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思潮对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及老龄化危机的误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利论文,思潮论文,中国人口论文,国内外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讨论中国经济未来走向时，近年人口红利及其消失问题已为国内外思潮高度关注。由于有关问题关系到我国人口政策、就业与社会保障政策的走向，毋庸置疑具有突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近年国外研究机构、学者、政要，如美国兰德公司、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以及澳前总理陆克文等纷纷发表相关研究或言论，预言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对未来经济将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印度将因人口红利超越中国等等。在国内，蔡昉教授有关人口红利的研究发表以来，社会上呼吁应对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短缺、延长退休年龄、放宽甚至取消人口政策的声浪也此起彼伏。
笔者认为，以上有关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及老龄化危机的认识思潮，论据薄弱，甚至不乏严重错误，完全背离了中国现实。多方面国情使中国老龄化经济效应远弱于西方。这一思潮最令人担心的是完全无视了庞大人口当前、今后对中国发展存在的、并会逐渐增大的不利影响。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我国人口规模滞后效应日趋显现，值得深刻认识、高度关注。在人口向15亿迈进途中，如果人口国策由计划生育转向增加人口，将是中国人口战略第二次重大失误。
1 国际思潮：“人口红利”令发展中国家人口问题彻底“消失”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观点对发展中国家人口问题的认识历经了由重视到忽视的转变。近年“中国经济将因老龄化撞墙”，“印度因人口红利将超越中国”等认识极少引起思想抗拒就在国际、国内广泛传播，更令发展中国家人口问题在彻底“消失”；不仅如此，还戏剧性地变为了“人口红利”。对人口问题的轻视、否认，与当前对人口结构问题的渲染，是铸就西方思潮这枚“镍币”的正反两面。毋庸讳言，国内一些学者对人口问题、人口控制、人口红利以及老龄化等问题的认识框架，至今也较多受到国际思潮影响。理解当前国内外“人口红利”思潮，有必要简单评价并回顾一下这一思潮在西方的由来与发展。
自1972年世界环境大会以来，发达国家对人口问题的态度发生了剧烈转变，否认发展中国家快速人口增长对经济、资源环境有不利作用的观点，渐成学术界主流倾向，并蔓延至政府，不仅影响着发达国家对全球人口控制的态度，也深刻影响着包括中国在内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以及人口学者的认识。
西方思潮的这一转变，除一贯反对堕胎的宗教思想、势力等的作用外，在思想界与1970年代美国科学院对发展中国家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研究密切相关。该研究似乎科学，却认为没有发现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有确定的不利作用，因而在经济界、人口界、乃至政治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率约3％的情况下，这一研究结果不仅背离了包括中国在内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现实，也欠缺基本的历史感。人类起源以来人口增长率平均下来比3％不知低几个数量级，世界人口今天已达70亿，地球已经人满为患。从人类发展历史长河看，人口增长率低到令人口学家不屑一顾，长期的累计作用也是极其惊人的。面对战后人口爆炸，或面对人类生存的下一个300万年，美国科学院的这一研究无视如此快速人口增长的不利作用，挑战1970年代环境意识崛起引发的对全球人口问题的关注，既是很短视的，也是很有害的。
笔者认为今天对该研究方法可以提出的问题是：只研究短期人口与经济关系，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人口增长对经济、资源、环境的影响从来主要不是短暂性的，而是长期性、滞后性的。低收入阶段，工业化及人均消费水平低(农村供养人口花费更是极少)，人口增长诸方面影响较小。随着经济与城市化发展，人均消费水平提高，人口规模潜在效应将成倍放大，尤其对超级人口大国来讲，完全可能变为不可忽视。本世纪中、印崛起必是两国人口增长滞后效应充分展现的时期，其影响值得长期观察，根本不容忽视。
在这种形势下，西方思潮却将发展中国家人口问题进一步戏剧性地变为了“人口红利”。未来印度20亿人口似乎不意味着负担，正成为“人多、热气高、干劲大”的财富。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却最终似乎丧失了经济优势。根据这种逻辑，中国人口如果超过印度的20亿，经济优势犹存，两大国谁生育率先下降，随之而来的人口转变就会使谁经济撞墙。难道超过世界人口1/3的中、印两国的生育率应一直在高位竞争？当前，再增加人口，中国人口肯定也到不了20亿，如果经济注定撞墙，难道不必然表现为失业增加，为什么还鼓吹增加人口来雪上加霜？
在当前国际人口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形势下，在科学技术对劳动生产率提高日益有决定性作用的形势下，这种超级人口大国经济优势要靠比拼人口的逻辑是十分荒谬的。但这些话却是有研究根据的，即Bloom等人(Bloom，David E.and Jeffrey G.Williamson，1998)对东亚崛起中人口红利作用的研究。对Bloom等人的研究今天也可以提以下几点评论或需要研究之点：
战后东亚，如韩国等多数国家都经历了人口快速增长，一度剩余劳动力问题严重。随其经济发展、生育率转变导致人口结构变化的过程，实际应是人口问题逐渐减弱，最终新增劳动力又配合、支持了经济进一步增长的过程。研究这个过程时，在人口红利期前期存在剩余劳动力期间，剩余劳动力(各国多以潜在方式存在)不宜当成抚养人口研究，对这点研究者是否给予了注意？Bloom所做分析期间，1970年日本就进入了老龄社会(65岁及以上人口达7％)。此后即包括了日本人口红利期，也包括了其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迅速发展时期。1970年以后日本失业不断加重。因此在日本人口红利期，主张劳动力增长完全是人口红利作用未必完全妥当。日本人口红利期消失阶段失业率却在增加，对人们很愿意由这一研究引申出的人口红利消失导致劳动力短缺等推论，也结实地打下了问号。
还需要指出，从偶联有限人口与经济宏观数据得到的这一人口红利结论也并不能掩饰实体经济中这些国家与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尖锐的实际矛盾。在日韩农业战略中，促进减少农民以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减轻资源制约型农业困境，始终具有首当其冲的重要地位，但耕地越少、地价越贵等，导致农民越来越不愿意放弃土地，这一战略因此遇到越来越大的障碍。日本农业经营规模至今约为美国的1％，农业过度依靠补贴，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大大高于国际市场，政府又不得不采取农业保护主义，已成为日本最棘手的产业问题。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因此成为美日贸易摩擦及从关贸总协定到世贸谈判的焦点及难点问题。韩国农业问题同样不轻松，世贸谈判地点常见韩国农民身影，在香港世贸谈判期间，发生了韩国农民“跳海”以示对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抗议。从自由市场经济角度看，至今很难认为日韩等已经摆脱了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困扰。
但Bloom分析期间，相关的东亚国家与地区毕竟比较有力地摆脱了剩余劳动力问题，并以农业补贴、农业保护主义摆平了农业问题。因此Bloom的结论仍能基本成立。如果不是这样，由经济发展与人口年龄结构所谓“红利期”在统计上同向变动而得出经济获利于人口红利，必然会受到严厉质疑。
尽管Bloom的结论基本能够自圆其说，但仍有必要指出，Bloom所研究的东亚除日本略大且工业化、城市化水平等早就较高外，其余均为小国。在全球经济下，包括日本1亿人口在内，他们跨越上述人口增长滞后效应，较彻底地现代化，解决二元经济结构及剩余劳动力问题，然后产生所谓人口红利理论及现实上相对容易得多。如将这种结论应用到或推论到大国模式，特别是应用到剩余劳动力问题仍较为严重的超级人口大国就必须有所顾忌。目前国际上对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对印度因人口红利将取代中国地位的渲染，很明显就是这样的盲目类比。
例如，印度未来逾20亿人口达到今天韩国水平(人均GDP 2万美元)，要包下当今全球GDP(背后是全球经济、贸易、资源消耗、环境污染)，达到美国水平(人均GDP近5万美元)需要当前全球GDP的2.5倍，或者说2.5个地球需印度供应。换言之，因人口规模差异，印度与日韩等经济起飞对全球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完全不同，印度现代化发展中必然越易受到国际经济、贸易、资源环境更多制约。中国未来15亿人口的发展逐步受到类似的影响与制约，也是必然的。这就是一个国家人口对经济的巨大影响。今天，中国人均能源消费水平并不高，温室气体排放迅速成为世界第一。城市化水平40％多，农业劳动力中一产劳动力还有3亿人，制造业规模之大在国际上已经反复遭遇反倾销(参见下文中国制造业数据)，已经是这种效应的反映。随着中印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发展，这种影响将日益增大。因此，我们说，中国人口增长滞后效应已经进入充分展现期，值得高度关注。在渲染老龄化危机的同时，看不到这点，是非常近视的。
2 中国学者、舆论对“人口红利”的滥用
早期西方对人口问题的否认，在国内学者中就有较深刻影响，国内某著名机构首席学者曾一再表示中国本来没有必要实行计划生育。Bloom等人人口红利分析方法出来以后，也很快被学者接受，并用来研究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尽管研究所涉及时段中国剩余劳动力问题十分严重，研究结果却将中国经济增长27％也归功于所谓人口红利(蔡昉，2004)；其后，社会上对中国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危机的渲染一浪高过一浪，乃至频繁有人提出应取消计划生育国策。
2.1 中国经济增长27％归功于人口红利的计算存在严重瑕疵
国内上述“人口红利”研究匡算人口转变及抚养系数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时，完全忽略了剩余劳动力问题，分析期间大量剩余劳动力实际全部计入了抚养人口，这种数据处理方式无异于计算前将人口问题已经变为了“人口红利”(侯东民，2007)。经此计算而对近60年中国人口与发展关系认识进行颠覆，将人口压力与问题变为不断收获的人口红利，结论当然站不住脚。蔡昉教授研究结果在北京大学国情中心发布的当天，我们即表示了不同意见。
对中国“人口红利”上述研究方法的缺陷，在1995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经济发展白皮书1994-1995》人口一章中，郭志刚与作者分析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时，早已预先提出过警告。明确指出，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人口与经济关系不同，对剩余劳动力问题严重的国家与地区的社会抚养负担或人口与经济关系，不能同样简单用人口学抚养系数去讨论。这种警告对人口学研究来讲，还将长期有效。从经济学定义看，无疑剩余劳动力也应视为被抚养人口，尽管各国多以潜在的失业方式存在，但应是社会抚养负担的一部分。
表1显示，考虑了剩余劳动力问题的社会实际抚养比，与人口学抚养比之间有较大差异。数据表明，中国社会已经承受过远高于学者单纯从人口学抚养比角度估计的未来高度老龄化时期的中国社会抚养负担水平。假定2050年、2100年中国剩余劳动力问题已不复存在，因老龄化效应与剩余劳动力逐步减少作用相抵消。本世纪我国实际抚养负担必将呈逐渐缩小的总趋势。表1还显示，考虑到到2050年及2100年退休年龄会不同程度延长，即便从人口学总抚养比变化看，2010年为47(60岁及以上人口标准)，2050年为63(65岁及以上人口标准，将比2010年人均多抚养约0.17人)或49(69岁及以上人口标准)，本世纪末为57(69岁及以上人口标准)，变化相对也是有限的。目前做大时间跨度的抚养比变化研究时，人们仍较习惯将人口学总抚养比按60岁及以上或65岁及以上人口的固定标准比较，如统一按60岁及以上人口标准，2050年为88，2100年为96，与今天的47差距大得多。但这种比较欠缺实际意义，无疑会人为加剧对老龄化的忧虑。当然，如果剩余劳动力问题2050年尚未解决，表中实际抚养系数将继续因剩余劳动力因素而提升。
笔者批评人口红利说时多次指出(侯东民，2007)，中国从1970年代初开始卓有成效的人口控制，以往出生高峰期人口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入劳动力人口，被学者褒义的所谓人口红利期，不过是我国剩余劳动力问题最突出，就业压力最大的时期。所幸中国经济此期步入改革开放快车道，发达国家正好实行产业转移，同时人口控制不断发挥效能，才大大减轻了来自人口方面的严重压力。但也只减轻而已，至今没有改变老龄化起点上中国完全不同于西方的非常显著的特点，即中国的老龄化是带进剩余劳动力问题的老龄化。中国老龄化的相关问题不是有过什么人口红利及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问题，而是在国内社会经济条件下，如何正确认识老龄化发展与中国人口问题(包括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关系，以及如何看待这种关系今后演变的问题。所谓中国收获了巨大的人口红利或人口红利即将消失，都是学者为社会舆论贡献的泡沫而已。
注：①表中人口学总抚养比1、2、3是被抚养的老年人口分别按60岁及以上人口、65岁及以上人口、69岁及以上人口计算(69岁及以上人口为欧盟今后拟实行的退休年龄)。由于2050年、2100年退休年龄与目前显然不同，大时间跨度上人口学总抚养比如按惯例以统一的60岁及以上人口、65岁及以上人口，或69岁及以上人口标准进行比较实际并无意义。本文1982年、2010年按60岁及以上人口标准确定总抚养比，2050年分列了按65岁及以上人口或69岁及以上人口标准确定的总抚养比数值，2100年只列了69岁及以上人口抚养比数值，这些数值并相应应用于最后一栏对考虑到剩余劳动力问题的更接近于现实的总抚养比的计算。表中括号中的数值表示那些失去实际参考价值但人们仍常用以讨论问题的总抚养比数值。
②*剩余劳动力(多为潜在形式)纳入被抚养人口所得。
资料来源：1982年为四普人口数据，其余取自或根据杜鹏等人预测的数字计算，见杜鹏，翟振武，陈卫.中国人口老龄化百年发展趋势.人口研究，2009；5
2.2 中国经济发展得益于廉价劳动力与人口红利无任何关系
中国经济发展得益于廉价劳动力，即目前一般人理解上的所谓“人口红利”。其实廉价劳动力与特定人口年龄结构对应的人口红利期毫无关系。
提倡人口红利说的学者近年所反复推崇的刘易斯拐点论提示人们，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价格直接相关的是一定社会经济水平下剩余劳动力的多寡，不管人口年龄结构如何。鸦片战争后直到1970年代，只要有投资，中国的劳动力无不廉价；印度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于中国，仍处于所谓人口负债期，劳动力比中国还廉价。
劳动人口的高储蓄率效应被认为是支持人口红利说的另一证据。但在“3人活5人干”的状态下，中国人一贯的高储蓄显然只能产生人口损益，不会生出人口红利。
2.3 大量剩余劳动力背景下的中国式民工荒
在城市化水平仅40％多时，人口红利进一步与民工荒认识结合，衍生出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劳动力即将短缺，因而主张放松人口政策，延长退休年龄等主张。进一步剖析对人口红利的滥用与误导，必须首先讨论清楚当前中国劳动力剩余问题。
2.3.1 我国目前剩余劳动力仍在2亿人左右
1957年我国耕地达到峰值，农业劳动力仅1.9亿，国内已经发出计划生育呼声。1957年至今，我国耕地不断缩减，化肥、农药、农业机械已大量使用。但农业劳动力1978年增加到3亿，其中一产劳动力2.8亿；2008年更分别增长到4.8亿和3.1亿；这就是中国实在收获的所谓“人口红利”。此外，我国目前城镇登记失业近千万人，失业率为4％。未登记失业下岗者数千万，城市实际失业率高于10％。与1957年相比，即便不考虑农业基础条件变化，目前我国农业一产劳动力剩余1.2亿；如有所考虑，今天4.8亿农业劳动力中1亿一产劳动力恐有富裕，加上城镇下岗，可估计当前我国城乡剩余劳动力不少于2亿。如考虑较低退休年龄规定对现实中劳动力总量的限制还以几千万计，情况就更是如此。在加速城市化过程中，我国农业劳动力大幅度增长状况，与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迄今不断减少相比，意义是不寻常的。1978年以来中国农业劳动力增长接近2亿，德国、美国1990年至今农业劳动力各减少了1/3，与此对应，中外农业经营规模差距进一步放大。前已述及日本农户经营规模目前仅约为美国的1％，依靠过度补贴的日本农业问题丛生，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如果得以实现，日韩粮食生产所受冲击就可能类似近年中国大豆生产迅速受到进口冲击一样。但与日本相比较，中国农业经营规模1950年代约是日本的2倍，而由于劳动力增长(农业劳动力转移离土不离乡也负有责任)，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我国农业经营规模不仅不增，反而较大幅度减少。2008年年底日本农业劳动力(包括以二、三产业为辅或为主的兼业农民)人均耕地21.3亩，按中国农业劳动力口径或一产劳动力口径计算，已经分别是中国的5.7或3.7倍。从迄今日本因经营规模问题导致的农业艰难处境看，中国农业资源制约矛盾(即小农经济特征)无疑更为尖锐，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目前仍涉及9亿人口以超小规模粮食生产为主的我国农业必将日益依靠补贴，因而将对内对外面对长期困境，早已经是昭然若揭(侯东民，2000)①。人口红利期劳动力大幅度增长贡献的这份中国“人口红利”何其沉重？
2.3.2 大量剩余劳动力背景下的中国式“民工荒”
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背景下，近年中国频现民工荒，原因何在？作者多次指出(侯东民，2007)，最根本的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劳动力剩余、转型期劳动者劳动权利保护弱化、企业劳资关系失衡下，我国企业用工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出现了改革开放以前闻所未闻的企业只利用劳动力之劳动生命最年轻时段，而大量弃用城、乡40、50劳动力的倾向。弃用农民工年龄更低，而农村35岁以上劳动年龄人口占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近60％。这种奢侈的用工模式本身就以劳动力大量剩余为基础。这是目前城、乡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却出现民工荒的最重要的原因。
所以，近年的民工荒不是什么刘易斯拐点，恰反映了我国劳动力大量过剩的背景，以及突出地反映了维护劳动者劳动权益方面的社会问题。任何国家只利用年轻劳动力早晚都会碰到极限，40、50人员上岗将是中国出现刘易斯拐点最起码的必要条件。在世界上找不到一个达到刘易斯拐点的国家或地区主要使用16～34岁劳动力，而40、50人员在大规模下岗的案例。例如，因人口老龄化，日本中小企业中高年龄劳动力增加趋势非常明显(色文，1990)。不难预计，随着年轻劳动力吸纳殆尽，市场力量也会教会中国企业重新懂得善待中年劳动者的劳动权。
3 人口红利误导了什么：扭曲了对中国老龄化进程中基本矛盾的认识
笔者认为，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人口增长滞后效应充分展现与老龄化并存，与人口问题密切相关的剩余劳动力问题、环境、资源等问题，将与老龄化问题相互纠结。这一时期，人口问题不是像有些学者说的已经解决，相反较长时间内依然是主要矛盾。但国内学者对老龄化及其后果的认识较多受西方老龄化教义及其学者观点的影响，一些悲观观点不能令人信服。下面我们主要从反驳渲染人口红利消失及老龄化危机之主要依据出发，抛砖引玉试简单触及这一复杂问题，以说明因社会福利、社会负担情况与西方完全不同，以及因剩余劳动力继续长期存在，中国老龄化效应相对远弱于西方，人口增长滞后效应的充分展现则已值得高度关注。
3.1 在社会福利创建背景下，未来中国社会负担有较高度可控性
老龄化对社会经济负担的影响，现代社会中主要通过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来反映。例如，单纯从人口学总抚养比看，老年人口以60岁及以上人口为标准，1982年中国为70，已经相当于较高度老龄化的2035年中国的人口抚养比水平。但1982年与今天人们对有关问题的忧虑是不同的。西方进入老龄化时已经是从生到死的全面高福利社会，社会保障支出目前一般已经占GDP的20％～30％，有的甚至更高；而中国社会保障近年才较快发展。“2008年，中国包含社会保险基金在内的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22.2％，占GDP的比重为5.2％。这个口径相对而言更具有国际可比性”(杨晓，2009)。中国人民大学郑功成教授在2010年中国社会保障论坛第四届年会时指出，2009年我国社会保障全口径支出约相当于GDP的6％左右。
目前我国社会养老保障还主要覆盖的是城市户籍人口，保障水平也不很高，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近70％，还基本未覆盖。农村“新农保”已经试点，即将全面推广，但水平更低，老人每人每月仅55元，合计只约占GDP的千分之几。此外，养老保障仅仅是社会福利的部分内容，社会福利其他方面我国也处在初创阶段，支出水平与西方完全不同。由于福利初创，尽管保障水平还不很高，民众较多感受的却是社会保障从无到有，从少向多的变化，这种基本积极、正面的感受还会较长期延续。因此，在福利初创背景下，我国老龄化过程中不仅社会福利负担有更高度可控性，为西方无法比拟，并且这种福利逐渐增长形式下的调控，相对也会减少民众方面的压力。与西方比较，简单因“未富先老”而渲染中国老龄化似乎面对更大危机，并不切合国情。事实上，由于“未富先老”，社会保障发展水平是从较低水平起步，才赋予老龄化阶段中国社会福利构建过程有更高的可塑性，可以更好地统筹安排。至于不断宣传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占世界老龄人口多少比重等等，中国任何年龄段人口与世界比较都会如此，这种比较毫无意义。
关于目前社会担心的社保基金缺口问题，填实空帐已经减少到约1.3万亿元。从国家经济实力看，外汇储备已逾3万亿美金，前年刺激经济一次拿出人民币4万亿元。此外，充实养老账户还可以从高年龄者的账户逐渐做起。近期国家并已从股票市场以一定规则划拨某些国有股填补社保资金。社保基金股市运作近年也有稳健收获。无论如何，在社会保障支出仅占GDP 6％的背景下，1.4亿元空账问题，国家完全有能力逐步解决。而只要控制住社会保障占GDP比重的总水平，即便社保资金本身出现一定缺口，国家也有余地设法予以补充。
但在40、50人员还大量下岗，我国职工实际退休年龄在一定幅度低于法定退休年龄的情况下，一些学者却建议提高退休年龄，以增加社会保障缴费，以应对所谓的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短缺。延长退休的受益者或主要是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但在目前的制度下这些人并不缴纳社保费用。提前下岗人员自己则要多缴若干年社保并延后领取退休金，将负担转嫁到40、50下岗人员，这与我国缩小收入差距、大力化解就业问题的努力将背道而驰。
总之，未来社会老年人福利负担，一方面取决于目前空账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更取决于社会今后对老年人福利供给水平的安排。从供给水平看，中国老年人享有的福利一天会比一天提高，但吸取西方福利社会的经验教训，中国政府也必然会理解福利易上难下的道理，会以量入为出原则，结合老龄化预测，以适度福利处理相关福利问题，使中国社会福利与经济发展及老龄化水平相适应，将社会保障支出长期控制在占GDP合理的百分比限度之内。
3.2 据老龄化教义告诫的劳动力老化对社会活力、创新精神等的影响，也与现实脱节
日本老龄化水平已达23％，相当于中国2050年的水平，其产业至今保持着世界领先的创新能力；韩国老龄化在快速发展，近年其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令世界刮目相看。目前一些学者宣讲的劳动力老化对社会活力、创新精神等等的影响，现实上非常有限。究其原因是：
信息化与自动化发展使当今西方(乃至中国)大众性社会劳动，实际上在不断轻型化与“操作傻瓜化”。而任何社会引领、推动创新的并不取决于劳动力数量或全部劳动力，只涉及任何社会都不匮乏的少数相关研发、管理人员，相关的社会制度环境状况以及社会整体知识储备状况等。看一看从希腊到牛顿、爱因斯坦直到信息革命等科技与工业发展的历史，可以一目了然。目前中国初中教育已经普及，2008年高中同龄人入学率达到61％，大学同龄人入学率约20％。中国目前每3年高等教育毕业生(2010年高招657万)远超过日本劳动力中全部受过高等教育者(日本约1500万，德国仅约1000万)，无论从各类受教育人数绝对量，还是单位产值投入的受教育年限看，中国的教育储备今天可以讲位列世界前茅。中国目前的创新性问题不在教育储备，而是在其他方面。不了解实际产业需求状况，不理解提倡人力资本也有成本收益问题需要注意，当前一些学者呼吁普及高中教育，这将导致个人教育成本收益某些方面加快倒挂，特别是会进一步增加农民成本，引发农村不满。教育部不采纳这一建议，完全正确。
3.3 劳动力将短缺，还是剩余劳动力将长期存在
除社会负担外，危言耸听中国老龄化的另一主要论据是所谓老龄化将导致劳动力短缺。上面我们已经分析当前中国剩余劳动力状况，指出中国与西方老龄化特点不同，至今是带进大量剩余劳动力的老龄化。下面我们会看到，迄今西方老龄化是增生失业的老龄化。因此，真正值得关注的中国今后的相关问题，不是什么劳动力短缺，恰是随我国经济发展与经济转型，人口增长滞后效应逐渐显现，原本含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中国老龄化进程今后是否也会产生增生失业的问题。
3.3.1 老龄化导致劳动力短缺的认识：源于西方却不符合西方实际
当前西欧多国老龄化水平超过20％，日本已达23％，与2050年中国老龄化水平基本持平。但迄今这些地区并没有出现劳动力短缺迹象。相反，1980年代以来西欧失业率一直在8％～10％徘徊；日本恰恰是1970年进入老龄社会以后失业问题更为突出，由以往70万人左右，到2000年增加至350万人，目前在300万人左右徘徊。同时，“OECD国家近29年来劳动力市场最大的变化是还出现了引人瞩目的提前退休(科林等，2002)”。西方工会反对裁员、抵制自动化替代人力的斗争也始终层出不穷，换言之，西方还并非完全不存在潜在失业现象。
因此，自1970年以来，尽管老龄化高度发展，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使发达国家不依赖乃至排斥劳动力增长的趋势十分明显，解决就业问题自始至终是棘手的社会问题之一，目前没有任何改变迹象。
应该指出，这种变化与此期间发达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工厂外迁密切相关。对日本来讲，更明显地与其世界工厂地位难以为继而导致的经济结构转变有关，中国当前某些情况已经颇类似于日本。从人均GDP看，1970年发达国家在5000美元左右。很多迹象表明发达国家经历的不依赖乃至排斥劳动力增长的趋势也在逐渐接近中国(当然仍会用潜在失业方式处理。目前中国每年解决近500万城市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就包括这种手段)。
至于发达国家老龄化进一步发展是否会出现劳动力短缺？其影响因素很多，我们不必重复以往的错误，事先危言耸听。对中国问题而论，今天更可以不做推论。发达国家老龄化水平目前已相当于中国2050年的水平，迄今其情况已经足以为剩余劳动力问题依然严重的中国今天的老龄化政策参考。
3.3.2 未来中国劳动力剩余展望
中国经济规模目前约相当于美国、德国、日本三国总和的1/6，劳动力约相当于三国的3倍。未来10年中，中国劳动人口规模会继续增长，不难预计在可预见的年代，中国经济增长不会发生真正的劳动力短缺，西方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的挤出效应，倒值得我国高度关注。对今后我国剩余劳动力问题的走向，不妨做一简单估计(见表2)。
注：①就业参与率为84％的人口：指假定历年劳动年龄人口就业参与率与目前相同，为84％的劳动年龄人口。②对因高中、大学教育发展而降低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做了如下处理：2008年初中升学率83％，高中升学率73％，高中同龄人入学率约为61％，大学同龄人入学率约20％，15～24岁在校生率约40％，2010年人数约12630万。假设2040年高中同龄人入学率约为90％，大学40％，15～24岁在校生率65％，人数14797万，2010-2040年30年相差约2000万，并分摊到2010-2020年及2020-2030年期间。2050年大学入学率约45％。③理论上的就业人数等于就业参与率为84％的劳动年龄人口减去因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而减少的劳动年龄人口。④2010年劳动力按15～59岁计算，以后按充分就业15～64岁计算。2050年按69岁计算(欧盟延长退休年龄的计划)。⑤就业实际需求：2010年就业实际需求为7.7亿人减去2亿剩余劳动力数字。以后到2020年假定每年新增500万人，2021-2030假定每年新增400万人，2031-2050年为假定年新增300万人需求所得数字。
资料来源：人口年龄结构数据取自陈卫.中国人口预测.人口研究，2006；2
从表2数据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2010年按15～59岁计，以后按15～64岁计，2050年按15～69岁计，将约从目前9亿略多至2020年左右增长到10亿人，然后逐步减少，但到2050年仍维持在9亿人的水平。表2显示，2010年中国剩余劳动力如果以2亿计算，假设2010-2020年中国年净增就业维持在2000年以来年均净增约500万人的水平不变，2020-2030年降低到年均400万人，2030-2050年为300万人，到2050年我国剩余劳动力仍可供10年消化。
2010年年底中国人均GDP已经达4000美元，2020-2030年中国人均GDP将越10000美元。从西欧、日本以往情况看，中国经济发展不依赖劳动力增长时代正在接近。实际上今天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已经迫在眉睫。我国就业问题的彻底解决可能比表2所示更为久远。对中国经济发展不依赖劳动力增长时代正在接近，可做以下进一步分析。
3.4 我国人口规模滞后效应日趋显现：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时代渐面对转折
从全球观点看，各国劳动力价格相对优势与各国人口红利无直接关联，但与全球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其剩余劳动力问题的解决情况密切相关，当然同时与全球市场容量、工业化效率以及各国内部环境等相关。从全球待转移农业劳动力之供给方面情况看，按美国农场规模计算，全球农业劳动力只需要约4000万人，中国18亿亩耕地所需劳动力一二百万人而已。这样推算失于夸大，但目前世界农业劳动力25亿以上，包括中印在内，巨量农业劳动力在等待转移是毫无疑问的。
从全球经济情况看，工业化最基本的特征是生产效率日益远离农业社会自给自足水平。因此，靠内需西方工业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必然走“出口导向”，再走“海外投资”。今天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大国的工业发展，更必然由内需或“进口替代”，逐步走向“出口导向”，走向“海外投资”(当然这不否定当前内需有较大扩展余地)，也要对外寻求市场与资源。
工业生产率逐渐远超本土消费能力的这种本性，使西方早期“机器排斥人口问题”一度突出，后来随西方日益以世界的市场为市场、世界的资源为资源才得到解决，西方农业劳动力是在这一过程中较彻底转移的，西方由此才摆脱了陷入今天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命运。许多所谓西方经济规律，包括西方农业劳动力彻底转移、城市化、后工业社会规律等(发达国家利用综合领先优势，以大量缩减、转移第二产业，转而大量进口第二产业产品为基础，才能实现第三产业在吸收就业与创造国民生产总值上的绝对优势。目前对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国内也寄予厚望，今后在不依赖潜在失业手段前提下第三产业可以解决多大问题，还值得观察)是在这种背景下才成立的。但全球多数人口要工业化时，工业生产能力与本土消费能力的这种矛盾如何演变值得关注。这或意味着中、印解决剩余劳动力问题的竞争不可避免。
不妨看一下中国目前生产供给能力。目前我国农产品基本自给自足，在开工不足的情况下，近年中国年产棉布可供应世界每人7米，成衣人均8件，鞋子占世界70％，领带、玩具等中国小商品几乎已经遍布全球各个角落。目前中国产照相机占世界50％，电视机占30％，家电用品占25％～50％，手表占80％，手机占60％，微型计算机占50％。2008年世界钢铁产量13亿吨，中国占了5亿吨，目前已经接近6.5亿吨。中国钢材主要内销，由此就可见庞大的制造业规模(绝非内需可以容纳)。这确实意味着中国不少产品正在接近国际市场自己的可得份额，而中国城市化水平仅45％，5亿农业劳动力不完全地转到第二、三产业的仅四成多，工业规模与效率的提升空间还极其巨大。
综上可见，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老龄化中转而出现失业加重，除科技进步因素外，与此期间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加快，劳动力价格优势凸显，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拓展，发达国家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包括大量工厂外迁密切相关。对日本而言，更明显与劳动力价格上升，世界工厂地位难以为继而加快了经济转型有关。毋庸置疑，中国当前的问题某些方面已经颇类似于日本，但中国的问题不止是高端产业方面还实力不足，更在于中低端产业规模极其巨大。例如，假设因经济转型中国经济中高水平产业规模增长到相当于今天日本GDP的规模，按日本水平仅涉及6000万劳动力；达到美国规模、水平，中国的GDP起码增长2倍，所涉及劳动力也只1亿多人，另外还有8～9亿劳动力存在。日本1亿人口的经济转型可以轻易大量抛弃纺织、制鞋等相对低附加值产业，并实现大量工厂外迁，对中国来讲这是无法想象的。然而随劳动成本上升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中国这些产业必然也要面对国外后来者的竞争。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新的世界工厂，中国的经济转型非日本、韩国转型、升级规模可以比较，中国产业转型期怎样走出这种尴尬状态，是全新的问题，其对劳动就业问题的影响，尤其值得进一步观察。
到2020年左右，世界人口将达80亿左右，而中印两国劳动年龄人口就达20亿，其潜在生产能力足以供应当时几个地球。无论如何，对中国仍待转移的以数亿计的农业劳动力而言，今后依赖劳动力密集性质企业进行转移，难度将越来越大，降低经济增速，进行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以及进一步增加海外投资，一方面依然前程艰巨，另一方面这些趋势又都会影响国内劳动力转移进程。
因此，与西方老龄化特点不同，在中国国情下，老龄化与较大量剩余劳动力问题并存，极可能是中国经济较长期具有的最基本的特点。西方老龄化过程迄今与较高失业率问题相伴随，说中国老龄化过程不久就将出现严重的劳动力短缺，更是杞人忧天，就业问题必将长期是最棘手的中国社会问题之一。目前有学者甚至预言很快中国将缺少1亿劳动力，需要从非洲引进，已不啻笑谈。
3.5 人口规模滞后效应另一显现：密切关注本世纪资源、环境形势变化
还应看到以中国、印度的人口规模追逐西方生产、消费水平，国际上一些可持续发展学者从资源、环境问题出发所认为的“需要几个地球”的问题。资源、环境问题正悄无声息地来到中国的家门口，来到全球的家门口。
目前中国仅年进口铁矿石一项已5亿吨，铜80％进口。国内1990年代有关资源供求的预测就认为，本世纪20年代中国大宗矿产基本将面对类似日本的依赖进口形势。随着本世纪的超快发展，中国的矿产资源安全问题日益凸现。
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2005年初的数据显示，世界矿山铁(铁矿石所含金属铁)储量800亿吨，基础储量1800亿吨。目前世界经济发展还极不平衡，世界钢产量还有很大提升余地。但即便按2008年世界钢铁产量13亿吨计算，不计加工损耗，世界矿山铁储量寿命仅60年，基础储量寿命仅140年。尽管今后无疑可以发现新的储量，但迄今工业社会的300多年只是人类历史瞬间。铁矿石作为工业最基本的资源，新增储量较慢以及供需可能较早出现紧张的形势(对铁矿石价格影响会日益增大)，2000年以来已引起人们对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深切关注。与此同时，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仍在引领经济学推崇人口红利，否定人口问题，无视甚至鄙视资源、环境束缚，继续推销在今天西方消费水平之上西方乃至整个人类经济、消费可以向后工业乃至更高社会形态永久提高的所谓“可持续发展”的药方与规律。
随着中、印崛起，近年国际资源价格已经成倍上扬，各大国对资源产地的竞争已经拉开帷幕，并迅速成为20世纪还不能设想的本世纪国际竞争中一道新的风景线，不难预计，这种情势势必继续加剧。
此外，中国温室气体排放很快会是世界第一，并且将大幅度超越美国，这种状况也必会给今后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压力。近期科考队对我国西部长江大河水源地的调查表明，目前状况不乐观，雪线上升，湖泊萎缩到处可见，近年沙尘暴重新肆虐，西南出现严重干旱、全球气候变暖进一步的影响难以预计。如果西部开发及全球变暖对长江大河水源地进一步形成影响，无论对中国城市经济或农业的影响都将非常深刻。
我们均应以谨慎、敬畏的态度对待这些迹象。无视这些，在人口接近15亿且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仅根据表面的年龄结构变化或成问题的一些教义或假设，构筑莫须有的人口红利消失危机，攻击计划生育，还嫌中国人口不多，才是一些人所说的真正愚蠢的“自宫”。
因此，对进入中等发达阶段中国庞大人口所不断放大的经济、资源、环境影响，要有清醒认识，无论从温室气体排放，从资源安全，或是从经济发展与就业问题角度，人口规模问题仍必须长期作为中国人口的主要矛盾非常慎重地对待。要继续坚定地坚持人口国策，任何政策调整不应对本世纪中国人口负增长进程产生较大干扰。
4 今后中国的人口政策问题
要求放宽中国人口政策，以家庭和睦、老人需要照顾为由，永远情有可原(可持续发展宏观层面继续是以小失大)，以劳动力短缺、社会负担沉重等等为由，目前均没有说服力。中国人口从6亿开始酝酿控制，达到近15亿才会停止增长，这一局面来之不易。中国人口数量与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的矛盾本世纪刚刚开始充分显现，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当前有深刻矛盾，未来可以预见有种种不确定性，许多影响因素需要继续观察，宜持谨慎态度。因劳动力短缺或其他不利影响而确实需要采取鼓励生育政策的忧虑还极为远景，应该交给后来的学者与政府去讨论，不是当务之急。
当前我国农村是1.5孩政策(允许独女户二胎)，且国家在城乡都允许双独生育二胎。目前我国农民违反政策超生二胎还较普遍，农村平均生育水平还在2以上。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在转变工作方式、为计生人群提供更好的保障与服务方面则不断进步，加上经济发展与人口流动等的作用，计划生育工作近年已经进入社会矛盾有较大缓解的平稳运行期，生育管理近年在许多地区还有所放松。在这种态势下，以应对老龄化为名，依据一些经不起严肃推敲的理由，汇集社会舆论，急于修改现行人口政策，给计生工作造成扰动，是不必要的。我国人口战略要明确欢迎人口负增长，人口政策当前宜保持稳定。做微小的政策调整，如放开单独生育二胎，或也可以(但这样做各方面欠缺实际效能。不如作者曾经建议的以对全国生育水平影响0.1为代价，效法以前放开独女户生育二胎，新放开农村独女户生育三胎，以大幅度校正出生性别比)。但对要求放宽、甚至取消计划生育(已经被一些学者称为“社会共识”，对反对声音则称之为“自宫”)的思潮所反映的对中国人口形势的上述错误判断，应予坚决扭转。
总之，一个行将15亿人口面对种种发展矛盾的民族，在人口规模与结构问题上想面面俱到，轻易放弃以往从6亿人口时就开始酝酿的缩减庞大人口基数的努力，最终会以小失大，是要继续被历史惩罚的。
注释：
①迄今提高农业经济规模问题没能摆在我国农业战略重要位置。政府对解决农业劳动力彻底转移问题决心不足，转而近年试图依赖土地流转，成效必然是有限的(土地经营规模小，机械化不断发展，中年及38、65部队自我照料有余，土地流转总体意愿不可能高，农民“被流转”问题也难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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