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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8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180(2012)02-0032-07
广义的书仪泛指用于公私往来的表状笺启尺牍等文体①，行文多套话，格式有规范。传世书仪文式盖以《仪礼》所载的祈祷祝文等为最早，然书例实物传承则当以西晋索靖的《月仪帖》为最早，这是一份供士人按月写信套用的参考书，《隋书·经籍志》仪注类载有多种书仪著作，其后之公私书目亦多有著录，格式化的实用书仪作为典章制度，对日常应用型文本的书写行款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周一良先生曾指出：“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礼与法相辅相成，维护以三纲六纪为核心的伦理道德。书仪实际是《仪礼》的通俗形式的延续。”
狭义的书仪则指尺牍书写的行款、平阙格式等，泛指所有文字书写的规范。就章法空间而言，涉及方位秩序、称谓平阙、规格尺度、行款序列、文本属性、书写材料及印签款识等方面。
一、方位秩序
空间方位秩序及其尊卑意识，是传统宇宙观及伦理思想的体现。实用文书写作、玺印以及中国画在空间上所遵循的方位秩序，与之相对应。
天地四方为宇，古往今来曰宙。五行、八卦、九宫②既有时间性又有空间性，可以相互推演，五行相对侧重于时间原理的解说，八卦、九宫则相对侧重于空间原理的解说。《周礼·天官·冢宰》曰：“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以方位对应社会秩序，居中朝南的方位为君位、尊位。乐悬之宫、轩、判、特，即是礼乐之仪式。西周金文呈方形，战国玺印取正方，当即出于方位的对应。秦刻石③四面环刻，象征君王统一四方。秦汉官印以田字界格四字正方形印式④，如同一座缩小的以方位为秩序的行政单位空间形态，乐悬、刻石、玺印与国、城、院方位同构⑤。以秦印为代表的方位空间形态，按照四方、中宫的组织关系，四字占位进入中宫、二绳、四维、四边，整体以方位为空间秩序，微观的组织形态针对单字结体，由外及内加以分化；类比书法，以九宫配笔势关系，广义阐释为大章法，演绎为统领全篇的“大九宫”。九宫原理与“米”字八方所指一致，不同在于中宫在八方系统中呈现点位上，在九宫系统中呈现方格上。在书论之中频繁出现的是五势、八法、九用的类比，五势源自五行，八法源自八卦，九用源自九宫。作为教化人伦之用，中宫及其余方位从属尊卑关系，视为道统，这一帝王皇极天下秩序所指，成为普遍的空间形式。
二、称谓平阙
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王朝以来，传统的避讳制度更是提升到了法律约束的层面，尤其是在“律令格式”体系中的“式”，针对特定称谓之上下尊卑所规定的“公移平阙式”⑥一类书仪内容，对文书的行文书写格式有直接的规定。
平阙是行文遇敬称时表示尊敬的行款位置纵向格式书仪规定，是反映封建社会地位的仪礼形式。平出即提行抬头，阙字即空格三字、二字、一字乃至左半字。在官牍中的平阙主要是对行文至皇族成员称谓时的提格平出，对宫廷社稷专属称谓阙字空格⑦，起到示形宗法社会秩序的作用。称谓是书仪的重中之重，从中央到地方乃至民间无不如此。尺牍中常用的“陛下”“阁下”“麾下”“节下”“执事”“仕者”“座前”“几前”“足下”等称谓的使用，在正式往来的仪礼上都有一定的规范，但在朝代更迭之际，从严格而渐至混乱的状况也时有发生⑧。私牍致书高位者或宗族祖上长者，同样以平阙书仪行文，所谓“家仪”⑨。书仪的平阙制度普遍应用在古代封建社会官私书写的各种场合，是社会仪礼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的上、下款姓名平阙书仪的使用依然如此。秦代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类文书，根据文书属性，分为“上行文书”“平行文书”“下行文书”，以专门用语加以区别：上行署“敢言之”，平行署“移”，下行署“告”等文书格式。简牍文书制度有机关文书管理人员——书佐署名，款曰“某手”之例⑩。晋唐题答书格式，以“平交”为参照，致书尊长，以严谨书体、工整布局为之。上呈者，书体工整严谨，答复卑幼时，书写率性、布局随意。上款提格至尊位，同时在书体风格上，以正体为尊，以草体为卑；以大字浓墨庄严为尊，以小字淡墨谐趣为卑。下款署姓名时，以姓为尊，以名为卑，故常有姓氏大书特书，名与姓间隔大半字，名字合文成“花押书”之常例。凡遇上款皆以正体字、硕大体势与谨严庄重的笔墨出之，位置高高在上，下款则缩小、压低，署姓连名时又每姓大名小，且名、姓间阙大半字，是对自身宗族的恭敬，以示谦卑。对比之下，天子题写宫廷匾额，署名居于极顶位置，以示尊崇。
根据平阙诸式，遇到尊称而提行抬头及空格，产生了行款的高低、长短，粗细、错落及行内留白，行文上行、平行、下行的行款纵向方位，“虚右”“谨空”“左冲”的横向方位，客观上形成文本空间位置上的变化。
三、规格尺度
实用书迹的形制、规格、尺度和数量，作为仪礼，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其具体尺度配数，在五行八卦谶纬术数层面，则象征气数(11)。商周秦汉以来的配天制度，一脉相承。在简牍时代，用简用牍，用长用短，甚至宽窄，皆有相应的制度。汉代简册的长度，明确规定写诏书律令，长三尺；抄写经书，长二尺四寸；民间书信，长一尺(12)。在王国维《简牍检署考》一书中，指出简牍“以策之大小为书之尊卑”，即以遣册之长短，区别墓主之尊卑，以文书简册之长短，区别事之轻重，以书册之长短区别书之尊卑。常规简牍以六经册最长，为二尺四寸，椠长三尺，檄长二尺，乘驿之传长一尺五，牍长一尺。通常之简牍为一尺，所谓尺牍。简牍制度中，据字数之多少选择册与牍，用木牍则又据字数多少选用相应宽度，一牍记一事。帛书形制从竹简中过渡而来，行宽与简牍相同，规格类似，因事剪裁，尺度规范与简牍一致(13)。魏晋进入纸张时代，沿用简牍制度，纸张是简牍的代用品。隋唐之际，尺牍制度继承中有所变化，隋唐通用纸高度基本保持一汉尺，相当于唐尺八九寸，宽度唐尺一尺二寸至一尺六寸。记载重大事件如宗庙之事者多用两张纸，所谓“复书”，平常使用“单书”(14)，次要之事则用半纸。历代书仪制度因时相传，并非一成不变，唐代私牍题答以小为尚，以免僭越；至明代则以大为敬(15)，同时出现有上款的长卷普遍巨大，即是这种时代风尚使然。
无论简牍、帛书，还是纸张、碑刻，尺幅宽窄、大小，历代均有常制。但总体而言，以大、长为尊，以小、短为卑的观念是一致的，尤其是纵向尺度，尺幅高矮始终意味着内容之高下，所以“尺度”犹言标准、规矩。
四、行款序列
行款指文字的书写顺序和排列形式，包括字序和行序位置。
古代实用文献书写行款有其时代性，如今容易产生误读。以甲骨文的行款格式为例，整版甲骨的文字内容通常包括署辞、兆辞、前辞、贞辞、占辞、验辞六个部分，皆有固定位置，但在甲骨文五期中尤其是第一、二期，一版甲骨上多次多人同版共卜(16)，块面拼缀布局状况由此产生。为了避开龟甲背后的钻，以免与裂痕征兆混淆而避开，各辞之间有主有辅，署辞、前辞、兆辞相对为辅，占辞、贞辞、验辞相对为主，位置突出，先后有序。占卜内容的记载行款顺序亦有其特殊性，其一是纵向，自上而下排序篇段先后，两段贞辞之间多有格线区分；其二是横向，并非一律先自右始，大量出现一段之内先左后右，以及先中间再两侧的情况，两侧亦不固定以右为先。这种布局情况与商周金文固定的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的统一行款格式有较大差别。再如青铜器铭文制作，锲刻形态的铭文保持正方形版块的记事传统，有行无列，行数与行字数不一定相等；铸造形态的铭文受模板拼接工序的影响，铭文部分版块为正方形或长方形，以行数等于行字数的正方形版块形态为主流，其文本一事一铭，一铭之中既不分章节，也无后世所谓平阙书仪，往往为了凑齐行款，出现尾行合文、拆字、并行等特殊处理。
古书画在流传过程中如果改装，有时会出现移动行款的现象(17)。后世将古代书家尺牍整理、割裁成册，晋唐题答书格式被拆解为二，题答与本文分离；拓片割裱为册页，不加区分行款的左行与右行；四面环刻的秦刻石，后世摹刻成汉唐碑刻正反两面形制。种种改动，局部虽然保持了文字的先后阅读顺序，上下文的笔意关系尚存，篇章节奏得以保持，但丢掉了横向行列诸多关系，空间形态与原本完全不同了。
五、文本属性
公私尺牍之外实用文本的书写，诸如铭石书、字书、经卷，题跋、榜书，诗文之草稿、誊正与定本，同样因不同的属性，呈现不同的布局形态。
铭石书的书写格式属于典章制度的重要内容，统一而讲究传统，字体为篆、隶、楷等正体，行款整齐有序，章法规范而稳定，与严谨庄重的内容相匹配。
字书有文本式和字典式两类，其一是作为蒙学的法帖，有章程书(18)之名，典型如史游《急就章》；其二作为工具书，有特定的对照格式，是字体书写标准的依据，典型如颜元孙《干禄字书》。两者的格式都以严整规范为主旨。
佛教文献的书写格式，尤其是写经，有特殊要求。写经有渐、顿二式，渐式写经以抄写恭敬至诚为宗旨，行列庄重整齐，气氛庄严，“平等若一，无有高下、轻重、大小。”(19)单纯无我，即使多日书写亦无差别，万字一同；禅门顿经用草书，一挥而就，以狂放脱俗，参悟善化无常的宇宙空相。写经之外，为规范僧众团法规、各种羯磨法、出家法、授戒法、布萨法、衣食法等戒律[15]仪制的书写以规范为主，尺牍的气氛则较为轻松随机，印可状亦呈庄重格局，高僧大德的临终遗偈多呈现虚幻的笔意，品式不一。
传世的历代道教经典书写格式与佛教渐经大体一致(20)，字体用正体。约束教徒行为规范而在斋堂张榜公布的“清规”，也不会草率书写。不同处乃作为法术的符箓(21)，常用笔画弯曲的篆书，所谓“云篆”“丹书”“符字”“墨箓”，用来驱鬼、祭祷、治病，分为阴符、阳符，有朱有墨，似字非字。
题跋类型的书写格式皆以所题对象为前提，既要与正文书体及风格基本一致，又要弱化于正文体势，不能喧宾夺主，在章法布局上，烘托正题，二者合为完整一篇。
文稿、札记等文本形态，分为起草、誊正、定本三类，与最终定本相比，起草多有窜改、涂乙，添加注疏于“背书”，注释以“眉批”，行间以“夹注”等修订，誊正亦会少量出现涂改现象。
榜书题壁者字大，出于远观的需要，粗重醒目。擘窠式行款由外及内，力求行列匀整，多为官书；有行无列式往往越写越大，错落而成，多为民书。
六、书写材料
简牍废除以来，代表宫廷的诏书饰以雌黄，有别于地方文书(22)。
历代帝王封禅郊祀所用玉，称“玉牒书”，天子授命之瑞征，称“天书玉策”。唐宋皇朝玉牒用“销金花白罗纸”，绘金凤，曰“凤纸”。武则天在中岳嵩山祈神灵除己之罪，投“武曌金简”(23)，南唐李后主之“澄心堂纸”“玉纸屑”，宋之“龙凤花笺”，“金银花笺”、明代之“宣德贡笺”等，历代帝王用纸所饰图案及颜色，以玉、金与其身份相配(24)，民间相应有所回避。文人士大夫唱和所用之“薛涛笺”“谢公笺”，则桃红、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青、深绿、浅绿、铜绿、浅云等色彩皆有，比较丰富。
唐代复制书画用纸染黄檗涂蜡，称“硬黄”，不施黄檗，称“硬白”，同为抄经之用，宋代“金粟山藏经纸”延续其法，后世写经一直沿用涂蜡经纸。道教写箓则习用碧、黄、白三品(25)。
民俗红事用红，白事用白。
书写中颜色的使用，如金字、朱砂、刺血写经，在仪礼规范上常有特定的意义，与制度、风俗因素相关。
徽宗用金色在古代书画卷轴上题签，以金象征皇权，自称“瘦金书”。
重大盟约铸青铜，小的盟约用朱砂(26)。春秋战国盟书用朱砂，后世绝交书亦沿用朱砂。秦汉时代施于简牍“印齿”中的封泥颜色象征不同的身份与用途，皇帝用紫或蓝，官员用褐、灰、黑，与水银、金屑混合的封泥用于祭祀。魏晋以来，钤印由在简牍上用封泥制度演变为在纸帛文书上使用印色。印色用朱砂，与书于丹图的药剂概念一致，代表凭信意义，官印始有朱记之称。
古代官府文书曾用朱、墨二色加以区别(27)。评校书籍用朱墨两色，其中朱笔称朱批。文字的涂改用雌黄，所谓“雌黄改字”(28)，校对时先用雌黄涂盖，有时亦用雌黄注于右侧(29)。
佛教刺血写经，以表恭敬至诚(30)。
道教阴阳符用墨和朱砂，后世民俗碑刻初拓多用朱墨，祈求辟邪，二者意同。
可见无论是在制度上，还是风俗上，朱书，雌黄、研金，刺血，明显有别于墨书，往往有特指。
七、印签款识
战国以来，官印制度以称谓、形制、印材、印钮、印绶加以区别爵位与秩级，其中形制大小规定最为严格。秦汉官印系统分为帝后印、通官印、半通印及乡官印。通官印为汉尺—方寸，帝后印1.2寸，半通印为通官印之半，阴文为主。私印形制普遍小于官印，常规约汉尺0.6寸。
至三国晋元兴三年始，废除简牍及封泥，官署用印为钤盖纸绢文书，加大形制，朱砂印色，阳文为主，隋唐增至近两寸见方，印文笔画折叠填满，以防篡改文书。
官印之用，两纸文书之间的骑缝章，起首、结尾钤印，标志为一件全文本文书之检署常例(31)。
明清两代内府书画收藏钤印常见于尊位，居上、居中及右上、左上，大量出现侵画位的现象，以示特权，绝非审美目的。私印之用，尤其是文人鉴藏钤署，则居于卑位，居下、居右，谨空左上尊位以示谦卑，多用小印、朱文、半通形，以免破坏画面。最有特点的是藏家先后递藏，以右下角为第一人，后之者居其上，与书写行款逆向。
私印行款之“回文印”，是出于不使双名拆做两行，以求吉利，将名之二字并作一行，姓、印二字并作一行，并非出于疏密平衡。
书尾押署称谓及用语的使用，根据尊卑、亲疏、长幼而有所不同。
若署双款，下款签名时，视与上款之尊卑长幼关系，卑幼致尊长，则下款署名；平交署字；根据晋唐题答书传统，后世私牍流风大致以平交为常规参照，致书尊长，以书体严谨、布局工整为之。上呈者，书体工整严谨，答复卑幼时，书写率性、布局随意。上款处尊位，同时在书体风格上，以正体为尊，以草体为卑；以大字浓墨庄严为尊，以小字淡墨谐趣为卑。下款署姓名时，以姓为尊，以名为卑，故常有姓氏大书特书，名与姓间阙大半字，名字合文花押书之常例。凡遇上款皆以体势硕大的正体字与谨严庄重的笔墨出之，位置高高在上，下款则缩小、压低，以示谦卑；天子书诏署名置于左上，题匾额署名居正中极顶位置，以示尊崇。
若署单款，署姓连名时姓大名小，且名、姓间阙大半字，是对自身家族姓氏的恭敬，以示谦卑。尊长至卑幼，则署道号。一般姓氏字体较大，名字较小，姓氏与名字之间阙半字之例较为常见，以示个人与宗族之从属关系。“姓”“名”“字”“号”顺序先后为序，姓氏为先，后署“名”再署“字”，盖先启用“名”后启用“字”，印签、款识原则一致。若连“道号”及“姓”“名”“字”全署，一般“道号”在最先，随后署“姓”“名”“字”。
用语与题署称谓相对应，下款习用“应制”“奉书”等谦辞，上款习用“方家”“雅正”等敬语，皆是门风礼法的体现。
上述种种章法形式是出于书写礼仪规范，而非艺术匠心。
大量传世的法帖是实用性的。进行技法形式分析，尤其是章法原理，先要从实用性入手，才能进一步深入进行艺术性研究。
历代官方文书制度、卷轴装裱品式、书籍装帧格式及宗教信仰、民间习俗，都可能复合成书仪章法。实用书写自身具有程式之美，与艺术表现形式相对存在，但若不加以区分，过于放大主观感知，以当代的知识结构解读，难免“穿凿附会”“郢书燕说”。余今试为此文，略陈浅见，求教于诸方家斧正。
①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1]及《敦煌写本书仪研究》[2]二书辑录了四十余种书仪，其中最常用的有三种：朋友书仪、综合性的吉凶书仪(包括序言、年叙凡例、吉凶往来、公私表疏、婚丧礼仪、门风礼教等内容)、公私往来信函的表状笺启类书仪。
②五行相生相克、终而复始的配列，被阴阳家解说成为推演自然、历史、王朝兴衰的逻辑法则。九宫源于洛书九宫数，《易纬·乾凿度》云：“太一取其数以行九宫，四正四维皆合于十五。[3]宋·朱熹《周易本义》卷首易图“河图洛书”下云：“洛书盖取龟象，故其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4]
③《泰山刻石》原石223字，其文载于《史记》，形制为四面环刻，前三面为始皇时刻，第四面刻二世诏及从臣姓名。现存于日本东台区立书道博物馆之北宋拓本(存165字)为存世唯一四面全拓本。现存琅琊台刻石约高5米，四面底宽2米，中宽1.7米，顶宽1米。
④《史记·孝武本纪》载：“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因为太初元年。”裴駰集解引张晏之说云：“汉据土德，土数五，故用五为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也。”[5]二千石以上官印用五字，田字界格自武帝太初元年始废除。
⑤唐代长安城布局，主体呈方形，皇城居正北中央，宫城坐中央。宫城中轴统皇城中轴、朱雀大街中轴、明德门中央门洞在同一轴线，东西两市一百零八坊，齐整如棋盘，一同拱向中轴。历代皇城格局大致如此，是宗法社会皇权意识之缩影。民居四合院布局则是宗族意识的反映。始于殷周时代的“井田制”与九宫原理是相同的。《孟子·牒文公上》：“方里有井，共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共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井田制表明中央公田与八方私田的主从关系，孔颖达《易·井》：“井之为义，汲养而不穷。”由土地制度匹配户籍制度，古制八家为井。可见九宫在空间概念上具有广泛的示形作用。
⑥《唐六典》卷四“礼部郎中员外郎”条曰：“凡上表疏笺及判策文章如平阙之式，谓昊天、后土、天神、地祗、上帝、天帝、祧皇、祖妣、皇考、皇妣、先帝、先后、皇帝、太子、陛下、至尊、太皇太后、皇太皇、皇后、皇太子皆平出。宗庙、社稷、太社、太稷、神主、山陵、陵号、乘舆、车驾、制书、敕旨、明制、圣化、天恩、慈旨、中宫、御前、阙廷、朝廷之类并阙字。宗庙、中陵、中行陵、中树木、待制、乘舆、车中、马舆、陵庙名为官如此之类皆不阙字。若泛说古典，延及天地，不指说平阙之名者亦不平出。”[6]
⑦平阙实物较早出现在汉代，如《石门颂》中的“皇帝”的提行抬头。
⑧唐·赵璘《因话录》卷五载：“古者三公开阁，郡守必古之侯伯，亦有阁，所以世之书题有‘阁下’之称。前辈呼刺史太守，亦曰‘节下’。韩文公与使主张仆射书，呼‘执事’，即其例也。其记室本王侯宾佐之称，他人亦非所宜。执事则指斥其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称。仕者，士庶皆可用之。近曰官至使府御史及畿令，悉呼阁下。至于初命宾佐，犹呼记室；今则一例阁下，亦谓上下无别矣。其执事才施于举人，侍者止行于释子而已。今又布衣相呼，尽曰阁下。虽出于浮薄相戏，亦是名分大坏矣。又中表疏远卑行，多有座前之目，尤可惩怪。夫阁下去殿下一阶，座前降几前一等，此之乖僭，其可行耶？宗从叔姑及姨舅之行，施之可也。”[7]
⑨敦煌遗书郑余庆《大唐新订吉凶书仪》曰：“高祖、曾祖、祖、翁婆、外族耶娘、慈颜、尊亲、尊体、动止、起居、寝膳、伯叔姑舅姨、桑梓、坟垅；右前件家私书疏准式并平阙。”可见家国一体的传统礼仪。[7]107
⑩《里耶秦简》以统一书体及用语，区别上行(敢言之)、平行(移)、下行(告)文书，“丿”为分段标志，下署“儋手”“堪手”“敬手”等。[8]
(11)《通典》卷五十八“礼十八·嘉礼三·天子纳后”注文载博士荀纳云：“凡六礼版，长尺二寸，以应十二月，博四寸，以象四时，厚八分，以象八节。”[9]
(12)《辞海》中有尺一、尺五、尺籍、尺素、尺书诸条：汉魏时期诏书常规为尺一，作为征诏的檄，则尺二，记载皇宫名籍用尺二。古代书写军令的簿册亦称“尺籍”。写文章的短笺称“尺素”，代指家书，亦称“尺书”。书诏版称“尺一”，若超过“尺一”，则指事大位尊。
(13)《汉书》载：“布帛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10]
(14)唐代复书是指两纸或两纸以上，单书仅一纸，复书以日月在前，单书及结书尾语移后。复书用于重丧、通婚等大事，敦煌遗书杜友晋《新定书仪镜》记开元天宝时简化为单书。[11]
(15)据郎瑛《七修类稿》“十七·刺纸”条所载，当时投刺贺年的刺纸已有达到长五尺、阔过五寸之巨制，否则为不敬。
(16)典型的如甲2122上，贞人宾与争、古、充等同版共卜。除了武乙时期仅一贞人历以外，其余各组贞人多则十余人，少则二三人，频繁出现共卜现象。[12]
(17)现藏于日本东京前田育德会的王羲之《频有哀祸帖》《孔侍中帖》《忧悬帖》，实际是二札，后二帖为一札。《频有哀祸帖》之前遗失七行(相当于《二王书语》中《群从凋落帖》之一节)现藏于日本三之丸尚藏馆的王羲之《丧乱帖》三帖之《二谢帖》，原本各属于五札，今已成“断简”，新近出现的王羲之《妹至帖》为流传于日本作鉴定标本之所谓“手鉴”。[13]
(18)南朝·王僧虔《论书》谓钟繇书有三体，“二曰章程书，世传秘书，教小学者也。”敦煌遗书唐五代书仪之简化版(主要是私牍书仪)亦为蒙学丛书。
(19)苏轼《书若逵所书经后》曰：“若不忘我，一画之中，已具二相，而况多画！如海上沙，是谁磋磨，自然匀平，无有粗细？如空中雨，自然萧散，无有疏密？”[14]以平等相视渐经章法。
(20)唐代弘文馆所出内府佛道经，均为楷书，每行十七字。道教戒律作为经书向个人传授，仅限于授受之间知晓，传世实物少见。
(21)早期道教的“箓”是指道籍登记簿，一旦“授箓”，即得到神的保佑。后有“授箓”教法，形成符箓派。《隋书·经籍志》著录有符箓十七部，一百零三卷。[16]
(22)《初学记》卷二十一“纸第七·当策”载：“恒玄《伪事》曰：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今诸用简者，皆以纸代之。”[17].《隋书·礼仪志四》载：“后齐正日，侍中宣诏慰劳州郡国使。诏牍长一尺三寸，广一尺，雌黄涂饰，上书诏书三。”[18]
(23)1982年于中岳嵩山发现武则天久视元年(700年)金简，长36.3厘米，重247克，正面镌刻双钩63字，用金制简是玉简的代用品。现藏于河南省博物院。
(24)宋太宗以草体书于龙凤花笺及纨扇，赐及近臣；徽宗书《千字文》草书卷所用纸，上绘云龙纹，以示帝王之尊。
(25)元·孔克齐《至正直记》载：“世传白鹿纸乃龙虎山写箓之纸也。有碧、黄、白三品。”赵孟頫改白箓曰“白鹿”。[19]
(26)王国维在《简牍检署考》一书中指出：“至周之季年，则有墨书。”与墨相对照的朱砂在商代甲骨中所用，契刻之后字口填朱，有其占卜的象征性；文献记载周武王在楹、杖、带、履、觞、户、黼、剑、弓、矛上作的各种箴言的《践阼篇》，用朱砂，所谓“在丹书”。《周礼·秋官·司约》曰：“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
(27)《北史·苏绰传》曰：“绰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明清两代科举乡试及会试用墨，由誊录人用朱笔誊写一遍，原卷送考官批阅，以防舞弊。
(28)据沈括《梦溪笔谈·故事》曰：“馆阁新书净本有误书处，以雌黄涂之。尝校改字之法：刮洗则伤纸，纸贴之又易脱；粉涂则字不没，涂数遍方能漫灭。惟雄黄一漫则灭，仍久而不脱。古人谓之‘铅黄’，盖用纸有素矣”。[20]
(29)敦煌遗书唐初写本《文选·运命论》中即有此改字之迹，现藏于敦煌研究院。
(30)印光法师《增广文抄》卷一《复弘一法师书》(一)记憨山刺舌研金写《华严经》；妙峰日刺舌血，一分研朱写《华严经》，一分着蒙山施食中施鬼神；高丽南湖奇禅师刺舌血写蕅益大师《弥陀要解》，“每写一字，礼三拜，绕三匝，称十二声佛名。”[21]
(31)南朝梁武帝时，内府鉴书人徐僧权、姚怀珍、满骞鉴定书迹时，以签名押署于两纸间，相当于骑缝章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