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义的魅力——重读钱谷融先生《论“文学是人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道主义论文,人学论文,魅力论文,文学论文,融先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40年前，钱谷融先生因发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而遭受到全国性批判，并因此经历了20余年的磨难。但是，漫长的岁月并没有改变钱先生的初衷，也没有磨灭这篇论文的魅力。随着历史的进步，人道主义理念正在突破旧有的种种思想框架的限制，向着更广泛的生活和思想领域渗透。人们在经历磨难之后，以更宽广的历史胸怀去认知和接受人道主义。在钱谷融先生看来，一切思想学说，一切政治和经济举措，都应该有助于人的美学理想的实现，增进人类幸福，这才符合人道主义精神。事实上，人道主义是一种不断丰富和发展，具有永久生命力的思想学说。
一、人道主义在中国的艰难历程
在中国现代史上，人道主义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历史在这里不仅风尘仆仆，充满矛盾冲突，而且还时时带着血泪。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民在身心两方面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对此，钱谷融先生指出：“近40年来，除了‘文革’期间中国文学被彻底毁坏之外，中国的文学家们始终都在自觉地同文学上的政治教条主义的狭隘功利主义进行着抗衡。17年期间如此，新时期也是这样。粉碎‘四人帮’以后，虽然政治上对于文学的黑暗高压已经基本清除，但是，在某些人的意识中，特别是他们长期来养成的思维习惯，从政治标准来硬性规定文学创作的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人道主义文学的发展仍然步履艰难。七八十年代以来几次大的文学论争、有的几乎要酿成大批判氛围的思想冲突，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人道主义的文学观点。在一种比较彻底的意义上，可能是只有当人道主义不再引起政治的和学术的注意，不再成为一个敏感的字眼，我们才能说它已克服了主要障碍，并已成为中国文学的基本精神。”
这使我们想起15年前发生的一场悲剧。于光远先生最近著文（见《广州文艺》1997年3、4、5、6期）回忆与周扬的交往，谈到周扬如何因为提倡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而受到严厉批判一事，字里行间充满历史的痛楚。这再次提醒我们关注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就在15年前，它不仅还是一个敏感的字眼，而且是一种“不合法”的话语。仅仅为了争取人道主义话语的合法化，历史走过了漫长的道路。
就20世纪中国而言，人道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思想内容，它是在不断被置疑和批判中被认识和丰富的。简而言之，人道主义在现代中国可分为四个时期，即五四时期以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为焦点的人道主义；30年代对“人性论”的提倡；50年代人道主义美学原则的崛起；80年代之后世界人权观念的逐步接受和形成。
本世纪初的社会变革以“意识先导”为特色，其中“个人的发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魂灵。从鲁迅早年提出的“主人”思想到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从陈独秀的“平民文学”到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都围绕着人的觉醒和解放做文章。所以胡适把五四新文学运动称为中国的"Renaissance"（文艺复兴），也有同样意思。不过，这一时期的人道主义主要是以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为中心的。例如鲁迅所说的“排众数，任个人”，就是针对中国传统礼教社会无视个人存在而发的。郁达夫也曾指出，五四运动最大的功绩就是“个人的发现”，这个“个人”是独立的，不再是君主的和家庭的。而朱自清则认为，当时周作人等所提倡的人道主义，主要是指“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对此李今先生在《个人主义与五四新文学》（北方文艺出版社.1992）一书中有很好的阐述：
在五四时期，“个人主义”不仅仅是一个流行的褒义词，而且还作为一种精神渗透到政治、伦理、道德以及文学各个领域。它不仅唤起了“人”的自觉，也唤起了“自我”意识的觉醒这双重自觉，尤其是后者，作为与中国文化完全异质的一种意识，构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五四文学之“新”，之永恒存在的特殊价值，它也是个人主义这种普泛的社会哲学思潮转化为文学形态的一个过渡的“中介”。正是围绕着“自我”的发现，五四文学从文学观念到表现方式、人物形象的范式、情感类型等总体精神倾向上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可以说，它是代表五四文学的主要精神特征之一，抽掉了它，五四文学的特质和异彩就将不复存在。（见上书，第28页）
然而，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人道主义不久就遭到了严重的挑战，陷入双重误解的困境之中。一则是个人色彩过分浓厚的学说不易为国人所接受，二则是用过分功利的态度来理解个人主义，必然会导致误读。因为人道主义毕竟不能立即改变人的生存处境，带来革命胜利的效应。这些都影响了人道主义的传播和认同。尤其在政治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相互敌对的各方面都在竭尽全力鼓动人们投入火与血的斗争，人道主义关怀自然被认为是一种软弱无力的学说。
也许正因为如此，30年代梁实秋提出共同的“人性论”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并受到了批判。梁实秋试图以温和的群体观念来消解个人锋芒的阐释并没有获得真正的理解。他所提出的人类“一向所共有的，无分古今，无间内外，长久的普遍的没有变动”的人性，超越了个人主义的价值观，突出了人道主义的普遍性含义。这种人性共同性的基础同时也是沟通人类个人与群体存在的一座桥梁。尽管这种思想及其表述缺乏创意，并且一开始就遭到普遍的置疑和批驳，但是它还是影响了一些作家的创作。沈从文就是一例，他明确声称：“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92.42）正在为了追寻这人性，在当时不同阶级的人群剑拔弩张，势不两立的语境中，沈从文获得了如其《边城》中所拥有的自然宁静，发现了在平和状态中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1957年，钱谷融先生发表《论“文学是人学”》，使人道主义成为一种美学原则，因此引起了整个思想界的震动，因为这篇文章把人道主义看作是超一般创作方法和流派的人类价值标准，认为“文学作品的历史地位和社会意义，首先是从它描写人，对待人的态度上表现出来的”。这篇论文还指出：
……人道主义精神，人道主义理解，却是从古以来一直活在人们的心里，一直流行、传播在人们的口头、笔下的。我们无论从东方的孔子、墨子，还是从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言论著作中，都可以发现这种精神，这种理想。虽然随着时代、社会等等条件的不同，人道主义的内容也时时有所变动，有所损益，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其中找出一点共同东西来的，那就是：把人当作人。把人当作人，对自己来说，就意味着要维护自己的独立自主的权利；对别人来说，又意味着人与人之间要互相承认、互相尊重。
可惜，这种人道主义情怀的精彩表达，除了招致了无情批判及出版界专门策划的《〈论“文学是人学”〉批判集》（第一集）之外，再就是作者长达20余年的磨难。难以想象的是在一个拥有人本主义文化传统的国度里，最后到了“谈人色变”的地步。也许正因为如此，“十年动乱”结束后，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恢复人的尊严，重新认定人的价值；形成了人道主义的再次回归。
虽然，这是一次深刻而艰难的回归。深刻是指经过痛苦磨难，人道主义已经深入人心，在人们思想感情深处扎下了根；所谓艰难是说它虽然深入人心，但是在理论和观念层面上还面临着种种阻碍和限制。即便是无数在十年动乱中身体致残的人就在眼前，也只能赢得普通人的同情而不能动摇一些大理论家对人道主义的偏见。由此才发生了1983年那一幕，一个饱历风霜的老人再次为提倡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而遭受不公。
二、人道主义与文学的不解之缘
回顾人道主义在中国的艰难历程，能够使我们进一步深刻了解中国的国情。而人道主义与文学的不解之缘则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显然，人道主义美学原则的崛起在现代中国具有特殊意义，它不仅对文艺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而且深刻触动了中国唯权力独尊的意识基础。对此，王元化先生最近在《为周扬起草文章始末》一文（南方周末1997.12.12）中指出，“我们向来对理论采取功利态度，所谓以《禹贡》治水，以《春秋》断案，以《诗》三百做谏书，把学术作为工具，用学术来达到学术以外的目的，而不承认学术具有其本身的价值。”人道主义是以人本身为对象和目的的，渊源于人类自我认识、理解和发现的过程，具有独立的思想意义；它所探求的是一种完整的和完善的人的理想，所以必然贯穿于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事实上，同其它任何一种哲学思想流派相比，人道主义都更加难以界定和说明，因为它的渊源就是人性的生命状态，表现为一种普遍的人类精神和情怀。它在文学作品中获得了一种生命状态，表现了人类自身的一种觉醒。它是一种思想，更是一种态度和感情，一种对人类自身状态完美和完善的理想和追求。因此，它在本质上不依附于任何一种政治体系和国家形态，不表现为某一种民族或阶级的功利目的，而是一种独立的，超越一般功利目的和方法论的意识和情怀。
这就使得人道主义具有美学原则的独特魅力。因为美最终离不开人类对自我意识的探究和对自我理想的期盼。“美”永远离不开“人”。它无论从客观还是主观入手，最终都是人所期盼体验到的一种生命状态，能够引起人健康、愉快和美妙的感觉和感受，这种感觉和感受也许是莫可名状和不可言说的，但是永远包含着生命体验中的仁爱之心。而人道主义正是这种生命意义的体认和表达，它不能用严格的概念来限定，也不可能通过一系列既定的原则、范式和方法表现出来；而且，它必然对一切把人当作工具的意识形态模式提出挑战。
这也是对权力话语的一种挑战，最初人们从但丁的诗篇、薄伽丘的小说和莎士比亚的戏剧中读到了它，感受到了一种打动人的情感；它与人生，与人的灵魂及其欲望紧密相连，使人们真实地体验到一个具体的生活着欲望着追求着的自我。这就是人道主义最初观念的来源，它的形态有点像中国古代的“道”，原本是不可言说和确定的。此后人们又在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创作中继续发现和感受到了这种情怀，人们为之感动和流泪，再次触及到了我们自己的心灵和存在。人道主义一直以一种生命的形式、艺术化的方式、美的形态存在于历史生活之中，让我们去发现和体认自己，创造人类的理想世界。
钱谷融先生所倡扬的人道主义美学原则就是从活生生的艺术生命中来的。也就是说钱先生触及到了本源。而没有把它看作是一种抽象的既定的哲学理念；他不是在探讨一个哲学思潮和理论观念，而是在追寻一种贯穿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艺术生命。这里显示了整个20世纪思想发展的趋势，这就是人学和美学的相互靠拢和结合。
事实上，从19世纪开始，人学和美学就开始彼此吸引，导致思想、哲学的归宿越来越向美学靠拢，形成了从概念向体验，从逻辑向直觉，从形而上的确定性向模糊性乃至混沌性的转折。从上个世纪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那里就已开始，到了海德格尔，差不多发展到了某种极致，诗意的存在代替了自我完满的理解性的花环。而在这个过程中，对于艺术美学发生最深刻影响的，又恰巧是哲学中对人本身的发现。无论是叔本华体验到的“意志的人”，还是弗洛伊德所解析的“潜意识”，不管是萨特笔下“存在的人”还是海德格尔心目中“诗意的人”，都对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人们一次又一次调整对艺术和美的看法，传统的美学观念一次又一次受到冲击，都无非由于对人本身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可以说，这是一个美学和人学的创造性结合的思想时代。
当一部分思想者最初艰难地从过去思维逻辑中解脱出来之时，就希望找到一条感受、体验并阐发艺术美的独特道路。于是，他们的思想开始怀疑种种既定的思想模式，从人本身出发意识到过去哲学在理念圈套中的尴尬情境，以及过去美学拘泥于形式的苍白无力。例如叔本华就是如此。在哲学史上，叔本华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提出深刻质疑的基础就是对人的重新认识。当一个活生生的有欲望的人出现在冰冷的哲学概念面前时，一切不得不重新来过。
哲学本来就是一个错误。确实，它别无它途。因为它不限定自己在经验和体验范围内去更好理解世界，哲学家总是热衷于超越它们，希望去发现所有存在最后的定律和事物间永恒关系。这正是我们的智力所无法达到的。哲学的理解能力永远不可能超越哲学家所说的“有限事物”，或者有时候称之为“现象”的；简而言之，这些只是世界转瞬即逝的影子，个别的兴趣以及其目的的期待而已。正因为我们的智力是有限的，我们的哲学也是如此，且不必妄想去把握一切，除非满足于对经验世界的把握。
——译自Religion:A Pialogue,New York,1972。
由此，他从逻辑概念的抽象推断转向对人本身状态的研究，把活生生的欲望和痛苦引进了冰冷的哲学世界，从而唤起了一系列哲学观念的变革。而他一旦面临活生生的人的挑战，顿时感到概念和抽象思辩在人类痛苦面前的无能为力，从而不由自主地选择了美学和艺术。例如，他对于“空想”和“灵感”的高度重视，对于直观世界——他认为是认识源泉——的深刻体验，都使他更崇拜艺术创造。歌德的魅力大大超越了当时德国哲学家所拥有的一切。人们第一次从他那里读到了充满生命力、文采飞扬的哲学文字。其实，人人都期望着美的生命能够自由自在地飞翔。除非我们回到东方的艺术体验中，否则就无法证实这种美能够真正存在。
可见中国古人说得好：“道不远人”。人不能害怕自己，否定自己，否则任何思想理论本身就是异化的产物。人道主义美学原则不仅为文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更揭示了一种沟通东西方文化，寻求对艺术共同理解方式的可能性。这种一种“大美学”观念，其中最核心的意味就是“对人的信心，对诗意的追求”（钱谷融先生语），尽管它很难用某种明确的概念来概括和表达，但是却有着“大象无形”、“大隅无方”的美学意味。当今人学已成当代一门显学，对于人的看法有多种多样的流派和观点，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人道主义仍然是其渊源和灵魂所在，它所表现出的对人本身存在状态和意义的关注，所探索和追求的人类终极关怀，所不断自我检讨的人类基本态度，始终是贯穿于各种学说和学派中的基本精神。至于文学的生命活力，无疑表现在对美的感受、体验和展示之中，创造一种令人迷醉的审美境界。而这种美及其显示，无疑又是与人本性的愉悦自由紧密相关的。
三、人道主义的无边魅力
在谈论人道主义的时候，我们不能不面对一些挑战，有些人认为人道主义已经过时。钱谷融先生对此并不以为然，因为人道主义在中国以往遭受到的非议实在太多了，而每当一种新思想新学派出现，总有些人用来和人道主义对立起来，但是这并没有减少人道主义的魅力，反而使其更加深入人心了。人道主义原来就是一种宽广的、开放的思想情怀，它并不是唯一的主义，也并不向人们提供任何问题的终极结论，更不能用来实现什么功利目的，所以它和人类思想的其它各种主义流派学说，存在着更多的相通相容之处，而并不存在水火不相容的对立关系。过去有人把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对立起来，如今也有人认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来了，人道主义就已经过时了，其实表现了同样的思维误区。人道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本身不断发展，并且不断吸收人类的思想成果来丰富自己，永远不封闭自己。
钱谷融先生指出：“自文艺复兴以来，人道主义在西方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已成为西方文化的心理积淀。但在中国，人道主义还没有，或者正处在建构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道主义不仅在现当代文学中，而且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丧失它的价值和革命意义。原因就在于中国的专制主义远远还没有被清算。因而，‘中国现代主义’过早过激地宣布人道主义在中国过时，无形中也就为传统专制主义的复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显然，貌似激进的思想观念往往与专制的一元化思想模式相关，他们不断用新口号、新主义来回避人生的基本状态，营造一种“瞒”和“骗”的泡沫思想氛围。
看来思维的误区依然无处不在。在对待人道主义问题上，如果不走出绝对正确，唯一真理的旧有思想圈套，自然就无法接受一种开放无边的生命情怀。在这一点上，也许我们并没有超出甚至达到叔本华当年的思想境界。不过他所怀疑的是黑格尔用哲学理念编织的绝对真理花环，而我们所面对的是在“政治决定论”（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论不同）支配下的思想一元论。在确立某种主义或思想为绝对先进和正确之外，不允许有任何其它思想价值存在。如果日后某种主义或思想发生了动摇，人们又总匆忙地用另一种新的观念来代替前者的位置，以此来否定其余的各种思想派别，确立一种新的正宗和权威。
这不过是百年来中国意识形态舞台上“争夺话语权”现象的继续演绎而已，由此所表现出的中国学术精神内在的贫困已日益被人们所认识。人们总是在追逐言辞上的最高最新真理，并以此来包装自己无知和贫乏的灵魂，创造了一次又一次精神“大跃进”和文化泡沫工程，却失掉了人类精神思想上最基本的人之为人的拥有，例如爱、真诚和信任。这也许正是人道主义在中国屡屡受到批判，遭受误解的重要原因之一。
实际上，在至今为止的人类文化及文学发展中，对于人生存状态和价值取向的关注和追问，仍然是其不变的主线。只不过由于时代的变迁，由于人类自身状况的不同，所关注的现象和所得出的结论大为不同罢了。可以这么说，在现代主义之前的传统文化和文学发展中，人们所关注的是人的生存状态，是自己的生存欲望是否得到了基本实现。面对神权王权和封建专制体制的统治，针对原始资本主义剥削的罪恶，人们为了做人的权利和自由进行着不懈追求。在所有有价值有魅力的文学作品中，都显示了对人类生存状态的高度的人道关怀，表现了对人们生存欲望的深刻理解和同情。雨果、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鲁迅等世界文学大师，无不显示了这方面的高度敏感和超人的勇气，他们在作品中所揭示的人性困境主要来自于社会压迫和压抑，人类面对强暴、专制、金钱和权势统治而痛不欲生，人将不人。
到了现代主义时期，由于人类生存状态的改变和改善（尤其发生在一些资本主义发达的西方国家），人们所关注的重心放在了人类自身的精神和心灵状态。当人的物质欲望有所满足，肉体痛苦有所缓解之后，人性发展中的心灵困境成了主题。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的学说，在这方面起到了关键的推波助澜作用。在托斯妥耶夫斯基、波德莱尔、卡夫卡、福克纳等大师的创作中，我们一再发现一个被自己心灵所困的现代人身影，他们自我犹豫、内外交困，被一种低迷的、无可奈何的心态所困惑，永远难以走出的是自我的焦虑和沮丧。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现代主义没有背离人道主义，只是把目光转向了更内在的追求。这也就决定了很多思想家文学家自然而然地从传统的现实主义转向现代主义现象的发生，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当他们目睹人性及人的存在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系列变异时，就不能不进行新的追问和尝试。这在托斯妥耶夫斯基和鲁迅的创作中都有突出的表现。他们创作方法方面的变化并不表示其一贯的人道主义情怀有所变化。
照很多人看来，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是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但是它也没有远离人而去，只不过有了更新的关注点而已。尽管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仍在伸展，还没有显示其丰满的内容，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对人的追寻以及对人性困境的揭示，已经从主体转向了本体，从心灵的困境转向文化的指认，并开始全面检讨人类文化资源及其发展过程。而国内学界一些人就后现代主义中有关“人已经死了”的观念，就断言人道主义已经过时，实在是一种肤浅的看法。实际上，后现代主义所说的“已经死了”的“人”是西方文化中所设定的观念的“人”。这个“人”指的是西方传统意识中所确定的一系列价值标准和认识体系，是用文化的方式、符号的方式存在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虚构和假设。笛卡尔所说“我思故我在”的“我”是一种思索和文化的产物，而后现代主义要追求人类的本真存在，要想触及到被形形色色的文化和符号系统再三包装后的人的本体存在，就不能不对以往的这个“人”提出挑战。尽管这种挑战是否成功还有待观察，但是后现代主义对人本身的历史文化困境的揭示已足够引起人们注意了。如今人们生活在重重叠叠的文化包装之中，所接触的是各种各样的符号和媒介，本真的存在根本无法确定无处显示，自然需要更细微和深刻的关怀。如果有人能够大喝一声：“你们都活在符号和信息的复制之中，已经形同虚构”，能够唤起人们对本真自我的反醒和反省，自然是有一定意义的。这种意图和探索不仅与人道主义没有对立关系，而且表现了对人道主义更深刻的追求。
毫无疑问，即便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和文学制作中，人道主义仍然保持着其原有的魅力。任何一种有价值的，能够引起人们注意的思想成果或文学作品，不管它是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的，都首先取决于它对于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刻关注和关怀，都有赖于它所表现的对人类理想的期盼，都发之于它能够启发人，打动人的力量。
这就是人道主义的无边魅力所在。因为人道主义不同于任何别种思想方法和创作流派，总是有一种固定的观念或明确的说法，因而总是把自己贴近于某一阶段某种条件下的需求，人道主义是一种不断进行探索和演变的学说，是一种确立人的自信自尊，追求人类完善境界的情怀；只要人类存在，人道主义的追求就不会停止和消失。在这个过程中，我相信人道主义也在不断发展和更新，因为人类不断用自己的新体验新经验来理解人道主义，不断用新的解释，新的美学来丰富它，赋予它以更丰满动人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