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学者共同关心的当下问题——现代性问题国际论坛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问题论文,中外论文,国际论坛论文,学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06)12-0031-05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思想文化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现代性问题国际论坛”于2006年6月24日至25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召开，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16位学者及国内和港澳地区科研院所、高等学校的近30位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中外学者围绕现代性所引发出来的一系列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不少学者就如何看待现代性、如何面对现代性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如何寻找出路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如何看待现代性
究竟什么是现代性，应当怎样界定现代性，各国的现代性历程的共性和个性是什么？这些是中外学者十分关心的共同问题。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文与比较文学教授布鲁斯·罗宾斯指出，“现代性”是一个模糊的概念。首先，“现代性”与“西方”不同，现代性包含东西方都可分享的社会空间。现代性亦非资本主义，而是介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可分享的社会空间。中间状态是否有社会主义，我们还可讨论。现代性代表了资本主义中新的可能的东西。虽则资本主义有不可取的东西，但现代性还是应尽量从中挖掘出新的可能性的东西。为此，他提出“选择性的现代性”，如非洲与中国不同，尽管非洲也有独到的文化，而于选择性的现代性却无同等享受机会，因为非洲没有与选择性现代性相容的技术基础或社会安排(social arrangement)。非洲处于整个世界物质链条的最底端，无法改善其经济处境，也就难以构建自己的现代性话语。所以，中国是不同于非洲之处于世界物质资源分配等级架构中的最底层的。在资本主义并存条件下中国已经实现改善——非乌托邦式的、全盘迅速的改善，而是具体的、可观的改善，过去几十年有目共睹的在世界物质资源分配等级架构中的改善。他还引用佩里·安德森的观点，认为20世纪重大改善至少有二：一是妇女地位有了改善，出现性别平等的趋势——非物质的，但至少是可见的改善；二是中国走向富裕，尽管内部还有贫穷与不平等的现象。
美国新泽西罗格斯大学巴巴拉·弗莱教授坦言自己是“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者”，既非新马克思主义者，亦非后马克思主义者，更确切地说，是国际主义者——密切关注中国与美国全体人民，尤其是工农群体的利益。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对于任何妨碍我们达到理想境界的现象持批判态度。
她认为，虽然资本主义是全球的而非国别的，但工人阶级不应只考虑本国利益。9·11事件之后，美国统治阶级用爱国主义煽动国民，引发民众对于移民的恐惧心理，让民众支持战争，支持统治。为了支持战争，降低国民工资水平，所以政权更多地建立在所谓爱国主义的基础上。
至于对阶级的看法，有人认为阶级完全按收入水平划分，最后得出大家都是中产阶级。实际上，大家都是工人阶级。而持批判原则分析方法的马克思主义者把一切都简化为阶级，这并不能充分解释问题。我回到马克思主义本身，把阶级看成是与剥削挂钩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概念。共产主义是平等社会、工资与劳动类型将没有区别。但目前资本主义还存在，资本集中、战争威胁还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是否还能实现？它并非幻想，还是可能实现的。20世纪社会主义遭受挫折，但我们只要加入进来，便可重建这一运动，避免以前的错误。
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分校汤姆·科亨教授指出，中国历史悠久，但又面对21世纪的新视野，正是从这个角度，我来做一些评论。其中涉及文化研究，这是21世纪的项目，需要我们研究我们的身份、场景，以及国别之外的重要内容。关键的是，我们要从今天的模式出发，从“他者的”模式来看，即德里达所谓的综合的、总体的“他者”。
我们应停止全球化或现代化角度看问题，我们处于后现代化世界中，其中有一些未知因素，而这些未知因素在我们目前制度下还未充分考虑。未知因素涉及一些巨大变化，如底层人们卖器官、无公民权，石油、水耗竭，还有西藏冰川的融化，都会对整个世界充满影响。
这些问题不仅是单个国家的——美国或中国的，而代表世界共同的问题，也孕育共同的机遇。目前，我们正处在一种时间泡沫中，即我们与时间的关系改变了，我们做得不好，可能就在拿走后代的时间。这并非布道，而面对的是铁的事实。这涉及到全人类的生命、生物的生命、地球的生命，等等。所以，我们应考虑21世纪的当务之急，而非仍以19世纪的中心模式思考问题，我们的认知、思想、理念等等都需因此做出调整。
上海财经大学张雄教授认为，现代性逻辑预设是现代性的基础性叙述，它是现代性核心价值观念最具有典型特征的思想规定，也是哲学及各门综合知识所涉及的现代性特征之间的联结点。它的生成与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当人们去认知现代性时，有着不同的意识层次，如直观、感觉或情感等，惟有以思想、范畴进行反思现代性时，它表达了一种日益强烈的历史相对主义意识。因此，现代性逻辑预设又是意义同质化的哲学反思命题，它通过对历史时间与空间的还原，将杂多的人类实践行为特殊样式以抽象思辨的哲学范畴排序及逻辑编目，深刻地反映着现代性历史生成与发展的辨证同一体的本质，同时又深层次地揭示了人类生存进化的现状和缺憾（异化、祛魅、破碎及病态等）。对现代性逻辑预设进行发生认识论考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有助于我们了解现代性核心价值观的生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客观准确地把握现代性产生的历史逻辑根源。他通过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观与现代性逻辑预设的勾连、近代欧洲工业革命对现代性逻辑预设的影响、近代西方理论经济学传统的价值内核对现代性逻辑预设的侵蚀等三种路径的探讨，旨在提出一种有助于理解现代性问题方面所存在的历史间距的参考文本。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张法教授则肯定了现代性话语的意义。他认为，自90年代以来，现代性话语在中国逐渐成为一个主要话语，可以说成为了中国人的宏大叙事。现代性话语慢慢与主流话语区别开来，成为一个可以解释1840年以来的中国所有历史的主要话语。表面上看来，这个话语是和国际的现代性话语接轨的，但实际上它里面包含着不一样的地方。它可以解释某一时段的现代性，比如民国的现代性、五四的现代性，也可以解释某一方面的现代性，比如经济的现代性、文学的现代性。你可以发现它比任何主流话语的解释力都更强。我们的主流话语要和国际接轨还比较困难。我们发现构成中国现代性的因素不同于西方。在现代性话语未来的学术生存里面就有两种东西，一种就是以西方为主导和传统比较，另一种是传统的在现代里面的一体化的因素相互矛盾、相互渗透，一旦这些东西都出现，我们要用现代性来命名的时候，表面上看来与世界相一致的话语实际上包含着不同的话语，现代性就是中国用来解释未来、解释宏大叙事的主要概念。如何建构一个中国现代性话语体系，它的内部解构、主要因素是什么，就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现在还没有突出中国现代性作为一个整体解构，也还没有注意到中国现代性不同于西方的主要因素。现代性话语可以用软着陆的方式慢慢地渗透到主流话语中，变成一种主流话语。
二、如何面对现代性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各个国家在现代性的进程中都出现了不少问题，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
加利福尼亚大学人文研究中心主任戴维·格登博格教授关注灾难问题。他提出，哈贝马斯曾说“现在”在现代性之前早已存在，“现在”一直层层推进，不断出现新事物，不断导致紧张与焦虑。在此，他主要强调灾难。新自由主义正使国家概念发生变化，他们反复强调国家是一个守望者，这样可使资本跨越边境，进入其他国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若毫无作为，就会导致灾难，就像警察在交通繁忙的地段渎职会带来灾难。灾难包括自然与人为两种。自然的如台风、地震、海啸等等；人为的有战争、饥饿等等。
在饥饿这样的灾难面前，人为的政治要负很大责任。这在美国非常明显，美国的种族主义十分强盛，它进一步加剧政治和经济的矛盾，导致灾难。以新奥尔良为例。洪水受难者主要是黑人，占67%，而白人较少。原来的欢乐活跃、文化丰富的城市数天内变为灾难的降临地，老人、穷人遭困，富人都避开了。为什么发生这种情况？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难辞其咎。布什减税计划仅仅把其中1.6%给了20%的人口，亦即最穷者。而对于那些年收入50万美元以上的人来说，却可免掉95%，达到免原来税额的5万美元。在美国这样的社会中，可以说，反自由的也自由化了，因为现在像种族主义这样的问题，一定程度上还得到国家的保护，但却给社会带来恐惧、灾难和压制。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帕米拉·麦科科林教授提出了一个“全球化意象”：在夏威夷某地农民持塑料袋吆喝出售，商品是25年前美国侵略者打高尔夫遗留的球。由此构成在全球化经济条件下过去历史与现实可能相衔接的景象。
她提出，《帝国》一书广泛分析了在全球统治和后殖民主义条件下一些当代问题，特别提及后殖民主义时代的统治与抗拒的关系。该书认为在后现代主义世界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全球化的移民流动。全球化资本构成对人们新的统治力量，而移民现象折射出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世界存在大量流动移民，但这些移民往往因其种族、阶级、民族、性别等等因素而边缘化，很大程度上失去主体性，这反映当代世界的一种困境。后殖民主义研究主要强调从历史方法的角度来研究这些重要问题。她认为看到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关联，十分重要，三者不可分割。
同济大学文法学院陈家琪教授指出：现代性给中国带来了四个方面的新变化：一是文化心态，二是一整套的制度设想，三是个人主义哲学观念，四是世俗化的对待自然和对待人生的态度。现代性也给中国带来新的问题：(1)最大的问题是价值上的空虚，道德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问题。这是现代性给中国带来的道德上的代价。(2)民族国家观念、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和民族主义情绪。中国在爱国主义旗帜下鼓吹排外、仇外的情绪更加容易。(3)世俗化的生活态度导致生活世界被完全技术化和管理化。
美国加州大学厄湾分校施瓦布教授发言说道：我写了一篇论文《现代性的鬼》，我们想往前走但是经常被过去的魔鬼缠绕着。现代性带来了很多损失，比如道德价值的损失、传统共同体的损失还有亲缘关系的损失以及相对主义横行等。全球化带来的不论是文化层面还是个人层面、自然层面都有重要的破坏，带来的是变态的欢乐。当我们回顾20世纪时，我们会发现公司化和军事化使当今世界面临着核、生态、种族屠杀三大灾难。我的论文强调对心理空间的关注。我认为殖民主义不仅是外在的而且也是对心灵空间的殖民，消费主义最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公司化和军事化给世界、个人、自然，文化带来的破坏。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跨学科，用政治、心理、语言的角度进行研究。其实我们对于种族屠杀有过共同的痛苦经验，所以我们可以合作。中国学者很重视政治、文化、心理，但是对心灵空间重视不够。对付个人和集体的失语，我们需要用更多的回忆来表达，一个文化如果痛苦失语，那么就会重蹈覆辙。文学虽然不能改变世界，但可以为我们改变世界的行动提供精神上的准备。
上海大学王鸿生教授认为，当前我们经常感到的困惑是我们能把握、理解西方学者的表述，而西方学者对我们的焦虑却体认得不充分。现代性使中西方构成了一种师生关系，西方是我们的老师，我们是学生，学生很留意老师，老师却对学生体会不深，所以师生之间构不成实际上的对话。我建议西方学者考察中国问题时不要依赖文献，这是因为当代中国的经验非常复杂，导致我们的经验和表述之间有很大距离，因此文献是不可靠的。这种复杂性不仅西方学者难以体会，甚至我们自己都难以找到表述方式。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谢少波教授提出，当下全世界都在热烈地、广泛地讨论现代性，这表明我们的确进入后殖民主义时代——不是说这个时代没有殖民主义，没有殖民者，而是人们正在摆脱殖民主义的话语结构和思维结构。正因为非西方人民不愿跟着西方走，才能重新讨论现代性、多样现代性。这表明世界确实在非中心化。
非西方人民之所以广泛地讨论非西方话语，充满焦虑，既想改善生活，过好日子，又想繁荣自己的价值，不愿重复西方的老路，同时不愿在走西方老路时受西方的阻碍，于是提出“多种”、“多重”、“多样化”、“另类”的现代性。对中国近期的发展，我们不少人都认为中国必须走出自己的道路来，不可能和西方一样。我从翻译角度来证实。翻译不仅是语言的翻译，且是文化、社会的各种翻译。例如“人文主义”一词的翻译。在西方，“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念，针对经院哲学，将人置诸宇宙中心，以人为尺度来衡量一切。但中文中的“人文”的含义与之不同——中国并不存在着统治、君临一切的宗教，人的等级制度是人赋予的。当然两者有共同点，即反对压制，动员社会反对压抑性的力量。中国的现代性最好能成长为一种抵抗现代霸权资本主义的选择性力量，成为像日本现代性那样具有替代价值的现代性样板。在这个过程中，文本的翻译也是融化的过程，而非简单照翻西方——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也将自己的理念赋予其中。
英国立茨大学马丁·麦科奎林教授提出，现代性并不是资本全球化的产物，而是伴着现代化过程政治、经济利益重新组合而出现的。中国也在一直努力获得她的现代性，中国是整个现代性国家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比较迟。我们怎么来辩护现代性呢？我们是从西方哲学、民主、解放的话语还是从理智、革命、身份等方面来为它辩护呢？一方面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直走到现在，但是现在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另外一方面，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又很难真正迅速地实现共产主义。我认为应该考虑当今中国可以进行什么样的文化研究。对现代性的研究一直是和文化研究相关联的。如果考虑对文化进行研究，就需要考虑另向的选择。英国、美国的文化研究并不像人类学那样研究大的现象，比如庆典。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一种文化很难概括整个全球的文化现象。我所考虑的特殊的文化研究是比较深层的自我反思，它超越某一具体学科领域，直接把它所指和名称结合起来。实际上在文化研究当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性，就是把欧洲、美国等国家大学进行的文化研究成果简单地吸收进来，这实际上是一种殖民主义的心态。另外一方面，文化研究不研究现状的话，就什么都不是，也就是说必须关注现状。中国学者注意到了这点，但中国学者要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这里比较强调中国特殊的身份。这当然是有道理的，因为对中国进行研究，如果不首先经历中国这个身份，就很难超越这个身份。至于可替代性的现代性的结论，存在一种前景即所谓的哲学的终结，但是也未必是马上走向终结，哲学不是一个封闭的完成，而是开放的，我们并不知道它的未来，它的未来并不是给定的。所以，我们通过什么来给予它更多的活力呢？这就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应该是开放的，多元的，有活力的。哲学的任务并不是为哲学、为资本辩护，我们应该继续开掘新的形式，新的民族、主义、机构、领域、大学等，探询超越性别、种族之上的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陈筠泉研究员提出“文明多样性”这一概念，并提出同一社会中多种文化互相并存和共同发展的状态。在一国之内，鼓励每个文化个体和群体的创造性和多样化，共同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在国际社会中，提倡各民族文化的平等交流、相互借鉴和竞争发展。我们中国人常讲“和而不同”，“和”就是多样性的统一，就是不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而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
广西民族大学王尔勃教授提出了中国现代性问题中的人文缺失问题。他认为，任何现代理论在中国都有特殊的语境问题。中国的当下的现代性问题依然解决不好，原因在于三种人文缺失：(1)意识形态迷狂；(2)工具理性崇拜；(3)消费主义欲望膨胀。此三者在西方可能出现在不同时期。在中国不但同时存在，而且往往三者相互勾联。新时期以来文论发展到今天的“文化研究”有其自身的必然“合流之势”。究其本来主旨应是解决“人文缺失”局面（或至少发出警醒的声音）。但遗憾的是，目前有两种倾向模糊了这一点：一是认为“文化研究”不是文学（审美）研究，为迎合市场化的大众文化，而放弃了文学的“人文”职责；另一种则是搬用“意识形态批评”、“权力”、“不平等”等范畴，局限于单一的性别、民族、社群、亚文化等领域。事实上，对于中国文论工作者而言，清楚地意识到现实的社会性文化表征系统中出现的各类霸权与抵抗，通过符号、“形式”的意识形态分析，有痛感地为现实中“人的解放”问题疾呼奔走才是真正回到“文学是人学”的正路上。
三、对现代性提出的思考
无论人们愿意或不愿意走进现代性，它的出现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面对全球化背景，各国学者对现代性提出的一些思考，值得我们关注。
加拿大自由大学艾文里·科博里教授提出，希望在现代性当中实现一种调整和转换，而不是找另外一种现代性来替换。20世纪西方现代性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比如促进形成了福特汽车、汉堡包，这充分象征了标准化工作、大规模消费、效率、繁荣，那么科西里在他的美丽的新世界里专门描述了这样一个社会，一种叫做全能主义社会的模式，福特车象征着把一切没有利用的东西再利用，同时在这种社会不准存在个人化的东西，这有点像乌托邦。在这个美丽新世界里人们是按照优生学的法则进行预设定，从而达到更高的效率。这样一个社会和罗素描写的七月社会是不一样的，倒是和帕累托最优所隐含的社会有一定的相似性，帕累托最优强调在某种状态下要改善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一点福利，必然要损害另外一个人的利益，在这个时候达到了帕累托最优。但是实际上，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也并不总是能做到的，因为存在着“搭便车”来诱惑人们耍赖。这导致的一种可能性就是不是最好而是最优。帕累托最优虽然不是共产主义，但里面有合理的成分，但也隐含着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追求效率到底是为了什么？一般来说人们是为了产出，用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但是如果没有引进其他的标准化，那怎么保证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最大化之后能达到最大的幸福？比如说如果破坏了环境就有可能适得其反，经济学家用“外部性”这个概念来说明经济增长当中确实有外部的代价，所以衡量这些要高度综合。按照这种思路，我们可以在现代性内部实现一种转换。
美国拉格朗吉学院科犹·李教授提出，我们应该用沉默无语来相互交流，不能因为沉默无语而不能交流，具体到政治沉默或政治失语，包含了伦理的问题。在追求效率的时代有人失语了，这里面存在着政治的僵局，有人无法表达。有学者提到房间里有大象大家视而不见这样一种现象，这也和政治失语联系到一起。在韩国有这样一句诗，人与人之间有一个岛，我想跟上这个岛，如果我们用岛替代象的话，就解决了沟通的可能。所以沉默未必不好，它实际上提供了一种可能，我们用相对无语来进行交流。我引用哲学家们的一个想法，我希望探索语言的边缘，探讨后现代的时候有一点需要重视的是纯语言，世界初期我们到底用的是什么样的纯的语言？这种纯语言后来实际上带来了像西方逻各斯等其他语言。维特根斯坦曾经讲过，不能言说者还是保持沉默。政治失语以往被认为在殖民主义时代和后殖民主义时代才存在，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可以听到。
上海社会科学院思想文化研究中心许明研究员认为，20世纪以来特别是近30年来，现代化的进程使对中国社会的评价和感受处于混沌状态，价值失重，道德失重，文化多元，选择多元，使得相当一部分精英人群对社会的发展感到迷茫。他试图解释目前中国现代性进程中混沌的原因。比较现代性，把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历史线索作一条线来描述，把西方发达国家现代性发展的历史线索作一条线来描述。公元前5世纪左右，中国和西方共同达到了文化高峰。西方公元5世纪以后，直到公元12～13世纪，开始了漫长的中世纪。到了16世纪左右进入了漫长的现代性过程，到了18世纪最终完成了现代性的精神要素。18世纪筑成的高地一直发展到现在。再看另外一条线——中国，中国和西方不一样，公元5世纪形成的轴心时期和西方是相同的，但是中国有漫长的封建社会，这形成中国文化的另一个高峰，他认为是公元5世纪开始一直到宋明时期（公元10世纪左右）。宋明理学是这个高峰的精神总结。宋明理学以后，封建社会的精神发展开始下降，一直到晚清走到低谷。晚清开始，中国的现代性进行艰苦的跋涉，也就是说19世纪中期我们开始了西方15世纪的历程，时差有300年。所以，中国现代性进程形成了特有的4个悖论：现代性反封建传统的历史要求与中国2000多年封建传统的现实之间的矛盾；现代性要求的工业革命自然生成的基础与中国基本没有工业革命自然生成的基础之间的矛盾；现代性与资本运动的天然联系这样的历史要求与中国进入现代性反资本主义的革命的历史合理性要求之间的矛盾；现代性要求的普世价值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稳定性之间的矛盾。对这四个悖论，中国学者没有很好地解释说明，但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它们的特殊性。我们在怀疑模仿西方现代性的同时，又在肯定现代性的成果。所以对这场特殊的现代性运动，中国学者的态度也很矛盾，不能简单地用主义的发生来定义的。
不少学者还站在自己独立的视角，通过自己独特的研究视野，就现代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围绕论坛议题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中外学者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并求得了一些基本的共识。
收稿日期：2006-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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