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理论的新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列主义论文,中国论文,贡献论文,理论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就邓小平同志对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根本原则所作的理论贡献，谈些粗浅体会。
一、关于“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命题的表述
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问世后的几十年间，无论在中共中央的重要文献里，还是在毛泽东及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讲话、批示和文章里，对于这一理论原则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表述，譬如，“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统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我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等等。但是，它们都没有超出“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外延范围。这类的表述一直延用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自80年代开始，邓小平对这一理论命题的使用表述有些微妙的变化。他在1982年9 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1984年10月， 他在会见马尔代夫总统加尧姆时又多次提到，“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六年来，中国农村就是根据这样的原则，走自己的路，取得成功的。最近通过的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的决定，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2〕此外，在这前后， 他在同日本客人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尼雷尔的谈话中也曾多次这样表述和使用过。在这里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邓小平同志在原来通行于党内外的理论命题的后面，又加上了“走自己的路”的字样，而且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里，这种表述累计起来约有十几处之多。诸如“走自己的路”、“走自己的道路”、“提出自己的方针”、“找出自己革命的道路”等。其中使用“走自己的路”为最多。应该说，在原来命题的后面加上“走自己的路”，其精神实质基本上都是一致的，但从客观效果上看，这种表述确实令人耳目一新，因为它更加突出地强调了这一思想原则的活的灵魂和根本实质，即突出地强调了贯串在“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里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精华，使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思想原则更加完整，赋予新意和时代的特色。
同时，“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一新表述，是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结果。世人皆知，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提出和运用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原则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十分注重独立自主，走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邓小平同志指出，“在斯大林时期，中国党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没有听他的话，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由于我们党缺乏管理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曾搬用过苏联的一些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结果吃了大苦头，走了一些弯路。后来，邓小平同志在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时指出，“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4 〕结合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照搬照抄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模式的经验教训，因此80年代初，在他主持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就格外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这些概念，并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大要点，接着在党的“十二大”及其以后都十分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可见两者之间是一脉相承的，这是邓小平同志对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原则的一大理论贡献。
二、关于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
这方面邓小平同志具体的理论贡献是：
（一）他指出：“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5 〕这里他把马克思主义称之为“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在别的地方，他还把马克思主义称为“管用的马克思主义”，意思都是一致的。根据这一精神，还可以将邓小平同志在不同的场合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的概括分为三点。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原则，或者叫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二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三是马克思主义完整的科学体系，而不是指那些支离破碎的马克思主义个别词句。（二）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邓小平同志一贯最忠实地维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权威，60年代初，他同罗荣桓一起对林彪割裂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又及时地强调，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邓小平同志严肃地批评“两个凡是”的论调，一针见血地说这是假高举，因为它“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6〕并支持和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1979年前后，当社会上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丑化党和毛泽东同志，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又是他率先提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指出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不断要求全党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要破除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的理解，抛弃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甚至扭曲的认识，使广大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坚定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实现思想上的又一次解放。（三）邓小平同志突出地强调了实事求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的应有理论地位。他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精辟地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实事求事，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基本点；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象邓小平同志这样集中、这样精辟地来阐发实事求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的显著地位和作用，在我们的党内还是少见的。这就从根本上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和特点。（四）要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在邓小平同志看来，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不变的教条，而是产生于实践之中，接受实践的检验，为实践服务，在实践中继续发展的科学。实践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理论也必然随之发展。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所谓解放思想，就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而实事求是，则是一切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了解和研究事物内部的各种联系，找出其规律性。只有思想解放了，才能做到实事求是，才能用发展的观点看待新事物，用科学的态度去研究事物变化中的新特点和新规律，邓小平同志极力提倡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造。他指出：“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7〕
三、关于当代中国的实际
结合中国的实际，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另一个基本方面，所谓中国的实际，就是指中国的国情，即中国的过去与现在的基本情况。从本质上说，国情就是该国的社会性质。毛泽东曾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8〕在邓小平同志看来，国情并不是静止的， 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提出就是他对毛泽东国情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正确地分析了中国半封建半殖地的社会性质。指出了我国民主革命的性质、任务、领导者、动力、道路和最终走向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当我国进入社会主义以后，我们党对中国的国情虽然也作过一切有益的新探索，并取得过不少重要成果，但也犯过错误，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具体表现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现阶段国情一直没有搞清楚，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发展阶段的定位不准。一种是把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与以前的过渡时期相混淆，依然搞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忽视发展生产力，放松经济建设；另一种把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不久与以后的高级发展阶段相相淆，把将来才能办到的事情，拿到现在来办，急于求成，盲目求纯，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以上两种倾向都是脱离现阶段中国的实际国情的，致使马列主义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上多次出现失误，党和国家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深重灾难，邓小平同志经常思考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在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又是什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多次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要掌握住我国社会的两个特点。一是底子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二是人口多，人均耕地面积少，全国人口9亿多，其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建设了30年， 不少地方还有要饭的。这个严峻的现实情况，应该是我们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分析之后，在拨乱反正，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由他主持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结论部分，第一次写上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在初级的阶段”。党的“十二大”对这一结论作了正式肯定，“十三大”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理论论证。
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报告首先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从一般原理出发，也不是从一般社会主义发展过程出发，而是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有着自己特定的历史前提，报告明确界定了这一历史阶段的起止时限，指出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结束，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历史阶段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短了是不行的；报告分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党和国家在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就是搞好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摆到主要位置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我国现阶段国情再认识、再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是我们党确定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的百年战略目标，以及为达到这一伟大目标而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和其他一系列具体路线、方针、政策最基本的科学依据。正如1987年邓小平同志指出的，“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9〕
四、关于总结经验，制定政策
总结经验，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正是这种理论与实际、理论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船和桥。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是对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反思的成果，它总结了建国后我们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才揭示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提出改革开放等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正如邓小平反复指出的，“八大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也深刻地教育了全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中恢复了正确的政策，并且研究新情况、新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的政策。”〔10〕又说：“直到一九七八年底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非常严肃和认真地总结了建国后的近三十年的经验。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提出了现在的一系列政策，主要是改革开放，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提出了我们的根本路线，就是把工作重点转到建设上来，不受任何干扰，一心一意、坚定不移地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1〕还说：“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12〕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新鲜经验的总结和概括。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新经验，经常进行认真的总结，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加完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化，同时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经验，又制定出新的政策。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都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完全是一种新事情，需要摸索前进。因此，邓小平同志认为“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13〕事实上，“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14〕一句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正是通过不断总结经验、制定方针政策来实现马列主义与当代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
在邓小平看来，总结经验、制定政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创造过程。他在这方面的贡献，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实践方面，邓小平通过总结经验，制定政策，顺利地实现了拨乱反正，纠正了我们党内长期存在的“左”的指导思想，全面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使社会主义中国，在国际风云变幻中生机勃勃，昂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16年，不仅是建国后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最快、综合国力增长最快的16年，也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最快，得到的实惠最多的16年，还是社会主义制度显示出吸引力和凝聚力最强的16年。这是社会主义实践中又一伟大的历史创造，也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奇迹。二是在理论方面，邓小平通过总结经验，制定政策，揭示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许多重大规律，加深了对社会主义问题的理解和认识，真正弄清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如何在象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里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从而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目标步骤和原则、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重大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之成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五、关于反“左”防右，排除错误倾向的干扰
排除“左”右两种错误思想的干扰，是实现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保证条件。“左”和右的共同特征就是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认识与实践相脱离，它们既脱离中国的实际国情，又不可能科学地领会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它们要么从根本上否定和背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要么只会背诵马克思主义词句，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艰苦的研究工作。可以说，只要这两种错误倾向的存在，就必然干扰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干扰和破坏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结合社会主义新的实践中所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对“左”右两种倾向，特别是“左”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大量的分析、论述。其一，“左”和右是一个严格的特殊的理论概念。邓小平同志认为，在当前，所谓右的干扰，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它们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主张全盘西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把中国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甚至制造政治动乱；而“左”的干扰，就是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甚至习惯地用“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影响和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不能动不动就把一般工作上和思想上的不同意见，都说成是什么“左”或右。其二，在“左”右两种倾向的干扰中，“左”是主要的，是根深蒂固的。邓小平同志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后指出：“建国后，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我们吃亏都在‘左’。”〔15〕“说深一点，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失误主要来自‘左’的方面，而‘左’的事情从一九五七年就开始了。”〔16〕他认为，自那时起，“左”的思想抬头，逐渐占了上风，我们犯了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1958年大跃进，一哄而起的人民公社，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其结果带来了大灾难。后来经过3 年纠正，情况有了好转，经济有了发展。但由于思想没有完全解决问题，1966年又开始了10年“文化大革命”，把“左”推向了极端。极左思潮泛滥成灾。粉碎“四人帮”之后，还徘徊了两年，基本上还是因循“左”的错误，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结束。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了，但是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方针政策的时候，因“左”的东西已经形成了习惯势力，所以总是容易出现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了。1987年7月，他说：“‘左’的干扰更多是来自习惯势力。 旧的一套搞惯了，要改不容易。”〔17〕又说：“我们国家大，党的历史很长，建国也已经有三十八年，因此好多习惯势力不能低估，而右的干扰也帮了习惯势力的忙。所以我们也不能忽视右的干扰。”〔18〕其三，“左”和右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危害，同样严重，不存在孰轻孰重、“左”比右好的情形。邓小平同志分析说，“‘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19〕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左’的结果是社会经济发展很慢”，导致中国长期处于贫困、停滞状态。因此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就很难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也就不会有今天这样好的形势。同样，“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不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国家就很难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良好环境，就不可能集中精力搞建设，更不可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结果整个社会乱哄哄的，什么也搞不成。而且还会把纠“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因此也不会有今天这样好的形势。总之，正如邓小平同志严肃地指出的那样，“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20〕其四，对如何排除“左”和右的错误倾向的干扰，也作了许多具体的规定和要求。一是对错误倾向要旗帜鲜明，要顶住，要批评，要纠正。不但要克服那种过分容忍、优柔寡断、畏难手软、息事宁人的情绪，同时在强调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时，要注意防止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处理方法。二是克服错误倾向时，不搞任何运动，不搞大批判，而主要是靠教育、靠纪律、靠法制。首先要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的方针，一方面从正面经常用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来教育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使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另一方面对于犯错误的人，要坚持实事求是和充分说理的科学态度，避免以偏概全，草木皆兵，或以势压人，强词夺理。要与人为善，分明是非，给时间让他们认真考虑，允许他们进行合情合理的答辩，尤其要鼓励他们作诚恳的自我批评，不要揪住不放。对坚持错误拒绝改正的党员要正确地执行纪律，对极少触犯刑律的人要绳之以法。这也是一种教育。
注释：
〔1〕〔2〕〔3〕〔4〕〔5〕〔7〕〔9〕〔10〕〔11〕〔12〕〔13〕〔14〕〔15〕〔16〕〔17〕〔18〕〔19〕〔2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95，27，261，213，291～292，252，2，228，234～235，174，372，249，253，248，249，375，375页。
〔6〕《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8页。
〔8〕《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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