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183;哲学#183;文化——兼谈“李约瑟难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难题论文,哲学论文,科学论文,文化论文,李约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917(2001)02-0034-05
一
从广义上理解，“文化”是指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但从狭义上理解，我们可以把“文化”看作是“代表一定民族特点的，反映其理论思维水平的精神风貌、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1]由此看来，我们把哲学看作是文化的核心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2]哲学作为人们对世界的根本看法无疑会决定性地影响着人们对其周围各种具体事物、现象及其关系的理解或解释，潜意识地影响着人们的风俗习惯、情感情趣、价值取向、动机欲望、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
这就不难理解，科学无论是作为精确化和理论化的知识体系（或解释体系），还是作为人们运用独特方法有目的、有意识地探索自然界的一种认识活动，都与哲学密切相关，受哲学的强烈影响。正是由于科学带有鲜明的哲学特色，因而它也呈现出鲜明的文化特色，所以说，“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3]
当然，科学作为在一定哲学思想指导下，在特定文化模式框架内人们认识自然界的成果，它又会反过来影响人们的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从而影响一个民族的文化。这就充分说明，哲学作为人的一种世界观，作为文化的核心，科学作为认识自然界的理论成果，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作为各种精神成果的总和，作为哲学和科学的包容框架，它们之间相互匹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二
说哲学是文化的核心，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证。
第一，从文化概念的内涵来看，其核心是哲学。有人把对文化的不同理解归为四种类型：“文化—成果论”认为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一切成果，这些成果包括诸如知识、艺术、宗教、神话、法律、风俗及其他社会现象；“文化—能力论”把文化理解成人类的能力，这些能力主要是指人类的智力、知识及其运用知识的能力；“文化—精神论”把文化看作是与物质相区别的精神现象；“文化—行为模型论”认为文化是人们从社会里所习得与传递的行为模式。[4]很显然，前三类对文化的理解与“哲学是文化的核心”是完全一致的。
因为，如果把文化看作是人类创造的成果，那么哲学无疑是最重要和最具代表性的成果，而且哲学作为方法论，还给人类创造其他成果提供指导；如果把文化看作是人类的能力，那么哲学无疑是人类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能力——思维能力的最高体现，而且思维能力同时也是其他能力的基础；如果把文化看作是人类的精神现象，那么哲学更是其不言而喻的灵魂。至于“文化—模型论”，从表面上看它似乎是把文化仅仅看成是“人类生活的样法”（梁漱溟语），但持这种观点的人仍然把人的精神生活看作是各种生活样法的主要方面，[4]而人类精神生活的核心理所当然是“世界观”——哲学。所以说，最后一类对文化的理解与“哲学是文化的核心”也是一致的。
第二，从文化的结构看，其核心也是哲学。尽管由于不同的人对文化概念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因而对文化结构的层次作了不同的划分，但大多数学者都把文化结构划分为三个层次：物质的、制度的、心理的。其中物质层次属于文化的最表层，它主要指衣、食、住、行以及用、做等人类的物质生活方式；心理层次属于文化的最内层，它主要指思维方式、宗教信念、价值取向、审美情趣、道德观念等与社会意识相关的人类的精神生活方式；而介于它们二者之间的是人们的“规范”生活方式——经济、政治、法律、教育制度等。不难看出，文化结构的心理层次在整个文化结构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因为它是文化模式的整合因素，它渗透在文化的各个方面，它不仅是“规范”生活方式的基础，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物质生活方式。而社会心理的核心当然是哲学。
第三，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看，其核心仍是哲学。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提出一个著名命题：“文化是人格在典章上的扩大”，[5]这就是说，“文化是一组人格心理特征的规范化、合法化和制度化”，[5]或者说，文化是个人心理特征在群体中的放大和映射。很显然，个人的心理特征是取决于其世界观（哲学）的。从文化的发展历程看，哲学不仅贯穿于文化发展的全过程，而且还决定着文化的走向和特点。事实上，世界上之所以存在着不同的文化模式，如中国文化，西方文化，阿拉伯文化等，其实质就在于它们是在不同的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换句话说，它们之间的不同主要就在于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的不同。所以无论是从文化的形成还是从其发展的过程来看，文化的核心都应当是哲学。
三
历史上，科学和哲学曾经是一家，这是因为科学和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共性：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而自然界也是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科学的研究目的是认识自然，解释自然，而这也是哲学的研究目的之一；哲学研究的方法是抽象、概括、直觉、猜测、演绎等，而这些也是科学的研究方法的一部分。在古代，由于对自然界进行研究的系统的实验方法还没有出现，因而科学基本上是以自然哲学的形式存在的。但是西方在文艺复兴后，伽利略首创用系统的实验方法对自然界进行研究，从而使科学逐渐成了实证知识，这样一来，科学也就同无法用经验进行检验的思辨知识的哲学分道扬镳了。不过，由于科学和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在很大范围内是相同的，因此这种分道扬镳仅仅意味着它们对自然界研究的层次，研究的角度，研究所获得的成果及其接受的检验方式等方面的区别，而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的完全分离。从本质上讲，它们永远是“一家”，它们永远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
首先，哲学为科学提供认知图式。众所周知，科学研究是人对自然界的认识活动，这种认识活动当然不是靠单纯的S→R（刺激→反应）过程进行的，而是按皮亚杰所说的S→AT→R（刺激→认知图式→反应）过程进行的。即外界刺激只有经过认知图式的整合才能成为主体大脑的反应，形成认识。那么这种认知图式是什么呢？皮亚杰认为它是主体在与客体的相互作用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一种认知框架，认知模式，康德认为它是一种“先验范畴”，而实际上，对作为人的高级认识活动（理性认识活动）科学认识而言，这种认知图式就是一种哲学思想。因此，这就决定了具有不同哲学思想的人和民族会把相同的科学事实整理加工成不同的科学理论。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康德说：“按其本义来称谓的自然科学首先是以自然的形而上学为前提的”，[6]恩格斯说得更清楚，“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7]正因为如此，从“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这种现象出发，托勒密建立了“地心说”，而哥白尼却提出了“日心说”；从迈克尔逊—莫雷实验所得到的“以太漂移零结果”这一事实出发，洛伦兹和斐兹杰拉德提出了所谓的“收缩假说”，而爱因斯坦却由此建立了“相对论”。这样的例子在科学史上可以说是举不胜举的。
其次，哲学为科学设定方向和开辟道路。科学研究是一种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活动，为了保证这种探索活动能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能获得预期的成功，科学家在一开始就必须根据已有的知识提出科学假说来指导和规范他的科研活动，而科学假说（潜在的、有待确证的科学理论）的提出必然要受哲学思想的“引导”。这就是所谓的“哲学思想可以使人们看到未来”[8]的真正涵义。此外，哲学思辨本身往往也会成为科学思想的源泉，成为科学研究的先导：今天的原子论和基本粒子理论同古希腊的原子论，今天的化学元素理论同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说”，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说”，今天的日心说同阿利斯塔克的“日心说”，今天的宇宙演化学说同古代的宇宙演化学说难道不是一脉相承的吗？无怪乎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感叹，“我想，假如没有对纯思辨的有时甚至相当模糊的思想的信仰，科学发现是不可能的。”[9]在哲学为科学提供形而上学（哲学）基础和为科学指引方向的同时，科学也推动了哲学的进步，纵观科学史和哲学史，人们不难看出这一点。其实，科学之所以是哲学发展的推动力，这是由科学和哲学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科学和哲学（主要指自然哲学）从本质上讲都是认识自然和解释自然的，它们的主要区别仅仅在于，科学是用实验方法对自然界的某一领域，某一层次或某一方面进行精细研究，而哲学则是用思辨方法对自然界作概括性认识。因此很显然，科学研究的新成果作为对自然界某一方面的重新认识必然会影响到作为对自然界进行概括性认识成果的哲学。从实际情况看，科学对哲学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科学对哲学提供新的研究课题，新的概念和新的证据，使哲学研究的层次不断深化，使哲学研究的问题更加多样化，从而丰富哲学研究的内容。狭义和广义相对论诞生后使人们对哲学上的时间、空间、运动、物质概念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发生了实质性改变，量子力学的建立对哲学上的决定论和非决定论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作出了新的解释，系统科学的出现不仅为哲学提供了系统、结构、信息这些新的概念，而且还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是联系和发展的”学说提供了精确的证明，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第二，科学的发展促使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反思科学本身，从而导致新的哲学分支的诞生。例如，“19世纪科学的历史向哲学家提供了前途广阔的远景”，[10]进入20世纪，这种远景已经变为现实：物理学哲学，生物学哲学，系统科学哲学，信息哲学纷纷登台亮相。毋庸置疑，这些“新哲学是作为科学研究的副产品而产生的。”[10]
第三，科学的发展促进哲学形态的变革。每个时代的哲学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的自然科学发展水平决定的，而科学的进步就意味着人们对自然界诸方面的认识越来越深刻，越来越精确，越来越全面，因此这就必然会导致人们对世界看法的根本改变，即导致哲学形态的根本变革。事实上，古代朴素的自然哲学，近代形而上学自然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都是在当时自然科学成就的基础上诞生的，都与当时的自然科学发展水平相“匹配”。“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11]就是对这种现象的高度概括。
四
既然哲学既是文化的核心，又是科学的认知图式，那么这当然就意味着文化和科学都有相同的“哲学基因”。所以科学作为整个文化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与文化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相互影响。文化对科学的影响表现在：
其一，文化是科学生长的土壤。如果说哲学是孕育科学的基质，那么文化就是科学生长和发育的土壤。从科学史看，文化主要从社会心理和社会体制两方面“滋养”科学。社会心理方面的“滋养”是指社会广大成员在情感情趣、价值取向、认识水平、普遍心态等方面对科学的承认或认同，从而激励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社会体制的“滋养”是指社会通过制度、政策、措施、法律等来“正式”承认或认同科学研究，并刺激和鼓励各种科研活动。文化对科学的这两方面的滋养是科学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之所以在文艺复兴后一下子蓬勃兴起，并飞速发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文化的滋养。
其二，文化决定了对外来科学的接受、消化和吸收的程度、方式和范围。由于不同的科学形态是在不同的哲学基质上诞生的，是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上生长起来的，因此一种文化对在其他不同哲学和文化背景下孕育和发展起来的科学能否接受、消化和吸收，以什么样的方式接受、消化和吸收，如何取舍等都取决于该文化模式与外来科学之间的“匹配”程度。如果它们之间的匹配程度很高，那么它就会毫无阻碍地融合起来，成为一体，科学中心转移的“汤浅现象”就说明，“西方的”科学在同一个西方文化圈内可以自由流动；相反，如果它们之间的匹配程度很低，那么它们就会像油和水一样很难混到一起，如伊朗在1963年曾试图强行引入西方的科学，但由于其固有文化的排斥，不得不以失败告终。
而科学对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上。在物质层面上，科学通过技术革新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促进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从而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在精神层面上，科学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作为认识自然界的结晶，它的进步必然会促进人们自然观、道德观、宗教观、审美观等各种思想观念的变化。显然，当科学在物质层面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在精神层面上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形态，并进而改变了人们所构建的各种社会体制时，文化的转型也就瓜熟蒂落了。因此可以说，科学是文化转型的主要推动力。
五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不难得出两点结论：(1)科学、哲学和文化是三位一体的。即，有什么样的哲学，就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科学，反之亦然。(2)一种文化对外来科学的认同程度和认同方式取决于它们两者之间的“匹配”程度。从这两点结论出发，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对所谓的“李约瑟难题”进行讨论了。
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技史》中以及其他不同场合多次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其大意是：在16世纪前中国的科学技术一直领先于西方，但为什么近代科学技术没有诞生在中国，却诞生在西方呢？或者也可以说，为什么近代以来中国的科学技术突然落后了呢？[12]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该难题一提出，就立即引起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学术界的关注，许多学者纷纷提出各自的看法和解题方案。但仔细推敲起来，这些看法和解题方案似乎都存在缺陷。其实，由于李约瑟（以及其他许多学者）搞混了两个重要概念，所以这一难题本身就存在矛盾，根本无法在其原来的意义上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李约瑟等人搞混的第一对概念是：中国科学和西方科学。中国有中国的文化，西方有西方的文化，中国有中国的哲学，西方有西方的哲学，而且它们属于不同的文化模式和哲学形态，这一点我想不会有人提反对意见。但既然如此，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就是：中国有中国的科学，西方有西方的科学，它们属于不同的科学形态。从中西方的科学史来看，情况也确实如此。数学上，《九章算术》与《几何原本》；物理学上，《墨经》与《物理学》；天文学上，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与日心说（古希腊的阿利斯塔克提出）和地心说；医学上，中医学理论与西医学理论之间的差异同《老子》、《论语》与《蒂迈欧》、《形而上学》之间的差异本质上是一回事。实际上，中西方科学上的差异恰恰就在于中西方哲学和文化之间的差异。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李约瑟等人之所以弄不明白为什么近代西方科学没有诞生在中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把中国科学和西方科学这两个不同的概念看成是“科学”这一个概念了。在中国传统的哲学和文化背景下任何时候也不会孕育和诞生出西方的科学，这就如同在西方哲学和文化背景下永远也不会诞生出中国的科学一样，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假如在15、16世纪的中国真的诞生了近代的西方科学，那才真的叫“难题”呢！
也许有人会问，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抛弃我们的传统科学而接受西方的科学呢（医学似乎是一个例外，也许这是一个小小的“难题”，不过并不难解）？这当然是由于西方的近代科学与技术结合在一起，显示出了强大的威力，因此迫使我们不得不这样做。不过，尽管我们现在的文化在物质、制度、心理的三个层次上都较传统文化有了很大的改变（这既是接受西方科学的一个结果，同时又是一个前提），并且正处在实质性的转型期，但由于我们几千年来所形成的各种文化传统和哲学思维方式仍潜意识或显意识地沉淀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因而这就决定了我们现在基本上仍处于被动接受西方科学的阶段，还谈不上孕育和诞生出西方意义上的科学理论。例如，时至今日还未见一个中国人提出可与相对论、量子论、大爆炸宇宙论、基因理论、系统理论相提并论的学说。而且从目前情况看，在将来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仍将以学习和接受西方的科学为主。
李约瑟等人搞混的第二对概念是：科学和技术。根据本尼迪克特的文化相对主义，不同的文化模式是不可比的，因此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一般说来也是不可比的。李约瑟说16世纪前中国的科学技术比西方先进，显然是把科学和技术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了，把衡量技术先进与落后的功效性标准误用到了科学上。实际上，16世纪前中国仅仅在技术上走在了西方的前面，而在科学上则并非如此。
然而，既然中国在16世纪前技术那么先进，为什么近代技术没有诞生在中国，且后来中国技术为什么又突然落后了呢？众所周知，西方的近代技术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是一种“科学技术”，中国近代以来没有诞生出近代科学，当然也就不会诞生近代技术—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而且，当西方的近代技术与科学结合在一起时，就呈加速趋势向前发展，这样一来，西方的“科学技术”在很短的时间内超过缓慢发展的中国传统的“经验技术”当然就成了情理之中的事了。
[收稿日期]2000-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