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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4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2)12-0099-07
季潭宗泐(1318-1391)是元末明初的一位临济宗名僧，明初曾先后住持中天竺寺、径山寺、天界寺等，官至僧录司右善世，为当时的佛教领袖，对明代佛教乃至政治、社会、文学等都有一定影响。但对于其生平事迹，各种史籍记载多零散，且不乏错误。本文广泛搜罗宗泐史料，排比考证，考察其生平事迹，试图推进明史和中国佛教史研究的进展。①
一、住持中天竺寺、径山寺，名重江南
宗泐，字季潭，号全室。明代史籍一般都记载，其族姓周，父吉甫，母葛氏[1](卷二)，[2](卷五《大鉴下第二十二世·龙翔笑隐·禅师法嗣·应天府天界季潭全室宗泐禅师》)；籍贯或称为临海人[3](卷四七《台州府·仙释》)，[4](卷一○四《方外记》)，[5](卷一一《台州府·仙释》)，[6](卷七《宗泐》)，[7](闰集《全室禅师泐公》)，或称为台州临海人[1](卷二)，[8](卷一四《泐季泐传》)，[2](卷五《大鉴下第二十二世·龙翔笑隐·禅师法嗣·应天府天界季潭全室宗泐禅师》)，或泛称为台州人[9](卷四)。据《元史》，元代临海县属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台州路[10](卷六二《地理五》)，因此这些籍贯说法基本是一致的，即宗泐为元代台州路临海人。但是，清人记载说，宗泐并非姓周，亦非临海人。有史籍称：“泐生族甚微，父母俱早卒，寄食贫里，贫里不能善之。”[11](卷一三《季潭泐禅师》)即宗泐从小寄养在别人家，但未言其详。戚学标则指出：“释宗泐季潭，本吾乡陈氏，为临海周姓乞养子。”[12](卷三八《明·方外》查戚学标为浙江太平人[13](卷四八一《戚学标传》)，[14](卷一○四《戚学标》》)。再查，元代台州路下无太平县，明代成化年间以台州府下黄岩县太平乡置太平县，“析乐清地益之”[15](卷四四《地理五》)。清代太平县辖境未见变动。也就是说，根据清人记载，宗泐为元代台州路属黄岩州或温州路乐清人，其家姓陈，因父母早逝，而为临海周家养子，从周姓。
宗泐出生于元延祐五年(1318)，据说始生，坐即跏趺，人异之。泰定二年(1325)，“宿根不昧，趋本郡天宁寺求佛为师”。时临济宗名僧笑隐大说法其间，宗泐跪拜膝下，大“爱而异之，试以《心经》，脱口成诵”，许为“昏途慧炬”，纳之。大屡易名刹，宗泐皆从侍。天历二年(1329)，随大住持建康(今南京市)大龙翔集庆寺。十四岁时，正式薙发出家。“得度数载，藏文世典，咸贯通焉。”[11](卷一三《季潭泐禅师》)二十岁时，受具足戒。他“博咨经典，精求义蕴，律论梵藏，备尽厥旨”[16](卷二《明临安净慈寺沙门释宗泐传》)，“日臻玄奥”[2](卷五《大鉴下第二十二世·龙翔笑隐·禅师法嗣·应天府天界季潭全室宗泐禅师》)。大告寂，召徒僧怀渭说：“吾据师位者四十余年，接人非不夥，能弘大慧[宗皋]之道使不坠者，唯汝与宗泐尔。”[17](卷五七《净慈禅师竹庵渭公白塔碑铭》)
其后，又参谒另一位临济宗名僧元叟行端于杭州径山，“语合，命掌记室”[2](卷五《大鉴下第二十二世·龙翔笑隐·禅师法嗣应天府天界季潭全室宗泐禅师》)。还台州，寓云峰，隐紫箨，领天宁，“俱以诚悫淳厚之风，化本生之郡，郡人倾信如葵日也”。又侨隐双径，时怀渭居越之宝相寺，遣使迎，宗泐笑却之，“使再至，仅得遗简，踪迹杳然”[11](卷一三《季潭泐禅师》)。人称“元季丧乱，天下汹汹”，宗泐“栖迟山谷，息影潜声，历有年所，而静性弥坚，道行益励”[16](卷二《明临安净慈寺沙门释宗泐传》)。后出世住持泾水西宝胜寺，二十余载，“众废毕举”[18](卷三四八《杂类志·仙释》)。
明洪武元年(1368)，升杭州中天竺寺住持。中天竺寺为著名古刹，南宋禅宗“五山十刹”之“十刹”之一，先毁，后经大重建。至是，宗泐来主，“虽当烽燧四警之际，而施为壮阔，交接从容，无少长贵贱，皆得而瞻礼之”，不减大说法时也，人称其“光阐前绩，湖江称美焉”[11](卷一三《季潭泐禅师》)。至洪武四年，迁径山寺，为第五十五代住持[19](卷三《列祖·第五十五代》)。径山寺也是著名古刹，南宋定为禅宗“五山十刹”之首[20]。宋代以来，担任五山住持，“犹仕宦而至将相，为人情之至荣，无复有所增加。缁素之人，往往歆艳之”[17](卷四○《翰苑别集卷十·住持净慈禅寺孤峰德公塔铭》)。
二、住持天界寺，领袖佛教
宗泐在江南佛教界的地位和影响，很快引起明太祖的注意和重视。明太祖认识到佛教具有“阴翊王度”即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因此在对佛教加以整顿和限制的同时，大力保护和提倡佛教[21]。洪武四年冬，太祖召南京天界寺住持西白力金“问鬼神事，诏举高行沙门”。力金举荐了十位“两浙有行学僧”、“江南有道浮屠”，宗泐“居其首”[7](闰集《全室禅师泐公》)。太祖召至京师，馆于天界寺，“对扬称旨”[8](卷一四《泐季泐传》)。洪武五年正月，太祖决定在蒋山寺(后重建改称灵谷寺)举办广荐法会。先命宗泐撰《献佛乐章》，既成，进呈，“御署曲名曰《善世》，曰《昭信》，曰《延慈》，曰《法喜》，曰《禅悦》，曰《遍应》，曰《妙济》，曰《善成》，凡八章。敕太常谐协歌舞之，节用之，著为定制”[22](卷2《钦录集》，洪武五年壬子)，作为明代国家佛教法会演奏的献佛歌曲。至期，法会程序均伴随《献佛乐章》各章而举行，太祖“服皮弁，搢玉珪，上殿面大雄氏行拜献礼者三，诏集幽爽，引入殿，致参佛之礼，命师升座说法”[8](卷一四《泐季泐传》)，即所谓“听法于径山禅师宗泐”[23](卷四《蒋山广荐佛会记》)。宗泐“对鬼神说法”，“超度迷溺”，显然已经成为全国首僧。不久，为力金举荐担任天界寺住持。
天界寺即大龙翔集庆寺，朱元璋攻克南京之初改名。洪武元年，即寺开设善世院，作为全国最高僧司衙门，授天界寺住持觉原慧昙为“演梵善世利国崇教大禅师”，“统诸山释教事”[24](卷一《天界善世禅寺第四代觉原禅师遗衣塔铭》)。因此，天界寺实为明初京师首刹，也是全国首刹。宗泐来主天界寺，成为当时佛教领袖。至洪武十五年四月僧录司成立前，宗泐在天界寺的作为主要有：
第一，讲经说法，弘传佛教。作为临济宗名僧，宗泐住持天界寺，首要任务是说法弘教。《增集续传灯录》收录其几则上堂说法：“上堂：苦乐逆顺，道在其中。无苦无乐，无逆无顺，道在什么处？卓拄杖云：满堂无限白苹风，明明不在秋江起。上堂：一年十二月，九个月游州猎县，玩水观山，看来有甚了期？安居三个月，正好休去歇去。山僧恁么告报也？是泥里洗土块。遂击拂子：熏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冬至，上堂：一阳来复，万汇昭苏。鲁公台上书云：汉女宫中添线，若作世谛流布，塞壑填沟。更作佛法商量，堕坑落堑。何故？车不横推，理无曲断。上堂：仲冬严寒，天寒人寒。地炉频着火，收足上蒲团。现成有一句，大雪满长安。拍禅床，下座。上堂：说心说性，说妙说玄。总是野狐涎唾，行棒行喝，擎叉舞笋，亦是鬼家活计。卓拄杖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上堂：今朝三月旦，过去已灭，未来未至，现在无住。从无住本，立一切法。击拂子云：大虫舌上打秋千，蟭螟眼中放夜市。”[2](卷五《大鉴下第二十二世·龙翔笑隐·禅师法嗣·应天府天界季潭全室宗泐禅师》)临济家风，活泼体现。
宗泐确实没有辜负师僧大遗言，使“大慧之道”得以“不坠”。人称太祖“命住天界，宠荣之。一时缁白向化，法席鼎盛”。连明太祖都被其吸引，“驾每临幸，或召对内廷，赐茶与膳”[2](卷五《大鉴下第二十二世·龙翔笑隐·禅师法嗣·应天府天界季潭全室宗泐禅师》)。还有的记载说，宗泐等“十大比丘说法禁城，声动朝野”[25](卷三六《天峰禅师语录序》)。学士宋濂赞其像曰：“笑隐[大]之子，晦机[元熙]之孙，具大福德，足以荷担佛法；证大智慧，足以摄伏魔军。悟四喝三玄于弹指，合千经万论于一门。向上关如涂毒鼓，挝之必死；杀活机类金刚剑，触之则奔。屡镇名山，教孚遐迩。诏升京刹，名溢朝绅。夙受记于灵山之会，今简知于万乘之尊。云汉昭回，天章锡和于全帙；宠恩优渥，玉音召对于紫宸。屹中流之砥柱，转大地之法轮，信为十方禅林之领袖，而与古德同道同伦者耶。”[8](卷一四《泐季泐传》)[19](卷三《列祖·第五十五代》)活脱脱描绘出一幅大慧宗杲系临济名僧的形象。
第二，与明太祖唱和诗赋，拒绝蓄发还俗为官。宗泐不仅深得临济宗旨，而且出入儒学，能诗善文。史载，元末，他“寓意词章，尤精隶古”，金陵名士虞集、黄溍、张翥“皆推重，为方外交”[7](闰集《全室禅师泐公》)。明太祖颇喜诗僧，乐与唱和。宗泐“尝进所精思而刻苦以为最得意之作百余篇”，太祖“一览，不竟日，尽和其韵”。[26](卷七《顾太常谨中诗集序》)
明太祖不拘一格，拔擢精通儒学的僧人，让他们还俗出仕。时僧人还俗被用为高官者，有愿证(李大猷)、正传(郭传)、克勤(华克勤)、吴印等数人。宗泐“博通古今，儒术深明”，洪武九年春，太祖“命育须发以官之”。当时，宗泐“姑且奉命而不辞”。待至发长数寸，太祖“将召而官之”，宗泐“再辞而求免，愿终世于释门”。太祖嘉叹，“特听而免官，放老山林”，又御制《赐宗泐免官说》赞之。[27](卷一五《赐宗泐免官说》)宗泐体现出名僧风范，为明太祖所称赏。时学士宋濂“精于释”，而宗泐“精于儒”，太祖分别称为“泐秀才”、“宋和尚”。[28](卷上)
第三，受命注释《心经》、《金刚经》、《楞伽经》三经，颁行天下。《心经》等三经是大乘佛教比较重要的三部经典，传入中国后，历代注解甚多，“诸宗欲发明其说，论疏记注，叠叠出焉，然其言说愈多，而般若之心愈晦，况有僻见邪说以害其正，疑误后来者亦已多矣”[29](卷二《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新注演义序》。为了统一佛教界思想，洪武十年十月，太祖“诏天下沙门讲《心经》、《金刚》、《楞伽》三经，命宗泐、如玘等注释颁行”[22](卷二《钦录集》，洪武十年丁巳)。
次年三月，《心经》、《金刚经》新注成。七月，《楞伽经》注又成。太祖览后，称赞“此经之注，诚为精确，可流布海内，使学者讲习焉”[17](卷六二《新注楞伽经后序》)。道衍也称赞“其文简而当，其旨渊而著，使僧徒习通其义，渔然若冰泮。世之僻见邪说者，塞而不流，是皆一归于正焉”[29](卷二《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新注演义序》)。随后，宗泐奉诏锲于天界寺，颁行天下。
宗泐等注释《心经》等三经颁行，有力地促进了佛教诸宗的融合会通，对明代乃至近代佛教都有很大影响。元、明以来，佛教衰微，除禅宗以外，其他各宗多气息奄奄。元代将寺院分为禅、教、律三类，就是针对禅宗以外各宗的衰微而将其归于一类(教)。明太祖分僧人为禅、讲、教，从佛学意义上说也是禅、讲两类(即元代的禅、教两类)。至此，宗泐等注释三经颁行，加速了这一趋势，因为“钦定经典并非各宗派根本经典，使讲僧振兴唐代旧宗派的意识淡薄了。他们多以融合诸宗学说为特色，专弘某一派或某一经的人极少”[30](P277)。禅僧也多兼习讲门，永乐以后，“念佛之法门风靡天下，禅师之兼净业者多”，“形成一代风潮”[31](P734)。诸宗融合会通，成为明代佛学的鲜明特色。至清初以后，一个超脱于宗派之上、自成一体的融合型佛教逐渐形成，成为今天中国汉地佛教的基本形态[32]。
第四，奉使西域取经，招徕藏民朝贡。洪武十一年十二月，太祖“遣僧宗泐等使西域”[33](卷一二一，洪武十一年十二月)。对于这次出使，一些记载说是要求取佛经：“太祖以佛书有遗逸，命师领徒三十人往西域求之”[2](卷五《大鉴下第二十二世·龙翔笑隐·禅师法嗣·应天府天界季潭全室宗泐禅师》)；“高帝以慧昙西往之迹未终，欲修之，难其人，泐应旨于洪武丁巳西行”[11](卷一三《季潭泐禅师》)。所谓“慧昙西往之迹未终”，指洪武三年夏，善世禅师、天界寺住持慧昙奉使西域；“洪武丁巳”为洪武十年，显然是“洪武戊午”即洪武十一年之误。或说太祖“又以泐文学畅懋，禅理洞悉，命往西域搜求遗经”[16](卷二《明临安净慈寺沙门释宗泐传》)。似乎还是比较信用他。
其实，间关万里，大漠戈壁，西域取经绝非易事。前述释慧昙奉使西域，布宣明朝“威德”，终示寂于省合剌国(今斯里兰卡)。宗泐时年已六十一，受命出使西域，实际上是他犯了罪，明太祖及中书省左丞相胡惟庸用以惩罚他。钱谦益记载说：“泐公初以度牒事论死，诏宥之，往西天取经。”[7](闰集《全室禅师泐公》)后来宗泐说：“惟庸以赃钞事，文致大辟，又因西番之行，绝其车马，欲陷之死地。”[34](卷八十六《跋清教录》)可见，大概宗泐卖度牒得钞，罪当死，明太祖、胡惟庸免其罪，命往西域取经，可能也是希望他像前任慧昙一样命丧于彼。
但是，宗泐“不惮烦疲，冒渡流沙，竟达天竺”[16](卷二《明临安净慈寺沙门释宗泐传》)。洪武十四年十二月，他还自西域。史称他“机才敏悟，声入心通，少时便习梵音，能晓呗谊”，因此“翻译《文殊》等经而还”，后“所传者，即此本也”[2](卷五《大鉴下第二十二世·龙翔笑隐·禅师法嗣·应天府天界季潭全室宗泐禅师》)。宗泐西行取得佛经，丰富了中国佛教经藏。
不仅如此，在经过藏区阿里时，宗泐还成功地招徕藏人来京朝贡。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十二月，“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巴者万户府遣使，随宗泐来朝，表贡方物”33(卷一四○，洪武十四年十二月乙卯)。次年二月，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巴者万户府再次“遣使奉表贡方物”[33](卷一四二，洪武十五年二月乙丑)。所谓“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即今西藏阿里地区，他们向朝廷输诚朝贡，表明其地藏人接受了明朝中央的统治，这对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颇有贡献。
此外，宗泐还迁大塔，于城南拨云山建天界寺塔院以安奉，宋濂赞其“深达理、事之不二”，“实与《礼经》吻合”[17](卷五二《广智全悟大禅师迁塔记》)。
三、担任右善世，天威难测
如前所述，洪武元年，设立善世院为全国最高僧司衙门。后善世禅师慧昙奉命出使，寂于域外。洪武七年十一月，太祖授来华的印度密僧板的达撒哈咱失里为善世禅师。至十四年五月，撒哈咱失里寂于南京。十二月，善世院革废[35]。次年四月，明太祖再次设立僧司衙门。其中，中央设立僧录司，“掌天下僧教事”。僧录司设善世(正六品)、阐教(从六品)、讲经(正八品)、觉义(从八品)各二员，宗泐被任命为右善世。
《明史》称僧录司之设，是太祖听信宠僧言而为之：“帝自践阼后，颇好释氏教，诏征东南戒德僧，数建法会于蒋山，应对称旨者，辄赐金襕袈裟衣，召入禁中，赐与讲论”，“诸僧怙宠者，遂请为释氏创立职官。于是，以先所置善世院为僧录司”。[15](卷一三九《李仕鲁传》)有人称“诸僧怙宠者”，首则宗泐：“太祖汰黜僧、道禁令颇严，其后，以僧宗泐等数至禁中，为所惑。”[36](卷三九《职官十一·憎道录司》)
如果说明朝僧录司之设，是出于宗泐等鼓动，恐怕并不客观。毕竟，随着明太祖提倡佛教和各地战乱平息、生产恢复，佛教有了很快发展，不仅僧人、寺院数量大增，由此带来的问题和弊病也大量出现。善世院革废后，必定要有一个僧司衙门来专门管理佛教，这在历代无不如此。以雄才大略著称的明太祖，也不会因为宠僧“所惑”，而特意设立僧录司等衙门。或者说，僧录司等的设立，是明初太祖为加强对佛教的管理而为之。而宗泐作为佛教领袖，深谙其道，可能在其中起了推动乃至设计谋划的作用。其后，僧录司管理佛教，与明王朝相始终。明人称，太祖“既定鼎金陵，百司庶府而外，建善世诸刹，宏丽冠天下。而又虑苾刍人操异意，凿旁蹊而谬正印也，则设僧录于中以统之。二百年来，其高者归心法镜，而无敢吊诡以畔宗；下者亦谨禀呗诵，而不至毁戒以乱俗”[22](卷一六《凤山天界寺》)。
从担任右善世，到二十四年九月示寂，宗泐职位数经变化，几度浮沉。其间，其事迹可称说者主要有：
其一，讲经说法，弘传佛教。这是其本业，兹不再赘述。
其二，上朝议政，护持佛教。作为右善世，宗泐常接受征召，上朝议政。如，洪武二十四年八月十八日，太祖就曾令人传旨：“着善世、天禧、能仁三寺僧官宗泐等，明早有雨不要来。若无雨天晴，早赴奉天门。”[22](卷二《钦录集》，洪武二十四年)涉及佛教之事，“同官不敢言，惟师力言之”[2](卷五《大鉴下第二十二世·龙翔笑隐·禅师法嗣·应天府天界季潭全室宗泐禅师》)。如，洪武二十四年五月初九，他在奉天门奏：“天界善世禅寺有上元县靖安、湖塾镇及溧阳、溧水等县田地，天禧寺有上[元]、江[宁]二县龙都镇田地，俱自己用钞雇倩人在各处使用，恐官府遇有差役未便。”奉圣旨：“你各寺四县雇倩的人，教不动他。”此后，到洪武二十七年正月，太祖颁布僧人《避趋条例》，遂规定免除寺院徭役：“钦赐田地，税粮全免。常住田地，虽有税粮，仍免杂派，僧人不许充当差役。”[22](卷二《钦录集》，洪武二十四年甲戌)
宗泐正直敢言，得罪了当道。洪武十六年，他“因长官奏事获谴，同往凤阳槎峰建寺”[7](闰集《全室禅师泐公》)。也有史料说，他“留京既久，朝臣党立，间有嫉之者，泐遂退居凤阳之槎峰”[11](卷一三《季潭泐禅师》)，又一次遭受皇帝流放式惩罚。
其三，作诗为文，与太祖唱和。宗泐能诗善文，颇多佳作。他尤多与明太祖唱和。洪武十五年八月，马皇后崩，据说临葬期，风雨雷电。太祖甚不乐，召宗泐宣偈。宗泐应声曰：“雨落天垂泪，雷鸣地举哀。西方诸佛子，同送马如来。”[37](卷七八《国朝·高皇帝》)太祖遂转悲为喜，诏赐白金百两。其后，宗泐被贬凤阳三年，太祖思念，诏归天界寺，引见，赐诗有“泐翁去此问谁禅，朝夕常思在目前”[1](卷二)之句。
其四，推荐僧道衍(姚广孝)侍燕王朱棣。马皇后去世后，明太祖“选高僧侍诸王”，“为诵经荐福”[15](卷一四五《姚广孝传》)，并使其“辅诸王”[1](卷二)，以慈悲为怀，共同维护明王朝统治。僧道衍，字斯道，苏州长洲(今苏州市)人。元至正间出家，为相城妙智庵僧。灵应观道士席应真通道法、兵机，道衍“师之，尽得其术”[38](补遗《少师姚广孝事迹》)，[1](卷三)。道衍“潜心内典，得其闇奥”，也是一位临济宗名僧，又“旁通儒术，至诸子百家无不贯穿”[38](补遗，明成祖《御制推忠报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姚广孝神道碑》)。太祖命选高僧侍诸王，宗泐推荐了道衍，道衍得以侍燕王朱棣。对此，实录记载：“洪武十五年，僧宗泐荐其学行，命住北平庆寿寺，事上藩邸。”[39](卷一九八，永乐十六年三月戊寅)出乎所有人预料，道衍侍朱棣，不仅没有教以慈悲为怀，维护现存秩序，反而是在建文帝继位后，与朱棣日夜谋划，终而打起“靖难”旗帜，造反推翻了建文帝统治，把朱棣推上皇位，改变了明朝的皇位继承体系和历史发展轨迹。因此，宗泐推荐道衍侍燕王朱棣，客观上对明朝前期政治、社会具有重要影响。
其五，修建寺院，特别是主持徙建天界寺。洪武十六年左右，宗泐遭贬凤阳槎峰，在彼建寺，“三年讫工，敕赐圆通之额”[2](卷五《大鉴下第二十二世·龙翔笑隐·禅师法嗣·应天府天界季潭全室宗泐禅师》)。洪武二十一年，天界寺遇火灾，宗泐“率寺众奏闻”，太祖谕令迁往“虚旷閴寂之地”。宗泐奏准，都城外南城凤山“地旷绝幽邃，林麓茂密，与民居不相接，可建立佛刹”。于是，太祖下令徙建天界寺，“所用一切材料、工佣之费，尽出公帑”[22](卷一六《凤山天界寺》，姚广孝《天界寺毗卢阁碑》)。宗泐直接设计和指挥重建，“凡寺之方向、规制，皆泐所指画也”。工成，太祖“复命泐主之”[22](卷一六《凤山天界寺》，《释宗泐传略》)。重建后的天界寺，“规制弘敞严靓甲诸寺，僧庐幽邃，松竹深通”，“得城南幽胜”[22](卷一六《凤山天界寺》)，成为南京三大寺之一，对明代南京乃至全国佛教都有很大影响。
其六，宗泐职官变迁和命运沉浮。洪武十六年左右，宗泐获谴凤阳，右善世、天界寺住持官职全遭褫夺。十九年召回南京后，仍住天界寺。洪武二十一年奏报天界寺火灾时，其身份是“前住持”。徙建天界寺，太祖命宗泐“复主之，以完寺事”[22](卷一六《凤山天界寺》，姚广孝《天界寺毗卢阁碑》)。二十四年，又恢复其右善世职[2](卷五《大鉴下第二十二世·龙翔笑隐·禅师法嗣·应天府天界季潭全室宗泐禅师》)。
但是，很快，宗泐被牵扯进胡惟庸党案。原来，明朝建立后，明太祖为了打击那些权势煊赫的功臣宿将，维护朱家王朝统治，不断掀起大狱大案。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胡惟庸党案、蓝玉党案。中书省左丞相胡惟庸大权在握，独断专行。洪武十三年，太祖以“擅权植党”罪名杀胡惟庸及其党羽，并改革官制，废中书省，在中央设立六部制。其后，明太祖又为胡惟庸党人加上“通倭”、“通虏”和“谋反”等罪名，十余年间不断牵连其他功臣宿将，大加杀戮。洪武二十四年，有僧智聪供出“僧徒爰书交结胡惟庸谋反者凡六十四人”，包括宗泐，说他当年出使西域，胡惟庸“属令说土番举兵为外应”。宗泐被捕，“自招以为惟庸以赃钞事，文致大辟，又因西番之行，绝其车马，欲陷之死地，不得已而从之”。智聪“则以为惟庸与宗泐合谋，故以赃钞诬奏，遣之西行也”。狱定，诸僧“咸服上刑”。唯宗泐，有司“奏当大辟”，太祖命“免死，着做散僧”。案涉六十四名僧人，“咸服上刑”，仅宗泐“一人得宥”。太祖命编《清教录》，记诸僧罪行，“旋命庋藏其版，不令广布”[34](卷八十六《跋清教录》)[7](闰集《全室禅师泐公》)。
其实，据今人研究，起初胡惟庸“擅权植党”是真，后来十余年间不断发现的所谓“通倭”、“通虏”和“谋反”等，都是明太祖罗织和强加的莫须有罪名[40]。胡惟庸当权时，包括宗泐等佛教领袖都会与他有所交往，甚至议论朝政、发发牢骚都是可能的。但很难想象，以宗泐的身份、地位、学养和胡惟庸对他的态度，出使西域，他会去帮助胡惟庸联络番人造反，推翻明王朝。况且，结党谋反事还是在胡惟庸被杀十余年后揭发出来的。不知是智聪诬陷、宗泐被屈打成招(或不愿辩白)，还是所有的罪行招供都是明太祖等人罗织编造，而写成《清教录》？宗泐等一代名僧何以被朱明皇权由尊崇改为抛弃，又何以“涉案”六十四名僧人中唯独宗泐免受刑罚，现在已难知其详。
不久，宗泐“以年老”，被“赐归槎峰”。临别，明太祖说：“寂寞观明月，逍遥对白云，汝其往哉。”[7](闰集《全室禅师泐公)显然，这还是明太祖流放式的“恩赏”。宗泐行至江浦石佛寺，示疾。九月初十，晨起，谓众曰：“人之生灭，如海一沤。沤生沤灭，复归于水。何处非寂灭之地也？”[11](卷二)言已，唤侍者，曰：“这个聻？”侍者茫然。宗泐曰：“苦。”[19](卷三《列祖·第五十五代》)遂寂。一个“苦”字，道出了这位临济名僧、佛教领袖的一生体验和感悟。
四、诗文等其他成就
宗泐善为辞章，“所为文词，禅机渊味，发人幽省”，“晚岁禅悦时发，吟兴常见”[16](卷二《明临安净慈寺沙门释宗泐传》)。所著有《全室集》、《全室外集》、《西游集》。《全室集》，时人朱右为作序，称“今中竺季潭禅师泐公”，“兹获遇西湖之上，握手道旧，因出其平日所著《全室集》，若古诗、乐府、歌行、唐律凡若干卷”。[41](卷五《全室集序》)查宗泐住持中天竺寺在洪武元年至四年，则《全室集》编于洪武初年。《全室外集》十卷，编成于洪武年间，徐一夔序称其住持天界寺、出使西域而还，该书后为《四库全书》收录。《西游集》一卷，《千顷堂书目》收录，“盖奉使求经时道路往还所作，见闻既异，其记载必有可观”[42](卷一六九《〈全室外集〉提要》)。
明初僧人中，诗文最著名者首推宗泐和来复。时人称，“洪武初，[蒲庵来复]公与季潭[宗]泐公皆用高僧召至京。二公诗于时表表丛林中，泐公清淡古雅，复公丰腴条鬯，中朝大夫士多所推让，而求者日接踵户限”[43](卷二三《题蒲庵诗集》)。《四库全书总目》赞宗泐诗“风骨高骞，可抗行于作者之间”[42](卷一六九《〈全室外集〉提要》)。钱谦益认为，《全室外集》中，“以钦和御制诗为首”[7](闰集《全室禅师泐公》)。也有人认为，与来复相比，宗泐诗文成就更高，所谓“蒲庵与全室齐名，然不及全室远甚，盖全室风骨戍削，而蒲庵未免痴肥也”[44](卷二三《来复》)。可见，宗泐与来复并为明初最有名的诗僧。
另外，宗泐亦善书法，人称其“书亦古拙”[45](卷七《元·释宗泐》)。
五、结论
综上所述，季潭宗泐是元末明初的临济宗名僧，明初先后住持中天竺寺、径山寺、天界寺，担任僧录司右善世，是当时佛教领袖。他撰《献佛乐章》，成为明代国家佛教法会的献佛歌曲；讲经说法，弘传佛教，声动朝野，明太祖常召对问法；与明太祖唱和诗赋，被称为泐翁，并拒绝蓄发还俗为官，为明太祖称赏；奉命注释《心经》、《金刚经》、《楞伽经》，颁行天下，促进了佛教诸宗融合会通，对中国佛教影响很大；奉使西域取经，招徕藏民朝贡；推动设立僧录司等僧司衙门，管理佛教，与明朝相始终；推荐释道衍(姚广孝)侍燕王朱棣，终致靖难之役，推动改变了明朝的皇位继承体系和历史发展轨迹；修建寺院，特别是主持徙建天界寺，成为南京三大寺之一，对明代佛教及南京佛教有重要影响；能诗善书，所著有《全室集》、《全室外集》、《西游集》等，与来复并为明初僧人中诗文最著名者。因此，宗泐对明代佛教乃至政治、社会、文学等都产生了一定影响。他既曾受到明太祖多年宠荣，名噪于时，最终又被牵连进胡惟庸谋反案，遭到皇权抛弃，可谓天威难测。宗泐在中国佛教史、明史上的地位，需要我们认真而客观地重新评估。
注释：
①按，关于宗泐，已有(日本)榎一雄：《1378-1382年宗泐出使西域考》(Tsung-Le’s Mision to the Western Regions in 1378-1382)，载德国汉堡《远东》(ORIENS EXTREMUS)1972年第19卷第1号；邓锐龄：《明朝初年出使西域僧人宗泐事迹补考》，载《历史地理》1992年第10辑，又收入《邓锐龄藏族史论文译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146页。二文主要考述宗泐出使西域原因、经过、成果，探讨明代汉藏关系。本文着重从佛教史、明史角度，考察宗泐对中国佛教及明代社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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