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流火”之我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火论文,我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往读《诗经·豳风·七月》，见古今注疏皆释“七月流火”为大火星西下，天气转凉。《毛传》：“火，大火也；流，下也。”郑笺：“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孔颖达疏：“于七月之中有西流者，是火之星也，知是将寒之渐。”朱熹《诗集传》①、陈奂《诗毛氏传疏》②等后世解诗者皆遵其说而发挥之。近人余冠英谓“火(古读如毁)，或称大火，星名，即心宿”，对“七月流火”的注释为“七月火星向西沉”。③陈子展也把“七月流火”译作“七月里黄昏大火星移下朝西。”④朱东润等也如此解道：“火，东方心星，大火星。流，下。流火，火星渐向西下，是暑退将寒的时候。”⑤高亨解诗也作如是观⑥，等等。陈陈相因，总觉于理未安。但疑之而已，未作深察，不敢妄加评判。
近来世人讨论“七月流火”日炽，尤其是在网络上形成一个争论的高潮，各种言论相继涌出。察思再三，始觉有必要重新解析传统注疏。今斗胆提出己见，就教学界。
《七月》为一首出自周时周地周人的反映农事之诗篇。徐中舒先生曾以“七月流火”非周初应有之天象，以此否定《七月》诗中农事发生在豳地的可能。⑦实则“七月流火”如以天象解之，确有许多不通之处。诗中使用周历，自不待言。旧说多失之以夏历七月当之，故千百年相互因袭，以讹传讹。或言此诗兼用夏历和殷历，或言周历兼用夏历，又有兼用豳历之说，均不可思议。其实早在清代，著名学者马瑞辰即认为“七月流火”为“周秦时历也”，“七月为周公追述之诗，故即以周时星象言之”。⑧所以郑慧生先生认为，“研究《七月》诗中的历法，优先考虑周历，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可能的。”⑨《左传》昭公十七年：“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故而郭沫若先生云：“诗中的物候与时令是所谓‘周正’，比旧时的农历，所谓‘夏正’，要早两个月。”⑩也就是说，《诗经·豳风》之“七月”，是周历七月，当指夏历五月。
那么“七月流火”之周历“七月”，也就是夏历五月，以现在季节气候来说，也应该是逐渐炎热了。又据气象与物候学家竺可桢先生研究，古今气候大有差别，彼时黄河流域气候气温比现在要炎热潮湿，相当于长江流域江南地区气候。(11)这一观点，为许多学者所遵从(12)，而且也被后来的考古发现所证实。也就是说，三千年前陕西豳地一带的夏历五月，比现在该地同季节更炎热些。如果这样，怎么可能是气候转凉了呢？将“七月流火”以天象解释为天气转凉，明显有悖于历史事实和气候常识。
我们姑且借鉴一下其它先秦文献中对夏历五月的描述。《夏小正》于五月称：“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种黍菽麋时也。”《尚书·尧典》也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礼记·月令》也称：“季夏之月，昏火中。”均言夏历五月(至六月)傍晚黄昏，大火星正挂在天空中央。那么这个月份，怎么可能发生大火星西下呢？
据研究，在我国古代确实曾经使用过“大火历”。(13)这是在三代之前陶唐时代就已存在的一种古老历法。但是到了夏商周三代，由于各行夏历、殷历、周历所谓“三正”，这种古老历法渐渐不为人所知所用了。有学者认为在甲骨文中曾保留有些大火历的痕迹，孤证难征，值得商榷。而研究者也多不认为《诗经》“七月流火”是大火历的遗留。如近年来专门研究“大火历”的日本学者成家彻郎先生举《诗经》中所保存的大火历例子，只有《小雅·正月》而不及《豳风·七月》(14)，也能说明问题。《左传》中有春秋时对大火形象的描述，但其用法要么是对这种历法的历史性回忆，要么是与当时灾祸联系起来，而并非实际利用这种古历了。
这些都说明，将“七月流火”用大火星西下解释是难以成立的。
那么，“七月流火”到底是指何意呢？这要全篇通读该诗来看。在这首著名农事史诗里，“七月流火”之外，还有许多“八月××”、“九月××”、“十月××”等诗句与之排比并列，而这些“××”，无一不是与农事、物候、天气有关之事类。比如“八月萑苇”、“七月鸣鵙，八月载绩”、“四月秀葽，五月鸣蜩。八月其获，十月陨萚”、“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九月肃霜，十月涤场”等等。在这其中，“萑苇”、“载绩”、“其获”、“陨萚”、“剥枣”、“获稻”、“筑场圃”、“纳禾稼”、“涤场”等为农事，“鸣鵙”、“鸣蜩”、“斯螽动股”、“莎鸡振羽”、“蟋蟀”、“在野”、“在宇”、“在户”和“入我床下”以及“食郁及薁”、“亨葵及菽”、“食瓜”、“断壶”、“叔苴”等为物候，“肃霜”为天气。对于“肃霜”，王国维先生云：“肃霜犹言肃爽”，“九月肃霜，为九月之气清高颢白而已。”即认为是肃爽气清的天气。(15)这就是说，并无一个与天象有关。那么，如果将“七月流火”单独例外地解作大火西下的天象，则显得殊不通情理。我们认为，与“九月肃霜”应视为一种凉爽的天气一样，“七月流火”应该是为炎热的天气为宜。这样才能与整首诗的体例和意义相称。
在《诗经》中，用到“火”字者共有四处，其它三处都不做星象“大火星”解，而用“火”字本义和引申义。如《郑风·大叔于田》：“叔在薮，火烈具举”、“叔在薮，火烈具扬”、“叔在薮，火烈具阜。”又如《小雅·甫田之什·大田》：“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再如《商颂·长发》：“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均指天气之火热、炎热和气势如烈火般炎盛。那么何以“七月流火”一处就能指星宿大火呢？而仅在此处，郑《笺》、孔《疏》及后来之注释，均作星宿大火解而无一人说明其出处何在，无一人举出坚实之证据和理由来，其可信度也就非常之低了。
在《诗经》中，确实有星宿天象的记载。如：《召南·小星》：“嘒彼小星，三五在东。”“嘒彼小星，维参与昴。”《鄘风·定之方中》：“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郑风·女曰鸡鸣》：“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陈风·东门之杨》：“昏以为期，明星煌煌。”《唐风·绸缪》：“绸缪束薪，三星在天。”“绸缪束刍，三星在隅。”“绸缪束楚，三星在户。”《小雅·节南山·十月之交》：“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小雅·谷风·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有捄天毕，载施之行。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维南有箕，载翕其舌；维北有斗，西柄之揭。”《小雅·鱼藻·渐渐之石》：“月离于毕，俾滂沱矣。”等等。
这些出现在《诗经》中的星宿天象，要么是诗人发辞之起兴，要么是时间之代称，而以前者居多。即使是描述时间例句中，也均为直接以天象代指时间，如“嘒彼小星，三五在东”、“三星在天”、“三星在隅”、“三星在户”、“月离于毕”等，未见既言天象再联系具体时间如月份日期者。如果“七月流火”之“流火”是指天象，则明显是个例外。也就是说，“七月流火”之“流火”如果是天象，在“人人皆知天文”之“三代”(16)，自然已经表示出了时间，就不必再于前面缀以“七月”。既说了表示时间概念的“七月”又缀以所谓天象的“流火”，不仅违背了《诗经》以天象代称时间的习惯，而且也造成了语言上迭床架屋的重复冗文。这在以简明为宗旨的诗歌文体中也是不多见的。这也说明，“七月流火”之“流火”不可能是指天象中的大火星之流下。
在《诗经》中提到天象，多指大范围的星宿，而少见提到具体的星座的。如《小雅·大东》中的“女”、“牛”、“毕”、“箕”、“斗”等，《小雅·渐渐之石》中的“毕”，《唐风·绸缪》中的“三星(心宿)”、《小雅·巷伯》中的“箕”等，都是在二十八星宿理论形成之前常见的星宿。而提到的具体星座只有金星，称为“明星”(《郑风·女曰鸡鸣》)或“启明”或“长庚”(《小雅·谷风·大东》)，按金星为内行星，晨现于东方称之为启明，昏现于西方称之为长庚。此星星体明亮，且昏晨以时，故常被人看见。除此之外，《诗经》中没有称其它星座者，同样的，“心宿二”的大火星，并没有证据表明它已经出现在《诗经》中。而对于《唐风·绸缪》的“三星”，学术界也有不同的说法：一说为心宿三星，一说为参宿三星，一说为河鼓三星。又说“三星”分别三章而各自为参、宿、河鼓。这也可见对于古诗的理解，因为涉及到已经陌生了的先秦天象，所以向来歧义多生，盖未能得其正解矣。
再者，在先秦文献中，在指称心宿和大火时往往并不直接称为“火”，而是称为“心”、“大火”、“星火”、“鹑火”等等。如《尚书·尧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左传》襄公九年：“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以出内火。是故咮为鹑火，心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阅其祸败之衅，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昭公八年：“陈，颛顼之族也，岁在鹑火，是以卒灭。”昭公九年：“岁五及鹑火，而后陈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僖公五年：“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鹑火中，必是时也。”《国语·周语下》：“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单言“火”时则情况较为复杂。一是指火灾，如上举的“商人阅其祸败之衅，必始于火。”《左传》隐公四年：“夫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也。”隐公六年：“商书曰：‘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迩，其犹可扑灭？’”又如僖公二十四年“三月，晋侯潜会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宫火。”宣共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灾。”亦皆用“火”字本义和引申义。二是指“大火”或“鹑火”，如《国语·周语中》“火见而清风戒寒”是指大火心宿，而《国语·晋语二》中的“火中成军”、“火中而旦”的“火”，应是指柳宿的鹑火。准此，则亦未便轻易指《诗经》“七月流火”之“火”为大火星宿。
至于哀公十二年引孔子语曰：“火伏而后蛰者毕。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当是解诗者以“七月流火”为大火西流所宗本处。其实这是孔子对于鲁国蝗虫灾害的牵强解释而已，杜注也多为曲说，本不足训，以之解诗，鲜有不殆者。
由此对《诗经》历来注疏传笺，不能无感慨焉。春秋时代，《诗经》是政治教化和外交飨宴的“言志”工具。此时人们只是在咏诗而非解诗。自孔子以个人意愿“取其可施于礼仪”(《史记·孔子世家》)者而断章取义地删诗讲诗，已不复诗歌的本来意义和面貌了。后之学人受其影响，尤其毛氏《诗传》和郑氏《诗笺》，更是变本加厉地曲解，强加于诗篇的解题圆凿方枘，格格不入，去诗旨远矣。如对《诗经》的开篇之作《关雎》一诗，明明是男女爱情诗歌，这是古今读书人皆能明眼所断之事，《诗序》却认为它是在歌咏”后妃之德”。再如对于本文所讨论的《七月》，明显是一首反映物候节令的农事之诗，《诗序》却言其诗旨曰：“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同样也是牵强之极，正是这种曲解古诗诗意的典型例子。这种所谓教化诗解，无论是古人今人，都是不能苟同的。
后世笺注《诗经》，虽汗牛充栋，要不脱毛郑樊篱，以讹传讹，埋没古意。所以现在人读《诗经》，应读本诗，一则可以欣赏其诗歌艺术之美，一则可以用作研究上古之史料，万不可再为错误横生的历代注疏解释所限所误，此为读诗之根本所在。
注释：
①[宋]朱熹《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0页。
②[清]陈奂《诗毛氏传疏》卷15，中国书店1984年版，第2页。
③余冠英《诗经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55页。
④陈子展《诗经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73页。
⑤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页。
⑥高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01页。
⑦徐中舒《豳风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本第4分册，1936年。
⑧[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51页。
⑨郑慧生《“七月流火”解》，见郑氏《古代天文历法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67页。
⑩郭沫若《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青铜时代》，见郭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03页。
(11)竺可桢《中国历史上气候变迁》，《东方杂志》第22卷第3号，1925年；Co-Ching Chu:“Climate Pulsations during Historical Time in China”,Geogr.Rev.vo1.16,1926；竺可桢《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科学》1972(2)，又《考古学报》，1972(1)。
(12)蒙文通《中国古代北方气候考略》，《史学杂志》第2卷第24期；《古代河流气候有如今江域说》，《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2期，北平禹贡学会1934年版；Karl August Wittfogel:“Meteorological Records from the Divination Inscriptions of Shang.”The Geographical Review.Vo1.30,No.1,1941；[德]卫特夫格著，陈家芷译，《商代卜辞的气象记录》，《大学》第1卷1、2期；胡厚宣《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见胡氏《甲骨学商史论丛》第2集，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4年版。
(13)庞朴《火历初探》，《社会科学战线》，1978(4)；《火历续探》，《中国文化》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常正光《殷历考辨》，又《辰为商星》，见《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0辑，1982年版；郑慧生《殷正建未说》，《史学月刊》，1984(1)；《商代的农耕活动》，《农业考古》，1986(2)；成家彻郎《大火历》，见成家氏《中国年代学研究》，日本らぅぇん社(狼烟社)1994年版。
(14)成家彻郎《大火历》，见成家氏《中国年代学研究》。
(15)王国维《肃霜涤场说》，《观堂集林》卷1，中华书局1959年版。
(16)[清]顾炎武《日知录》卷30“天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