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危机及其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欧论文,民主论文,当代论文,危机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东剧变后，在社会政治舆论普遍向右倾斜的背景下，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总体声望下降，党员人数和选民人数减少，一些党在重要的选举中失利甚至失去执政地位。在新保守主义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社会民主党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显得漏洞百出、软弱无力，陷入失效困境。许多左派知识分子和原社会民主党的追随者对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前途失去信心，甚至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理念产生怀疑。一时间，民主社会主义的危机成了各派学者和大众传媒广泛议论的话题。
一、民主社会主义的危机
民主社会主义的危机虽然是在苏东剧变后才突出地显现出来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但是引起危机的各种主客观条件早在70年代就已经开始酝酿了。随着70年代中期西欧战后经济繁荣时期的结束和第一次经济危机的爆发，民主社会主义开始呈现出总体衰落的发展趋势。苏东剧变只不过是使这场酝酿已久的危机公开化、尖锐化的催化剂。
从总体上看，当代民主社会主义的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西欧一些主要社会民主党的党员人数减少，在选举中的得票率下降。
以西欧最具代表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和瑞典社会民主工党为例：德国社会民主党1976年鼎盛时期的党员人数超过100万， 此后便开始持续下降，到1989年苏东剧变前尚有92万，1994年降到了85万，其后几乎平均每月流失党员2000人，至1996年底已降至不足80万人；法国社会党在70年代是发展最快的时期，党员人数从1971年的7 万人跃升到70年代末的20万人，1985年高峰时曾达到22万人，但自苏东剧变以后，党员人数急剧减少，现已回落到8万人；瑞典社会民主工党70 年代中期党员人数曾超过110万人，1989年时仍有党员60万人， 而现在党员人数已降至26万人。
西欧各社会民主党不仅党员人数下降，而且党员成分老化问题和党员的离心倾向也十分严重。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例，年龄在36岁以下的党员在党内所占比例1974年为31%，1995年降到15%。该党现在几乎很难争取到年龄在16～25岁之间的青年人，党的生命力主要依靠“70年代人”所组成的核心来维持。
西欧社会民主党组织实力的削弱对其在国内政坛中的地位无疑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其直接的结果是选民大量流失，在大选中的得票率下降。下表便是西欧主要社会民主党苏东剧变前后在各国大选中的得票率（%）与历史上最好成绩的比较。
国别 最好成绩苏东剧变前
苏东剧变后
德国45.8(72年)
37.0(87年)
33.5(90年)
法国37.5(81年)
35.9(88年)
20.3(93年)
英国48.8(51年)
30.8(87年)
34.2(92年)
西班牙 48.4(82年)
39.6(89年)
38.7(93年)
奥地利 51.0(79年)
43.1(86年)
42.8(90年)
瑞典50.1(68年)
43.7(87年)
38.2(91年)
从上表可见，除英国工党外，其他各党在苏东剧变后的大选得票率都不同程度地有所下降。1994年以后，虽然大多数国家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和影响开始回升，但是这种回升并不稳定。有少数几个政党虽然达到甚至超过了苏东剧变前的水平，但与历史上的最好成绩相比还有很大距离。
（二）社会民主党的经济和社会政策陷入失效困境，开支过大的社会福利国家难以为继。
民主社会主义尊崇的基本价值目标是自由、公正、互助。从这些基本价值目标出发，各国社会民主党力图通过和平改良的渐进方式逐步建立一种既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纯资本主义”，也不同于以苏联为代表的“现实社会主义”的新社会模式——“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福利国家被认为既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也是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在现阶段的实现形式。
多年来，各国社会民主党逐步推进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具体政策和具体作法虽然有所不同，但其主要的政策原则是基本一致的，这就是：对有关国计民生的要害部门实行国有化和生产计划化；扩大国家的经济干预职能，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手段对经济发展进行宏观调控；倡导建立劳资协议制度和劳资社会伙伴关系，努力实现充分就业；实行高税收、高工资、高福利的“三高”政策，建立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求更加公正地分配社会财富，缩小社会贫富差别。
在西欧的战后重建和经济繁荣时期，社会民主党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曾取得巨大的成功。和谐的劳资社会伙伴关系和完善的社会保障网不仅促进了经济发展，而且保障了社会安定。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和影响也因此达到了高峰。
但是，随着70年代中期西欧爆发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开始失灵。在经济“滞胀”的情况下，继续实行赤字财政政策，依靠国家巨额财政开支来支撑经济发展无异于雪上加霜。而且由于多年来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西欧国家政府开支1978年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6%，有的国家仅社会福利费开支就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3，进一步增加的余地已经很小。此外，70年代开始的新科技产业革命所带动的经济结构调整，造成了大规模的结构性失业，这种新的失业现象用凯恩斯主义的传统政策是无法解决的。高失业率酿成的社会新贫困，加重了社会保障体系的财政负担，使高成本的社会福利国家建设难以为继。由于失业问题日益严重，劳资之间原有的力量平衡被打破，资本家在劳资关系中越来越居于支配地位，而社会民主党的劳资妥协政策的回旋余地则越来越小。
从70年代末开始，新保守主义在许多国家得势。它用新自由主义学派指导原则取代凯恩斯主义，放松国家控制，大力推进私有化，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减少税收以刺激私人投资，限制工会权利，削减社会福利，推行扩大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政策。特别是在苏东剧变以后，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竞争压力消失，社会福利投资对维护西欧社会稳定和内部凝聚力的重要性减弱，所以新保守主义势力更加肆无忌惮地向社会福利国家的合法性提出挑战。
在新保守主义的进攻面前，西欧社会民主党因缺乏有效对策而陷入被动防御地位。社会福利国家当年取得辉煌成就是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为条件的，而近几年西欧经济普遍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总失业人数已超过1400万人。这使得围绕社会福利国家成本负担问题的争论愈演愈烈。新保守主义派指责社会福利国家搞过了头，认为“三高”政策使企业不堪重负，打击了私人投资的积极性，削弱了西欧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因此主张进一步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开支。而社会民主党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和社会保障体系亏空严重的困难形势，也不得不承认过于庞大的社会福利网确实存在着入不敷出、管理不善等问题，需要进行调整和改革，否则将难以维持下去。因此，它们不但对右翼的进攻难以组织有效的抵抗，而且其本身的政策调整也日益与右翼政党趋同。目前许多执政的社会民主党都在实行紧缩政策，自行削减自己一手创办的社会福利，西欧社会福利国家建设正全面出现开倒车的局面。
（三）理论上迷惘退缩，对“社会主义”目标出现认同危机。
长期以来，“民主社会主义”虽然在指导思想、价值体系和理论论证方面与科学社会主义有天壤之别，但是在对社会主义目标的表达方面却有某些相似之处。它自称谋求“建立一种新的和更加美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建立一个自由、平等、没有阶级特权的团结互助的社会”。为此，它主张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企业实行国有化，认为为了消除社会不公和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逐步实现公有制和对经济实行民主化、计划化管理是适宜的和必需的。然而自苏东剧变以来，上述这些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历史传统中继承下来的目标和理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社会民主党对这些目标和理念的认同发生了动摇，它们普遍放弃了“国有化”口号和国家直接对经济进行计划调控的做法，并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目标和理念进行深刻的理论反思。在英国，讲求实用的工党新领导毅然决然地修改了已有近80年历史的党章第4条， 在阐述社会主义目标时不再提“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的公有制”和“民众管理及控制企业与公共事业”，而代之以追求混合经济、民主和社会公正。而在德国，注重理论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则围绕是否继续使用“民主社会主义”概念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理论争论。这场争论以比较尖锐的形式突显了社会民主党人理论上的迷惘和对传统社会主义目标的认同危机，在西欧各社会民主党中颇具代表性。
在这场理论争论中，主张放弃使用“民主社会主义”概念的人，虽然表面上强调的理由是要同原苏东的“现实社会主义”，以及同近年来一些由原共产党改称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划清界限，避免与之发生概念上的混淆，但是，实际上他们是想通过抛弃“社会主义”概念来彻底割断社会民主党与西欧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传统之间的历史联系，全面修改传统上与“社会主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目标设想和理论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那些主张坚持“民主社会主义”概念的人，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目标也并非持完全认同的态度。他们之所以反对放弃“社会主义”概念，主要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社会民主党需要一种能表明自己特色的政治象征和能激励自己前进的社会理想。至于谈到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真实内涵的理解，他们与自己的争论对手实际上并无多大差别。他们在争论中也承认，在西方工业国家中，已不存在传统的工人运动，工人阶级作为本来的从未能得到精确界定的社会基层已经消溶在各个阶层、群体和利益联合体中。因此，他们对民主社会主义能依靠谁来实现自己的目标的问题也感到困惑和迷惘，认为这个问题是“悬而未决的”。此外，他们还认为，实际上民主的工人运动已能够做到在西欧资本主义工业国家中，使资本主义改变成一种受到社会节制的、开明的和温驯的资本主义。在这段时间内，从理论上讲，现代的后福特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在其中心地区，可以容许人们假定有可能实现一种不再主要依靠剥削人的劳动力的资本主义经济，它也容许人们通过扩大公共监督而使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和决策权进一步民主化。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改良前景的这种乐观估计，他们虽然仍主张“将‘民主社会主义’设想作为替代资本主义的原则”，但是与其争论对手一样，他们也不再强调甚至反对用一种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全盘替代资本主义。这一派的一位重要理论家霍·海曼甚至断言：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设计并实际建立一个替代的经济制度的尝试，应被看作是最终失败了；按纯经济的标准衡量，虽然存在着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各种替代选择，但是只有比它更差的，却没有比它更好的。
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价值委员会以一份题为《社会主义——关于处理一个概念的困难》的文件，对这场争论作了总结。在这份文件中，这个党的理论权威机构只是罗列了争论双方的观点，却完全回避了对这些观点的是非作出判断。对于“应当在多大程度上继续遵循传统上与‘社会主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目标设想”这一党内最根本的战略分歧，这份总结性的文件并未给出明确的回答。党的领导层和理论权威机构的这种理论上的含混不清和畏首畏尾，使党员思想上的困惑和迷失方向感日益严重。
由于理论上的迷惘和退缩，西欧各社会民主党正日益丧失自己的传统特色，与其他思想政治流派趋同的倾向日益明显。它们现在很少强调自己在纲领目标上和改革战略上与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政党的根本对立和原则区别，而热衷于讨论“各种社会结构的、经济的和社会福利的塑造替代方案之间的侧重点差别”。从近几年各党制定的竞选纲领来看，几乎都未涉及能体现“社会主义”政党特色的社会改革目标。它们在纲领中提出的政策主张与保守派、自由派政党的主张基本上大同小异，只是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或是在程度上有所差异。这种趋同现象深刻地反映了社会民主党人对社会主义传统理论和目标的自我怀疑和自我背弃。与组织上的削弱或某些政策的失效相比，这种思想上的自我怀疑和自我背弃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继续生存构成了更加致命的威胁，是当代民主社会主义危机的要害所在。
二、民主社会主义危机的原因
关于民主社会主义陷入危机的原因及其未来命运，近几年已成为西欧学术界激烈辩论的热点问题。不同政治流派、学术流派的专家学者发表了各种不同的议论和见解。综合起来看，在非社会民主党的学者中，主要有以下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一）西欧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者的民主社会主义“历史使命终结论”。
西欧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的理论家们，尽管各自的学术观点不尽相同，但是在讨论民主社会主义的危机时所使用的材料、论据和得出的结论却空前一致。他们批判民主社会主义的共同论据是：随着西欧国家社会福利的提高和扩大，社会民主党已经完成了其肩负的历史使命。在完成这个使命的过程中，社会民主党使国家经济负担过分沉重，使市场的自我调控能力遭到破坏，使激励企业主动精神和经济上自我责任感的刺激日益减少，尤其是社会民主党过高估计了政府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的宏观调控能力，低估了国家干预过多产生的负面消极作用。社会民主党在努力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同时制造出了新的更严重的问题，失去了对社会福利体系的控制能力，造成了政治与消费领域的享乐主义。他们从这种批判中得出的共同结论是：国家必须退出经济生活，要使投资者在决策时不再受到以再分配政策为基准的国家行政干预和国家命令的限制。这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拉·达伦多夫是第一个公开宣布“社会民主党世纪的终结”的人。他断言，社会民主党的以“经济增长、社会平等、劳动就业、理性原则、国家、国际主义”为内容的政治方案到20世纪末完全丧失了物质的和思想的基础，“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论述的都是昨日的命题”，已经过时了。
（二）西欧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民主社会主义“背离论”。
在西欧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们看来，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之所以陷入危机，不是国家干预太多了，而是“市场太多了”。他们以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社会主义社会为标准，批判社会民主党人不仅没有努力推进把资本主义社会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变革，而且反对、至少是阻碍了变革。一方面，由于社会民主党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企图从社会福利的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管理，所以它就必然要与资产阶级谋求共识，而这对于社会主义政党来说无异于是作茧自缚的自杀行为，最终不能不沦为可悲的失败者。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放弃乃至牺牲议会外的群众运动，把全部获胜的希望都寄托在选举票箱上，从而导致一种束缚自己手脚的选举主义，“最终使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被冲淡稀释，变为一种胆怯的中派主义”。社会民主党人在努力加强以选举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的时候，堵塞了以社会主义方式解决问题的道路。该派的一位代表人物利奥·帕尼奇作出结论说：社会民主党的危机绝非偶然，归根结底是由它自己造成的。他们认同现存的国家结构，宣扬阶级调和；他们关心的是为下次大选提出政策方案和进行动员活动；他们过分关注议会日程和辩论活动；他们赞同产业组织和政治组织之间的分工，并认为必须加强产业组织和政治组织高层的联系。所有这些都证明了他们的举措失当。
（三）调节学派的民主社会主义“危机必然论”。
在关于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危机原因的讨论中，七八十年代创立调节理论的左翼知识分子提出了有一定合理性的看法。他们把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产生发展、兴盛衰落与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资本积累战略、资本主义调节手段的变化联系起来，试图作出更深层次的分析。
调节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商品关系和劳资雇佣关系，还取决于国家机构、各种社会机构、现有各阶级和个人出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而进行的强制性社会调节活动。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任何一种资本积累制度都是与某种特定调节方式相联系的，两者之间的不平衡倾斜、矛盾冲突往往导致再生产危机，乃至深刻的经济危机。危机过程中旧调节方式的具体形态逐渐瓦解，最终为一种新的调节方式所取代，从根本上对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进行重新组织。这种危机变革过程自70年代后期以来，伴随新科技产业革命，明显体现于西欧资本主义从福特主义时代向后福特主义时代的过渡中。而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由盛转衰的过程也恰恰是与这一过渡联系在一起的。
调节学派通常把1945～1974年这段时期称作西欧资本主义的福特主义时代（核心阶段是1950～1967年）。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模式的特点是借助生产流水线的实施与推广，形成一种规模经济，不仅生产资料产品，而且居民日用消费品都实现了工业化、标准化的大规模流水线生产。在充分挖掘本国市场潜力的资本积累战略指导下，企业力图使生产者同时成为产品的消费者，于是在大幅度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前提下，相应地增加雇员的工资。工人实际工资的提高刺激了对日用消费品的需求，使国内市场持续扩大，从而反过来又推动生产继续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这种以大规模群众性消费促进大规模工业生产的资本积累模式，同时也成为凯恩斯主义膨胀的经济发展战略和赤字财政政策的基础。凯恩斯主义不仅主张增加雇员收入，而且力主通过扩大政府开支，包括社会福利开支来刺激需求，扩大生产，实现充分就业。
西欧社会民主党此时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福特主义时代的资本积累战略正好合拍。这个模式的某些基本内容，如劳资合作的社会伙伴关系，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宏观调控政策和扩大社会开支的赤字财政政策，社会福利国家建设所体现的社会团结互助与社会再分配原则，社会改良主义路线指导下的扩大雇员参与经济民主与社会民主权利的要求等，已构成福特主义时代资本主义不可分割的具体内容。可以说，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曾是福特主义时代调节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的颇为成功的一种方式。在这种方式中，经济上的必然性与社会民主党的政治风格达到了和谐统一。社会福利国家建设较大幅度地改善了居民整体福利水平，把劳动生产率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及社会各阶层和平、民主地凝聚在一起，保障了国内政治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了宽松有利的条件，社会各阶层对于这种“凯恩斯主义社会福利国家的和谐方案”及其建筑师社会民主党都表示认同。所以，社会民主党才发展成为福特主义历史阶段的群众性政党。
自70年代中期起，福特主义制度开始瓦解，逐渐被后福特主义积累制度所取代。根据调节学派理论家的分析，后福特主义制度具有如下特点：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比例下降；为满足不断提高的对消费品的个性化需求，灵活的专项化生产逐步取代大规模的批量生产；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导致雇员队伍的分化，工会作为雇员代表所推行的集体劳动工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分散化、个人主义化倾向削弱了工会的力量；劳动生产率增长与雇员收入增长脱节，雇主为增加资本利润而单方面宣布废除福特主义时期建立在劳资合作、社会伙伴关系基础上的再分配格局；资本全球化导致国际竞争加剧，为应付竞争压力，公司企业不断推进生产、管理的合理化改革，大量裁员，政府不断削减社会福利。
由于经济领域发生的上述变化，西欧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气候也明显地发生了相应变化，凯恩斯主义的主导地位让位于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供给学派。在这种气候下，提高工资不再被人们从需求理论的角度看成是件好事，而被指责有害于提高企业和国民经济的竞争能力；企业的社会福利支出也不再被看作是促进生产与消费一元化循环过程的积极举措，而被片面地说成是在本国和国际市场上改善竞争能力的障碍；从前颇为成功的福特主义的调节方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结构和再生产条件。在这种形式下，社会民主党被迫放弃原来的方针政策，转向实行经济紧缩、削减社会福利、限制工人的经济民主权利和工会权利的政策。简而言之，社会民主党被迫赞同甚至亲自推行反对自己最重要的社会基础——雇佣劳动者的政策，这就必然导致民主社会主义的危机。
调节学派对民主社会主义危机原因的分析，指出了一条很有启发的思路。但是，他们在分析中往往过于强调客观条件的变化给社会民主党带来的消极后果，而低估了社会民主党对于变化了的条件的适应能力。这样就容易走入“宿命论”的误区，得出与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派理论家相类似的结论。
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们坚决拒绝接受这种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必然失败的结论。尽管他们承认，由于向后福特主义时代过渡和新科技产业革命带来的某些负面效应，社会民主党和社会福利国家确实遇到了巨大的挑战，面临不少困难，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这些困难是无法克服的。德国学者沃·默克尔在近年出版的《社会民主党走向终结了吗》一书中写道：“所有‘失败论者’，尽管他们规范标准不同，认识问题的出发点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即对社会民主党仅作统计学观察，没有把社会民主党放到社会活动家的位置上。失败论者一方面对70年代以来加速变化的经济与社会环境作出了透彻的分析，另一方面只是简单地把社会民主党看作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的消极牺牲品。他们低估了社会民主党的‘修正’能力，即用变化的眼光对战略、目标、政策进行检验，作出修正，以期为社会民主党的胜利，至少是为政治上的继续生存创造条件，施加影响。”与其他各派的理论家们不同，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们更多地强调社会民主党要以自身的变化来适应客观条件的变化，强调在危机形势下党的高层领导在目标选择、战略决策（特别是对联盟战略的决策）、政策调整等方面所作的主观努力的重要性。他们认为，社会民主党的衰落并不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命运，随着对自身政策、目标、活动方式的不断自我修正，社会民主党将会重新在西欧的政治舞台上重振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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