也利用敌人主要机动力量被牵制于中原地区的有利时机，开展了内线歼敌，恢复解放区的胜利进军。如山东境内，到1948年3月，蒋军就只有13个整编师26个旅的兵力了（1947年3月敌重点进攻山东时为24个整编师60个旅）。我山东兵团经过胶东保卫战、胶济路西段、中段和津浦路中段等战役，逐步恢复了山东解放区。
综上所述，刘邓大军挺进并转战大别山，与陈粟、陈谢兵团的外线出击，共同构成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钢铁洪流，实现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性转折，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一胜利是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高超军事指挥艺术的体现，也是刘邓、陈粟、陈谢三军广大指战员不避艰险、英勇奋斗取得的光辉业绩。在这一战略攻势中，刘邓大军转入反攻时间最早，出击距离最远，遭受的军事压力最大，吃苦最多，因而业绩也就更为辉煌。
二
刘邓大军挺进与转战大别山，在战略全局上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但自身也经历了解放战争史上可谓最艰难的历程，全军将士上至统帅刘伯承、邓小平，下至普通战士，都经受了同一时期全国所有战场中最为严峻的考验，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纪念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我们既要大力歌颂这一斗争的光辉业绩，更应看到这一胜利来之不易。
刘邓所部在大别山斗争中遭受严重损失，首先在于千里跃进大别山，远离根据地，断绝了后勤供应，处境十分艰难，加之长时期连续作战，得不到休整，因之造成了严重减员。
在战争史上，孤军远征的种种艰难以及由此造成的巨大损失，我们应是熟知能详的。在我党历史上，几次无后方依托的远征，都留下了兵员大幅减少甚至全军覆没的惨痛记录。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半路被打散，三万军队保存下来的不足千人；方志敏、寻淮洲率红十军团北上抗日，征战半年，行程数千里，1935年11月在皖南地区遭受失败，寻淮洲战死，方志敏被俘牺牲；中央红军长征一年，征战两万五千里，虽胜利到达陕北，但兵力却由开始时的8.6万降为不足7千；1936年西路军远征河西走廊，最后全军覆没。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由于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和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战，胜利完成了战略任务，但由千里跃进到大别山转战，部队遭受的损失及由此带来野战能力的严重下降也是不容回避的。
在历史上，刘伯承、邓小平统率的晋冀鲁豫野战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兵团之一，是一支身经百战的英雄部队。解放战争开始时，在全部126万人民解放军中，晋冀鲁豫军区部队为27万人，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强。解放战争第二年开始时，我军总兵力上升为195万，刘邓所部也增加为42万。其中野战部队为28万（全国103万），论数量，在全国五大战略区（东北、华东、晋察冀、西北、晋冀鲁豫）中位居第一。刘邓所部向以战斗作风过硬并以善打巧仗闻名，因而在解放战争第一年中取得了与华东野战军不差上下的辉煌战绩。但这支被称为由“常胜将军”率领的英雄部队却在挺进大别山的过程中元气大伤，部队战斗力大为削弱。
刘邓野战军先在鲁西南战役中苦战28天，虽取得重大胜利，但自身也遭受严重伤亡（1.3万），并急需得到休整。但由于当时陕北敌情严重，党中央处境困难，中央急盼刘邓尽早向大别山出动以调动敌人。在此情况下，刘邓率全军取消休整，进而在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踏上了千里征途。南进中，部队不顾敌23个旅的追堵，冒着枪林弹雨，跨越被战士们称为“第二个草地”的黄泛区和沙河、汝河、淮河，夺关斩将，拼死争夺，一路上已有不少减员，特别是通过黄泛区时，由于炮车无法通过，刘邓只好下令将重炮、大炮就地埋掉或炸掉，这无异于将野战军解除了一半武装。
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远离了晋冀鲁豫解放区，失去了后方支援，严重的困难便一个个迎面而来。一是伤员、病员无处安置，并没有医药治疗，而国民党军队和当地的反动民团、政治土匪则专门寻找我军伤病员安置地，一旦发现就用残忍的手段将他们杀害。这对我军士气不能说不是很大的影响。进入大别山后，部队指挥员多有消极避战思想，即与此有关。二是武器、兵员得不到补充。刘邓大军千里征战进入大别山后，人困马乏，弹药奇缺，更由于远离根据地，后方供应不上，部队减员也无法补充。没有了重武器，加之敌强我弱，部队打不到大的歼灭战，而没有大的胜利，装备难以改善，兵员也得不到补充，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刘邓部队在大别山越打越少，原因主要在此。三是粮食补给困难。四是敌情严重，部队连续行军作战，加之无后方依托的作战，没有休整机会，致使战斗力日趋削弱，士气也难以得到提高，逃跑现象一直十分严重。
据统计，刘邓率12.4万部队南渡黄河后，鲁西南战役虽伤亡1.3万人，但补充了2.5万解放军战士，加上归建的张才千独立旅（约5000人），南下大别山的部队不会少于13.5万。1947年11月底，华野10纵、中野11纵又护送了一批新兵和伤愈归队的战士到达大别山，这批兵员如以1万计，那么先后进入大别山的兵力（不包括后来开辟江汉和桐柏根据地的中野第10、第12纵队）应在14万以上。而到1947年11月底，即白崇禧组织对大别山的大规模进攻前，刘邓野战军已减至9.1万人，除去转为军区武装的两万余人，部队已减员3万，其中被俘8000人。[2](P318)而到1948年2月，刘邓主力转出大别山时，野战军只有56654人，加上留下的地方部队和工作人员1万多人，刘邓部队此时已不足7万人[6](P384)。也就是说，大别山半年征战，由于战斗伤亡、被俘、逃亡等原因，部队实际减员7万人以上。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大别山时期我军采取避战方针，所以伤亡并不严重，部队减员主要是因病和逃亡，而逃亡严重是因为斗争的特别艰苦。
回顾历史，我们还知道这样一组数据：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47年7月开始战略反攻，到1948年6月的半年内，野战部队由103万增加到149万，增长了45%以上。而刘邓野战军却由反攻前的27万（第8纵队两个旅约一万人参加外线出击）降为不足15万（包括陈谢兵团）。由此不难想象，为完成伟大的战略转折，刘邓大军经受了怎样的严峻考验，作出了怎样的牺牲。中原野战军于1948年秋季东进徐海地区参加淮海战役，刘邓等领导人一再表示，中野部队参战，与敌重兵集团进行战略决战是“瘦狗屙硬屎”，为了战争的胜利，中野不惜“倾家荡产”、“破釜沉舟”[4](P439)，豪迈之中透着怎样的悲壮！
其次，大别山斗争的艰难，还在于大别山的敌情自始就极为严重，斗争形势也最为严峻。
如前所述，由于大别山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而必然成为国民党与我拼死争夺的重点。蒋介石自始就把挺进大别山的刘邓大军视为心腹之患，下定了必欲除之的决心。刘邓大军一南进，蒋介石就派了23个旅的兵力急起直追，后又与刘邓部队在大别山死死纠缠，妄图乘我军在大别山立足未稳之际，将我主力击溃，驱逐出大别山。1947年11月初，国民党又成立了“国防部九江指挥部”，集中15个整编师33个旅的兵力以及海军、空军部队，大举围剿大别山，其中包括极善山地作战、战斗力较强的桂系主力7军、整48师等精锐部队，并委派桂系军事头目、人称“小诸葛”的国防部长白崇禧兼任九江指挥部主任，主持进剿大事。白崇禧到任后，采取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紧密配合的所谓“总体战”对付我刘邓野战军，并依靠其占绝对优势的兵力和大别山周围对国民党有利的交通条件，集中兵力，分进合击，先占领点线，然后分区“清剿”。当时国民党在全国其他战场都处于战略守势，机动兵力不多，但大别山却集中了庞大的兵力实行进攻战，这就给刘邓所部造成了巨大的军事压力。刘邓部队原有4个纵队13个旅，到大别山后，每个旅抽出一个团作为地方武装，部队战斗人员实际减少三分之一。到1947年12月上旬，刘邓首长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实行分兵方针，由刘伯承率领第一纵队北过淮河，进入豫西地区，所以当时留在大别山的野战部队实际上仅剩6个旅左右，与敌33个旅的兵力相比，处于相当大的劣势，可见战场形势严峻至极。
再次，大别山的地理特点不适合于我大部队运动作战，势必严重阻碍我战略任务的完成。
大别山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带，山脉重叠、绵亘，使部队通视与运动困难。因此，该地区仅适于游击战争，而不适合大兵团运动作战。当时，蒋介石也认为大别山的地形特点与陕北、山东相比，非常不利于我军作战，却是国民党“陆海军联合作战最理想的环境”。[5](P131)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由于山路崎岖，部队运动遇到很大困难。部队上山，大炮、辎重都要战土抬着走，行军速度大为减慢。而国民党利用大别山周围交通便利的特点，却极易调集兵力并积极寻机与我主力决战。刘邓大军在大别山转战半年，仅在1947年10月勉力进行过两次成功的歼灭战，这就是张家店战役和高山铺战役，此后就再也没有捕捉到战机。解放战争史表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粉碎敌之进攻，一般只能靠运动作战来歼灭敌人，国民党军人则靠人多势众，猥集一团，与我打消耗战。我在大别山由于几乎不可能进行运动战，所以大量歼敌的目标一直未能实现，敌人的“进剿”也就难以粉碎，所剩的只能是分散进行运动游击，整天被敌人追着打了。
另一方面，大别山的气候和经济条件对我亦明显不利。位于淮河以南的大别山地区，在地理上已属于我国的南方地区。刘邓部队除上层指挥员外，广大中下层指战员都是北方人，他们虽有着适应北方气候作战的经验，但对大别山的环境很不适应。拿当时战土的话说，进入大别山，“米越吃越大，路越走越小”。吃惯了小米、山药蛋的北方大汉，南方的大米填不饱他们的肚子。大别山大部分地区地广人稀，粮食自给不足，穷苦人家自己都吃不上饭，加上老百姓又不敢接近我军，部队有钱也买不到粮食。由于敌情严重，部队几乎天天行军作战，并且常常是一天要走上百里，还是饿着肚子打仗。当时不但部队缺粮，就是刘邓首长和野司机关也是经常断粮。有的战士回忆说：“提起大别山，先想到一个饿字。”“空着肚子行军，真是百爪挠心，两眼发蓝。”“粮食都吃不上，油和盐就更谈不到了。缺油少盐，不少战土得了夜盲病，一路走一路跌跟头，摔得鼻青脸肿。再加上初到南方，水土不服，病号越来越多”。[2](P237)
再者，大别山区水田居多，到处是田塍小路，北方战士很不习惯，车炮全扔掉了仍解决不了行军问题。加之南方多雨，北方带去的布鞋经不住水泡，穿不几天就烂透了，战土穿不惯草鞋，脚上经常磨得流脓淌血，又需连续行军作战，部队真是苦不堪言。
另外，南方地区蚊子多，毒蛇多，部队又没有蚊帐，不少人被蛇咬伤或患上疟疾，又没有药治，为此病死的不在个别。由于不服水土，腹泻、疥疮也是对指战员的一大肉体折磨。
由于以上种种不利条件，致使刘邓大军在大别山遭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有的战士回忆说，“进了大别山，那日子比长征还苦”，在这种条件下，部队减员非常厉害，开小差越来越多，有的部队整班整班集体逃跑。刘邓部队转战大别山，部队减员一半以上，战士逃亡是一重要因素，这一状况在解放战争中是罕见的。当年第一纵队第一旅第二团九连连长王崇乐是河南清丰人，他回忆说：“进大别山我们整整一个营的清丰人，等出了大别山只剩下12个人了”。[21(P238)
1948年2月，邓小平奉中央军委之命率三个纵队转出大别山，欢迎人群见到的出山部队“衣衫褴褛，面容憔悴，乱发蓬散，须如荒草，形若一队浩浩荡荡的叫花子。”[6](P383)一名当年的老战土回忆说：“那天清晨，当我们渡过淮河，听到主力部队的司号员在山上拔号的声音时，我们止不住都哭了。”[6](P384)而作为全军统帅的邓小平也是“衣着陈旧，又黑又瘦，唯两只眼睛仍炯炯有神。”[10](P361)
三
刘邓大军挺进与转战大别山，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胜利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除去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之外，还有许多致胜因素和成功经验值得总结。
首先，在这一斗争历程中，刘伯承、邓小平和广大指战员表现了高度的政治自觉性、革命责任感和不畏艰险、勇挑重担、艰苦奋斗的伟大精神。
不要后方依托，不靠根据地接济，勇敢地向敌后远距离大规模出击，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看来，都是异常大胆的一着险棋，稍有不慎，全军覆没的命运是非常可能的。刘伯承、邓小平作为我军独当一面的高级将领，几十年作战特别是直接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使他们对现代战争中武器装备、后勤供应的极大需求乃至巨大的战斗伤亡都有着深刻的体验。特别是红四方面军西路军由于脱离根据地孤军远征所遭遇的巨大损失，刘邓及其麾下的高级将领或有亲身体验或记忆犹新。所以，野战军领导层对于采取跃进方式向国民党统治区大举进攻的战略，一直持慎重态度。解放战争开始后，毛泽东几次提出晋冀鲁豫部队出大别山、粟裕率部进军江南的战略设想，都因前线指挥员的恳切陈词和条件不成熟而放弃。刘邓部队发起鲁西南战役后，毛泽东因当时部队久攻羊山集不下，为确保已取得的战略主动权，7月23日致电刘、邓、陈、粟、谭（震林），建议刘邓“下决心不要后方，直出大别山”，华野叶飞、陶勇两纵队南渡长江“创立闽浙赣根据地”，[7](P147)但“陈粟、刘邓均主张仍在内线作战，尔后有依托地向国民党统治区域挺进”。[5](P72)鉴于鲁西南大战后部队十分疲劳，急需休整，对补入的战俘进行政治教育、补充弹药，亦需要时间，刘邓决定部队于8月15日以后开始新的战役行动。为此7月29日中央军委致电刘邓、陈粟等，同意刘邓休整半个月后，第一步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济，争取大量歼敌，两个月后看情况，或有依托地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毛泽东同时又告诉刘邓：“现在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电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到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3](P158)接到中央密电后，刘邓立即复电中央，决定大军“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8](P339)邓小平后来回忆说：“当时，真正的是二话没说，什么样的困难也不能顾了”。[9](P560)刘伯承也指出：“我军南下大别山，是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我们的战略任务，这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我们的一切考虑，都必须服从这一战略全局。”[6](P103)大军随之取消休整，提前于8月7日分三路向大别山挺进。
从上述进军大别山的决策过程可以看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是全军上下在没有做好物质和精神准备的情况下，为调动敌人回防中原以解中央和陕北之围而做出的决定。在这里刘邓首长和全军指战员表现出对党的无限忠诚和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自觉性，以及为了革命胜利甘愿赴汤蹈火、不避艰险的无私无畏的崇高精神。
其次是进入大别山后，面对接踵而来的种种困难，中共中央中原局和刘邓等野战军领导人充分发挥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动员全军义无返顾地建造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同时，亦将大别山斗争的困难实事求是地告诉广大指战员，动员全军艰苦奋斗、上下一心、勿骄勿躁，坚决完成党中央赋予的伟大历史任务。为此，刘邓首长狠抓军风军纪，严格执行纪律，以保证全军步调统一和强大的战斗力。针对部队指挥层因畏惧困难而出现的消极避战情绪，刘邓在紧张的战斗间隙中，大力进行思想整顿。9月27日，部队在白雀园召开了著名的“不握手会议”，对出现的右倾情绪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严肃批评，使全军统一了思想，焕发了斗志并以高昂的热情投入到艰苦的创建根据地的斗争中去。此后刘邓大军发扬英勇奋斗精神，在敌情十分严重、供应异常困难、部队人员和装备大为削弱的情况下，胜利地进行了高山铺战役和张家店战役，并初步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
最后，大别山斗争能取得胜利，鄂豫皖根据地得以坚持，并胜利完成创建江汉、桐柏两个根据地的任务，又最大限度避免了我军的伤亡、减员，这与刘、邓首长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充分发挥高超的军事指挥才干，灵活执行最高统帅部的战略部署，实事求是地分析斗争局势，大胆采取适合斗争实际的战略、策略分不开的。
刘伯承、邓小平戎马一生，既有非凡的军事天才，丰富的实战指挥经验，又有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在军事指挥上，总是能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创造性地执行中央军委的部署，取得辉煌战绩。他们的政治作风和军事艺术在大别山斗争中也充分得到了体现。
1947年11月，中央军委鉴于大别山敌情严重，刘邓所部4个纵队难以承担大别山地区艰巨的军事任务，便又调集晋冀豫野战军第10、第12纵队南下支援大别山，该两纵先后于11月上旬、下旬到达大别山区。当时，国民党对大别山的全面围攻即将开始，形势十分严峻。但刘邓首长经过认真研究，反复思考，认为大别山地区“战略机动范围不大，容不下更多的部队”，[9](P340)十几万人马的粮食供应亦很困难，因此决定分兵作战，由邓小平、李先念率二、三、六纵队留在大别山进行游击作战以牵制敌人，刘伯承率第一纵队渡过淮河到淮北地区休整，而刚派到大别山的第10、第12纵队以及中原独立旅越过平汉路分别进入桐柏地区和江汉地区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次分兵虽与中央军委全力坚持大别山的方针有所不符，但对于在更大范围内发展中原形势，避免无谓牺牲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如前所述，大别山的地形特点不利于大兵团运动作战，在敌重兵集团进攻下，我无法寻找到歼敌机会，而我6个纵队若全部集中于此，正符合敌急欲与我决战的意愿因而只会徒遭损失，于大局无益。所以，分兵之后，第1纵队进入淮北不但得到了盼望已久的休整并协同当地军队开辟了息县、林泉等10余县的工作，建立了豫皖苏第四军分区，继之又西进豫西，巩固了豫西根据地。第10、第12纵队、中原独立旅进入桐柏、江汉地区，利用敌人兵力空虚之机，发动猛烈攻势，摧毁敌人保甲统治，歼灭敌地方团队，较快建立起比较巩固的拥有200万人口的桐柏根据地和拥有300万人口的江汉根据地，取得了重大收获。这次分兵在大别山斗争历史上是一次影响较大的战略举措，为下一步的中原逐鹿，准备了较好的条件。
继上述1947年12月的分兵后，1948年1月26日刘邓根据大别山敌人兵力强大，我无法集中作战，大别山斗争格局短期内无法改变，而让三个主力纵队困守于此与国民党转山头、打游击、拼消耗的做法于战局发展无多大意义的实际情况，向中央提出将所部主力转出大别山的重要建议。
这又是一个大胆的设想。当时大别山是国共两党瞩目的焦点。我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为实现巩固大别山的既定目标，除一再向大别山增兵外，当时正指挥陈粟兵团和陈谢兵团连续不断地破袭陇海路和平汉路，并要求两兵团沿平汉路南下，造成直逼武汉之势，以调动敌人，解大别山之围。这一时期，中央军委多次电示中原三军：认为大别山根据地能否巩固，是中原解放区能否最后确立与巩固的关键，足以影响战争发展的全局。[10](P185)而在1948年1月，毛泽东还在积极部署由粟裕率三个主力纵队渡江南征，调动敌20至30个旅回防江南，以打破中原僵局，并于1月2日、26日两次致电刘、邓要求他们准备在大别山内线歼灭敌人。国民党也下了大本钱于大别山战场，并一再宣称所谓在大别山的“战果”。此时刘邓提出主力转出大别山的建议，显然与中央军委历来的方针不符，若如此，政治影响也有所不利。但刘邓从战场实际出发，认为“改变中原形势的关键，在于打几个歼灭战”。而打大的歼灭战，就必须集中兵力即由刘邓、陈粟、陈谢三军联合作战。刘邓在1月26日的电报中指出“在敌几个强师压迫下，刘邓大军是无法集中作战的”。因而建议：若“我们野战军采用宽大机动，或出淮北，或出江汉、桐柏，其利得多……”[5](P352)值得庆幸的是，由于我军最高统帅部和各战区指挥员上下一心和高度互信，特别是毛泽东从谏如流（这一点在后来接受粟裕建议，推迟华野一兵团过江时间，采取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大歼灭战的战略一事上表现更为突出），中央军委很快同意了刘邓关于主力转出大别山的建议，2月7日复电刘邓，指示他们撤到淮河以北。与此同时，中央军委也调整了部署，在中原实行了统一指挥，中原三军在中原局统一领导下，依托豫西和豫皖苏两大解放区，背靠老根据地，准备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而刘邓所部在休整补充（3万新兵）以后，增强了战斗力，并于1947年4月、5月先后进行了宛西、宛东战役，于6月底、7月初协助华东野战军进行了豫东战役，又在7月初胜利进行了襄樊战役，先后歼敌十几万人，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原战局，为即将到来的战略决战准备了条件。应该说这一局面的取得与刘邓的正确建议有直接关系。
当然，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考虑，刘邓所部主力转出大别山的时间还是晚了一些，实际上刘邓首长在1947年12月初决定分兵出击江汉、桐柏、淮北时，主力就应该全部或大部撤出大别山，求得休整补充后，在江淮河汉大平原上与陈粟、陈谢实行三军配合，往来机动，以运动战方式歼灭敌人，而没有必要与强大之敌在根本不适合大兵团运动作战、又远离后方、部队供应极端困难、伤病员无处安置的大别山地区转山头，拼消耗。这里主要原因是，中央军委部署刘邓大军进军大别山的战略目标到1947年底已经实现，即已迫使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转入战略防御，解放战争的战略格局已发生根本转变；由于刘邓所部的英勇奋战，顶住了敌人几十个旅的进攻，使陈粟、陈谢兵团得以在豫皖陕广大地区胜利展开并初步建立了两块较大的根据地；山东和陕北的战局已得到根本好转，解放区已大部恢复或正在恢复；到1947年底，我中原三军的战略任务已由最初的调动敌人、牵制敌人转变为大量歼灭敌人。而在1947年底到1948年春，由于刘邓主力深陷大别山，陈粟、陈谢在中原与敌大兵团对峙，双方形成拉锯局面，中原战局处于胶着状态。刘邓在大别山也由掩护陈粟、陈谢变为由陈粟、陈谢全力支援大别山，这对促进全局发展，已失去重要意义。而刘邓主力能提前三个月转出大别山，四个主力纵队的损失也会小得多。如前所述，到1947年11月底，刘邓所部进入大别山后，虽然遭受了不少减员（主要是抽出部分主力建立军区武装和部队自然减员所致，部队战斗伤亡并不大），但1、2、3、6四个主力纵队仍有9.1万人，可以说，部队元气损伤不大（原有兵力12.4万），但到1948年3月，四个纵队就只剩5.6万人，即已减员过半了。
综上所述，刘邓大军挺进与转战大别山，发生于55年前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转变的关键时期。这一战略举措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性转折起了重要的作用，影响所至，关乎历史进程。为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伟大任务，刘邓所部经受了严峻考验，付出了巨大代价。他们团结一致、勇挑重担和为了全局利益而甘愿牺牲自我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55年前，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英勇牺牲在大别山区的先烈永垂不朽！
［收稿日期］2002-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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