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经验及启示——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性论文,启示论文,周年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产生了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产生了邓小平理论。这里所说的历史性飞跃，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在实践上经过失败和胜利的多次反复，我们党成功地开辟了一条正确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二是在认识上经过错误与正确的多次比较，我们党确立了自己的正确的指导思想。因此，历史性飞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论发展，而是具有划时代的特征，它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进入了新阶段，达到了新境界。这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飞跃；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飞跃；是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走向成熟的飞跃。这种飞跃使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貌为之一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思想理论发展的最重要成果，就是成功地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形成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是前进的伟大旗帜，民族的精神支柱，事业的根本保证。这一历史性的飞跃是怎样成功实现的，有哪些宝贵的经验，对我们今后的发展有什么启示？值此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之际，有必要对此进行认真的思考和科学的总结。
飞跃的前提：端正思想路线
正确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线。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进程中，每获得一次历史性飞跃，都是以端正思想路线为前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形成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就是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始不断端正思想路线为前提的。在这一过程中，有两大经验尤其可贵：一是为什么必须端正思想路线；二是如何端正思想路线。如果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思想路线就难以得到真正彻底的端正，当然也就难以形成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所以，在对待思想路线问题上，必须全面把握以上两个重要方面。
思想路线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没有正确的思想路线，就制定不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这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前途命运、关系到中国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重大问题。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经验教训，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思想路线一错，一错百错，必然窒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当然也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飞跃。而思想路线正确，才能够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飞跃。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这正是我们党历史上两次历史性飞跃的真实写照。
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就是以端正思想路线为前提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进行革命，书本上没有现成的答案，历史上也没有成功的经验，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探寻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而要做到这一点，最根本的前提就是在全党确立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鲜明地号召反对本本主义，因为本本主义“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6页）在延安整风运动中， 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把党的思想路线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正是在这条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才找到了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正确道路，也才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
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也是以端正思想路线为前提的。1978年展开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最大的贡献，就是重新恢复和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同志在当时就敏锐地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这场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恢复和确立，逐步形成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逐步形成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从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到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提出我国还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到制定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从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到作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重要论断；从提出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到制定“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从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到作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创造性构想，等等。这一切，无不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无不体现着邓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革命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灵魂与精髓，正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如果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重新恢复和确立，也就没有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也就不可能实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然而，假如我们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仅停留在这里，那还是很不够的。端正思想路线作为理论飞跃的前提，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就是如何在实践中正确地把握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关系，自觉地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实践证明，解放思想具有鲜明的党性和原则性。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正确地进行解放思想，如何准确地把握解放思想的原则与方法，如何保证解放思想不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也曾提出解放思想的问题。如在“大跃进”期间，那种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当作解放思想的表现，结果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潭。在改革开放中，又有人把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离开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行视为“解放思想”。还有人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主张中国搞建设要照搬这样那样的外国模式。这些所谓的“解放思想”不是我们党所倡导的科学意义上的解放思想。针对这些错误的或模糊的观点，邓小平同志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解放思想，以及怎样正确地解放思想等更深层次的问题：一是解放思想不能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要求。邓小平同志指出：“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全党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如果像‘西单墙’的一些人那样，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解放思想’，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9页）二是要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在邓小平同志看来，解放思想并不是随心所欲，更不是胡思乱想，必须实事求是，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如果解放思想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就可能出现“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这两种错误倾向虽然表现的形式不同，但实质都是主观与客观分离，理论与实际割裂，共同的特征都是不实事求是。而要做到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就必须既要反“左”，又要反右，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这就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及时排除了“左”的或右的干扰，始终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
由于邓小平同志一贯地以正确的方法和科学的原则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所以，在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中，充满着唯物辩证法，各个观点是相互联系、彼此贯通的。比如：既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又要坚持“老祖宗不能丢”的原则；既要坚持改革开放，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既要搞好物质文明建设，又要搞好精神文明建设，等等。所有这一切，体现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的原则，体现了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的全面性、准确性和系统性。总之，端正思想路线，是实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必要前提，也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得以实现的一条成功经验。反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这一经验是何等重要，何等珍贵！
飞跃的根本：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理论飞跃的形成，应当具有其标志。这个标志就是基本或初步科学地回答了时代所提出的最关键、最根本的理论问题。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形成的标志，就是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近二十年的历史性转变，就是逐渐搞清楚这个根本问题的进程”。实际上，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进程，就是围绕不断解决和回答这个根本问题而展开的。因此，理论飞跃必须抓住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抓住了，飞跃也就开始起步了。这正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又一条成功经验。
飞跃之所以成为飞跃，就在于它能够解决前人尚未解决或尚未解决好而时代发展又迫切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如果只是一味地重复前人的话语，恪守前人的结论，或者只是在前人已经解决的问题上诠释徘徊，那就不会有理论上的发展，更不会形成理论上的飞跃。从当代中国的实际来看，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最迫切需要解决而前人又尚未解决好的最根本问题，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传统悠久、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特殊国情条件下，究竟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前提下，准确地抓住了这个根本问题。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确是一个长期没有解决好的问题。特别是在不同国家、不同国情的条件下，怎样根据本国实际寻找一条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更是长期悬而未决，需要解放思想，大胆探索，抛弃那些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某些错误论点，抛弃那些对社会主义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抛弃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趋势，但并没有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方案。1881年荷兰社会主义者纽文胡斯曾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后的行动纲领问题，马克思答道：现在这还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幻想的问题，我们还不能解决这个方程式，因为已知各项中还没有包含解决它的必要因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54 页）列宁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过探索，提出许多包含真理成分的思想，但从总体上看，受时代条件的限制，列宁的探索还只是初步的、没有完成的。后来，随着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实践，而在实践中它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并且出现了严重的曲折和失误，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可以说，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走过的弯路，所付出的代价，都与没有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有着密切关系。对此，党的十四大报告作出了深刻总结，指出：“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一百几十年间，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和其他一些国家革命的胜利，证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夺取政权是能够成功的。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和宝贵经验，但是总的来说还需要很好地探索。近几年国际上发生的急剧变化，使这个问题更加引人深思。”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到底都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
因此，新时期的解放思想，关键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的解放思想，新时期理论的飞跃，关键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的认识取得飞跃。这正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根本所在，离开了这个根本问题，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就难以完成。邓小平同志在创立邓小平理论的过程中，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宏伟气魄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对搞清楚这个根本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振聋发聩的重要观点。1980年4月，他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 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2页）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等等。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连续不断、反反复复地提出这一问题，坚韧不拔、步步深入地解决这一问题，直至1992年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出崭新的概括，标志着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达到了新的水平，在社会主义问题上使马克思主义获得重大发展。
飞跃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理论的飞跃，必然形成新的理论成果。而新的理论成果与原有的理论体系是什么关系？这是在理论飞跃过程中必须正视的一个重大而严肃的政治和理论问题。
历史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貌似理论上的飞跃，实际是脱离了原有的科学理论体系，甚至与原有的科学理论体系截然相反，这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理论飞跃，而是对科学理论的背叛。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就引用诗人海涅的名句来指责这种现象：“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极为深刻的教训。另一种是，既坚持了原有科学理论体系的精神实质和基本原理，又有重大的突破和发展，这才是科学意义上的理论飞跃。这种理论上的飞跃，和原有的科学体系是完整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产生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就是如此。两次历史性飞跃包含着一条宝贵的经验，概而言之，就是新的理论成果与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具体表现在：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形成理论飞跃的同时实现理论体系的统一；在把马克思主义推向新阶段的同时，更高地举起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毛泽东思想是这样，邓小平理论也是这样。
我们党自创立之日起，就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经过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在党的七大上又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这表明，我们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我们党自己的理论，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这次飞跃的结果，并不意味着我们党要抛弃或贬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而是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同样，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产生了邓小平理论，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党要抛弃或贬低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而是强调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各项工作的根本指针和中华民族振兴的强大精神支柱，从而更高地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当然，经过新的历史性飞跃而形成的新的理论成果，肯定在许多方面丰富、发展了原有的理论成果，突破了原有理论体系中的某些具体结论。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辩证地认识。毋庸讳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三者之间存在大量的具体结论的差异，这是正常的现象。因为没有具体结论上的差异，后人对前人处处亦步亦趋，飞跃就无从谈起，新的理论成果就无从产生，马克思主义就无从发展。问题的关键在于，应如何看待这种差异，应如何把握这种差异中所包含的科学理论体系的统一性。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因此， 我们要着眼于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理解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统一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统一，不是表现在个别结论的千篇一律，而是表现在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一脉相承、相互统一。
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把发展马克思主义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相统一的过程。邓小平同志堪称发展马克思主义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相统一的典范，他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和生动实践，构成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成功经验。综观邓小平理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实践，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一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结论必须发展，不发展就没有出路；二是无论时代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坚持，不坚持就会误入歧途。在这个基础上，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也有两方面的鲜明特征：一方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的紧密结合；另一方面实现了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统一。前一方面的特征体现在四个“新”上：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对世界发展和当今时代特征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这四个“新”贯穿在邓小平理论的整个体系中，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与此同时，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具有统一的原则立场、统一的基本观点、统一的思想方法、统一的理想信念。它们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群众性，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都坚持唯物辩证法这一马克思主义“根本的理论基础”（列宁语）；都贯穿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都体现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总之，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学说，到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都一以贯之地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新的理论成果的创立，不仅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而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列宁主义是这样，毛泽东思想是这样，邓小平理论也是这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十五大报告深刻指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飞跃的启示：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成功的经验尤其可贵。我们深入总结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经验，目的就在于用这一成功的经验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的发展没有终结。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我们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科学总结、广泛汲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宝贵经验，坚持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我们观察世界、发展自己的强大思想武器，作为统领全局、贯穿各项工作的灵魂，运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向前发展。
首先，必须不断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认识和把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性和规律性。
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历程和经验告诉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获得发展和飞跃的前提，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法宝，是我们迎接挑战、克服困难、战胜风险、开拓前进的唯一正确的思想路线。这是总结20年经验而得出的一条重要结论。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已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但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终结。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还要不断接受检验，不断丰富内容，不断向前发展。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要牢牢把握、全面贯彻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的两句话：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加深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大成果，也是我们认识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的关键。党的十五大进一步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我们要按照党的十五大精神，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正确理解和把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强有力地将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深化和提高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规律性的认识。从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经验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只有遵循科学的规律，才能获得像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样重大的成效。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辩证的统一的有机整体。我们要在实事求是中解放思想，在解放思想中体现实事求是。正如江泽民同志所强调的：“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47 页）这是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规律性的科学概括，我们必须严格按照这个规律办事。
第二，必须继续深化对社会主义根本问题的认识，不断提高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和实践水平。
我们抓住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是为了加深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寻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发展道路。社会主义的进程漫长曲折，社会主义的实践千变万化，这就决定了对社会主义根本问题的认识和把握也是一个需要不断深化的长期过程。
应当看到，随着实践的发展，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的认识还远未终结。江泽民同志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伟大事业。邓小平同志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奠定了发展的基础，但是今后的路具体怎么走，要靠我们自己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开拓，总结新的经验，形成新的认识。”（见《求是》杂志1998年第4 期）从理论上说，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但在实践中，我们对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认识、理解和把握，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这个进程，还将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下去。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涉及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等所有方面。这个根本问题既是实践问题，也是理论问题，我们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继续探索，给予正确的回答。要在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运用邓小平理论，深化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深入探索有关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在思想理论方面，如何更好地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不断加强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建设，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经济建设方面，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政治建设方面，如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文化建设方面，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在党的建设方面，如何围绕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等。这些重大问题都涉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对这些重大问题的认识和解决都需要不断达到新的水平，进入新的境界，跨上新的台阶。
要做到这些，我们必须用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精神统一思想。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党的十五大既坚持邓小平理论，又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这一理论，在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提出一系列新的论断，取得了一系列新的成果。这表明，我们党在坚持和运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实践，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新的水平。所以，我们推进对社会主义根本问题的认识进程，必须紧密结合党的十五大对邓小平理论的新认识，紧密结合党的十五大的重大战略部署，紧密结合党的十五大以来的新形势、新情况、新经验、新发展，紧密结合江泽民同志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文章精神，更加深入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更加自觉地“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更加完整准确地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更加有力地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协调发展。
第三，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发展。
从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历程和经验来看，这次飞跃，实际上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结果。高举旗帜和理论飞跃是相互统一、彼此促进的。高举旗帜促进了理论的飞跃；理论的飞跃又保证了更好地高举旗帜。这种辩证关系，充分体现在我们党历史上两次历史性飞跃之中。
历史的经验启示我们，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必须与不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真正的、科学意义上的高举旗帜，恰恰不是机械的高举、形式主义的高举、教条主义的高举，而是像邓小平同志所提出和实践的那样进行“最好的高举”，也就是“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7页）而实际生活的状况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所说，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世世代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高举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的基本经验总结。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也决不能背离这一基本经验，既要坚持它的基本观点，又要通过实践使它不断丰富和发展。这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态度，也是我们对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真正的、最好的高举。
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必须与完整准确地贯彻执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早在20年前，邓小平同志在谈到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问题时曾经说过：“什么叫高举？这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现在中央提出的方针、政策是真正的高举。下这样大的决心，切实加速前进的步伐，是最好的高举。离开这些，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的高举。”（《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8页）20年后的今天，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所制定的方针、政策和纲领，就是对邓小平理论最好的坚持、继承和发展，就是在新的实践中对邓小平理论真正的高举和最好的高举。诸如：在党的指导思想问题上，精辟概括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并写入党章；在对现实国情的认识和把握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深刻阐发了党的基本路线，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方针和基本纲领；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布局上，提出要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各个方面相互配合，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关系问题上，提出和剖析了带有全局性的十二个重大关系，并提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总揽全局的关键；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在文化建设问题上，把文化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强调在搞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党的建设问题上，提出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强调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永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永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永葆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坚持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在军队建设问题上，提出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搞好人民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在祖国统一问题上，提出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等等。这些新观点、新思路的提出，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新的成果，是对邓小平理论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因此，我们今天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就要高度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紧紧围绕党的十五大的主题，在全面学习、正确领会和掌握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上下功夫，在全面、正确领会和掌握党的十五大精神上下功夫，不折不扣地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为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这才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具体体现，才是真正的高举，最好的高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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