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初波兰危机与苏联的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波兰论文,苏联论文,年代初论文,对策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980年7月初，波兰政府决定提高肉类食品的售价，这一决定引发了波兰大规模的工人罢工浪潮，到8月底，波兰各地罢工委员会纷纷成立，并提出了“成立不从属于党的工会”，“保证罢工权利、保证罢工者及罢工支持者的安全”[1]（P537）等条件。8月31日以政府副总理雅盖尔斯基为首的政府代表团在格但斯克与罢工委员会达成协议，基本同意工人们提出的要求。接着，来自波兰各地的36个独立自治工会代表在格但斯克开会宣布团结工会成立，瓦文萨被选为团结工会全国协商委员会主席。
1980年7月初的罢工开始没有引起苏联太多的关注，苏联媒体对罢工表示了沉默。格但斯克协议签署后，苏联认为波兰出现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势力，苏联媒体对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势力进行了公开批判。8月27日塔斯社发表题为《波兰事件》的评论，指责波兰反社会主义分子在国内的颠覆活动不断加强。从此，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苏联媒体开始了一场反对波兰“反社会主义势力”的舆论宣传运动，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东欧媒体不久也加入进来。
除了强大的舆论攻势外，苏联还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活动。从1979年8月15日塔斯社宣布华约组织国在波罗的海地区和东德进行军事演习，到1980年9月4日“Zapad-81”海陆军联合军事演习，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苏联宣布在波兰周围进行的军事演习多达6次。苏联发起的这一系列军事演习，自然令人回想起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引起世界的警惕，人们担心这一系列军事行动是武装入侵的前奏。据《纽约时报》披露：1981年4月23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一个《关于波兰形势发展和苏联步骤》的文件，其中谈到要“尽量利用抑制反革命的因素，它同由于苏联可能把自己的军队开进波兰而引起内部反动派和国际帝国主义的顾虑有连带关系。对外声明中，强调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在苏共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所表示的我们不会让波兰处于灾难中，不会让它受到期侮的决心。”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苏联军事演习的真实用意：展示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以造成一种巨大的心理压力。这种政策的目的有二：一是警告团结工会和党内改革派，不要采取过激的行动；二是敦促当权派加紧按苏联的意志办事。对西方来说，这种政策可以显示：不容忍西方国家对波兰的干涉。当然，不排除在波兰形势发生激变，尤其是党的政权易手时，这种演习会演变成赤裸裸的武力入侵。
二
在不直接出兵干预的情况下，苏联对波兰形势影响最主要的途径就是波兰统一工人党，通过控制波兰共产党来推行自己的政策。苏联认为波兰危机的发生说明，波兰统一工人党在人民中的影响力下降，控制力减弱，必须对波兰统一工人党采取扶持政策，以加强它的统治地位并使其恢复控制社会的能力。1980年9月5日，统一工人党召开八届六中全会，卡尼亚取代盖莱克出任党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发来贺电，把波兰新领导人称作“共产主义理想……坚定的拥护者”，“我们确信在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下，波兰人民将很快……克服目前的困难”。1980年9月波兰副总理雅盖尔斯基访问苏联寻求经济援助以克服目前的危机，苏联承诺给波兰总计6.9亿美元的物资援助，到1981年12月，苏联给予波兰的经济援助总计达29亿美元。12月5日，华约组织领导人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会议表达了对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支持与信任，会议的公报声明波兰统一工人党和人民“将有能力克服目前的困难，确保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1981年1月22日，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负责波兰问题委员会的苏斯洛夫表示“首先应该把支持波兰领导实施其措施当作主要措施”[1]（P575）。为了帮助波兰统一工人党改进领导，加强组织和思想的控制，苏共中央政治局多次制定具体措施，在1981年4月23日通过的一份计划中，就包括派遣工作代表团到波兰党中央、地方党机关和工会，并接受波兰统一工人党工作人员到苏共中央及各地党校培训，责成苏联的青年、妇女组织及各文化团体制定援助波兰的计划。
苏联对波兰统一工人党政策的另一面是施加强大的压力，促使它采取强硬措施解决波兰危机。苏联需要的是一个强大而又忠诚，有全面控制能力又绝对顺从的政治机器。扶持政策在于加强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恢复其掌控局面的能力，而压制政策是为了让它臣服，迅速执行苏联的意志。
苏联为波兰统一工人党设计的解决危机的方案是实行军事管制。1980年10月29日，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勃列日涅夫首先提出了“军事管制”问题，但这个建议被卡尼亚委婉地拒绝。波兰新领导人主张革新社会主义制度，用协商与和解的办法解决国内社会危机。苏联对此非常不满。在苏联的压力下，卡尼亚试图对团结工会采取强硬措施，3月19日的比得哥什事件就是这种尝试的结果，但团结工会在其后举行的各地罢工，使卡尼亚几乎失去对局面的控制，迫使他不得不又回到谈判桌来。卡尼亚在比得哥什事件中的妥协招致了苏联更大的不满，4月2日，塔斯社、莫斯科电台、《真理报》同时发表通讯，对波兰统一工人党提出批评，这是苏联媒体第一次直接对波兰领导人的公开批评。同日，苏共中央决定派出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与卡尼亚、雅鲁泽尔斯基秘密会晤，再次提出军管问题，苏联甚至把实行军管的文件都已准备好，只等波兰领导人签署。但会谈时波兰领导人直言不讳地说，“这不可能”[1]（P596）。
波兰爆发罢工浪潮以来，统一工人党内一直存在着分歧，多数人坚持协商革新路线，强调由波兰人自己解决波兰的问题，但也有人反对协商革新路线。波兰统一工人党决定，于1981年7月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围绕着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波兰党内的分歧进一步加剧。早在4月23日，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八届十中全会召开的前夕，苏联派苏斯洛夫、鲁萨科夫突然造访波兰，据报道：波兰政府直到苏联的飞机起飞后才知道此事。访问的结果是波兰党内守旧派代表奥尔绍夫斯基、格拉勃斯基等人没有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协商与革新路线是一条将波兰统一工人党利益与团结工会利益相协调的路线，这种协调的成功，一方面取决于瓦文萨能否控制团结工会内的极端派别，使革新不至于成为改革派的自掘坟墓，走向社会主义的反面；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卡尼亚能否成功地掌握党内政权，保证团结工会的利益得到一定的满足，不至于使团结工会成为革新派的点缀。从这两方面来看，革新与协商路线难以为继，因为，一方面团结工会逐步放弃与政府合作的路线，公开提出变革社会制度的要求，使波兰国内动荡加剧；另一方面，苏联对卡尼亚也越来越不满意，使卡尼亚失去了权力的正统。1981年6月5日，苏共中央委员会给波兰统一工人党发出了一封严厉的公开信，信中点名批评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实行一种“让步和妥协政策”，这种“无休止的让步”使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反革命的猛烈攻击下一步步倒退”，波兰的形势已到“危急关头”。9月中旬苏共中央又发出第二封公开信，对卡尼亚的协商路线发出最后通牒式的警告：“对任何反苏主义的姑息都会极大损害波苏关系，也有悖于波兰作为盟国的义务……我们期望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政府立即采取坚决而果断的步骤”。失去了苏联的支持与信任的卡尼亚于10月18日辞职，由雅鲁泽尔斯基接任。作为军人出身并兼任国防部长的雅鲁泽尔斯基的上任，是苏联反协商路线胜利的结果，意味着强硬路线的开始。从个人来看，雅鲁泽尔斯基并不属于党内守旧派，任总理期间曾积极参与卡尼亚的协商路线。11月4日，他与瓦文萨、大主教格莱姆普莱进行了三方会谈，对协商路线作最后的努力。这种做法立即招致勃列日涅夫的严厉批评：“我们并不反对协商。可是协商决不应该包含着对社会主义敌人的让步，而主要的——事情不应该仅仅归结为协商，……必须采取坚决的行动来反对人民政体的敌人。”[1]（P629）12月初三方会谈失败，和解与协商的道路既然被封堵，留给雅鲁泽尔斯基的只有一种选择：实行战时状态，用非常的手段恢复秩序。12月13日雅鲁泽尔斯基宣布波兰进入战时状态，团结工会被取缔。
三
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前后，勃列日涅夫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有限主权论”，为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军事干涉提供理论依据。波兰事件的危机程度并不亚于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但是，波兰危机没有成为“有限主权论”的试验场，悬在波兰头上的达摩克斯之剑始终没有落下。究竟是什么因素让苏联如此“克制”？
首先，20世纪70年代以来苏联日益衰弱的国力已无法支持其再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武装入侵。70年代苏联经济增长速度大为减慢，在1971～1985年的三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下降了一半以上，而且这种低增长还没有反映其实际的经济情况，排除了石油价格暴涨带来的额外利润，80年代初，苏联经济“几乎临近停顿的程度”[2]（P631）。而勃列日涅夫仍坚持其帝国思维方式，积极对外扩张，军费开支高速增长。1965～1979年，军费开支增长了3倍以上，平均每年递增8％，远远超过同期经济增长的速度。军费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1979年军费开支已占国民收入的20％以上，超过美国军费开支总额的50％。对第三世界的积极扩张又使苏联背上了沉重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的包袱，在入侵阿富汗一年多后，如再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武装入侵，巨额军费开支加上趋于崩溃的波兰经济，这就远远超出了苏联经济的承受能力。1982年1月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发言时说道：“我们给波兰人的援助方面已经处在我们能力的边缘上了……大量的援助，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1]（P647）
其次，波兰的特殊性是使苏联在出兵问题上保持克制的第二个因素。在东欧集团中，波兰是一个有着特殊传统的国家，历史上长期受外国侵略者的奴役，为了争取生存和独立进行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斗争。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波兰强烈的爱国民族的个性。哥穆尔卡曾分析过这种民族性格：“在世界上很难找到一个像波兰这样敏感地对待自己的独立和主权的民族。”[3]（P11）哲学家沙夫指出：“爱国主义在波兰人身上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特色。每一代人都曾为这个崇高的价值观念流过鲜血，每一个波兰人都是准备为祖国而战斗，为祖国而献身的潜在的造反者。”[3]（P11-12）由于沙俄曾三次参与瓜分波兰，长期蹂躏波兰民族，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又与德国合谋进攻波兰，因而在波兰民族主义情感中包含着强烈的反苏因素，这种特殊的民族心理，加上波兰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苏联在处理波兰问题时不得不小心谨慎。
再次，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应是导致苏联保持“克制”的第三个因素。波兰危机发生于美苏由缓和走向新对抗的时期，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谴责和抗议，美国开始对苏联采取强硬措施，70年代的缓和走向终结。对苏联来说，在新冷战发端之际，仍希望保持东西方缓和的势头，如果出兵波兰，必将使冷战加剧，东西方关系进一步恶化，从而极大地损害自身的利益。这种损害主要有二：一是对东欧政治现状的影响。五六十年代东西方关系处于尖锐对峙，东德没有被西方国家承认，苏联对西方国家充满戒备，担心其用各种手段改变现有的政治状况。1956年出兵匈牙利，1968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都可视作苏联对西方高度警觉的一种反应。但是经过70年代的缓和，特别是东西德相互承认和赫尔辛基文件签署后，欧洲政治现实和边界现状得到承认，苏联对此表示满意。波兰危机发生后，美国和西方国家对苏联的可能入侵发出了强烈警告。1980年12月初当华约首脑会议召开之际，卡特发表声明：“对波兰的外来军事干预将给东西方关系特别是美苏关系造成最消极的后果。”在此前一天，欧共体首脑会议也发出了类似的警告，12月12日北约发表公报，称对波兰的任何干涉“都会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国际局势”，北约将做出坚决反应。这些警告在苏联看来意味着如果入侵波兰，那么在国际上苏联将进一步孤立，业已得到承认的东欧政治现状将面临被否定甚至被打破的危险，这是苏联所不愿看得到。二是对东西方经济关系的影响。70年代的缓和使东西方经济联系加强，苏联从西方主要是西欧获得了大量的贷款和先进技术设备，苏联同西方国家的贸易额从1970年的46亿卢布增长至1980年的310亿卢布，前后增长了6倍。1964～1970年，苏联从西方得到的长期贷款仅有8亿美元左右，而1971～1980年增至300多亿美元。如果入侵波兰，这些贷款和技术就会成为西方制裁苏联的有力武器。所以苏斯洛夫在12月10日政治局会议上谈到不出兵的理由时说：“我们为了和平进行了巨大的工作，……因此我们不能改变自己对待波兰的立场。”安德罗波夫表达得更明确：“如果各资本主义国家攻击苏联，而他们已商定采取各种各样的政治和经济的制裁，那么我们将十分困难。”“我们应该关心我们的国家，关心苏联的巩固。这是我们的主要路线。”[1]（P637）
无论从地缘政治利益还是从意识形态利益上，东欧对苏联都是至关重要的。“二战”结束以来，苏联对东欧实行了严格的控制，虽在不同时期这种控制会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但对于东欧出现的严重社会政治危机，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都采取了一贯强硬的立场，不惜出动军队加以解决，苏联还提出了勃列日涅夫主义，为其出兵东欧提供理论依据。但在波兰危机中，苏联解决危机的对策是依靠强大的压力，促使波兰政府实行军事管制。这种对策既反映了东西方新冷战背景下，苏联采取的一种战略克制，更是其国力衰弱、力不从心的表现。苏联解决波兰危机的方式可看作是苏联解决东欧危机的一种新模式：东欧各国依靠本国军队取代苏联红军成为解决危机，恢复正常秩序的替代力量。这种模式与苏联解决匈牙利和布拉格事件的直接出兵相比，更为隐蔽和间接，在国际社会引起的负面影响也相对较弱。这说明苏联帝国力量虽然日趋衰弱，但外交控制的手段却日益成熟，这种娴熟的外交艺术为苏联帝国维护其势力范围，确保帝国霸权利益提供了新的选择。
标签：捷克斯洛伐克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