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效应、瓶颈与路径创新_产业转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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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40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14)10—0034—10

      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我国，促进资源型城市产业顺利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对于维护国家能源资源安全、推动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民族团结、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对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提出了新的要求，迫切需要统筹规划、协调推进。国务院制定颁布了《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可见，国家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基于此，本文在对相关文献进行详细梳理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主要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效果评价和分析，归纳存在的瓶颈，并提出路径创新的选择。

      一、相关文献综述

      1.国外研究述评

      根据资源型城市生命周期的演进，世界各国的学者对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研究经历了循序渐进的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1)初级阶段——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路径问题的理论形成(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Innis(1931)做出了开创性工作，认为资源型城市与其他类型城市相比，其发展瓶颈在于具有内在特殊结构的不稳定性；Robinson(1962)首次对加拿大资源型城市进行系统分析评价，认为资源型城市中的社区是破解产业转型问题瓶颈的微观个体单元；Siemens(1965)提出，应制定和实施好城市发展与转型规划来破解资源型城市民众生活质量提高中的瓶颈问题。而Lucas(1970)则从资源型地区发展的生命周期角度提出了新阶段理论，归纳出主导产业增长逐渐趋稳的规律性认识和可选择路径。这一阶段关于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路径的研究具有一定系统性，但研究中并未向更远的阶段探寻，缺乏长期的动态分析，未注意资源型城市在发展生命周期中有衰退的可能，未从更深刻的体制因素来剖析转型瓶颈问题的成因。

      (2)成长阶段——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路径问题的实证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Bradbury(1979)以鲁卡斯地区作为单一资源型城镇案例分析，对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路径与生命周期的理论内容进行了丰富，充实了下降、关闭阶段这两个新增阶段，认为资源型区域与经济中心之间就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Porteons(1982)对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资源型城市进行了研究，认为其表现出一种在中央集权的欠发达国家的中心与外围关系；Marcey(1984)对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的煤炭资源型城市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随着矿产资源日趋枯竭，资源型地区步入衰退周期，人口大量外迁，导致了居民归属感弱化，最终使这些地区不再具有吸引力，是阻碍转型发展的重要瓶颈。这一阶段体现出交叉研究的特点，经济理论中的二元化思想、依附论、资本积累与国际经济理论在研究中得以应用，被用来分析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路径的周期性，以及各阶段所体现出的不同特征，在研究对象上实现了从个体分析向对群体实证与规范研究的转变。

      (3)成熟阶段——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路径问题的系统化研究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Haytor(1989)对加拿大资源型城市进行案例分析，认为资源型城市中心区的员工与边缘区的员工在工资、福利水平上存在巨大差距，这是该区域劳动力市场分割等转型瓶颈的重要成因；Hoton(1996)以澳大利亚为案例，研究了资源型城市“长距离通勤模式”对于产业转型路径的积极作用和深远影响；Kenny(1997)研究了美国南科罗拉多州的煤炭城市自然景观与居住社区互动演化，总结出了资源型城市实现良好转型路径的必备条件。这一阶段学术界主要致力于将产业转移、就业市场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引入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路径问题的研究。

      从国外文献来看，从事特定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路径领域研究的学者不多，其研究成果数量也不多，但随着该问题日益受到各国重视，研究呈现不断深入的趋势。目前，主要表现出以下特征：一是研究层次在逐步加深，已经从专题研究走向了综合研究，从实践对策问题研究转向系统理论集成研究；二是研究成果的国别分布不均，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研究成果居多，欧洲地区资源型城市建立、转型虽早，但欧洲学者针对其的研究成果不多；三是研究方法上以描述性为主的规范分析居多，实证分析主要集中于典型案例分析，更高层次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也开始逐渐增多。

      2.国内研究述评

      国内专家学者对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路径问题的研究，按照时间顺序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生产力布局研究阶段、工矿城市研究阶段、资源型城市转型研究阶段。

      (1)生产力布局与资源生产基地研究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8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学术界和政府部门主要是围绕如何进行资源型产业布局和选址、建设规模、建设时序等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多以政策文件的形式出现，但理论研究几乎是空白，只作为城市地理的部分专题有所涉及，重点集中在劳动力地域分工、人口迁移方面。

      (2)工矿城市研究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李文彦(1978)对煤炭城市产业转型路径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进行了相关界定并提出指标体系，具体总结了当时煤炭城市综合发展路径的三种类型，即多门类重工业基地、以煤—电—化为中心的工矿基地和煤炭——地方工业结合的工矿中心；周一星(1988)首次对我国资源型城市工业职能分类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专业化部门、职能强度、职能规模的职能三要素概念；齐建珍、白翎(1989)通过对抚顺、阜新两个煤炭城市发展模式的比较，分析了单一结构带来的经济效益、劳动就业、生活质量及环境污染等问题，认为解决转型瓶颈的根本路径就是综合发展；樊杰(1995)对我国煤炭城市的结构转换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产业结构单一是造成经济效益差的主要瓶颈问题。

      (3)资源型城市转型研究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鲍寿柏(1996)从专业性工矿城市发展模式的角度，提出以制定衰退地区经济振兴战略作为重要路径之一；郑志国(2002)总结出适合我国单一资源型城市产业转轨路径的三种模式：新兴产业植入模式、产业链扩展模式、主导产业扶植模式；耿殿明(2004)通过分析矿区发展的基本问题，提出从RESE系统可持续发展模型角度构建发展战略模式与实现路径，并运用“持续—协调”测度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刘玉劲、陈凡、刑怀滨(2005)主要以东北老工业基地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为案例，分析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形成的历史原因，探讨了资源型产业退出路径以及新型主导产业的培育机制；陈学章(2007)对中外资源型城市转型基本模式进行比较和评价，提出应该改善资源型城市招商环境，吸引投资和发展中小企业网络；肖金成(2012)提出了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方向：一是转型为区域型中心城市，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二是转型为功能型城市，实现专业化生产；魏后凯(2012)认为，当前我国资源型城市面临的瓶颈问题突出表现为“四性一不顺”，即经济结构单一性、城市形成的资源性、产业链条的断裂性和城市布局的分散性；“一不顺”指大多数资源型城市仍实行政企合一的体制，造成城矿关系和体制不顺。

      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不少，但基本发表在国内专业刊物上，国际影响力有待提高。现有文献对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路径问题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但相关研究普遍较为宏观，解决的多是资源型城市转型瓶颈破解的共性问题。国内对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于实践的需要，而且在研究方向的集成上尚缺乏系统性。

      二、我国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效果评价与瓶颈

      1.我国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效果评价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资源型城市累计生产原煤529亿吨、原油55亿吨、铁矿石58亿吨、木材20亿立方米，“一五”时期156个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中有53个布局在资源型城市，占总投资额的近50%，为建立我国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我国是一个资源种类丰富的国家，用于经济增长的各种资源总量也较多。我国资源型城市众多，且分布广泛，就其评价而言，单一地对整体效果无法简单地评估，因此，本文选取有代表性的资源型城市，对总体进行效果评价。根据本文研究重点，选择了数据较完善的11个矿产资源型城市。由于本文的研究中无法获得足够数量的合格的专家意见，因此，选择SPSS软件进行因子分析来得到各城市产业转型效果的综合评价。各指标的定义为：X1为经济增长率(%)：从总产出增长速度角度反映了经济增长水平，表明城市的发展能力和潜力；X2为人均GDP(元)：综合反映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概括整个城市社会物质生产发展水平；X3为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X4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X5为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反映城市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依存度越高，表明城市的外向拉动性越大；X6为采矿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比重(%)：反映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变化的另一方面指标；X7为财政自给率(%)：反映了城市的经济自主能力，因为资源型城市转型期通常陷入财政困境，因此，财政自给率提高也可视为转型成功；X8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元)：反映了资源型城市固定资产存量状况，对于城市发展潜力非常重要；X9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该指标是反映城镇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最重要指标；X10为城镇登记失业率(%)：资源型城市转型期间，由于原主导资源产业的衰退，常导致失业率上升，该指标也是反映转型成果的重要指标；X11为人均教育支出(元)：资源型城市转型也需要劳动者素质全面提高，教育投入是提高人口素质的重要保证；X12为人均耕地面积(亩)：自然状况指标；X13为人口密度指数(人/平方千米)：自然状况指标；X14为工业废水处理达标率(%)：反映对废物的利用程度；X15为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反映对废物的利用程度；X16为人均绿地面积(平方米/人)：衡量城市环境的改善程度。11个资源型城市的原始数据如表1所示。

      

      

      设定主成分的特征根大于1，累计贡献率大于85%。从表2的结果来看，一共有五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8.892%，因此，可选取五个主成分。通过正交旋转后的载荷矩阵，各因子的典型代表变量突出，因子意义较明显，可解释为五个主成分，这五个主成分与前面的因素指标选择有一定的差距，反映了指标间一些潜在的联系，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如表3所示，旋转后的总方差解释如表4所示。

      

      第一主成分主要由经济增长率、人均GDP、财政自给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绿地面积组成。包含指标信息最多，反映了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中经济发展对既往投入规模的依赖，也反映了经济发展对人民生活水平和城市建设水平的贡献，体现了资源型城市当前的综合经济发展程度。第二主成分主要由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人均耕地面积、工业废水处理达标率组成。第二主成分反映了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变化与环境破坏程度，第二主成分对各变量方差贡献率为21.637%。第三主成分主要由人均教育支出和人口密度指数组成，主要体现了产业转型中人口素质的提高，第三主成分对各变量的方差贡献率为13.534%。第四主成分包含了城镇登记失业率和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反映了转型时期的就业情况和资源利用，第四主成分对各变量的方差贡献率为12.846%。第五主成分包含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和资源行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比重，反映了资源型城市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和产业结构单一化程度，第五主成分对各变量的方差贡献率为10.707%。

      利用因子得分矩阵得出各城市的各个主成分得分，各个主成分得分乘以各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表示的权重，得到各城市的总分(如表5所示)，包头市以综合得分19.51分高居榜首，其次是马鞍山、莱芜、嘉峪关。在经济总量上，马鞍山得分最高，其次是包头和嘉峪关；包头市在产业结构和人口素质方面的得分最高。攀枝花、黄石、临汾得分位居最后。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11个资源型城市可以分成两大类：包头、马鞍山、嘉峪关为一类，邯郸、临汾、鞍山、本溪、新余、莱芜、黄石、攀枝花为一类。结合前面做出的每个城市在各个主成分上的得分及总体得分，包头、马鞍山和嘉峪关属于产业转型效果最佳的三个城市。包头的产业转型效果最佳，从实际情况来看，在历史上，包头市从“一五”期间就因其资源优势而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建设城市。近年来，包头市充分利用国家援助政策给转型带来的重要契机，大力开展招商引资活动。环保和新型工业是包头发展的两大思路，高能耗型产业逐渐被淘汰，高新技术型产业将成为主导。基于此，包头建立了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着力促进高新技术产业、旅游观光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全市整体经济以持续、高速、健康的态势发展。马鞍山的产业转型效果也很好，在实际中，马鞍山的经济转型不是传统产业的相互替代，而是以提高城市国际竞争力为目标的城市功能转换。近年来，马鞍山先后否决200多个投资额较大但存在严重污染问题的项目，清理关停近百家轧钢厂、水泥厂、小铁厂。马鞍山吸引法国圣戈班、日本三菱、中国台湾中橡、蒙牛等企业入驻，培育出华菱汽车等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马鞍山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有秩序地推进矿山资源开发整顿规范，着力加强生态建设，助推资源型城市经济、社会、生态等综合功能的转变和提升。马鞍山市已被国家环保总局正式命名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实现了城市功能的大幅度提升。从综合转型效果来看，转型较好的资源型城市，都是基于以提高城市竞争力为目标的城市功能转换，而转型效果不佳的资源型城市，则面临着转型发展中的瓶颈问题。

      2.我国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瓶颈

      目前，我国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进程中也存在着诸多瓶颈问题。从资源接续、资源替代等资源型城市转型模式来看，虽然以产业结构的部分调整扭转了资源型城市步入衰退周期的局面，但是，产业结构尚属低层次之列，较低层次的产业发展水平和内在结构导致了城市布局建设和内在功能仍不合理。

      (1)从城市布局建设来看，长期以来，资源型城市布局受其产业发展战略、城市建设政策的影响，资源型产业依地而建，城市布局星罗棋布、严重分散，亟需进一步更新和优化组合。一方面是相对零散的城市格局导致集聚效应不强，绝大多数资源型城市的布局体现出“点多、线长、面广”的特征，不利于产业集聚，少数相对集中的地域也存在各部分条块分割、各司一方等问题，亦形成较为涣散的格局，这样的分布大量增加了基础设施建设成本，没有形成土地的集约利用；另一方面是缺乏实现经济发展的必要优化组合空间，起步和发展仍然很分散，城镇体系建设尚未形成具有强大吸引力和辐射力的地域中心，正如以上分析中邯郸、临汾、鞍山、本溪等资源型城市所表现出的瓶颈问题。

      (2)从城市内在功能来看，在传统发展模式下，多数资源型城市空间内，以往突出的是资源供给的生产功能，社会、生态、文化等重要城市功能极弱，并未形成具有较高综合功能的核心城市空间，尤其是提供生活服务、科研服务的中心服务功能尚未形成，严重影响生产性矿区向综合型城市的转型。资源型城市功能建设中的封闭性、集中性比较突出，导致城市内在功能中条块分割功能不清、问题仍很突出，未能形成较好的聚集效益和规模经济，正如以上分析中新余、莱芜、黄石、攀枝花等资源型城市所表现出的瓶颈问题。

      三、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创新路径

      为了消除以上的重要瓶颈问题，资源型城市必须摒弃传统的转型模式，实现转型路径的创新。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从包头、马鞍山和嘉峪关等城市的路径和经验来看，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创新路径，应依托于其内在功能与外部区域的耦合。从内生的角度来看，内在功能发挥着主导、决定的作用，由此可见，对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创新路径起决定性作用的结构是其自身的内在功能结构。资源型城市内在功能应涵盖经济、社会、生态三大功能，三者之间构成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创新路径的结构，必须实现协调发展，才能支撑好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创新路径。在城市功能变化的影响下，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创新路径的内在结构是一个不断演化的体系，这个过程中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经济功能转换、生态功能转换、社会功能转换。从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创新路径的结构视角审视，基于以上三方面的功能转换，可以建立生态—经济—社会“三位一体”的复合空间发展模式。资源型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其发展受到很多子系统(如生态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基础设施系统等)的影响。而资源型城市各个系统负面影响较大，生态环境、就业问题突出，因此，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发展必须立足这一现实，运用现代城市发展的先进理念，建立一种复合空间发展模式(ETES模式)，引导各个子系统的良性与有序发展，充分发挥资源型城市内在的主要功能，既体现资源型城市的性质，突出并充分发挥传送带主要功能，又要围绕资源型城市的主要功能，和谐发展和协调发挥城市的多种功能，建设紧凑、集约、高效、生态的现代化园林宜居城市，推动生态、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

      1.包容性转型路径

      包容性转型路径是基于资源型城市包容性增长的国家、地方支持转型的路径选择。包容性增长由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首次提出。所谓的包容性增长寻求的是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本文所构建的资源型城市转型创新模式依托的是其城市内在各项功能与区域外部软硬环境的互动式耦合，这是一种内涵式的发展模式，将在集约、创新、开放中走出一条增长和转型新路，需要具有包容性增长特征的转型政策予以保障。

      对于资源型城市而言，由于其粗放型增长中积累的是资源产业优势，因此，在其包容性转型政策中，更需要依靠后发优势的培育。后发优势的培育，一方面依靠资源型城市内在功能的创新；另一方面要依靠来自对外部硬环境的新适应，以及外部软环境的支援。基于此，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创新路径下的后发优势的培育，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促进内外优势延续与扩大。一是优势延续，资源型城市应基于已有的条件和基础，以包容性转型政策为引领，保持已形成的各方面优势，采取切实的政策措施，提升城市内在功能中的内涵式要素，以激励政策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以及综合利用，并以约束政策减缓资源枯竭速度，延长产业开采年限，保持住资源型城市的现有优势。二是优势扩展，资源型城市应基于区域空间较广的独特优势，从包容性增长的政策角度入手，不断扩展和提升产业层次、延伸和拉长产业链条，着力促进前后向之间的关联产业发展，进一步提高附加价值，扩大资源型城市的综合优势。

      (2)促进内外优势互补与共享。一是优势互补，一方面利用资源型城市不断积累起来的区域内在优势；另一方面利用区域外部具有优势的异质资源，采取切实的政策重点措施，实现两方面优势的有效融合，共同打造资源型城市综合优势。一些资源型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比如部分矿产资源型城市拥有煤炭或是铁矿资源，因其有较强的加工实力，国家和地方应给予政策的保障和扶持，促进这些具备一定关联性的资源之间协同开发，从而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二是优势共享，资源型城市不仅要实现区域内外优势的互补，也应促进区域内优质资源和区域外异质资源实现优化组合配置，以此作为国家援助政策和转型政策的重点，着力达到旧有以资源产品生产向产业开发的重大目标，譬如，以煤炭为主的资源型城市由单一的煤炭开采向煤电联营、煤电铝联营或者煤炭化工产业的发展就属于这种情况，其根本的目的在于通过优化组合，提升资源的组合效率。

      (3)促进内外优势递进与深化。一是优势递进，一旦资源型城市所主要依赖的资源趋于衰减和枯竭，为实现资源型城市走出困境、实现新的包容性增长式转型，就应该发挥顶层设计中政策的合力效应，在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中实现资金投入增量进入其接续替代产业，而资源型城市以往所依托的主导产业尚未有重要变化。二是优势深化，一旦资源型城市原有资源优势削弱或丧失，就应重新挖掘区域外和城市内的其他优势组合，以此作为转型政策的核心内容，尽快生成资源型城市新竞争优势，使资源型城市单一的内在功能逐步转向全方位的综合性城市功能。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可以依托自然资源，也可以依托其他的资源，譬如，广阔的市场、便利的交通、发达的金融、强大的制造业等，这些导致了城市内在功能的转换和更新。在现代社会，一个城市功能逐渐完善的进程中，所拥有的信息也成为重要的流动性资源，对于大部分城市而言，其应采取切实的政策措施，在具体的转型政策制定和实施中，加强信息化建设，实现信息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城市信息化功能提升促进资源型城市优势的转换，促进和实现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高级过程。

      2.差异化转型路径

      差异化转型路径是一条尊重现实和规律、因地制宜的转型之路。在构建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创新路径的过程中，虽然转型诸方面、诸领域的基本思路大致相同，但是，在现实情境中，不同类型的资源型城市在转型中所面临的困难不一样，城市内在功能不同，区域外部环境相异，因此，应根据各城市自身情况选择，在包容性转型政策的“大道”下，因地制宜地选择与之相适应的转型政策。就我国资源型城市组成而言，不同类型的资源型城市有着差异化的转型政策选择。

      按照开采的资源类型划分，我国资源型城市可分为煤炭城市、有色冶金城市、黑色冶金城市、石油城市、森工城市。由于资源禀赋的差异，我国不同资源类型的城市形成了不同的产业结构特点。我国煤炭型、石油型、森工型城市普遍以资源初级产品为主。而冶金型城市则由于产地加工程度要求较高，因此，很多城市都逐步发展为以制造业为主导产业的格局。因此，就我国各资源类型的城市发展来看，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政策有所差异：煤炭资源、石油资源和森工资源等城市的转型发展应先延伸产业链，积极发展下游产业，降低对资源过高的依赖度，提高接续产业的科技含量、提高替代产品的附加值，以此为基础继续推动产业更新转型模式，发展新兴产业；而冶金城市则应把转型重点放在产业更新上，在原有制造业基础上，推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使城市职能更为多样，产业部门更为齐全，以维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1)外部区域环境差异化下的路径选择。外部区域环境差异化是资源型城市面临的重要问题。区位是影响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有利的地理位置及交通信息条件能促进经济地域的发展，如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而不利的区位条件则会严重影响其经济的发展，如我国的西部内陆地区。因此，资源型城市在实现产业转型政策选择中，应充分考虑区位因素带来的影响。对于地处不同经济区域的资源型城市，应该借助各地不同的外部区域条件，选择符合自身实际、切实可行的政策，而不是单一趋同的政策选择，来推动产业转型。

      从我国区域的不同板块来分析，东部资源型城市地处我国经济最发达地区，这一地区拥有便利的交通设施，铁路水运发达，也拥有相当规模的工农业基础，但支持其高速经济发展所需的能源储量并不丰富。因此，这一地区的资源型城市在体现差异化的政策选择上，首先应延伸产业链，提高资源产业的竞争优势，尽力打造成东部地区的能源基地。同时，可通过积极承接东部地区发达城市转移的产业，来发展资源依赖度较小的其他新兴产业。而我国的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资源型城市，所处的外部区域条件则较为不利，但可充分利用外部区域软环境的支援，因此，其在与东部地区差异化的政策选择上，应依据近年来国家出台的区域发展战略例如西部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通过发展国家重点扶持的产业以实行经济的转型。事实上，即使大的区域环境条件不是十分有利，各地仍能利用各自的地域特点发展特色产业，例如，煤炭城市阜新市就利用其地处辽西北地区的主要交通节点的优势，在产业更新上，大力推动现代物流业和现代商贸业的发展；而有色冶金城市白银则利用其位于黄河上游的地理位置，发展黄河文化旅游业，使其成为城市发展的新经济增长点；石油城市盘锦位于辽宁省西南部、辽河下游，是沿海开放城市，因此，在其转型发展中，依托沿海优势，发展港口服务业以及与海洋相关的制造业。由此可见，各区域的资源型城市应该因地制宜地利用所处的外部区位优势，选择有利的差异化政策来发展特色产业，才能成功实现产业转型。

      (2)城市内在功能差异化下的路径选择。由于发展历程的差异，资源型城市内在功能虽有历史趋同性，但更多地体现出差异化的特征。在资源型城市发展中，资源开发一般经历开发期、发展期、成熟期和衰退期。从开发期到发展期，城市资源储量充足，自然型城市功能是其主导功能，以资源采掘为主导的产业能有效推动经济迅速增长。成熟期是资源开发的繁荣期，资源产业发展稳定，尚未面临资源衰退问题，但这一时期资源开发程度加深导致开发难度增加，因此，开发成本上升，资源仍是区域发展的主导因素，但影响有所减弱，城市功能虽有所健全，但仍是单一型城市功能，这是城市转型发展的最佳时期。进入衰退期，资源储量逐渐衰竭，产量下降，生产成本大幅度上升，自然资源逐步丧失了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必须要创新资源型城市内在功能以发展新的优势，结合具体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以尊重现实的差异化政策选择来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城市才可能不陷入衰败和没落。

      在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具体的产业延伸模式和产业更新模式选择政策方面，不同资源类型城市也是有所差异的。首先，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的产业链延伸方式各异：①煤炭城市：开采→洗选→发电→煤化工等高耗能产业；②石油城市：开采→炼油→石化→精细石化；③森工城市：培育→采伐→粗加工→精加工；④冶金城市：采矿→精炼→型材→制品。其次，这种差异也对资源型城市内在功能转换提出了差异化的要求，是差异化政策选择的基础所在。对于森工城市而言，可依托自然区位优势，采取“进一”的差异化政策导向，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特色农林产业链的形成可成为其经济转型中的新增长点；对于那些以采掘业及初级产品加工业为主导产业的煤炭城市、石油城市，可以利用已有的工业技术和人才，重点发展相关制造业以及其他先进制造业，即采取“进二”的差异化政策导向，使城市内在功能由采掘业城市向高度专业化的制造业城市转变，最终向智能多样化的制造业城市转变；而对于那些已有较好的制造业基础的冶金城市，则可以在发展多样化的制造业基础上，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特别是生产服务业的发展，即采取产业更新的“进三”的差异化政策导向，推动产业升级，提升产业结构，推动城市内在功能向综合性城市转变。

      综上而言，针对不同类型、不同特点的资源型城市，转型路径的选择也必然不同，应在外部区域环境和城市内在功能双重差异化的现实背景下，寻求有效的转型政策。一是加强政策谋划，未雨绸缪，提早研究除资源之外的区域发展优势条件，并积极规划未来的产业发展政策，推动产业延伸，促进下游深加工产业的发展，加快资源型产业的技术升级。二是深化政策思路，抓住有利时机，开启城市经济转型，可采取产业延伸与产业更新复合型转型政策，一方面，加深原有产业的发展深度；另一方面，选择发展潜力大、带动力强的产业作为更新产业，完善城市产业体系，以减少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依赖程度，及早避免因资源枯竭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三是明确政策手段，因地制宜地选择产业更新政策。政府应该尽快选择不依赖于原有资源且又能体现本地比较优势的产业为替代产业，可借助外力直接将新型产业植入资源型城市，并通过内部的政策制度逐步建立新的城市产业体系和功能内涵，以尊重现实的差异化政策导向再造城市的新竞争力。

      根据前文的论证可以看出，在旧有的模式下，我国资源型城市形成的基础是资源，发展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资源。从以上实证模型的分析来看，在发展过程中，资源型城市产生了对于资源产业的路径依赖，其转型历程亦是由开发某种矿产资源转向开发另一种可再生资源。然而，从大多数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效果看，这些旧有模式尚存缺陷，不能从根本上兼顾各种问题。资源型城市转型创新模式，就是要摆脱对矿产资源的依赖，不断完善城市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重新发现城市内在功能进一步优化的优势，寻找城市转型所需要的内在功能所能提供的支撑力量，并从外部区域寻求强大的动力支持，助推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

      基于以上分析，从包容性转型路径和差异化转型路径的角度来看，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未来路径创新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转型路径的核心。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创新路径的核心在于以城市内在功能与区域外部环境的互动与耦合，提升产业转型的整体素质，始终坚持持续提升产业新的竞争实力。(2)转型路径的根本。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创新路径的根本在于着力提升城市内在功能，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始终坚持转方式提效益，激活释放发展内生动力。始终注重长远可持续发展，推动经济实现由外部政策刺激向内涵式增长的有序转变：一是多元投资拉动；二是扩大消费推动；三是全面开放带动；四是科技创新驱动；五是产业项目带动。(3)转型路径的关键。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创新路径的关键在于良好的区域外部环境，始终坚持优功能、育生态，不断提升集聚承载能力。突破就产业抓产业的局限，把城市作为产业承载的综合平台来建设，着力打造宜发展、宜创业、宜生活的综合经济生态。一是拉开城市框架，拓展发展空间；二是打造区域中心功能；三是提升园区层次，优化产业生态。(4)转型路径的保障。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创新路径的保障在于体制机制，始终坚持建机制、抓落实，切实形成整体推进合力。一是开放合作不动摇；二是思路方向不变调；三是执行有力不松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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