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价值、检验与评价：邓小平理论的理解维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度论文,邓小平理论论文,评价论文,价值论文,时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就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有这么几种读解方式：第一，文本式的解读。这种解读主要是从《邓小平文选》三卷本中，以及结合邓小平的各种谈话进行对邓小平理想的解读；第二，症候读法，即阿尔都塞曾在阅读马克思哲学著作时所采用的读解方法，这种方法即是把邓小平理论所谈的总问题加以提炼并进行核心的解读，以此来统摄邓小平理论的整体内容；第三，引申式读解，即把邓小平理论读解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思想的继续解读，认为邓小平理论从总体上是继承着革命导师的思想并有重大发挥；第四，原创性解读，这种解读方式认为，邓小平理论虽然承接了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思想，但却有自己原创性的创造，这就是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第五，综合式读解，认为邓小平理论既是对以往经典作家建设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继承，又是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所作出的创新和发展。以上五种解读方式，可以说是当今中国学人对邓小平理论的主要解读方式，当然还有另外的解读方式，那就是认为邓小平理论并不成为一个理论，只不过是一种话语系统的陈述而已。总体而言，这几种解读方式，都各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对邓小平理论的解释有一定的建设意义，但从总体上却缺乏一种在时间性、空间性、历史性、实践性、具体性和价值性等方面的视界融合。
因此，要完整地理解和理性地把握邓小平理论，就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的唯物主义出发，从一个整体的、有机的视界去对邓小平理论作一番解读，建构起一种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邓小平理论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就是以时间维度、价值维度、检验和评价维度所构成的一个立体图式。其中，时间维度构成理解邓小平理论的出发点，价值维度是把握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所在，检验和评价维度则是理解邓小平理论内涵的指归方向。从这种读解建构出发，将会启发我们进行更加深层地认识和理解邓小平理论内涵。
一、时间之维——理解邓小平理论的先发视角
马克思说：“哲学家的成长并不像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神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1]邓小平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正是在中国的特定时代和世界历史时间发展的一定阶段的产物。
（一）历史时间与现实时间的碰撞
邓小平一向认为，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是很先进的，但到近代之后，由于西方国家的入侵，致使中国的发展落后了。而且，这种落后是很大的落后。所以，邓小平对于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给予着历史的期待的。在建国后的1957年，邓小平就提出，“我们前一个阶段做的事情是干革命。从去年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起，革命的任务也就基本上完成了。今后的任务是什么呢？革命的任务还有一部分，但是不多了。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搞建设。”[2]
所以，在经历了文革以后，邓小平首先做的工作就是从理论上清除错误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在现实中就是进行了改革与开放的经济政策，迅速地把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转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上来。对邓小平而言，中国在饱受了国内外的多重苦难之后，历史与现实就赋予了更多的责任在他肩上，那就是如何通过现实的发展来弥补历史所造成的各种差距。事实证明，在农村首先开展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然后再到城市改革等政策的实施，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引上了正确的轨道。
（二）现代时间与未来时间
把中国引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摆脱了滞后发展的状态。相反，与同时代的大部分国家相比，当大部分西方国家都在步入现代化、有的甚至已经进入后现代化阶段的时候，中国才刚刚开始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因此，邓小平认为，中国应该紧紧抓住现代化的步伐，赶上时代发展的节奏，否则，中国必然处于现代时间发展之后。现代化的本质是一个工业文明普及化的过程，中国要解决十几亿人口的问题，就必须从农业国发展到工业国。否则，世界整个的现代化进程将把中国抛在后面。从未来时间来看，中国的发展也是在一个现代时间与未来时间的交汇处。因为，只有首先发展起在本国的现代化建设，才能赶上世界现代化的步伐，这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的充分体现。就象列宁针对苏维埃未来的建设时所指出的一样，只有“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认清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以此为根据来估计这国或那国的更详细的特点。”[3]
邓小平就从社会主义中国所处的现代时间出发，以一种未来时间的视角来洞察未来世界的发展途径，准确地掌握了世界形势和基本国情，把握住时代发展的脉博，制定出一系列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科学和教育等等方面的方针政策，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引向了时间的未来轨道。在现代时间与未来时间的接合上，邓小平认为，“现代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而我们就一定“要抓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4]
（三）社会历史时间与世界历史时间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建设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建设的过程，相反，却是一个与世界历史相并进的过程。或者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是一个在世界历史的大历史中所诞生、发展起来的过程，它固然是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而出现，但却是生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包围之中的。所以，社会主义社会一产生，就作为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处于一个共时性的过程中，而不是独立于世界历史时间之外的。
因此，邓小平提出，要“从世界角度看问题”，强调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要把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有机地结合起来，“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5]。而东欧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把自己的建设独立于世界历史时间之外，才导致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败。因此，在这一点上，邓小平紧紧抓住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时间与世界之维，从而使中国及时摆脱了阶级斗争和革命主义建设的路调，转向“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建设战略。
二、价值之维——理解邓小平理论的核心质点
时间性构成理解邓小平理论的切入视角，价值之维是理解邓小平理论的质点。邓小平理论作为产生于特定时代和环境的理论形式，它所内蕴的价值就在于从理论上解决了中国人民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在实践上则提出了怎么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因此，考察邓小平理论的价值意义，是理解、揭示邓小平理论的核心。
（一）制度价值与体制价值之维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沿袭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目标的。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制度本身基本上成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这种制度的建设包括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等方面的制度。而尤其在经济制度方面，实行的是严格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结果，就造成了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僵化性。邓小平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中国始自20世纪80年代初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正是把抽象的制度建设向现实化的体制建设迈向的一步。制度的价值性并不是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惟一性价值，而更多的应是如何把一种制度变得更富有人性，即实现对人的发展的制度关怀。因此，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就是历史的必然。所以，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就提出，社会主义并不全是计划，也应发展市场，而资本主义也并不都是市场，它也有计划。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市场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6]，而所有的制度建设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设立的。后来他又提出，何种能够更有效地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都可以拿来利用时，就彻底打破了制度间的价值性相互不可兼容的历史错觉。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个方面是一个经济制度价值不断从抽象走向具体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邓小平理论把中国引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市场经济制度是以市场为中心的经济制度，它没有计划经济制度的僵死的条框，而更多的是以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为调节杠杆作用的市场运作制度。从价值之维来考察，可以发现，经过近30年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已经走向了健康的轨道，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明显的提高。这充分说明，市场经济体制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体现出价值方面的增殖作用。所以，制度在邓小平理论中就具有了现实性，而体制的开放性则成为社会主义中国能够兴盛所依赖的价值工具。
（二）理想价值与生活价值之维
邓小平是一个把理想与现实、理想与生活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伟大的建设者。在他看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迈进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标，而这一目标的终极目的则是实现社会主义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邓小平深知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的构想，但他更清楚如何在现实生活中来切实地建设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和未来的共产主义。他认为，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不是空想，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可以在现实中加以付诸的现实理想；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正在向这个伟大目标迈进。但是，他强调，要实现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必须首先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因为现实和历史告诉我们，生产力是决定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所以，他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而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7]
社会主义的建设是一个把理想与人民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过程，如果单注重于社会主义理想本身的建设，就可能还会导致历史教训的重演。透过邓小平理论，我们就可以发现，邓小平始终是坚持在人民的生活实践中来实现社会主义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即不是盲目地进行一种地域性的社会主义建设来实现社会主义本身，而是把社会主义建设纳入到世界历史的全球化经济中来建设，直接面对资本主义的挑战，直视自身建设的不足，在现实中来汲取有利的经验和手段来实现社会主义在生活和理想中的同步性进程。
以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当前目标，以未来的共产主义建设为最高价值，这是邓小平理论的价值理想和信仰的依托。不过，这种理想价值并不是靠政治动员与思想激励来进行实践的，而是以深深地植入于社会主义中国人民的生活实践当中来实现的。所以，江泽民在1993年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报告会上曾说，邓小平“尊重群众，热爱人民，总是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8]，这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理想价值与生活价值的内在统一所做出的精确阐释。
正是在制度价值与体制价值、理想价值与生活价值方面的完整统一，充分体现出邓小平理论的实践性、价值性、时代性和现实性，体现历史性与价值性的完美结合。
三、检验和评价之维——体认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手段
邓小平理论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建构，但是，通过对它的充分理解和深刻把握，通过前面的分析论述，它确实以时间之维生成自己的理论平台，以价值之维构筑起理论的现实基础，并且，以检验和评价之维最终形成理论是否具备真理性的实践归宿。
（一）实践与实验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到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邓小平理论不断得到实践的验证。在20世纪那场扭转中国命运的大会上，邓小平提出用实践来检验真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得以冲破“两个凡是”的教条束缚，恢复了马克思哲学中实践标准的基础性地位。但实践本身并不是一个抽象的过程，它是直接通过现实的实验来体现的。这就是邓小平理论中所包含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特区理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等等。事实也证明，正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中国农村重新焕发出发展的生命力。在深圳、珠海等城市所开办的经济特区，则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特殊实验环节。特区的建设既吸取了发达国家的经验，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创新。特区近20年的蓬勃发展为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所具有的科学性提供了充分的注脚。
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再走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都充分证明了邓小平理论具有的真理性实践特征。所以，邓小平精辟地论述道，“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9]。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理论，它充分地吸取了马克思哲学的精髓，运用实践理性的辩证法来进行处于世界包围中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按照一种既定的本本参照，把理想的、还不构成现实性和可能性的框架当作现实的要求来盲目地实践。
（二）现实性与发展性
邓小平理论没有自己的体系构造，它产生于中国现实社会的实践，具有着实践要求的现实性和发展性特征，即不会把自己封闭起来、只满足于当下对某些事件过程的解释和指引。而是，注重于在时间之维中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实践与实验在现实性上究竟能够产生多大的实践价值，这种实践价值的优劣本身又成为评价邓小平理论本身是否具有持续的真理性和科学性的根本条件。所以，邓小平理论对自身就有了切实的现实性要求。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的历史也证明，邓小平理论的现实性就在于，它是以实践为基础、并以实践为指导的理论，它合乎了实践的要求、遵循着实践过程中所出现的规律现象，从而不断获得自己的真理性。而它所具有的理论发展性就是，它不是一个关于某个时段的理论，而是一个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不断生成、发展的理论。
理论的现实性与发展性是理论所应具有的开放品格，否则，它就不可能再继续充当实践的理论指导，而只能成为实践的障碍。所以，马克思主义本身不是一个僵化的体系，它是一个开放的、灵活的体系，邓小平理论作为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也同样如此。它对于人们的实践的指导不是暂时的，而是有长时间意义的，邓小平理论充分体现出它在实践中的可持续性发展，这就是在新一代领导人江泽民的思想中所提出的“三个代表”等理论特质的传承、延续、发展和创新。
（三）“三个有利于”
以检验和评价为最终的理解邓小平理论之维度，是从“三个有利于”出发的并以之为归宿的。“三个有利于”的提出，是把社会、国家与人民三者的价值完整地统一在一起的集中表达。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过程中，曾经历过以抽象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为目标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质是以突出制度价值建设为优先，人民利益在制度背后再实现的倒置式发展。而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理论，则将这种抽象的价值实践彻底转化为现实性的具体价值实践的过程，即邓小平理论以人民利益的实现和满足为最高目标设定的社会主义的检验与评价标准，这就是他所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理论。
“三个有利于”以生产力为首要标准，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因为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没有生产力的优先和极大发展，就不可能实现社会的根本发展。所以，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1958到1978到这2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10]社会主义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一个部分，要实现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转换，就必须首先发展生产力。只有生产力发展了，才能根本促进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并最终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三个有利于”以实现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为归宿，正说明了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理论的现实性解释。就中国而言，最为根本的问题正是人民的生活水平极大地落后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以人民生活水平是否得以提高来检验生产力本身的发展，表明了生产力在发展过程中的辩证特性。因为并不是所有生产力的发展都能够真正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有那些代表了人民利益要求的生产力才能丰富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所以“三个有利于”体现了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事实上，“三个有利于”正是以“真”为出发点，以“价值”为归宿，体现了邓小平理论与历史观、价值观的融合。
同时，“三个有利于”的提出也成为检验和评价任何理论、实践所具有的现实性意义的根本参照系统，这个参照系统提供着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到社会生产关系变革的合理进程的检验平台，从而把人民的价值要求和对人民的伦理关怀完整地包含在其中。
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它包含有许多丰富的内容，并具有着理论的开放性品格、灵活性特征，通过从时间、价值、检验和评价四重之维的立体构架来解读我们所熟知的邓小平理论，我们就会达到现在时代中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同样，从这四个维度出发，也就能够对邓小平理论发展到当代的新形态——江泽民在党和国家建设中所出的“三个代表”理论，拥有一个更加深刻和连续性的解读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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