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大变局对美国战略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东论文,美国论文,大变论文,局对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71.2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11)3期0019-06
进入2011年以来，一场声势浩大、颇具新特点的社会政治运动在中东地区迅速扩展，牵动了突尼斯、埃及、也门、约旦、巴林、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摩洛哥、叙利亚、阿曼和伊朗等20多个国家，大有蔓延整个中东并向更广泛地区扩散、引发多国政局持续动荡之势。美国作为在该地区战略利益存在最大、卷入最深的外部力量，其中东战略原本就是导致这场大变局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今同样遭受强烈冲击，从利益、目标到政策实施都面临冷战结束以来最为复杂的挑战，其应对措施和可能进行的政策调整又将对该地区格局未来的演变产生重要牵动作用。
美国在中东的利益
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全面进入中东，其在该地区的利益不断扩展。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并在海湾战争之后确立了其独步中东的地位。中东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价值逐步确定。1990年，老布什政府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自由世界”对中东“这一关键性地区能源供应的依赖，以及我们与这一地区许多国家的密切关系，继续构成美国的重要利益”。①1999年，克林顿政府发表的第二份《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既充分体现了经过冷战后近10年繁荣发展而达到权力顶峰的美国的全球霸权思想，也比较有预见性地反映了“9·11”事件后急剧凸显的战略关切。该报告写道，中东等地区的发展局势“将深刻影响美国的未来。它们将决定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能否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这些地区的国家是否会全面加入我们打击恐怖主义和贩毒的斗争；它们是否会同意停止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②
进入21世纪，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国对中东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升。小布什政府执政8年，更是明确把中东乃至“大中东”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所在。2009年奥巴马总统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上台并积极寻求“变革”，同样把“负责任地结束伊拉克战争并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到范围更为广阔的中东”作为“重振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的优先事项。③2010年5月，奥巴马签署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指出，美国在中东存在重要利益，包括：“与亲密盟友以色列在众多事务上的广泛合作，以及对以色列安全所做的坚定承诺；满足巴勒斯坦人民实现建国、获得机遇等合法诉求，发挥巴勒斯坦人民的卓越潜能；伊拉克的安全、统一以及建立民主和重新融入地区社会；促使伊朗改变谋求拥核、支持恐怖主义、威胁邻国的政策；核不扩散；推动反恐合作、获得能源并使该地区融入国际市场。”④至此，美国在中东的利益界定变得越来越清晰而且具体，实现这些利益目标的基本路径也相应变得比较清楚。
可以看出，美国不同时期的不同政府对中东利益的表述和轻重缓急的优先顺序有所差异，强调的重点有所变化，比如小布什政府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的首要任务分别是反恐和结束伊拉克战争，奥巴马政府则把推进巴以和平进程和撤出伊拉克放在更为优先的位置上。总的来看，美国在中东的利益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石油的出口、以色列的安全、阿拉伯盟友的稳定和安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推广自由民主。美国在中东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恐怖主义、政治伊斯兰运动、阿拉伯国家的不稳定和内部冲突等。这些利益和威胁可从地缘、能源、安全三个方面分析：地缘政治因素是美国构建其全球战略最基本的依据；能源与地缘紧密关联，既是美国自身霸权的支撑点，也是主要大国战略角逐的焦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恐怖主义相结合，直接危及美国在中东的切实利益乃至美国的海外利益和本土安全，并最终动摇美国全球霸权的根基。美国在中东的最终目标不仅在于实现和确保其在该地区的上述利益目标，更在于藉此获得对欧、日、俄、中、印等其他战略力量的显著优势甚至制约手段，以维护和巩固其全球霸权地位。正由于此，在过去接近70年的时间里，对于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来说，中东都“一直是个重要挑战，在几乎所有情况下，不仅是一个地缘政治威胁的根源，而且是一个使人感到沮丧的长期因素，更不用说还是在美国国内政治本土防线上要加以管理的极其困难而敏感的问题”。⑤
冲击：“一少”、“一升”和“一降”
正当奥巴马政府分阶段从伊拉克撤走全部美军作战部队，积极寻求推动以巴和谈，以及美、英、法、俄、中、德等六国与伊朗(5+1+1)就核问题展开新一轮谈判之时，中东社会政治运动却从突尼斯开始迅速席卷其他阿拉伯国家乃至更为广阔的地区。美国在中东的重要利益面临严重挑战。从近期看，较突出的有：
首先，美国的阿拉伯盟友的稳定与安全遭到破坏，这是最直接也是最明显的损失。在中东，海湾地区的沙特、科威特、阿联酋、巴林、也门、阿曼、卡塔尔和“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等国，以及地中海东部的约旦和北非的埃及、摩洛哥、突尼斯等堪称美国盟友的国家，或至少是与美等西方保持友好合作关系的国家，政局均陷入动荡。其中，沙特、巴林、埃及、约旦和伊拉克等对美国的重要性相较于其他国家尤显重要。突尼斯的本·阿里政府1987年上台以来就一直奉行“亲西方”的政策，被欧美视为新自由主义的“好学生”。利比亚卡扎菲政府2003年底用主动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换来与欧美关系的改善，2005年开始与美国恢复外交关系，2008年美国派出驻利比亚大使，利比亚甚至被塑造成接受美国布什政府“改造”的“好榜样”。因此，突尼斯和利比亚两国也可以视为美国的友好国家。美国要推行其中东战略和维护其主导地位，需要得到这些友好程度不同的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和配合。为此，奥巴马上任之初，就于2009年6月在埃及开罗发表改善与伊斯兰国家关系的演讲，积极推动巴以和谈以回应温和阿拉伯国家的呼吁，来争取他们的支持。
然而，在这场声势浩大的社会政治运动的冲击下，这些国家要么已经发生政府更替，要么正经历严重动荡，要么面临动荡加剧的危险。突尼斯本·阿里总统逃离，埃及穆巴拉克政府垮台，约旦在更换首相及其内阁之后局势难稳，巴林哈马德政府借助沙特和阿联酋代表海湾合作委员会派出的武装力量的帮助平定政治动乱，也门萨利赫政府做出提前让位和推进政治、经济改革等妥协以稳定局势，沙特加紧实施改善就业和提高社会福利的政策以消减民众不满和防止动荡，利比亚卡扎菲政府与反政府力量的对抗在美英法等国武器禁运和军事打击介入后演变成大规模内战。
对美国来说，埃及是阿拉伯国家联盟中的重要成员，作为美国长期提供大量援助（包括每年超过13亿美元军事援助）的盟友的穆巴拉克政府下台，无疑是美在中东的一个重大挫折。正如奥巴马总统和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所指出的，“埃及在许多关键问题上一直是盟友”，“向来是美国在广泛的区域议题上的重要伙伴”，“穆巴拉克总统在中东的一系列问题上对美国有很大帮助”。⑥可以预见，埃及新政府不可能再像穆巴拉克时期那样“亲美”；被美国视为“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穆巴拉克政府曾经长期打压的“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未来政治框架中无疑将扮演重要角色；而如果埃及新政府采取反西方的政策，就可能利用所控制的苏伊士运河这个从印度洋和红海通往地中海的重要战略关口来提升埃及新政府地位。如果巴林政府发生更替，那么设在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基地的存续就面临直接威胁。沙特作为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阿拉伯盟友，其国王阿卜杜拉对奥巴马政府最终抛弃穆巴拉克感到不满，对美离心倾向可能发展。而如果沙特发生政府更替，那么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支柱之一就可能坍塌，沙特作为在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其相关政策走向也将成为一个变数。更为重要的是，这场变局可能导致伊斯兰主义的影响力进一步上升，此前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领导的政府已经开始对力主世俗化的军方力量实施打压。如果中东地区越来越多的伊斯兰国家陷入动荡且持续不断，那就会为各种伊斯兰激进势力乘势扩大影响和制造事端提供机会和条件，特别是“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和“伊拉克基地组织”之类的恐怖主义势力将趁机发难。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已经公开号召突尼斯和利比亚民众发动“圣战”，⑦流亡欧洲20余年的伊斯兰主义力量的领导人加努西(Rashid Al-Ghnnushi)已在突尼斯政府发生更替后返回突尼斯发展。而这正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高度担心并一直努力避免的结果。尽管奥巴马政府没有把反恐作为其中东战略的首要任务，但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等依然把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作为首要任务。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2011年2月8日签署发表的《美国国家军事战略》⑧和国家情报总监2011年2月16日在参议院就美国情报界对全球范围内的威胁评估作证的证词⑨都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
其次，经过这场大变局，伊朗的战略环境进一步改善，在地区格局演变中更加得势，对美国构成的挑战不断增大。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对美国的挑战一直呈上升态势。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和推翻萨达姆政权，所带来的“出乎意料的后果”是帮助伊朗消灭了一个夙敌，并使与伊朗同属什叶派且深受其影响的什叶派政治力量在伊拉克获得主导地位。在美国看来，伊朗在周边环境大幅改善之后，不仅没有收敛，反而进一步扩张势力，“既通过革命卫队和共和国卫队等国家工具推行破坏性政策，又通过伊拉克的迈赫迪军、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和黎巴嫩乃至全世界的‘真主党’等非国家代理人扩展伊朗的影响力”，“在波斯湾乃至大中东地区寻求颠覆别国政府和扩展影响，威胁消灭以色列”，谋求拥有核武器或能随时制造核武器的技术。这对美国构成了一种“特殊挑战”。⑩2006年7月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发生持续30多天的武装冲突，同样被视为伊朗支持的结果，2010年伊朗总统内贾德访问“真主党”控制的黎南部地区时受到领袖般的欢呼即为例证。
对美国来说，面对北非和西亚多国联动的大变局，伊朗认为这是“反对世俗的亲西方政权的伊斯兰起义”，就连昔日的改革派领袖前总统哈塔米也声称“一个基于伊斯兰原则的新中东正在崛起”。这意味着伊朗可能利用其在什叶派穆斯林网络和伊斯兰主义网络这两个方面的特殊资源和渠道进一步提升地位及扩大影响。从什叶派穆斯林网络的角度看，继近些年叙利亚和伊拉克向伊朗靠拢之后，伊朗支持的“真主党”主导的“3.8联盟”所提名的候选人米卡提在中东此轮大变局之前已经明确即将出任黎巴嫩总理。如果巴林政府在当前尚未平定的社会政治运动中发生更替，那么占总人口70%的什叶派力量可能上台执政。也门和沙特等国内部的什叶派也可能受到鼓舞，进而寻求获得更多权力。这意味着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巴林这个“什叶派新月带”将扩展开来。从伊斯兰主义网络的角度看，伊朗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就在伊斯兰主义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在此轮大规模社会动荡冲击下，黎巴嫩的“真主党”、巴勒斯坦地区的“哈马斯”、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和利比亚的“伊斯兰战斗团”等各类伊斯兰主义派别作为本土力量的代表无疑将在有关国家未来的发展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两个方面的新变化，将促使中东地区格局进一步朝有利于伊朗的方向发展。埃及穆巴拉克政府下台后，伊朗军舰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首次过境苏伊士运河，进一步彰显伊朗不断提升的地区影响力。随后，伊朗宣布其作为掌握核聚变等技术的国家，将与其他国家积极开展核技术合作，包括出售核技术。
最后，阿拉伯多国动荡和伊朗战略地位提升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导致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国即以色列的安全环境明显恶化。“以色列在美国人的心目中以及美国的政治、文化和对外政策上都占有突出位置。对于数百万美国人来说，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都一样，与以色列基于共同价值观、对历史上遭受反犹主义迫害的犹太人的同情、对以色列危险的安全处境的支持等方面的强有力关系，已经成为美国故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1)因此，自以色列1948年建国以来，历届美国总统都设法维护与以色列的“特殊关系”，无论这种关系实际上对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有利还是有害。目前这场大变局对美国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以色列的挑战，反之亦然。由于以色列身处这个地区，所受挑战和威胁更为直接、切实和紧迫，其对威胁的感知和认识将直接影响美国的相关判断。对于以色列来说，阿拉伯世界的亲西方的温和力量受到削弱就等于有利的安全因素减少。埃及作为最早与以色列实现和平的阿拉伯国家陷入动荡和穆巴拉克政府下台，以色列作为其邻国忐忑不安。尽管在过渡期掌握权力的埃及“武装力量最高委员会”宣布将继续遵守前政府签署的国际条约，但6个月后选举产生的新政府是否继续承认埃以和平条约，以及是否继续配合以色列封锁通往“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的唯一口岸拉法，是存有较大疑问的。约旦作为第二个与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前线国家”，其国王阿卜杜拉长期支持和推动巴以和谈，他在解散政府的同时与约旦的“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展开对话以应对民众的不满，但政局能否保持稳定仍有变数。
更为重要的是，在以色列看来，伊朗军舰通过苏伊士运河是其战略地位和影响力提升的新标志，势必对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及其分支机构、黎巴嫩的“真主党”等力量长期坚持的反美和反以政策产生鼓励作用。特别是巴勒斯坦地区的“哈马斯”在与法塔赫就内部和解达成一致意见，以及法塔赫领导人阿巴斯宣布不参与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选举之后，可能在2011年7月左右举行的大选中赢得选举。加上土耳其“东向”和“南下”靠拢阿拉伯国家的趋势进一步发展，总统居尔2011年2月13日—16日又访问伊朗谋求扩大合作，这与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则因人道主义救援船等一系列事件隔阂不断加深相比，形成对以色列不利的态势，即整个地区格局正在朝着有利于反以力量的方向演变。这是以色列难以接受的现实。内塔尼亚胡总理已明确表示将加强军备以应对局势的新变化。
概括起来，目前仍在发展的中东变局对美国的冲击可谓“一少”（即阿拉伯盟友减少）、“一升”（即来自伊朗的威胁上升）和“一降”（即最重要盟友以色列的安全感下降），加上利比亚局势持续恶化引发国际石油价格明显上下波动，以及伊拉克局势尚未完全实现稳定、美国尚未完全脱身。这些变化不仅使美国推行民主价值观的理想主义的利益与维护经济和安全的现实主义的利益发生了严重冲突，而且使利益目标和政策实施两个层面都面临协调和取舍的巨大困难。从更深层次看，此轮大变局对美国构成的挑战将是冷战结束以来最为错综复杂的。与美国目前在同属“大中东”范围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面临的挑战交织叠加在一起，相互激荡和强化，有可能对美国在整个“大中东”的战略利益造成根本性损害，进而威胁美国安全甚至可能动摇其全球霸权的根基。
美国面临中东战略的重大调整
基于上述现实和潜在挑战的复杂严峻性，美国迅速开展危机管理并寻求调整战略。
首先，加紧安抚稳定阿拉伯盟友，力图修复受到伤害和动摇的相互关系，降低这场地区变局造成的短期的直接损害。在危机应对过程中，多个中东国家认为美国在地区的影响力正在下降，对美国作为盟友的可靠性质疑增大，就连以色列这个美国最亲密和最重要的盟国也不例外。以色列一方面进一步寻求得到美国更多的安全保障，要求奥巴马政府提供高达2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另一方面又在美国之外寻求获得更多的支持。以色列外交部办公厅主任拉菲·巴拉克表示，以色列不能再只依赖美国这一个盟友，必须密切关注发展新的多种多样的双边联盟，与可能影响该地区的新力量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12)2011年3月，内塔尼亚胡总理出访俄罗斯，在巴以和谈问题上寻求得到更多支持。为了防止这种离美倾向进一步发展和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快速下降，把美国遭受的短期直接利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美国针对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对策，力求在“扩展民主”的长远战略利益和维护地区盟友稳定这两者之间努力寻找平衡点。包括副总统拜登、国务卿克林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和副国务卿伯恩斯在内的美国高层，纷纷通过打电话、约见有关国家驻美大使和访问有关国家等多种途径，与有关国家保持“积极接触”，向以色列和约旦等“重要伙伴”重申美国的安全保障承诺，支持有关国家尤其是也门和巴林通过强力镇压和积极推进各方面改革这两种手段来稳定局势。其中，施加影响的途径和手段仍然是为有关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援助。2011财政年度美国对中东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援助高达70亿美元（不含对伊拉克的重建费用），对象依然是以色列、埃及、约旦、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积极影响埃及未来政治架构的建立是美国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的重点之一。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国防部长盖茨先后访埃，与各派力量展开接触，了解需求并积极回应，在继续提供每年13亿美元军事援助的基础上，新增1.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其次，继续加强对民主进程的支持，特别是对网络自由、“公民社会”发展和青年运动的支持，以确保美国影响中东地区局势走向的主导地位，“9·11”事件之前，美国对发展民主与维护稳定这两大利益目标发生严重冲突而必须做出抉择时，常常放弃支持民主而选择支持维护稳定。“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根据“民主改造大中东”的战略设想转而强调支持民主，并对包括埃及和沙特在内的阿拉伯盟友施加压力，促使它们进行包括选举在内的民主改革。奥巴马政府则通过加强对话和积极提倡等柔性做法，鼓励中东国家自主发展民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有关讲话中已经明确表示要推动“网络自由”、非政府组织(NGO)和阿拉伯语社交网络等方面的发展，其目的就是借此影响阿拉伯国家社会政治的发展方向。(13)根据联合国2010年11月发表的统计数据，中东伊斯兰国家30岁以下的年轻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平均达到60%，其中56%的人每天使用互联网。(14)这意味着抓住了青年政治趋向就可以对中东国家的政治走向产生重要影响。
第三，酝酿改变对伊斯兰主义力量的政策，累积调整与地区主要力量关系、重塑中东格局的动力和可能性。在这场变局中，对伊斯兰主义力量的政策困境明显增大了美国政策转圜的难度。美国在明确表示支持中东国家发展西方所谓“民主”和“公民社会”的同时，担心 “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的伊斯兰主义的力量迅速过度壮大。经过这场变局的洗刷，黎巴嫩的“真主党”、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埃及和约旦的“穆斯林兄弟会”、土耳其的“正义与发展党”和伊朗“毛拉集团”等作为在中东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本土力量，在整个地区自主意识上升的推动下，影响进一步扩大，增大了美国政策的选择难度。美国如果不设法摆脱这种两难处境，其在中东的处境将更显不利；如果要防止其影响力进一步下挫或者重新求得主动，就需要改变对伊斯兰主义的认知和政策。事实上，自2006年哈马斯在巴勒斯坦选举中获胜上台执政并造成重大冲击以来，美国国内主张根据中东发展的新现实，特别是“真主党”和“穆斯林兄弟会”等均已放弃建立政教合一政权、日益朝改革派政党方向发展的新现实，改变美国相关政策路线的呼声上升，包括呼吁重新界定伊斯兰主义，超越亲美国与亲伊朗、亲以色列与反以色列、温和与激进、伊斯兰化与世俗化等阵营划分，与伊朗谋求实现战略妥协，等等。美国《外交》杂志2010年9/10月号围绕“重构中东”这个主题，刊登了一组文章，包括《超越温和派与激进派：奥巴马如何才能制定新的中东政策路线》、《让以色列的核弹曝光》、《如何看待和处理哈马斯》、《不可能的三角联盟：伊朗、土耳其和美国能够成为盟友吗？》等。(15)在中东此轮变局发生之后，《外交》杂志2011年3/4月号再度刊载系列文章讨论是遏制伊朗还是与伊朗实现战略妥协等问题。(16)如果未来美国在中东的战略窘境不断加剧，其被迫做出重大调整和实现战略转圜的紧迫性和可能性将进一步上升。
第四，以解决利比亚问题为突破和契机，重新谋划对北非乃至更广阔地区的战略。美国以落实联合国有关利比亚问题的1973号决议和保护平民等为法理依据，联合欧洲盟友对利比亚实施大规模空袭，力图帮助利比亚反政府武装把卡扎菲赶下台。尽管美方表示其对中东地区的利益关切重于直接对利比亚的利益关切，但利比亚的走向确实又将影响到整个地区的局势发展。基于利比亚在非洲首屈一指的油气资源及辐射西非和中南非的有利位置，美国力图以协助“改变”卡扎菲政府为契机，把利比亚打造成其未来非洲战略支点。在此过程中，美国一改以往积极主导的做法，转而更多地借助联合国和北约等多边机制，并推动英法带领的欧盟、阿盟、海湾合作委员会和非盟等地区重要力量在解决利比亚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这可能由此带动在中东形成新的大国之间以及多边机制之间的竞争合作博弈框架。
然而，此轮中东大变局“震源”深远，是阿拉伯国家长期存在的高人口增长、高失业率和严重两极分化等老问题，与粮食危机和金融危机等新问题盘根错节、相互交织，进而导致多重社会政治矛盾的爆发和迅速激化的结果。这场大乱经由“推特”(TWITTER)、“脸谱”(FACEBOOK)、“优兔”(YOUTUBE)等社交网站和手机短信等信息手段的扩散放大，引发地区性乃至世界性剧烈震荡。受其冲击和裹挟，中东各国无论更替与否，均势必不同程度地实施变革和调整，整个地区将由此进入新的动荡、转型和重塑的时期，政治版图将在一定程度上被改写，各种地区分野组合都将不同程度地发生位移，有的甚至变得模糊复杂。在如此错综复杂的持续震荡过程中，美国中东战略的调整将面临巨大挑战。
〔完稿日期〕2011年4月1日
注释：
①梅孜：《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58页。
②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Century,The White House,December 1999,pp.41-42.
③Barack Obama,"Renewing American Leadership",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2008,p.4.
④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May 2010,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rss viewer/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pdf,p.24.
⑤Kenneth M.Pollack,A Path Out of the Desert: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 in the Middle East,Random House,New York,2008,p.x.
⑥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2011年1月28日发表的奥巴马总统和国务卿希拉里有关埃及局势的讲话，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1/01/index.htm.
⑦Yakkov Lappin,"A1-Qaeda is Trying to Exploit Tunisia's Uprising",January.24,2011,http://blogs.jpost.com/content/al-qaeda-trying-exploit-tunisias-uprising.
⑧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http://www.jcs.mil/content/files/2011-02/020811084800_2011_NMS -08FEB_2011 .pdf.
⑨James R.Clapper,"Statement for the Record on the Worldwide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S.Intelligence Community for the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February 16,2011,http://www.dni.gov/testimonies/20110216_testimony_sfr.pdf.
⑩Condoleezza Rice,"Rethink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American Realism for a New World",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2008,pp.17-18.
(11)Aaron David Miller,"Getting Right with Israel",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November 27,2008.
(12)芭芭拉·奥帕尔：《对冲美国》，美国《防务周刊》，2011年2月12日。
(13)Hillary Rodham Clinton,"Internet Rights and Wrongs:Choices & Challenges in a Networked World",February 15,2011,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1/02/156619.htm.
(14)Bobby Ghosh,"Rage,Rap and Revolution",Time,February 28,2011,p.25.
(15)Robert Malley and Peter Harling,"Beyond Moderates and Militants:How Obama Can Chart a New Course in the Middle East",Avner Cohen and Marvin Miller,"Bring Israel's Bomb Out of the Basement:Has Nuclear Ambiguity Outlived Its Shelf Life?",Daniel Byman, "How to Handle Hamas:The Perils Ignoring Gaza's Leadership",Mustafa Akyol,"An Unlikely Trio:Can Iran,Turkey,and the United States Become Allies?",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2010,pp.18-62,pp.124-129.
(16)Dima Adamsky,"The Morning After in Israel",Karim Sadjadpour and Diane De Gramont,"Reading Kennan in Tehran",Shahram Chubin,"A Grand Bargain With Iran",etc.,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2011,pp.155-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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