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教学研究的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学研究论文,发展趋势论文,外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天，我讲讲外语教学中的科研问题。在一次全国大专院校科研工作会议上，有人问我们北外科研处的同志：“北外教外语，还搞什么科研？”此话叫人哭笑不得。语言本身就非常值得研究，语言学就是一门重要的学科。如何教授语言和如何教授第二语言更是一门大学问：学生如何学外语，教师如何教外语，中间涉及何种心理过程，值得深入研究。为什么要搞教育科研？科研是为制定教育方针政策、教育改革提供科学依据的。在教育改革中，有些负责同志对科研的意义和作用认识不深，甚至不愿意搞科研，往往不调查研究，拍拍脑袋就作决定，几年后发现决定欠妥，造成的损失已无法挽回。
什么叫科研？就是用标准的方法进行系统的研究，对问题提出可能的答案。换句话说，科研是要用国际上公认的程序寻求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外语教学中的科研就是找出影响外语学习成绩的那些变量（因素）以及这些变量与学习成绩之间的相关关系。我们常常提到的是教材、教法、教师等因素，而学生的年龄、性别、智力、性格等是不是影响学习成绩的重要因素呢？这就需要研究，而且要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不是“经验总结”、“事后诸葛亮”式的工作报告。
外语教学中的科研对象是什么？从根本意义上讲，有三个层次。最高层次就是本体论，也就是哲学层面上的问题。这个层面上要弄清两个问题：一是语言的本质，二是语言学习的本质。什么是语言？看上去简单，其实是几百年也没有人给出一个大家都乐意接受、令人满意的定义。有人说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有人说语言是符号系统；有人说语言是思维工具；有人说语言是文化载体等等。众多的定义，似乎都有点道理，但又都不全面，其原因就是语言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现在人们意识到，不研究语言的使用者（同时也是学习者）的本质，语言的本质是永远也无法弄清楚的。所以，第二个方面就是语言学习理论。这个领域又可分为两大方面：一是学习第二语言的心理过程，一是学习者的个人特征差异。有人讲，学习一门语言就是经过多次“刺激——反应”之后，形成一套新的行为习惯；也有人讲，学习一门语言对于正常人来说并不困难，就像开动马达一样，把一套学习机制激活就行了，就像使一套软件开始运行差不多。有人讲学习者生理条件之间差别甚微，有人却认为差别很大。不论怎样说，本体论层次上这两大问题最为重要，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决定着如何回答其他一切问题。
下一个层次是实践论层次，主要研究教学如何实施：大纲的制定，教材的编写，各种语言技能的培训，测量和评估。第三个层次是方法论层次，研究教学方法和手段。上面提到，你如何看待语言，你就会如何教授语言。如果你认为语言是一组规则系统，很可能你就强调形式教学；如果你认为语言是交际工具，你可能更强调语言的功能教学；如果你说是习惯的形式，你会推崇听说法（句型操练）；如果你认为语言是人脑中一种特有的机制，你会提倡认知法。
对外语或第二语言教学和学习的研究，最近三十年发展很快，出现了各种教学法（包括挺有意思的沉默法和暗示法），语言习得理论和研究方法（主要是手段先进了）。最近我们刚完成了《外语教学中的科研方法》这本书，对外语教学科研的发展趋势有所思考。下面就把我想到的几点向大会作个汇报。
整个研究发展趋势可以归纳为以下六个主要方面（细节除外）。
第一，研究的对象从客体逐渐过渡到主体。客体就是语言本身，教材，教法等。主体就是学习者。概括地说，百十年来，人们着重研究语言本身（特别是对语言的描写）和教学方法。统治外语教学近千余年来的方法是语法翻译法，它的根据无非是所谓的传统语法对语言的概括和描述。40—50年代的听说法与美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有关。60年代的交际法与欧洲功能主义语言学有关。美国的全身反应法，沉默法，暗示法，自然法等则更多地与心理学和行为理论有关。对语言研究的背后可能有一种假设：只要把语言描写好了，教和学就不成问题了。对教学法研究的背后可能也是有种假设：只要找对了方法，任何人都能学好一门外语。多少年的实践证明，其实不然。语言描写得再清楚，学习起来是另一回事。不论用什么教学法，总有一部分学习者学得很好，也总有一部分学得不理想。后来人们才想到：语言、教材、教法等都是外因。为什么不研究一下内因呢？为什么不看看学习者本人起什么作用呢？为什么不看看学习外语时大脑中发生什么变化呢？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这时人们才开始了两方面的研究：一是学习第二语言的心理过程，一是优秀学习者具有什么特征（也叫个人差异研究）。对心理过程的研究也可分为两大派。一部分人专门注意认知系统的工作情况，诸如Anderson的“思维适应性控制模式”，MacWhinney等人的“信号竞争模式”，Mclaughlin的“信息处理模式”，Kassel等人的“节奏变量理论”，Clahsen等人的“多元发展模式等”，基本是在探讨人的认知体系在学习外语时进行何种调整和变化，如何学会处理各种信息，逐渐形成一种认知上的能力。也有的研究者认为，学习语言的认知体系独立于学习其他知识（如物理、数学、化学等）的认知体系，有专司学习语言的机制。
对优秀语言学习者的研究，目前所关注的因素包括：智力，语言学能（language aptitude），人格特征（personality traits）， 认知方式，学习策略，学习动机（motivation），学习兴趣，家庭环境等。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统一的结论，但是，研究的因素越来越集中了，研究的工具（各种量表、问卷、试题等）也越来越精细，方法也越来越讲究。北外英语系在1992年完成的“中国英语本科学生素质调查”就属于此类研究。他们共涉及18个变量和13种因素（3个认知变量，5种人格特性，5个社会心理变量）和4种语言学习策略。结果发现，在英语本科学生中，66%的学习差异可以用7种变量（因素）加以解释， 语言学能，学习动机，大学类型，非业务性活动的参与，场独立的认知方式， 性别（女）， 就读的中学类型（外语学校）。 总的来讲，智力（general intelligence）对语言学习影响不大，而是语言学能更为重要，这一点证明了有些研究者的观点：有一部分智力专门分管语言的习得与使用，这已成为大脑构造的一部分。认知方式中的场独立型学习者似乎更有优势，这似乎正好说明语言是一种抽象系统，学习一门外语需要较强的分析综合能力。人格特性中，外向型学生在学习初期有些优势，在口语表达上也有些优势，但到了学习后期，是内向型学习者进步更快，而且在阅读和写作上明显好些。自尊心和焦虑感等人格特性，与学习成绩不是线性关系。这就是说，完全没有焦虑感，学习不会好，考试成绩也不会好；过于焦虑，学习成绩也不会好；焦虑感适中最好。自尊心和争强好胜等倾向也是如此。
对主体的研究是困难的，但方向是正确的。人类现在上知天，下知地，惟独不知道自己。人的大脑仍然是一个“黑匣子”，身体的构造和功能也是个谜。不用说一些癌症治不了，就连小小的感冒也很难治。人类在宇宙面前是一副征服者的样子，而在自身面前却显得软弱无力。因此，人们预测，21世纪的科学研究中，生命科学和认知科学将包括在重点学科之中。人们开始认识到，对客体的解释最终离不开对主体的解释。
第二，从单学科理论支持到多学科理论支持。本世纪50年代之前，外语学习的理论只是受普通语言学的启示和指导。50年代以后，逐渐出现了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语用学等等，打破了普通语言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外语教学也逐渐受到这些新学科的启迪。外语教学不再只注意语言本身，而是开始注意学习语言的心理过程，开始注意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文化等之间的关系，也开始注意语言的使用规则。Campbell（1980）认为，外语教学理论的来源是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但是，外语教师并不能直接从这几门学科中获取有关外语教学的原则，而是要靠应用语言学家把这些理论转化为可操作的原则。Spolsky（1980）有类似的观察， 指出外语教学法有三大来源：一是语言描写理论，二是语言学习理论，三是语言使用理论。与其相关的学科是：普通语言学、心理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教育语言学。概括地说，心理学与语言学结合产生了心理语言学，使人们开始注意习得语言和使用语言时的心理过程，进而使人们开始对大脑的能力和初始状态的构造进行探讨。后来，对失语症的研究又促使了精神语言学的产生。从此，语言与心理、思维和精神系统的关系吸引了不少学者。大约70年代，社会语言学也开始形成，开始揭示语言与社会各因素的密切关系。如，语言的使用与性别有关，与年龄有关，与受教育程度有关，与职业有关；除了地区方言，还有社会方言；人们讲话很不自由，要考虑到自己与对方的许多因素——一句话说出来，是进入语境的各种力量（因素）平衡之后的结果。语言学让人们认识到语言的使用规则；文化语言学让人们深深感到语言的文化负载和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在此之后，教材、教法、课堂活动、师生关系等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这还不说最近几年的多媒体教学和因特网的影响。从前的外语教师有一本词典和一本语法书就可以对付。现在的外语教师大概需要对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言测试理论等都有所了解。
学科交叉是个发展趋势。一个学科在自身的发展中离不开其他学科的新发现，同时也给其他学科以启迪。研究者也是这样：只搞自己的小领域会有很大的局限，不得不花些工夫去了解相关领域。从前有句话：We are expected to know more and more about less and less， 是说我们要“专”。现在不行了，应改为We are expected to know thebest of most areas...之类的话，是说底子要宽厚。原来的科学研究是少数人行为，现在是集团行为、政府行为、社会行为。原来懂科学的是少数人，现在广大社会成员都必须懂点科学。这就是：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
第三，从侧重教语言的形式到侧重教语言的意义和功能。很长时间内，对语言的描写限于形式的描写，因此对语言的教授也多注重形式的教授。至少可以讲，一直到听说法（以句型操练为主），教学的重点都在语言形式上。是社会语言学出现之后，人们才越来越重视语言的功能、语言的意义和交际性。现在知道，一种语言形式可以表达多种功能，一种功能可由多种形式实现。在实际的交往中，语境、人际关系、讨论内容、所用的代码等，对正确理解话语意义都有影响。功能意念法、交际法和情境法的出现，使得单纯教授句型和语法显得过时，人们开始以功能或场景编排教材和组织课堂活动，试题中也开始有功能题型和情景对话式的填空。
这一转变是顺理成章的。形式和意义（功能）是语言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长期以来人们就说“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但是真正教授时，又多注意形式，忽略意义。在这奇怪现象中，又有不奇怪的道理：那就是意义是难以确定的。90年代之前，似乎研究形式的语言理论总是先于研究意义和功能的语言学理论。但忽略语言的功能，教学效果总是不十分理想。一位应用语言学家的名言是：We teach English sobadly because we teach grammar so well。最近十来年，由于语用学和文化语言学的发展，人们进一步认识到语言是“载体”的实质。语用之形式必须依存于一定的内容；语用之运载工具必须有所负荷；否则语用是个空壳。这就是我要讲的下一个转变。
第四， 在高年级从语言技能教学转向内容教学（from skillscourses to content courses）。语言学到一定程度时，没有比较扎实的内容就显得苍白无力。原因有两方面：第一，语言本身是个符号系统，它无非是一种排列组合，本身的深度和美感来自于它“运载”的内容。像诸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之类的排列法，有何讲究？谈不上什么惊人的语法结构。是它造成的画面和气氛震动了文坛。美国一个总统说：You can fool all the people some of the time; youcan fool some people all the time; but you can't fool all thepeople all the time。这里一共没有几个词，反过来，倒过去，玩排列组合游戏。然而，它之所以成为流传后世的名句，是因其哲理之深刻。语言之灵魂在内容，而文字之美感在朴实无华。第二个原因是，人是智能动物，在智力上得不到满足时，学习者会很快产生厌倦感。外语的教材，在初期是100%的语言信息，0%的百科知识信息。随着语言水平的提高，这个比例逐渐变化，到了高级阶段，是10%—20%的语言信息，80%的百科信息。成人学习者对没有百科知识的学习材料感到“智力饥荒”。从前我们让学生天天阅读英文版的雷锋日记、忆苦思甜故事等，效果不十分理想， 就是因为内容本身对学生的智力构不成挑战（intellectually challenging）。许国璋先生在世时常说：“光学几句干巴巴的英文不行。有的女孩子，语音好，语调也好，打招呼的那几句开场白很像个样子，可是谈完天气之后再也没有话了，也不能连贯地谈论正经的事，既没有知识，也没有看法。这样是学不好语言的。不要总把阅读的目的放在提高英文上，阅读首先是吸收知识，吸收知识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就吸收了语言。”许先生历来主张以知识的力量吸引学生，以内容激励学生，用智慧的威力征服学生。
谈到文化教学，再讲几句。语言是文化之载体，所以我们要给学生以文化教育。这不仅仅是说让学生懂些西方文化，而且要懂得本族文化，二者并重。文化背景赋予语言一大块“额外”意义。猫头鹰在中国文化中是忌讳，在西方文化中则代表智慧。知道两种文化的差异，才可预示可能产生的误解，交谈之前可以先说：“在中国我们的习惯是……，而你们习惯于……”，一下子扫清文化障碍。教西方文化不是崇洋媚外；只有懂另一种文化的人，才能更好地欣赏本民族的文化。两种文化相遇，不一定是冲撞，更不是“你死我活”，而更可能是互相溶入之后升华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气质。坦白地说，去美国留学一年回来大谈美国什么都好，中国一无是处的青年人，我嗤之以鼻；说中国什么都好，美国一无是处的，也是无知的表现。懂得两种文化的人，应该对两种文化既有欣赏又有批判。季羡林先生被誉为“东方的鸿儒”。像他这类人可以讲：I am more Chinese than an un-cul-tured Chinese; I am moreAmerican than an uncultured American。为什么这样讲？那些讲中国什么都好的人，一到国外就再也不回来了！
今后，在英语本科高年级设内容课将是发展方向。三、四年级都应有以百科知识为单元的教材，例如一本历史，一本文学，一本文化，一本环保，财经，法律，保险等等。考试时以内容为准，不再以语法为准。这会是个巨大的变化。从前阅读试题中的篇子多为故事，出一道题为“是谁杀了玛丽？”这叫一次性“知识”，之后就扔掉。如果考一道题“迈克尔·法拉第（1791—1867）是谁？”该有多大意义！当然，这就要求外语教师增加百科知识。大学英语教师更要这样做。你们面临的学生在专业知识方面远远好于你们。如果你们能略懂一些他们的专业，教起书来就“神气多了”。在今后的教改中，师资培训和知识结构更新是重要工作之一。
第五，从劳动密集型教学到高科技密集型教学，从过程管理教学到目标管理教学。高科技的飞速发展，特别是计算机网络的广泛使用，给外语教学手段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60年代我上学的时候，教师强调“精雕细刻”，“点点滴滴”，强调要有象牙雕刻大师那种精神。这在当时也许是必要，但是在高科技的今天，此种做法就显得过时了。当时只能在课堂上听到几句英语，现在的外语输入比比皆是。用不了几年，“保姆”式的教授外语不再时髦了，录像、多媒体等手段会代替教师的许多劳动，学生的自学机会和资料也会更加丰富。这样一来，外语教学也有条件讲讲“投入与产出”了，可以考虑“批量生产”和“规模效益”了。
同样，当教材、测试、课外材料、词典等都计算机化了的时候，教师也不用过多地过问学生的学习过程，不用把每天的作业布置下去，第二天检查作业，批改作业……，计算机上都实现了。这时，重要的是把教学目标确定清楚，设计出检测手段，定期评估，及时反馈。及格不及格，机器上都有记录。教师再也用不着求着学生学习。机器面前人人平等，铁面无私。不及格不毕业。这就叫目标管理。我国的自学考试制度就是典型的目标管理教学，而且办得颇有成效。
有人会说，那么我们教师就无用武之地了？且慢，大有用武之地。实现教学、测试、评估等计算机化的过程中，除了需要有专门人员设计软件以外，最根本的是要有高水平的教师编写教学内容和试题等。多媒体教学的质量，一部分取决于计算机软件，但更多的取决于教学内容本身。这里可以打个比方：软件相当于运载火箭，教学内容的编写才是卫星本身。“长城3号”发入太空的是科学探测卫星还是垃圾， 取决于卫星装置。我曾受人之托，两次评估过外语教学和测试平台。简单的讲，平台不错，但里面的内容欠佳。或者是教学步骤过繁过简，不符合教学原则，或者是试题设计违反测试理论。特别是阅读理解试题设计起来很不容易。有些题目与所读文章无关；有的问得模棱两可；有的问题没有焦点，不利于学生思考。如“The author seems to suggest _______”或者“We can conclude from the passage _____________”，都是范围太广的、太开放的填空题。凡是不利于学生学习的、不利于引导学生理解文章、抓住大意、判断作者态度的题目，都不是合格题目，效度不会很高。此外还有拼法、标点、符号等错误。将来的外语教师一定要懂得语言学、外语习得理论、测试理论等，并学会在计算机上优化自己的教学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计算机的软件成了硬件，教师素质才是真正的“软件”。
第六，从科研方法讲，从定量研究转到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结合。与社会科学一样，很长时间内，语言学和语言教学的科研方法是定性研究法。19世纪自然科学中的“科学方法”（即实证研究法）给社会科学很大启示，慢慢地学会在社会科学中进行定量的、实证性的研究。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人对定性研究持彻底否定态度。但是，实践证明，社会科学中严格按照“在实验室条件下”进行实验是不现实的；有时涉及法律、伦理、道德问题。例如，明明知道某种教学方法是有害的，却故意对一部分学习者进行实验，就是不道德的做法。为了收集素材，事先不告诉受实验者就录制他们的谈话，而且事后公布出来，是侵犯人权的。所以，定性研究法不可不用，问题是如何改进方法，减少主观因素及偶然性。随着观察方法和调查手段的改进，定性研究法不仅又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与定量研究法相结合之后，会产生非常好的效果。不过，在中国，外语教师对定量方法了解太少，实证研究微乎其微。我们仍需大力宣传定量研究，培训有关教师，提倡实证，反对靠印象吃饭。
最后提几点建议：1.给大学英语教师办师资培训班，教授一点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基础知识。2.不去开展“最佳教学法”的研究（世界上没有抽象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学法），可以开展具体的教学法研究（学生、教材、课型等确定之后的教学法）。3.多开展实证性的研究，少写感想、印象、经验总结式的文章。4.多开展有组织的科研，特别是多变量研究，要精心设计，认真实施，进行统计学处理，对发现作客观的评论。5.开展研究方法学习活动。我国语言教师对科研方法了解甚少，或者急需知识更新。不少人不会设计测量工具，不会系统收集数据，不会分析处理数据。这种情况不利于科研的开展。这里不仿引用桂诗春和宁春岩在“语言学研究方法”（1997）一文中的话结束全文：“这几个统计数字说明，我国的外语工作者对语言学的各个领域都有兴趣……但是问题在于研究人员没有足够的方法支持他们的研究，54%的人使用的是简单的思辨性方法，随意很大。这些研究方法的成果难登大雅之堂。……对非母语的描述性研究和实验性研究必须以数据为依归，而我们有80%的研究都是‘不依赖数据’的。……究其原因，最根本的一条是我国外语工作者和研究者缺乏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必要的训练，或是原来所掌握的方法已经老化，未能更新。……所以我国语言学工作者要想在研究和教学上面真正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都面临着一个重新学习和更新研究方法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