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论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引领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政治逻辑
祝全永，王宇星
(华南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州 510641)
摘 要： 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习近平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对国际关系提出的新期盼，是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新指导，是推动建构新型国际秩序的价值依托。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具体实践方案，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创新发展，旨在造就以政党外交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中国特色政党外交具有高度的相互依存性，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离不开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有力保障，而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离不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价值支撑，这既是理论与实践相互作用的政治逻辑，也是新型国际关系的建构逻辑。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国特色政党外交；价值基础
引言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1]，世界间的相互联系越来越密切，“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国际关系越来越显著，全社会越来越呈现出“同呼吸、共命运”的发展现状与趋势。为了顺应世界整体发展潮流、共同应对全球性危机、实现国内国际协同共进，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实现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并长期执政的条件下，思想和实践与时俱进，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利益诉求也由起初“解放人类社会，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发展到倡导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再到呼吁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变化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的与时俱进，也反映了中国人民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美好追求”[2]；更昭示着中国愿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理念，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出了一份可资借鉴的“中国方略”。2017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在北京顺利进行，主要议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政党责任”。此次会议，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为推动构建新型政党关系而促成世界范围内大多数政党间沟通交流的理论探索，另一方面也是对以往不同国家、地区之间外交关系的突破和补充，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新的支撑机制。“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点，对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和世界秩序建设具有积极的独特作用。”[3]因此，深入挖掘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引领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逻辑理路，有利于在推动政党外交的过程中与时俱进地优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利于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指导下不断地调适各政党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构建稳定繁荣的世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一、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基本内涵与鲜明特色
(一)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基本内涵
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源于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理论，反映了由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造就的世界联系日益紧密的社会现实，辩证统一的思维逻辑贯穿其中；“它以人类整体为行动主体，以共同命运为联结主线，以共赢共享为发展主旨。”[4]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从理论逻辑与现实指向两个层面实现了对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在理论逻辑上，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均产生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的时代背景，但前者侧重超越意识形态、强调合作共赢，在两大阶级的求同存异、互鉴互利中实现“自由人联合体”；就实现过程而言，“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强调推翻资产阶级旧社会、消除阶级与阶级对立，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强调相互联系，正确认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探索能建立联系、进行合作的基点；就价值目标而言，“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5]，“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表现形式，在其中不存在阶级对立、剥削和压迫，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而全面地发展。在此基础上，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成为指导建构新型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与政治原则，即在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国家之间形成共同的身份认同、塑造全人类共同的价值理念。在现实指向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自由人联合体”的初步实现：其一，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在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允许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即并未消灭资产阶级，而强调两大阶级进行超越意识形态的合作共赢；其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并不是“人”，而是国际社会的“主体”，如国家、地区、国际组织、政党。因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而每个人自由发展的首要前提是国内和国际的和平稳定，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自由人联合体”的先导。“中美贸易战”的暂时停歇以及这一过程中美国和中国在举措上灵活运用均体现出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休戚相关的联合整体，具体表现为美国在对中国加征关税后中国进行策略性反击，限制美国大豆进口并对等加征关税，这也表明世界上各主体间相互关系的辨证统一性。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同于西方社会所倡导的以利益为基础的个体主义和自由主义，它对内对外均不以争夺利益和权力为行为准则，提倡自由、民主、平等、公平、正义和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仅表明世界联系的密切，更证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非对立、不容，反而能够建立联系，实现互利互惠。这决定了在政治上，各国在对外交往过程中，更注重求同而并非对立，更注重围绕议题建立联系而并非以意识形态“拉帮结派”，更注重承担国际责任而并非只享受发展的利益。互联网的世界全覆盖、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全球在进入数字化时代的同时，也在无形中加深了世界的联系，国际关系由现实领域延伸至虚拟空间，各种文化相互交织、相互作用，“人类活动被当作文化来理解和贯彻了。”[7]而各种文化不再以单一的形式出现，要么在与其他文化对比中彰显优势，要么与其他文化融合再生为第三种文化，要么与政治经济活动相联系，比如“一带一路”倡议承载并践行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二)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鲜明特色
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新时代国内国际形势变化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以及维护世界和平的使命担当，在回应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特别是中国强大后对世界产生的影响以及国际社会的关系走向等重大问题中逐步形成的。时代背景、价值理念和实践基础的差异赋予了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鲜明特色，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外交理论。首先，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其所蕴含的人类共同价值观离不开中国传统价值理念的弘扬与融入。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8]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要求构建一个命运关联、利益攸关的世界共同体，其贯彻了“唇齿相依”“巢倾卵破”“互为表里”等优秀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也意味着“和而不同”是国际社会交往过程中应该遵循的根本准则。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承继以往“大同”和“小康”等理想社会憧憬，不仅尊重各民族、各国家文明的个性，还强调尊重各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组织价值理念与目标宗旨的不同，在民主、平等、包容、互鉴中相互丰富、共同发展，营造一个和谐、稳定、发展的国际环境。其次，“倡导价值认同”是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首要前提，“和而不同”关键在“和”，“相互尊重、相互认同”是人与人交往、各种国际主体间相互交往的基本准则，更是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核心基石。“倡导价值认同”一是强调在当下国际社会联系日益密切的时代背景下超越意识形态的界限，尊重意识形态的不同并以此为基础谋求相通；二是兼顾历史、现实与未来，打破以往“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国际交往模式，厘清当今复杂的国际关系，共同克服和解决日趋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为实现全世界繁荣发展奠定深厚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再次，“促成文明交流与互鉴”是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价值基础，政党外交作为国际外交关系的补充有利于促成不同文明的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和共同发展。“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能更好。”[9]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国在其他文明认同中国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尊重人类其他文明成果，以消解不同文明带来的交往冲突。文明的交流与借鉴并不局限于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交流，还包括政党的交往、媒体的沟通，这能促使不同文明主体加深对其他文明的认知和理解，拓宽中西方文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沟通的渠道，不断形塑新的世界性文明。最后，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终极诉求是实现世界范围内不同国际外交主体之间“合作共赢、共享发展成果”。合作共赢是共享发展的根本路径，共享发展是合作共赢的直接目的，“是人类存在于世界之中的永恒动力”[10]。践行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必须有脚踏实地、合情合理的行动，比如在共享发展中，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人们要摒弃以邻为壑的短视，树立“合作共赢”的长远理念，以谋求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促进，形成动态平衡的国际关系。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框架下，合作共赢有助于营造安全的国际环境，政党外交作为突破意识形态、政治制度障碍的外交模式是合作共赢的重要举措，更有助于建构互相信赖、共享发展成果的世界发展格局。
二、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价值基础
(一)“人类整体公共利益”是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逻辑起点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是顺应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的要求，也是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必然。“人类命运共同体根本上是利益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是构建人类利益共同体。”[11]因此，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立足根基为“人类整体公共利益”。首先，“在当前世界形势动荡、冲突、失衡的一面十分突出，人类对前途命运失望迷惘的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各国各类政党可以理解并认同的最大公约数，是政党间可以合作共赢的利益契合点。”[12]由此，“人类整体公共利益”是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前提。强调 “人类整体公共利益”促使中国共产党在对外进行政党交往时超越了国家交往之间的意识形态屏障，摆脱以意识形态和物质利益为中心的旧的全球发展道路，以人类面临的共同议题为核心把全人类的命运联结起来，谋求和谐发展。其次，“人类整体公共利益”承载着人类命运相通的价值理念，而“共同价值作为人类的一种目标追求，表达了人类高度认同的价值共识之上的共同理想”[13]。中国特色政党外交以人类共同价值理念为思想指引，以推动人类社会整体均衡发展为实践目标，通过协调政党交往过程中各方的利益关系加深所属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国家之间的联系，避免两党制或多党制国家由于政党轮替而带来外交关系的变动。贸易世界化、信息全球化、环境污染、自然灾害、毒品猖獗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表明全球一体化正在加速发展，人类社会必须以此为基础建立整体思维、采取统一行动。这些全球性的问题蔓延至外交领域就转变成了议题，议题的改善与推进需要各方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换言之，意识形态不同的政党在交往过程中只有以人类整体公共利益为价值基础才能促成外交领域中公共议题的妥善解决。最后，实现人类公平正义是追求人类整体公共利益的集中体现，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践行准则。“习近平主席倡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摒弃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是对国家主义的创新性超越”[11]，也是对国际关系中“精致利己主义”的抛弃；它作为共产主义的思想提倡满足普遍的人的利益，蕴含着维护个人利益、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辩证统一的价值内涵。人类正义更强调去文化中心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外交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实现途径之一为全世界政党外交树立典范，有助于为国际交往塑造自由、平等、民主、和谐的良好文化语境，使各种优秀文化能够相互碰撞、相互交流，为维护和平友好发展的国际关系提供文化软支撑，消解不同文明之间的观念冲突。
(二)“和平发展、合作互惠”是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实践过程
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理念是“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实现各方合作互惠”，同时，这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外交过程中应该遵循的基本准则。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根本指向是实现全球的共赢发展，而“协商和合作是实现共赢的主要方式”[4]。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过程中更应该坚持和贯彻“协商与合作”的价值理念。首先，树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外交观念不仅彰显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思想基础。当今世界格局已经并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全球治理将从‘西方治理’一统天下，不可逆转地转向‘东西方共同治理’，国际关系民主化成为各国的共同心愿。”[14]新时代中国政党外交强调超越意识形态的界限、尊重各政党国际地位平等，主动以国际重点议题为政党间交往的核心，促使世界逐渐摆脱西方以意识形态划分国际交往秩序以及美国单极霸权的格局，逐渐走向全球合作共存、互鉴互助的新秩序，比如主办二十国集团峰会、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其次，尊重各方利益、强化协调沟通、共筑共同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在政党外交过程中必须坚持遵循的基本原则。超越意识形态的界限不能只停留在思想上，更要付诸实际行动，其中，在政党外交中充分尊重各政党地位平等是基本前提，比如，要学会运用换位思考，充分考虑不同国家的利益诉求，不能生搬硬套，更不能无中生有。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要加强政党等国际外交主体的对话与交流，促使各方建立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赋予交往双方以平等的话语权，要形成敢于表达、敢于发声、敢于协商的对话模式，在全面多层次的交流与合作中加强联系、深化友谊。此外，要积极探索符合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人类公共利益，谋取具有深远意义的国际议题，用多样化的议题和实实在在的合作将全人类以多种方式联系起来，加深各政党对彼此的理解和认同，为建构新型国际关系积累实践经验。最后，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不论是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实践，都应该把它当作前进的方向和奋斗的目标。因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是各国外交思想产生的根基，更是推动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政党间进行对外交往的强劲动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将始终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勇于担负促进世界和谐、繁荣发展的使命担当，为各政党的对外交往树立榜样，为贯彻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铺设基石。
“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20]建立新型政党关系、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发展是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促使世界各政党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新型的政党关系，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实践经验支撑。首先，“新型政党关系确立使政党作用空间由国内拓展到全球，使政党获得了新的功能，从而使政党得到了新的发展机会。”[18]以往受意识形态的显著影响，各国各政党的作用范围主要在国内，其功能基本为发展自身以获得或维持执政地位，领导国家社会的建设与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信息网络化的发展，世界日益成为一个紧密相连的命运共同体，“西方主导的传统全球治理规则已经难以适应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相互依存的新形势，难以化解人类面临的全球性矛盾和问题”[21]。为解决由此产生的全球治理秩序的紊乱，中国共产党着力推动建构新型政党外交关系，以净化国际交往环境，弥补政府外交的缺位，加速西方传统政党的分化与重组，加强各国联系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其次，“现行国际秩序并不完美，但只要它以规则为基础，以公平为导向，以共赢为目标，就不能随意被舍弃，更容不得推倒重来。”[22]这就决定了规则、公平与共赢是新型政党外交关系的核心要素，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新型政党外交关系具有继承性和发展性。所谓继承性，就是要敢于承认政党的利益，因为“政党作为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利益集团的政治组织，反映、凝聚和代表特定阶级、阶层的利益要求”[21]，所谓发展性，即在政党利益的基础上“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一方面，超越意识形态、信仰、民族的界限与分歧，努力探索各国各政党合作的最大公约数；另一方面，坚持平等、互不干涉，相互尊重各自平等地位及制度选择和思维逻辑。最后，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外交坚持与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交往的国际主义原则，不仅是推进“自由人联合体”的积极尝试，另外也对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深远的实践意义和历史影响。“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这四大党际关系原则于1992年纳入党的十四大所修改的党章之中，致力于建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式的新型政党关系，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开展政党外交应该遵循的基本准则。
(三)“共商共建共享”新型国际秩序是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归宿
建构政党协商对话机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践行机制。既着眼当下，又面向未来，既积极与执政党建立外交关系，又注重与在野党、参政党产生联系，为保持国家外交关系的稳定与持续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提供实践经验。首先，“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现有的政党外交理念和行为方略已不合时宜，难以满足国际社会党际关系新变化、新调整和新发展的迫切需要。”[3]政党协商对话机制顺应潮流、适应需求而产生，它是一种对话式文明，打破以往排他性、固步自封的世界体系，实现了跨文明交流。各方平等对话的前提是具备平等的话语权，“话语权所涉及到的是文化、价值观念，乃至意识形态层面的传播、伸张与维护等。”[17]这是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的直接体现，平等的话语权意味着世界各种力量的均衡流动，更意味着各政党都具有同等的机会用自己的语言逻辑、知识理论和文化能量影响世界历史。其次，“政党未来的使命，首先要解决好自己国内的发展问题，此外还要加强政党之间的沟通，在国际上发挥政党的新的作用。”[18]政党协商对话机制的建构促使各政党立足自身的价值理念和目标宗旨明确自身的利益诉求，在此基础上积极展开对外沟通与交流，准确把握个体利益与命运共同体利益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继续坚持与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围绕人类共同利益展开议题探究，不推诿、不推卸，在享受共同体建构带来的利益时主动承担应该履行的国际义务。政党协商对话机制是政党实现对内与对外相连接的桥梁和纽带，能够正确认知和协调各国利益与人类整体公共利益的关系，在实现国家利益的过程中推动人类整体公共利益的实现。最后，政党协商对话机制的建构是达成共识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发展的重要途径，特别是面对“当前人类社会的交往增多、形式多样、层次复杂、影响多元的背景下，人类社会的政治对话却呈现数量不足、力度不够、分量不重、效果不佳的尴尬状况”[3]，各政党通过政治对话，加强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有利于提高以政党为主导的政治力量参与国内国际全球治理的能力，更有利于增强各政党统筹整合国内国际两个发展平台、两种社会资源的能力，从而形成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合力。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有力保障
(一)建构政党协商对话机制为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供组织化载体
“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不断发展，各国利益交融、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5]推动建构新型国际秩序是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发展主旨，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昭示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共商共建共享”是新型国际秩序的建构主模式，“共商”“共建”与“共享”三者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理念的新型国际秩序是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归宿。首先，“共商”是“共建”和“共享”的基础，中国特色政党外交追求国际关系中所有存在主体共同利益的实现，这决定了“共商”是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起点。各政党的理念与宗旨不尽相同，利益代表也截然不一，人数、组织构成、资源各不相同，但所有的政党都是国际关系中不容忽视的成员，都拥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每一个政党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践行主体，应该彼此尊重、求同存异，共同为新的国际关系贡献自己的力量。话语权是“共商”的重要体现，即每个国际主体在国际财富分配体系中自由而平等地享有话语权、参与竞争，这不仅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利益，更有利于深化不同国际主体之间的交流，为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顺利推进奠定理论与实践基础。其次，“共建”是“共商”的直接目的，也是“共享”的实现路径。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过程中遵循合作沟通、互商互助的基本原则，努力探求各政党之间的利益交汇处，在此基础上创造一切可行条件与其他政党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关系，特别是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不忘带动和惠及其他国家的发展。比如，“中国的强大和崛起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推动着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从 15% 上升到 50%”[4]，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着力推动“一带一路”的实施，与沿线国家或政党等国际主体建立个性化的交往关系，超越“强国必霸”的逻辑模式，打破意识形态必然对立的局势，致力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全球发展的均衡与共赢。最后，“共享”是“共商”与“共建”的终极目标，特别是“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共享为目标，提倡所有人参与，所有人受益，不搞一家独大或者赢者通吃，而是寻求利益共享，实现共赢目标。”[16]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着眼全人类的整体利益，主张通过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来实现各方的长远合作与互利共赢，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与科技发展，它也是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价值追求。利益是行为的核心驱动力，政党外交也不例外，共同享有发展带来的成果更能激发包括政党在内的国际外交主体参与全球性对话与交流的积极性，通过新型外交关系的建立来建构新型国际秩序，于无形中将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传播到世界各地，使之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理想。
(二)有效整合社会资源为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奠定内在发展动力
建构政党协商对话机制是有效凝聚各方资源、协调各方利益的重大举措，是政党社会功能的集中体现。此外，参与政府外交、跨国政党双边外交以及多边政党合作机制的建构更有利于整合各方意愿、铸造发展共识。首先，中国共产党与各国各类政党展开充分的党际交流与通力合作，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丰富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主要外交方向，极大地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经济的繁荣发展。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19]“一带一路”倡议涉及与60多个国家的多领域分工合作，从一开始就不是中国的个体行为，而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与共同繁荣的整体行为。它通过带动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使中国与世界经济体系产生深度融合，把世界各国纳入中国更高层次的开放格局中，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带动沿线国家经济的进步，实现共建共享。其次，政党外交影响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立场和主张，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根据友好程度和交往目标，精选重要政党，协商建立新型政党伙伴关系，确定关系定位和名称，并签署建立有关伙伴关系备忘录”[12]，这为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供了坚实的政治根基。世界经济的融合发展决定了各国各类政党将主动地逐步打破社会发展道路、政治制度的壁垒，各政党间交往由“意识形态外交”向“和平发展外交”转变，逐渐淡化分歧、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配合。政党外交能够帮助政府在国家建构的正式外交关系之外获得更加丰富的外交信息和资源，这有利于挖掘公共利益、达成外交共识，实现国家与人类社会整体的利益最大化。最后，“中国特色政党外交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新格局。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完善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理论体系，加强和优化中国特色政党外交运行机制，彰显独特的纽带、渠道和保障功能，提升制度化合作水平和议题引领能力，进而为维护世界和平、提升全球治理水平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国际话语权。”[3]以数字网络为基础的新媒体在人类社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拉近了全球的距离、加深了各种各样人之间的相互联系，也拓展了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发展空间。互联网空间承载着自由、平等、民主的理念，中国特色政党外交延伸至网络空间，有利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外交理念，有利于树立良好的政党形象，为不同政治文明提供交流与学习的平台，也为政党外交的发展凝聚文化力量。
(三)革新国际关系既有机制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实践经验支撑
精准扶贫视域下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思想和文化扶贫工作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 张志巧（6/35）
在菊花的栽培管理中，需要根据菊花生长情况定期进行追肥。在菊花的营养生长期主要以施氮肥为主，可以更好的促使菊花枝干粗壮，增加菊花的抗性，为菊花后期的生长奠定基础。在菊花的生长中后期主要以磷、钾肥为主，从而更好的对花朵质量进行提高。
结语
综上所述，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中国特色政党外交具有辩证统一的关系，两者分别从价值理念和具体实践两个层面共同致力于建立平等、民主、发展的新型国际关系。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明确政治方向、奠定政治原则；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外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丰富与发展提供深厚的具体实践经验，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作用为全球治理贡献理论与实践价值，进而不断推动实现人类社会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实现人们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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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四个全面’战略研究”(2015MZD004)；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提升社会组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研究”(19ADJ002)；2019年度华南理工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点项目“新时代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研究”(X2sxC2191800)；广州市“十三五”规划一般项目“社会组织党建科学化推进广州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2017GZYB60)；新岭南文化中心研究基地项目“新岭南文化的政治文化建设研究——基于习总书记‘四个坚持’批示的贯彻”(2017—JDO5)；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特别委托项目“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研究”(GD17TW01-8)。
作者简介： 祝全永(1974-)，男，苗族，湖南邵阳人，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后，研究方向：党的建设、社会建设理论；王宇星(1995-)，女，河南洛阳人，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党的建设、社会建设理论。
中图分类号： D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7408( 2019) 11-0030-07
【责任编辑： 黎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