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语境中的主体焦虑——论夏目漱石的《三四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语境论文,焦虑论文,主体论文,论夏目漱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现代文学名篇《三四郎》从1908年9月至12月连载于《朝日新闻》上，次年5月由春阳堂出版单行本，与《其后》、《门》一起构成夏目漱石的早期“三部作”。主人公小川三四郎高中毕业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从遥远的熊本乡下来到了东京。置身于现代化大潮中，三四郎意识到“自己此前的生活完全是没有接触到现实世界，就像那在悬崖上沉睡的山洞一样”。开眼后的三四郎跃跃欲试，对新时代表示出了强烈的憧憬，他的憧憬集中体现在他为自己所勾勒的“故乡”、“学问”、“爱情”三个世界里。但是，三四郎徒劳地奔突在这三个世界的边缘，最终成了一只彷徨不前的“迷羊”。虽然身处新旧时代的转折期，但三四郎与时代赋予他的成长机会擦肩而过，他的青春夭折了。三四郎的挫折主要是通过他与美弥子之间爱情的破产这一隐喻表现出来的。更为重要的是，夏目漱石的意图并非止于叙述一个被爱情和未来抛却了的青年人的遭遇。透过三四郎的命运，他要做的是反观新生的民族国家所经受的挫折，并对日本式的现代性的局限性提出批判。由此可以说，小说《三四郎》集中体现了夏目漱石对于日本现代性的理性反思，具有敏锐的前瞻性和振聋发聩的启蒙意义。
一、现代性与“电车”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全面学习西方，实施“富国强兵”、“置产兴业”等以现代化为指向的国策。日本的现代化目标在经过近半个多世纪的苦心经营之后，在各个领域次第开花。1905年，日本取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这场战争的胜利，也意味着日本现代化的胜利。日俄战争之后，日本迎来了所谓“战后”经济的繁荣时期。作为这种虚幻现代性的反动，小说《三四郎》应时而生。换句话说，《三四郎》就是一部日本现代性的反思文本。
三四郎出生在九州地区的熊本县，高中毕业后，他考进了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三四郎是乘坐由现代化所催生出来的新式交通工具——电车——一路辗转到达东京的。三四郎进京的具体线路图是：先在下关乘坐山阳铁道到达终点神户，再从神户换乘东海道本线到达东京。其中，山阳铁道线在日俄战争前的明治34年(1901)开通，这就使得日本南端的九州和作为帝都的东京得以连接起来。山阳铁道线在最初时期的功能完全就是一条战争通道，在日俄战争期间，大量的兵力、物资都是经由这条大动脉被运抵战场的。战后，国家资本进一步控制了铁道，铁道被纳入到了由国家资本主义所主导的现代化中来。有研究者认为：“日俄战争之后，在明治39年(1906)，日本颁布了铁道国有法。此前，除东海道本线之外，所有的铁路均属私有。铁道国有法颁布之后，日本铁道中的九成均国有化，形成了全国性的铁路网络。”①总之，三四郎正是利用打上了国家主义色彩的铁道这一现代化的产物，快速地从九州来到了东京。作为战后新生代的三四郎于明治41年(1908)初秋到达作为“文明开化”中心的东京时，这座城市已然淹没在了现代化的洪流中了。在此前的文学作品中，我们曾看到过的奔跑在大街小巷中的人力车、马车消失了踪影，渐渐地退化成了这座城市的记忆和远景，取而代之的是电车这一全新的交通工具。就东京而言，日俄战争前夜的明治36年(1903)，在品川至新桥之间由“东京电车铁道”公司铺设了第一条电车轨道，仅数年时间就形成了网络，电车成了人们出行时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当时，除了“东京电车铁道”公司之外，还有“东京市街铁道”和“东京电气铁道”两家公司，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但这三家电车公司在日俄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就被合并了。合并后的铁道公司在1911年又被东京市政府出资收购，变成了所谓的“市电”。
电车这一新式交通工具的出现，给东京市民的生活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此前属于郊区的新宿、涩谷等地因为电车的延伸迅速地发展起来，成了新的繁华地区。三四郎面对着由电车所带来的都市现代化光景，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三四郎在东京觉得吃惊的事情有很多。首先，他惊异于电车叮当的鸣响声。而让他再次感到吃惊的是，在这叮叮的鸣响声中有无数的人在上上下下的。后来，他在丸之内再次感到了震惊。最让他惊奇的是，无论自己走到哪里，东京都会跟着延伸到哪里，完全没有了边界”。学校里的前辈告诉他说，倘若想要了解东京的现代生活，就“乘坐电车，绕着东京城来回转上个十五六圈，自然就会熟悉起来。”于是，三四郎就从东京帝国大学所在地的本乡乘坐电车到各处走动去了。
永井荷风的《深川之歌》与《三四郎》同年出版，在这篇小说中，主人公也喜欢乘坐电车穿梭往来于东京各处。这位主人公从市区的四谷坐上了去郊外的筑地、两国方向的电车，一路上经过了鞠町、半藏门、三宅坂、日比谷、数寄屋桥、银座、木挽町、新富町等地后到达了终点茅场町，又从那里换乘电车去了深川。在没有电车的时代，要从市区去位于隅田川对岸的深川，主要是靠汽船或摇橹过去，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像这样，在20世纪初年，电车已成为现代性最重要的表征之一进入到了作家们的视野中。
作为现代化驱动力的电车运载着三四郎的身体在四处奔忙。但是，快速奔驰的电车与行动缓慢的三四郎之间出现了严重的脱节。很快，三四郎便迷失在了都市炫目的现代化光景中了。在电车的运载下，三四郎被抛洒在了一个又一个的地方。他只是漫无边际地行走着，他青春的日志被割裂成了众多失却了能指的地名的残渣，连缀不起有效的意义来。换句话说，三四郎已不再是荷风笔下那个怀揣地图、手持晴雨伞、脚踏木屐在东京街头漫步的人物，他根本就不具备从容地打量、审视这个都市的余裕及主体性。毋宁说，三四郎的身体在由光、声、电组合起来的现代性的幻影中失却了方向。现代性离他很近却又很遥远。三四郎遭到疏离、边缘化的命运在小说中多有暗示。比如，三四郎乘坐电车常去的地方是诸如田端、道灌山、染井墓地、巢鸭监狱、护国寺、新井药师寺、落合、高田、目白等地方。参照明治40年代的东京地图就能清楚地知道，这些地方大都位于山手线的北侧，属于这座城市的外围地区。这就充分象征了三四郎在现代性的边缘徘徊的命运。
如前所述，三四郎在展望其未来的愿景时，并置了“故乡”、“学问”、“爱情”这样三个世界。他幻想着要将这三个世界有效地统一起来：“从老家把老母接到都市里来；迎娶一个漂亮的太太；投身到学问的世界中去。”但是，他的这个幻想很快就破裂，这样的破裂发端于他的第二个世界即学问世界的崩溃。作为帝国大学文学部的学生，三四郎原本是最有可能走进学问世界的。但是，他从图书馆里的“羊皮纸、牛皮纸等两百年前的纸张上的”“高贵的灰尘”中看到了学问世界无边的深渊，他本能地拒绝了这个世界。如果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理解他所标识的第二个世界的话，其中应该还包含着类似于“立身出世”这样的意味。三四郎的友人与次郎对他的知性曾表示出不屑一顾，这不仅强化了三四郎与学问世界的绝缘性，也从一个侧面暗示了他无能挤进时代之列的事实。总之，第二个世界是三四郎安身立命的根基，这个世界出现了崩溃，势必会引发多米诺效应，使得他所憧憬的第一和第三个世界也会随之而坍塌：三四郎既无力赡养老母又无法获取爱情。值得注意的是，三四郎所展望的爱情是与享乐等价的，站在了他那在现代都市中被唤醒的官能的延长线上。总之，被学问世界拒绝，又不愿意回到“散发着明治15年以前气味”的故乡的三四郎，本能般地将自身投入到了享乐=爱情的世界中去了。对三四郎来说，“第三个世界璀璨辉煌，宛如奔涌的春天的气息。在那里有电灯，有银匙，有欢笑声，也有起泡的香槟酒的杯盏。而且还有比起所有的这些东西来更为重要的美丽的女性”。在四通八达的电车的运载之下，三四郎奔突于东京的大街小巷，他用身体来消费都市中由灯红酒绿所折射出来的现代性。在高年级同学的指点下，三四郎凭借母亲的财力援助，时不时地出入本乡和上野一带的西洋餐馆，学着使用刀叉来吃西餐。如前所述，作为这种感官生活的必然归结，自然地，都市中的摩登女性最终会进入到他的视野中来。关于这一点，在小说《三四郎》的故事开场不久便有了预设。三四郎曾去街头的公众浴室洗澡，在浴室的墙壁上挂着三越百货公司推销和服的广告，在广告牌上大大地画着一个摩登女郎。广告这一促销手段自然是现代化的产物，将现代女性与被推销的商品并列起来，这貌似凸显了女性的价值，毋宁说是昭示了裹缠在女性身体上的现代性获得了胜利。现代性在这里被换算成了经济法则。承载了现代性的摩登女性的身体对于男性空间的侵入，一举颠覆了延续千百年的“男尊女卑”这一张力的架构。毋庸赘言，出现在广告牌上的这位具有魅惑力的女性是与该小说的女主人公美弥子的形象是相重叠着的，她们都是在摩登时代里夜游的妖精。
二、“女学生”的登场
为了适应“文明开化”这一现代化目标的需要，新生的明治政府意识到造就作为民族国家基石的现代“国民”的必要性。现代教育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这一历史使命。明治5年(1872)8月，明治政府颁布了新的“学制”。新的学制以男女平等这一理念为出发点，要求对学龄儿童实施四年制的义务教育。“学制”的颁布，为此前备受压抑的女子教育打开了通道，具有革命性意义。但是，在此后十数年内，女子的就学率依旧持续走低。女子就学率的明显升高是日俄战争之后。在战后次年的1906年飙升至94.84％，与该年的男子就学率98.16％这一数字相差无几。②
早在甲午战争时期，随着女子义务教育入学率的提升，渴望进入到更高阶段学习的女子的人数也增多了起来。在这样的形式下，文部省于1895年1月制定了《高等女学校规定》。3年后的1899年2月，政府又以敕令的形式颁布了《高等女学校令》，将女性的高等教育提上了法令程序。但是，在明治政府所主导的女子教育政策中明显地包含着功利主义的策略和性别差异。正如有研究者所言：“高等女学校令，标志着贤妻良母主义教育体系的完成……此外，贤妻良母主义式的教育和1898年所颁布的民法中的‘家庭’制度形成互文关系，构成男性对于女性的支配系统。”③所谓的“贤妻良母主义”是明治政府以近代西方女性的伦理规范为参照“发明”出来的一个新概念。最先明确指出女子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贤妻良母这一观点的是明治政府首任文部大臣森有礼。在他看来，女性之于幼儿来说是天然的教员，贤妻良母式的人才培养不仅仅是女子教育的最终目的，也是“富国强兵”这一国策能否实现的关键。森有礼指出：
妇女在生下子女后，马上就成为了教育子女的天然的教员。而且在教育年幼的儿童方面，妇女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远非男子所能比拟。所以，让女教员来担当小学校幼年学生的功课，其益处是无可估算的了。由是可知，女子的教育不可等闲视之。倘若要问现今女子教育的主旨为何，乃在于使培养出来的女子能具有成为贤妻良母、打理内务、熏陶子弟的能力和气质一事了。女子教育若能得其所宜，可使教育整体得到强化。国家富强的根本就在于教育，教育的根本就在于女子教育，女子教育的成败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切不可忘。④
在女子教育的宗旨这一点上，明治年间的教育家岩本善治的见解与森有礼的上述观点极为相似。他曾在《明治女学校本愿》中写道：
明治女学校的宗旨在于：要让诸位学子自由发展，而达于各自所好之途，伸展天赋之个性，成就完美之女性。(中略)毕业后的学生或者很快就成为贤妻良母，或成为女教师，或成为速记人员，或成为文学家、小说家，或成为基督教信徒、非信徒。热切地盼望诸君都能到达适合自己的地方。一点也不要强求，一点也不要束缚自己。但是，只是有一件事需要说明。(中略)诸君必须要清正廉洁，必须为人正直，必须向善，而且还要学会爱他人，要有牺牲的献身精神。⑤
“贤妻良母”、“献身精神”等等，正是明治国家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加诸女子的期待。而这样的期待，又是凭籍现代教育这一手段，通过对女性身体的统一管理和规训而达成的。总之，经过十数年的惨淡经营，到了明治30年代，在日本社会诞生了女学生这个崭新的阶层，让世人的眼光为之一亮。女学生的登场，为明治国家孜孜诉求的现代性添加上了闪亮的注脚。在《三四郎》中出场的美弥子和吉子就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中培育出来的女学生。美弥子的英语发音不错，吉子热衷于学习绘画和小提琴，在她们身上所焕发出来的这些才情，凸显了其知性和高雅的一面。但是，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学生们却反讽般地解构了民族国家要她们扮演贤妻良母角色为奋斗在建设民族国家一线上的男性公民献身的期待。相反，她们成了一群魅惑男性的精灵。在小说《三四郎》里有这样一段描写女主人公美弥子的内容：
三四郎在一片低矮的树荫下蹲着，从那里向上望去，山岗上明晃晃的。其中一个女子似乎觉得光线有些炫目，把团扇放在额头的上方遮挡着。她的脸看不大清楚。可是，和服的颜色和腰带的颜色都很鲜艳，这一点是明明白白的。白色的袜子也很打眼。这时三四郎的感受只是觉得色彩很漂亮，但因为他是个乡巴佬，所以到底怎样个漂亮法，他既不能够用嘴巴来说清楚，也不能用笔来描写。(中略)在绚丽的夕阳中，她那印着白色芒草花纹的腰带清晰可见。在她的头上还插着一朵白色的蔷薇花。这蔷薇花在椎树荫下，在她那头乌黑的头发中显得格外的打眼。⑥
这是三四郎在水池边初遇美弥子时的场景。在美弥子这一的形象中，除了保留着女学生的健康、摩登的形象外，还多了份妖冶，散发出一股魅惑的力量。有研究者也认为，三四郎在水池边碰到妖冶的美弥子，这就暗示着美弥子是一个将男子拉下水的“诱惑者”。⑦
三四郎与美弥子是在帮广田老师搬家时才正式相识的。中途休息时，两人一起翻看一本关于美人鱼的画册：
“你来看！”美弥子小声地招呼道。三四郎猫着腰把脸凑到了画册边上。他闻到了一股从美弥子的头发里散发出来的香气。画面上是一幅美人鱼图。裸体的女人从腰部以下长成了鱼的形状。鱼身斜扭着，从侧面露出尾巴来。美人鱼用一把长长的梳子在梳头，她还一边用手托住从梳子缝里溢出来的头发，脸朝这边看着。背景是辽阔的大海。
“美人鱼！”
“美人鱼！”
几乎是头挨着头的两人异口同声地嘀咕道。
这是一个充满了象征性的场面，这里的美人鱼的指代不言而喻，流淌在美人鱼身上的浓密的官能性也就是作为魅惑者的美弥子的内在气质的折射。“这个美人鱼绘画的镜头，可谓是非常地有暗示性。感觉到这个美人鱼在某个遥远处和美弥子自身相一致。不用说，这就是西洋传说中的危险的诱惑者的‘古老形态’了。”⑧而在美弥子身上所呈现出来的诱惑性正是现代性赋予给她的，正如有论者所言：“关于美弥子，正如小说中所写的‘去想象她的父母是否还健在这件事是很滑稽的’，‘年轻的哥哥对她是放任自流’那样，在一个已经与家长制原理无缘的地方成长起来的她，不用说是作为一个极端地体现了易卜生式比喻的现代女性来被设定的。”⑨问题是，被美弥子的身体所魅惑了的三四郎能够接近甚至支配美弥子的身体吗？在这场身体间的力的角逐中，三四郎终究只是一个败北者。
三、身体的隐喻
如果说，美弥子的魅惑性是其自我主体意识的投射的话，那么，围绕着她与三四郎之间的力的角逐也就意味着是一场主体间的争斗。也就是说，在这里，身体代表着主体出场了。身体以主体的身份被直接召唤出场，这意味着身体已然获取了现代性。在这一貌似轻松的判断的背后，隐藏着在意识(主体)与身体这一二元对立中身体长期受难的历史。对于身体的受难史可以大致勾勒如下：
柏拉图最先对身体表示出了极端的敌意。在他看来，身体之于灵魂完全就是一个不可信赖的因素，所以他认为“带着肉体去探索任何事物，灵魂显然是要上当的”。⑩自从柏拉图开启了灵魂优位的传统后，身体就陷入到了哲学史的长夜中去了。在进入到基督教哲学即神学阶段之后，灵魂对于身体的宰制状况得到了加强。比如在基督教哲学的集大成者奥古斯丁那里，柏拉图式的理念论被他巧妙改写成了上帝的观念。但是，无论是柏拉图的理念还是奥古斯丁的上帝，二者都是自足而完备的，都代表着真理或终极的善。
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从17世纪开始，哲学与科学取代了神学的地位，理性主义开始重新复活。近代以降，尤其是到了尼采那里，身体的价值被重新发掘出来。尼采主张一切都要从身体开始，将人的本质看作是身体性的存在。他指出“一切有机生命发展的最遥远和最切近的过去靠了它又恢复了生机，变得有血有肉。一条没有边际、悄无声息的水流，似乎流经它、越过它，奔突而去。因为，身体乃是比陈旧的‘灵魂’更令人惊异的思想”。(11)他甚至还高呼“我完完全全是身体，此外无有，灵魂不过是身体上的某物的称呼。身体是一大理智，是一多者，而只有一义”。(12)尼采对于身体价值的重估所作的奠基性的开拓传统，在其后的诸如德勒兹、海德格尔、福柯等哲学家那里得到了光大。
小说《三四郎》恰恰就是一个隐藏着丰富的身体性隐喻的文本。在这里，身体同样是代表着主体出场的。从偏远地区出发，在获取主体性的越境过程中，三四郎的身体从一开始就成了被掠取的对象。这在小说刚开场不久就有了暗示。三四郎在名古屋转车时，被迫与同车的一名妇女同宿一个房间，但三四郎拒绝了来自该妇女的性诱惑。在三四郎看来，固守身体与固守主体完全是同质性的。如果说，在赴京途中的三四郎通过身体表现出了强烈的主体意识的话，在他进京后，其身体在与意识的对立中，渐渐地显示出了劣势，这意味着他的主体性遭遇到了相对化。关于这一点，在《三四郎》里有明确的提及：“从昨晚开始，他突然地意识到了自己是新时代的青年。这样的意识变得很强烈起来。但是，变得强烈起来的只是他的意识，他的身体还依然维持着原状。”像这样，在三四郎遭遇到了身体与主体脱节的危机。这一点在小说第六章学校运动会的那场描写中被再次强化。“素不爱运动”的三四郎以看客的身份出场，他不但在这场身体间剧烈碰撞的飨宴中缺席，还被一道警戒线隔断了与美弥子的身体相接触的企图。
美弥子之于三四郎的虚幻性在小说中主要是通过“镜像”来体现的。三四郎为了借钱，在一个傍晚登门拜访美弥子，他在客厅里等着美弥子的出现：“当三四郎将几乎失去了感觉的眼睛移向镜子的时候，不知在什么时候美弥子已出现在镜子里了。原本被佣人掩上的那扇门此时敞开着。美弥子一只手分开挂在门后的布帘子，胸部以上的身体部位都映在了镜框里。镜子中的美弥子盯视着三四郎。三四郎也盯着镜中的美弥子看。美弥子莞尔一笑。”镜像中的美弥子同样充满了官能性的诱惑力，但是，她对于三四郎而言到底只是镜花水月般的存在了。美弥子这样的虚幻性在接下来的两人树下躲雨的场景中得到了更明白的表述：“雨脚慢慢地浓密起来，没有被雨滴淋湿的干地仅剩一丁点了。两人渐渐地靠近，挤在了一起。他俩就那么直直地站立着，几乎是肩挨着肩了。在雨声中，只听美弥子说道：‘刚才那笔钱，你尽管拿去用吧’。”像这样，横亘在两人间的身体的距离被无限地缩短了，围绕着二人身体间的越境的幻想也随之高涨了起来。三四郎处在了越境前的眩晕中。但是，这样的眩晕感并不为两人所共有，存在于两人间的身体越境的可能性被美弥子凭借其经济上的优势地位置换成了一个简单而又庸俗的借贷问题。换句话说，三四郎终究不过是一个在美弥子虚幻的魅惑中被收缴了主体性的存在罢了。
对于三四郎这个人物的主体性的缺失，历来学者多有论及，比如：“也正因为如此，三四郎从一开始就并不具有性格。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三四郎)原本也是有可能形成性格的。但是在‘一觉醒来’的三四郎的身上，迄今为止也没有被赋予可以被称之为性格的东西。他之所以没有获取性格，乃是因为他并不知道与‘现实世界’相处的方法。也即是说，三四郎并不具有活着的根据和对于行为的判断力。”(13)没有获取主体性的青年三四郎没有能够成长起来，他的青春中道夭折了。巴赫金在其关于教育成长小说的理论中强调，“成长”是指人对“历史时间”的认识与把握，人的成长被作为历史本质的生长过程的表象而被把握。所以说，成长“已不是他的私事。他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他已不在一个时代的内部，而处在两个时代的交叉处，处在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这一转折寓于他身上，通过他完成的。他不得不成为前所未有的新型的人”。(14)作为明治新青年的三四郎也正好处在了新旧时期的转折点上，他的青春原本是有着丰饶的可能性的，他原本也有望在历史时间中确立起自我主体性来，但他失败了。正如有论者所言：“三四郎尚处在不能‘决定未来’的现阶段上，向着未来，他究竟有没有把身处东京的大好环境作为自身发展的机会而活用起来呢？三四郎好几次错过了他本应抓住的机会。这是因为他尚不具备抓住这些机会的主体性。”(15)
四、对现代性的批判——结语
透过上面的分析，如果说三四郎和美弥子分别象征着近代日本和西洋的话，那么隐藏在《三四郎》中的批判意识简直就是呼之欲出了。再进一步地说，《三四郎》就是一部批判现代性的寓言式的作品。
众所周知，现代性源于西方，关涉西方现代社会的根本性问题，它由诸多层面组成。它既是一个时间概念，也是一个经济概念。从时间发展的角度来看，现代性代表着进步的历史史观；若从经济的角度来考量的话，现代性意味着生产力的飞跃，等同于现代化；从社会、文化层面上来看，现代性还等同于高度的理性主义。一言以蔽之，现代性代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但是，围绕着现代性的光与影是同样明显的。在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光芒驱散了宗教的影子之后，上帝隐退了，现代人却变得无所皈依，承受着信仰失落的虚无以及日渐异化的沉重，此前处于和谐统一状态的人性和价值体系遭到了动摇。西方社会关于现代性的批判由来已久，在此不赘述。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在“文明开化”这一国策的推动下，现代性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在日本，关于现代性的批判最迟在明治20年代就已开始了。批判阵地主要集中在以三宅雪岭、志贺重昂等为代表的杂志《日本人》以及以陆羯南为主笔的报纸《日本》这两大媒体上。不过，无论是《日本人》还是《日本》，它们对于现代性的批判主要是在与民族传统的对峙这一二元对立格局中来展开的，裹挟着强烈的民粹主义的情结。这样的批判模式为日后的诸如“东洋回归”、“日本浪漫派”、“近代的超克”等流弊的泛滥开启了先河。
夏目漱石关于现代性的批判有其独特性。基于自身在伦敦两年的留学经验，他并不一味地排斥现代性。或许在他看来，现代性作为一种当代西方持续性进步的观念，展示了其作为西方社会发展的文化价值，因而，对于日本文化而言并不具有普适性。这也即是他所表述的“西洋的开化是内发性的，日本现代的开化是外发性的”这一著名的论断。(16)但是，夏目漱石关于现代性的反思依然是在西洋对日本这样的二元对立的框架中来展开的。他透过一个青年成长的挫折这一隐喻，显示了他关于如何重建日本主体性这一问题的焦虑，这一问题意识形成不同的变奏贯穿在他之后的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品之中。
注释：
①川本三郎：《在摩登都市的变化中》，载青木保等编：《都市文化近代日本文化论5》，岩波书店1999年版，3页。
②《日本近代教育史事典》，日本近代教育史编辑委员会编，平凡社1971年版，710页。
③阿部恒久、佐藤能丸：《日本近代女性史》，芙蓉书房2000年版，36页。
④大久保利谦：《森有礼全集》第1卷，宣文书店1972年版，611-612页。
⑤转引自阿部恒久、佐藤能丸：《日本近代女性史》，芙蓉书房2000年版，35页。
⑥关于《三四郎》的中文译文全部由笔者据角川书店1990年版文库本《三四郎》译出，不再一一注释。
⑦莲实重彦：《夏目漱石论》，青土社1978年版，78页。
⑧川崎寿彦：《夏目漱石〈三四郎〉——回到画卷中的美弥子》，载玉井敬之、村田好哉编：《三四郎——夏目漱石作品论集成》第5卷，樱枫社1991年版，38页。
⑨越智治雄：《漱石和文明》，砂子书房1985年版，111页。
⑩柏拉图：《斐多》，杨绛译，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15页。
(11)尼采：《权力意志》，张念东、凌素心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22页。
(12)尼采：《苏鲁支语录》，徐梵澄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27页。
(13)玉井敬之：《三四郎的感受性——〈三四郎〉论》，载玉井敬之、村田好哉编：《三四郎——夏目漱石作品论集成》第5卷，樱枫社1991年版，162页。
(14)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3卷，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233页。
(15)渡边淳子：《〈三四郎〉论——以美弥子为视点》，载《用作毕业论文的作家论及作品论》，《国文学解释与鉴赏》编辑部编，至文堂1988年版，249页。
(16)夏目漱石：《近代日本的开化》，载夏目漱石：《夏目漱石全集》第14卷，岩波书店1929年版，2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