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文化转型的代价沉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沉思论文,西方文化论文,代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一种社会的、经济的发展与变革，从其所追求的价值意义上看，可以说都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过程。伴随着中国近代百余年来的社会转型与发展的进程，人们关注最多的恐怕要数文化的变革。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过程，诚如世人所知道的，充满了曲折与坎坷，灾难与痛苦，至今依然任重道远。而众所周知，在此之前，西方世界早已发生了一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文化转型，并以此成功地推动了西方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变革，最终造就了西方世界的崛起。显然，反思西方近代文化转型走过的历程和付出的代价，对于正处在矛盾选择中的中国文化转型具有独特的价值与意义。代价论告诉我们，人类的任何一种价值选择行为都必须有得有失，无代价的价值追求与创造是不存在的。在发展的过程中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如何从代价中汲取教训，扬弃和补偿代价都是后世人们作出理性选择时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实现新的发展与进步的必经之路。就此而言，我们认为对西方文化转型中代价问题的揭示与剖析其理论与现实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一
西方人对传统文化的公开的、全面的挑战肇始于近代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从那时至本世纪，这场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文化转型运动走过了数百年的艰苦历程。这期间支配了西方人头脑达千年之久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改造。痛苦、损失乃至失望、灾难不可谓不多。转型中逐步确立起来的现代文化在带给人们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同时，也因自身的缺陷和极端化等弊端使得现代人付出了迷茫、失落甚至颓废的精神代价。以致于今天无论是已实现转型的先发国家还是正在进行这场变革的一些后发国家，都感受到了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矛盾，感受到了不同领域的文化之间出现的“断裂”或冲突。西方社会至今仍受到这些代价影响的痛苦折磨和纠缠。
近代西方的文化转型中影响最大也最具有代表意义的文化思想运动有两个：一是起源于欧洲南部的文艺复兴以及随后发展起来的启蒙运动。另一个是起源于北德意志的宗教改革运动。它们从不同的方向上打击了西欧传统文化，动摇了中世纪基督教的精神文化根基，形成了具有世俗性、个体性和自立性等基本特征的现代西方文化。以文艺复兴为代表的文化转型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众多因素错综复杂、交互作用的结果。文化思想领域的大变革同经济领域由自然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以及政治领域争取民主、自由制度的革命，就其内在联系和影响而言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就他们的本质和趋势来说是一致的。恩格斯曾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页。）文化转型离不开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进步，也离不开制度层面的支撑和巩固。同时又有着自身相对独立的发展逻辑。
在文化转型前的中世纪欧洲，基督教精神传统是维系整个社会的唯一稳定的社会文化力量。基督教文化控制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的思想与行为、痛苦与欢乐，从出生到死亡，每一样日常事务背后都站着教会，受着宗教文化的支配。宗教文化几乎成了西方传统文化的唯一代表。文艺复兴运动高举个人自由、人格崇高、世俗幸福的大旗向传统文化的束缚发起了进攻。他们肯定个人的价值和生存意义，主张重视自我实现和个人的尊严，强调发挥人的秉赋和潜能。这些思想观念正是商品生产和自由竞争在社会文化领域的表现。它使过去长期束缚人们的封建纽带逐渐松弛，个人获得了更多发展的机会，从而促进和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文艺复兴所要“复兴”的实际上并不是古希腊罗马人的社会理想，而是近代欧洲市民阶级自己的文化理想。文艺复兴发展成后来的启蒙运动是欧洲文化转型历程中的顺理成章之事。他们所要给人们启蒙的思想意识，作为一种文化追求就是所谓的“自由、平等、博爱”等这些基本价值，它们与商品交换的市场经济运作模式和从其发展出的契约制的议会民主制是相互呼应和相互支持的。文艺复兴从精神上解放了欧洲，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恩格斯盛赞它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进步的变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61页。）
继文艺复兴之后，被恩格斯称之为“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的宗教改革进一步推动了西方文化的转型，意义极其深远。宗教改革针对落后的宗教文化宣扬“信仰得求说”，认为人的信仰就是一切，人只要信仰，无需任何中介就可获得上帝救赎的恩典。于是，人成了自己信仰的主宰，自己精神的主体，体现了个人自由这一时代精神。新教伦理公开为财富辩护，把财富看成是美德的基础，宣扬自由竞争、平等参与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观念。它们实际上是现实生活在精神文化领域的折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指出：“一个基督徒因着信仰就在凡事上自由”，而“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的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1页。）宗教改革的思想激发了个人的创造性与独立性，肯定了人生的价值。这种精神推动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为社会转型的顺利进行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造就了与转型要求相适应的具有新型价值观和伦理观的独立的个人。而“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3页。）。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对社会转型的实现有决定性影响。
二
文化转型过程中，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观点在欧洲得到了广泛而深刻的传播，后来又在世界其它地区蔓延。但是它们所取得的这一切成就和胜利也是有代价的。有些代价虽然在当时表现不明显、不突出，但是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暴露在了社会面前。首先，“它毁弃了曾一度被实质性传统、基督教信仰以及对于祖先的孝敬、对家庭和其他机构中的权威的恭敬所占据的大部分领域”，并“头痛地发现了许多出乎意料的困难。”（注：《论传统》E·希尔斯，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第28页。）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在转型时期带给社会前述伟大进步和历史价值的同时，也导致了社会的精神危机，引起了人们的信仰迷茫和生存意义的失落。这种代价同社会转型时期剧烈变动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变革的突飞猛进密不可分。近现代文明产生之前的西方中世纪社会的主要特点就是缺乏个人自由，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受到严格约束，尤其是宗教的束缚。中世纪之后，人们打倒了上帝这个绝对权威，随之便把科学推到了上帝的位置上。以往一切都由上帝来裁决的人间事物现在则改由科学来裁定，将科学变成了现代人的上帝。但是科学却无法解决人的生活的全部问题，尤其是生活的意义和信仰问题。人们将全部的文化和整个生活世界搭挂在科学上，其结果反倒是科学脱离了文化的制约，脱离了人们真正的生活世界。文明社会在控制外部世界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人的本性、人的精神价值的发展上却暴露出许多空档。人们普遍需要的意义感、安全感和稳定感在被解放出来的自由的、骤变的社会中无法找到它的根基。于是许多人迷失了生活的方向和意义，产生了另一种强烈的愿望即“与他人及世界建立某种联系，以图缓解动荡不安，即使这样做要以失去个体自由为代价也罢”。（注：《对自由的恐惧》弗洛姆，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第25页。）
另外，文化转型将个体从宗教束缚下解脱出来后，却又将他们置于了自身无法把握的扑朔迷离的市场中，于是出现了激烈的竞争、焦虑的心理、冷漠的人际关系、人失去自我控制等消极现象，迫使个人将外部的压抑转向在内心精神世界给予抵御和自我安慰，造成生活的痛苦，导致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对立。用存在主义者的话说，这时的他人就是自己的地狱。“失去幸福，增加罪过感便是我们为前进而付出的代价。”（注：《弗洛伊德全集》第21卷，英文版，第134页。 ）这种文化转型导致的当初始料不及的代价随着文化变革的持续，表现得愈加突出和尖锐。近代西方著名的思想家兼科学家帕斯卡指出，按照基督教信仰，上帝绝对肯定地给出了宇宙和人生意义的终极解答，可是经过文化的复兴和启蒙运动以及宗教改革，人们觉醒了，摆脱了旧的上帝观念，于是便也无法谛听这种解答了。结果价值发生了倒错：“真正的本性既已丧失，一切都变成了它的本性；正如真正的美好既经丧失，一切就都变成了它的真正的美好。”（注：《思想录》帕斯卡， 商务印书馆， 1985，第186页。 ）信仰的迷失和困惑可以说是人们在实现精神的自由和摆脱传统宗教束缚的文化转型过程中付出的最沉重的代价。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崇尚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情结的近代西方文化模式的代价。信仰问题和意义问题是些古老而又不断翻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困扰着所有时代、所有地区的所有人。提出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人类处境的有限性，以及人不断要达到彼岸的理想所生产的张力。”（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贝尔，三联书店，1989，第218页。 ）它实质上是在历史意识中存在着的关于人的生存的问题，是人类对自身存在的终极关怀。因此，人不可一日无信仰，信仰的坍塌无异于人的“心死”。古语道：哀莫大于心死。近代“人”的发现使人们摆脱了上帝的拥抱，却在另一水平使人处于迷惘和痛苦的境地。“上帝的行动是以慈祥处置一切事物的，它以理智把宗教置于精神之中，又以神恩把宗教置于内心之中。然而，想要以强力和威胁来把它置于精神和内心之中，那就不是把宗教而是把恐怖置于其中了”。（注：《思想录》帕斯卡，商务印书馆，1985，第95页。）中世纪的教会把宗教变成了以强力和威胁为特征的恐怖，所以才有了人文主义者对教会的反叛。反叛的目的不是绝对排斥宗教，而是要求对信仰的宽容，拯救人们心目中原有的神圣的价值理想。然而这种变革无疑危及了超验信仰本身，导致了真正的信仰危机。这场巨大的变革创造了人类的辉煌文明和伟大成就，“但是这些果实的培植和获得也付出了直接或间接的沉重代价。它们必然地或非必然地侵蚀了其他同样宝贵，同样为人类所需要的传统。”（注：《论传统》E·希尔斯，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第440页。）扬弃这种痛苦和代价， 摆脱这一精神困境，成了后来文化进步所追求的必然目标。
其次，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过程中还付出了惨重的人的代价。以宗教改革为例，这场运动的进行，新教统治地位的确立是以对异教徒的残酷迫害和清洗为代价实现的。16、17世纪的欧洲正是由于新教的出现才使得宗教情绪变得异常激烈。这不仅表现在天主教对新教的迫害和镇压所引起的反抗上，而且表现在新教本身的不宽容上。宗教改革的宗旨是要纯洁信仰、清除腐败，它反对的是腐化了的教会和教阶制度，而不是基督教教义和宗教本身。但它们确立自身力量的手段却与中世纪的天主教几乎无异，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英国的国教（新教派别之一）在19世纪中叶以前从未停止过对非国教徒的歧视和迫害，一切非国教徒都不能担任公职，他们甚至认为，引用《圣经》时要是弄错了一个逗号都是足以判处死刑的。加尔文在瑞士所实行的是不折不扣的新教专政。他成立宗教法庭，监视市民的私下议论，对被怀疑有异教观点的人或异教徒有权处以直至死刑的各种处罚。因此，如同许许多多的宗教派别一样，宗教改革运动所取得的成果也是以虔诚的异教徒的鲜血为代价实现的。
再次，近代西欧文化转型中的代价还表现在它造成了西方商业文化的泛滥、享乐主义的流行。这是有悖于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者的初衷的。事实上，无论是人文主义者对享受现世生活的幸福的倡导，还是宗教改革者鼓励人们追求财富的积累，它们在本质上都是为了激发个人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促使个人实现自我价值和自我追求。那种对财富金钱的无度贪欲、以金钱为标准衡量一切社会价值的做法本身并不是他们所追求的与市场经济和当时的历史趋势相适应的所谓资本主义精神，也不是他们的目的所向。马克斯·韦伯曾明确指出，获利的欲望，对营利、金钱（并且是最大可能数额的金钱）的追求，这本身与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并不相干。这样的欲望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对财富的无度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精神。“一个人对天职（calling）负有责任， 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三联书店，1987，第7—8页、第38页。）但是，后来的现实却是，随着财富的增长，他们的勤俭、愤怒、肉体的欲望，眼睛的欲望和对生活的渴望也成比例地增强。因此，尽管还保留了宗教的形式，但它的精神正在如飞似地逝去。（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三联书店，1987，第 142—143页。 ）它是社会文化变革过程中因价值追求目标的内在矛盾所付出的代价。倡导人们勤俭、敬业、追求财富的积累，同时又要求世人节制贪欲。其冲突必不可免。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全书结尾处，韦伯承认，新教精神，在其获得最高发展的地方——美国，财富的追求已被剥除了其原有的宗教和伦理涵义，而趋于和纯粹世俗的情欲相关联。于是他不得不感叹道：“没有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有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伟大再生。”（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三联书店，1987，第151—152页。）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这种结构性矛盾和困惑至今仍困扰着处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的国家和个人。
最后，这种文化转型在后来还产生了一个始料不及的严重消极后果，即个人的主体性的失落。中世纪的宗教时代，人以自身外化的意识——神性作为理论基础，以神的人化形象作为实践基础，阐释人自己的生命存在，以此使自我意识获得文化的支持。在近代以来，人的最终文化支持转变成了工具理性和实践层面上的技术张力。这种文化意识导致了人与物质世界的割裂，最后达到尖锐对立的地步。“主体”在物质世界“人化”的过程中，虽然建设了一个工业文明，却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逆变”现象，人自身由物质文明的膨胀而“物化”了，人逐渐成为自身物质改造活动的产品的奴隶和附属品。人在建设工业文明的同时也不知不觉地为自己戴上了“工业文明”的镣铐，由征服者逐渐变成了被征服者的“俘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寓意深刻的文化悲剧。“人性”也被迫扭曲自己曾经炫耀过的“主体性”去适应物质文明的“法则”。因此，西方一些有识之士发出疑问：“人到底是人自身，还是大工业体系中的机器零件。”这种文化发展中的扭曲和代价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伟大仁人志士们万万预想不到的。
三
西方的文化转型，或者说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尽管付出了许多代价，产生了许多当初意想不到的消极后果，但是，相比起它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以及这些成果的深远意义和影响，它无疑仍是很成功的。它唤醒了沉睡于传统基督教文化统治一千多年之久的西方大众，造就了适合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的主体，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观念的进步，为巨大生产力的喷薄而出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文化意识基础。如果说人的因素是一切社会进步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的话，那么调动和激发起这个因素，使其发挥决定作用的力量当首推这场波澜壮阔、气势宏伟的文化变革运动。与当今许多“后发”国家的文化变革的困境和失败相比，西方近现代文化转型的实现并不仅仅在于它的循序渐进性、长久性。许多人认为西方社会这场转型之所以能以相对较小的代价取得宏伟的成果和目标，主要在于它们是原发国家，一切变革都可以从容而自然地进行，可以通过旷日持久的时间去逐步地改变或改造普通大众的思想观念，提高他们的精神文化水平，使之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相匹配。这一点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且是“先发”国家所独有的，“后发”国家无法获取的优势。然而这一理由显然还不够充分。从代价的角度反观这场文化变革，我们会发现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个时代的文化先驱和人民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其特有的方式恰当地、顺利地处理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顺利地处理了人们的价值追求目标与代价之间的关系。历史上形成和积累起来的传统文化究竟是社会转型或现代化的基础，还是它们的阻力和惰力？恩格斯在谈到罗马帝国以后中世纪的封建文化与文明时曾说：“不论这四百年看起来多么象白白度过，可留下了一个重大成果：这就是现代化的民族，亦即西欧人为了未来的历史而实现的新的形成和新的组合”。（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1—152页。）人类正是在这些旧文化、 旧文明的基础上依靠不断地实现新的形成和组合而进步和发展的。同时，现代文化作为新生事物，它的产生必然是以批判的面貌向传统文化发起挑战和攻击的，它必然要对传统文化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但是，这种文化转型或变革绝不是要彻底否定传统文化、彻底抛弃传统文化。转型过程中许多有效性传统依然存在，这倒不是因为它们是仍未绝灭的习惯和迷信的外部表现，而是因为大多数人仍旧需要它们，缺少了它们便不可能很好地生存。这表明那些按照它们生存的人都获得了益处。
西方的传统宗教或宗教文化是文化转型前一直统治人们一千多年的传统文化的最大代表。以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为代表的西方近代文化变革运动向这种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把它的腐朽与没落之处批得体无完肤，号召人们起来争取自由、独立和人性完整。但是，无论是文艺复兴和随后的启蒙运动，还是宗教改革，它们批判的矛头针对的是腐败、肮脏的教会和严重压抑人、束缚人的教规，而不是基督教的经典教义和宗教本身。人文主义者追求的是人性中对美和娱悦的向往，通过对古希腊古典主义思潮的引入来发掘此岸世界的奥妙，来融解僵化的中世纪基督教的坚冰。宗教改革者则全心全意地去寻求对基督教精神的新的解释，试图以“新教”的精神和文化伦理取代对宗教经典教义的经院式的歪曲性注释，使之重新赢得人们的信仰和支持，塑造新的“个人”和“自我”。正是文化变革的这种本质极大地促进了日益蓬勃和高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得近代西方社会转型的潮流不可逆转。正如希尔斯所说，在一定意义上“抛弃传统应该看成是新事业的一种代价，保留传统则应算作是新事业的一种收益”。（注：《论传统》E·希尔斯，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第440页。）积极主动地付出一些代价、牺牲传统中与新生事物相抵触的实质，维护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传统的内容，并使新的文化扎根于传统，从传统中创造性地生长和壮大起来，较好地保持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平衡，这正是西方近代文化转型得以实现的奥秘之所在。后来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滋生出的信仰和生存意义危机恰恰又是由于这种平衡被打破，张力被破坏的结果。传统文化的天平开始倾斜，造成了过高的精神损失，超出了许多人的承受能力。这场伟大变革的历程也说明，人类文明就是在这样无数的痛苦、甚至悲哀中展示着辉煌，在矛盾中实现着进步，在无数代价中换取着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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