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萧条的逻辑起点：收入分配不公(1919/1929)_大萧条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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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8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4)12-0093-15

       自大萧条发生以来，学界对其爆发原因的探讨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凯恩斯(2005)认为，大萧条的出现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所造成的，边际消费递减规律和资本预期收益率递减规律分别造成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其中决定因素在于投资需求不足。Temin(1976)基本同意凯恩斯关于自发支出下降引发了大萧条的结论，但是，他对凯恩斯的“投资不足是引发大萧条的原因”结论提出了质疑。虽然消费支出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收入的下降，但是一些经济学家也认为股票市场崩溃不仅使人们手中的财富缩水，而且改变了人们的消费预期。Romer(1993)认为，大萧条的原因是股票市场的崩溃导致一系列冲击，从而引发了总需求的下降，同时他认为消费者和生产者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也导致其减少了对耐用消费品的支付。货币主义领袖弗里德曼与施瓦茨对大萧条的原因提供了一个简单而有力的解释——大萧条起因于货币供给的外生变化，即直接由30年代初货币供给收缩引起。Bernanke(1983)的进一步考察发现，金融危机也是一种影响产出的重要方式，它通过导致信用中介成本上升的非货币效应影响实际产出。基于此，伯南克强调了美联储作为最后贷款人的重要角色。曹家和(1998)从货币制度角度进行分析，得出了“各国普遍实行的金本位制度也是导致这场大萧条的重要因素”的结论。陆寒寅(2008)则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角度出发，认为货币因素是美国大萧条爆发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日后进一步促使危机加深并扩散到其他经济联系国的重要环节和纽带。可以看出，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争论产生的原因在于双方关注的维度不一样。凯恩斯主义者对于紧缩的头两年私人支出的下降更感兴趣。货币主义者更感兴趣的是大萧条独一无二的深度和严重程度。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1931～1933年这个时间段，此时的紧缩呈现出空前的加速度。

       综上所述，对大萧条爆发的原因有许多种解释，但不是所有解释都是彼此绝对排斥的，只是每个学者关注的时间点或者角度不一样。总之，一系列事件共同作用下导致了大萧条的发生。沿着凯恩斯的思路进行分析，既然GDP由消费、投资、政府购买(暂时不考虑净出口)，由于凯恩斯主义面世之前政府购买变量尚不足以影响一国宏观经济运行，那么，找到消费或投资减少的原因，大萧条的原因似乎也就水落石出了。但是在分析的过程中，大部分论文都只是在收入总量研究的思路下展开，基本上没有涉及收入分配结构问题。刘巍、陈昭(2010)从计量经济史的角度对大萧条的发生的原因曾有初步的猜测，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可能是造成总量上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原因。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使得产品销售困难重重，从而储蓄转为投资的压力增大，最终造成总需求的不足。本论文在先前猜测的基础上，从收入分配结构角度对大萧条的原因进行讨论，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美国大萧条之前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

       大萧条爆发后，崇尚自由的新古典主义者一筹莫展。1936年，凯恩斯的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问世，将1929～1933年的大萧条诊断为“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认为，三大心理因素造成的阻碍使得需求约束型经济中会产生有效需求不足，即较多的收入被储蓄起来了，并未转化为投资，事前储蓄远大于事前投资。假定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分析正确，那么，资本主义经济萧条的根源在于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所构成的总需求不足以实现充分就业。消费需求不足在于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即人们不会把增加的收入全部用来增加消费，而投资需求不足是由于资本边际效率在长期递减。本文拟从两个角度对凯恩斯的研究做进一步探讨：第一，凯恩斯只是研究总量，基本没有涉及结构问题。边际消费递减规律显然不太适合处于中下层的美国人；第二，凯恩斯对消费分析没有考虑对美国消费者影响很大的信贷消费。本节首先探讨大萧条前夕美国的收入分配情况。

       在20世纪20年代的大繁荣中，美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并没有因为大繁荣而缩小，反而越来越大。在大繁荣中，收入越是多的阶层收入增加越快。根据Stuart chase(1929)的统计，1920～1929年，1％最富有的人享受着75％的收入增长。尽管1922～1928年美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从625美元增加到742美元，但不同阶层所分得的收入却是不同的。其中，城市总人口71％的工人工资收入仅占总收入的38％，而企业主阶层却获得41％的国民收入。全美前10％富有阶层共270万户，拥有270亿美元的收入，平均每户1万美元，而剩下的90％(共2430万户)拥有540亿美元的收入，平均每户仅2200美元。到1929年，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均更加严重，当时美国0.1％最富有家庭的收入等于42％最贫困家庭的收入，即2.4万户最富有家庭的总收入相当于115万户中下层家庭的收入总和。大约有71％的家庭年收入低于2500美元，60％的家庭年收入低于2000美元。2.4万户最富有的家庭年收入超过了10万美元，其中513户的年收入在100万美元以上。①表1可以清晰的反映不同收入阶层的净收入增长率，收入越高的阶层，收入增长越快。

      

       由于美国没有公布1946年之前的基尼系数情况，所以，很多数据需要根据为数不多的样本进行计算和估计。斯坦利·恩格尔曼和罗伯特·高尔曼(Stanley.Engerman，Robert.Gallman)(2008)使用计量经济学工具测算出了美国1913～1946年的基尼系数以及贫困率数据，见图1。通过他们的计算我们可以知道，基尼系数整体呈现上升的趋势，其中到1929年达到一个新的高点，从1919年的0.48增加到了1930年的0.589。另外，与基尼系数的趋势类似，贫困率也几乎是逐年升高，贫困率从1919年的51.6％增加到了65.8％。增长幅度达到28％。②恩格尔曼和高尔曼的测算结果毫无疑问的证明了美国大萧条前夕糟糕的贫富差距问题。经济强劲增长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收入分配隐患。

      

       图1 美国1919～1930年基尼系数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恩格尔曼·高尔曼《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08～210页。

      

       图2 美国贫困率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恩格尔曼·高尔曼《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08～210页。

       另外，美国国税局(IRS)收入统计报告(SOI)是一份非详细的报告。该报告统计了自1916年以来美国申报个税的各收入阶层的收入分布情况。通过IRS公布的数据，我们根据基尼系数的公式可以大致计算出1919～1929年美国交税居民的基尼系数，详见图3。从图中可以看出，虽然在某些年份，基尼系数是下降的，但在此样本区间内，它们是呈上升趋势，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在上升，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图3 美国1919～1929年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国税局(IRS)收入统计报告(SOI)数据计算。

       见http：//www.nber.org/databases/macrohistory/StatisticsofIncomeReport.

       我们的测算结果虽然和恩格尔曼等人的数据有些偏差，但是基本趋势完全一样，结论也基本一致。在1919～1930年期间，美国经济出现爆发式的增长，但是随之而来的收入分配问题也隐藏在其中，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贫困线以下的家庭比例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出现了增长。这一切对后来美国大萧条的爆发带来了巨大的隐患。

       二、收入分配差距与消费需求不足

       (一)美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根据威廉·曼彻斯特的描述，哈定—柯立芝总统任期内的所谓“新世纪的繁荣”并没有坚实的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工人每小时的劳动生产率已经提高了40％以上。既然有了这样大量的商品生产，消费者的购买力显然需要得到相应的提高，也就是说，要增加工资。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工人的收入并没有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相应增加。就是在黄金时代的1929年这一年，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经济学家们也计算过，一个家庭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每年需要2000元的收入才行，但是当年美国家庭60％以上的进款是达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句话，购买力跟不上商品产量。例如，工资指数从1920～1929年10年间仅仅上涨了3.28％，而同期的生产指数却上升了62.5％。工资指数和生产指数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见图4)。换句话说，“福特制”所增加的利润大部分被企业主占有，分配不公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增加而扩大。

      

       图4 1919～1929年工资指数和生产指数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http：//www.nber.org/databases/macrohistory/contents/.

       另一方面，美国经济的繁荣并非在所有行业中展开。占人口约25％的农业部门没有在繁荣中受益。19世纪中期以后，伴随着机械化的发展，美国农业的生产效率和总产量大大提高。一战中由于欧洲对美国食品的需求急剧增加，不仅使得一度低迷的农产品价格从1914年开始回升，而且促进了农业投入增长和规模的扩张。但是，随着战后欧洲需求的消失，从1920年开始，美国农业的形势急转直下，陷入了萧条的泥潭中。

       在表2中我们观察到，1921～1922年，由于价格下降，农业名义产出降幅很大，而实际产量和1920年相比反而略有上升。在整个20年代，农产品产量的增加是比较适中的，1929年的产量只比1920年高16.4％。但是，由于农业产品价格的快速下降，农业纯收入远远落后于1920年并且一直没有恢复。农业在整个国民收入中占的比率逐渐下滑，从1919年的21.7％下降到1930年的11.3％。可见，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农业灾难确实深深植根于20年代的经济发展之中。占人口四分之一的农业人口收入一直没有增加。

       (二)无信贷条件下不同收入阶层消费模型讨论

       所谓消费需求，可以从不同角度做多种分类。我们认为，需求满足人们基本温饱问题的需求可以称其为“生存需求”；当收入增加以后到满足了“生存需求”以后，人们开始朝着富裕生活努力，于是，我们将超过“生存需求”之后的需求称之为“改善性需求”；另外，我们认为，当收入达到一定的水平之后，人们会产生“奢侈性需求”，这种需求主要为了体现个人的地位和满足一些自己的虚荣心方面的需求。根据三种不同的需求以及大萧条前期的实际情况，我们将全体美国居民分为三类：“贫困阶层”、“富裕阶层”、“富豪阶层”。

      

       根据布鲁金斯的统计数据，1929年美国有大约60％的家庭处于“贫困阶层”，家庭收入在2000美金以下。进一步分析可知，将该阶层又可以细分为两个子类：第一子类为没有满足温饱需求的“严重贫困户”。这类人的收入微薄，家庭年收入低于1000美元，有的甚至完全没有劳动收入，全靠救济度日。“严重贫困户”完全没有储蓄，有多少就消费多少。他们生活在美国社会的最底层，过的是挣扎在饥饿线上的悲惨生活，这部分人群主要来自于非技术工人、农业工人、临时工人以及一些失去劳动力的人群。这部分家庭占到全美家庭数的21％。第二子类人我们权且称他们为“一般贫困户”。这类人的收入在购买生存物品后略有结余，但是他们也几乎没有储蓄，因为他们一旦有改善生活的欲望和需求，对其他物质的需求就会很轻易的就花掉他们的积蓄，储蓄可以忽略不计。这群人主要是技术熟练的工人，自由职业者等。这部分人虽然能够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但是他们在购买除生存物品之外的物质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这群人在大萧条前夕的美国占比非常大，比重大概在达到40％以上。

       “富裕阶层”主要来自于一些高级企业管理人员、小企业主等等。这部分人完全有能力购买汽车、收音机、钢琴等消费品，并且还有储蓄，当收入有所增加时，消费有所增加，但是不如收入增加之幅度大，即新增部分的收入大部分被储蓄起来。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符合这部分人群。

       “富豪阶层”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虽然不多，但是却占据很大部分的收入和财富。这部分人的储蓄非常高，据统计，1929年0.1％最富有的家庭储蓄占到总储蓄的34％。这部分人满足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

       我们记“温饱需求”、“改善性需求”的临界点分别为：D1、D2。当收入水平低于D1时，并且假设人们没有政府补助或者信贷消费的情况下，人们会把收入全部用于消费以满足“温饱需求”。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会有任何的储蓄行为，即Y∈[0，D1]时，APC=1，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可由下图所示的OB线段描述。在收入Y∈[D1，D2]时，人们能够满足温饱需求，但是不能完全满足改善性需求，人们几乎会将所有的收入用于改善性需要，换句话说，边际储蓄率和平均储蓄率接近于0。这意味着，在大萧条前夕收入不高的美国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储蓄，消费量局限于收入水平的消费行为可由图5的BD线段描述。当Y∈[D2，D3]时，人们在满足了“温饱需求”和“改善性需求”之后，开始出现了大量的储蓄。在“边际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虽然消费支出随着收入增加而增加，但边消费增加额小于收入增加额。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可由图5的DG线段描述，整个收入函数和消费函数可以表示为：

      

(1)

      

       图5 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函数

       (三)收入差距与消费需求的逻辑关系分析

       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消费理论。我们将经济中的全体居民划分为两类群体：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假设：1.高收入群里的总收入为Yh，其平均消费倾向为ch(0＜ch＜1)。同理，低收入群里的总收入为Yl，其平均消费倾向为cl(0＜cl＜1)；2.根据边际消费递减规律，高收入群里的平均消费倾向小于低收入群体的平均消费倾向，即ch＜cl；3.设全体居民的总收入为Y，全体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为c，且设高收入群体占总收入的比例为a。

       从这一组前提出发，我们很容易得到居民总消费关系式：

      

       由于ch＜cl，而c是关于a的递减函数，于是，在总收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c随着a的变大而变小。换言之，c随着收入差距的变大而变小。

       现在考虑大萧条前夕的具体情况。低收入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基本为1，且收入差距越来越大，高收入者的比重越来越高。则修正后的平均消费函数为：

      

       亦即随着a的增加，平均消费倾向逐渐下降。年复一年需要更多的投资来消化巨大的储蓄。理论上来讲，美国大萧条前夕的储蓄率应该呈现大幅上升的趋势，但是实际情况与其相反。美国大萧条前期国民消费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出现了上升的趋势，见图6。

      

       图6 美国1919～1929年平均消费率

       资料来源：http：//www.nber.org/databases/macrohistory/contents/.

       三、消费信贷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掩盖作用分析

       (一)消费信贷存在条件下对消费函数的修正

       信贷消费的实质是把未来的收入提前用于消费。在提前消费未来的收入时，消费者凭借其信用借入一笔款项用于现在的消费，然后在未来的某一时间间隔均匀地或者非均匀的偿还这笔款项。我们可以判断信贷阶层最主要集中在“一般贫困阶层”和“富裕阶层”。“严重贫困户”完全没有储蓄的空间，所以没有信贷消费的基础。“富豪阶层”即能满足“改善性需求”，也能满足“奢侈性需求”，完全不会考虑信贷消费。而“一般贫困户”存在挤压消费来获取信贷的空间，从而实现“美国标准”生活方式。“富裕阶层”也可以通过信贷消费努力实现消费“奢侈品需求”的状态。

       假设某一典型消费者在收入为Y1时点，信贷消费为C1，以后按某一时刻按利率i(0＜i＜1)偿还款项。很显然，能够取得信贷的前提是某人必须除了能够满足生存的需要，也即前文所指的“温饱需求”后还有剩余储蓄的空间，用数学表达式表达为Yt＞D1，假设还款利率为i，则Yt＞D1＋IC1。就是说，人们在某一时点收入为Yt，且信贷消费Ct，其当期收入Yt必须能够支持“温饱需求”支出和当期应偿还的本息。如果这一条件得不到满足，贷款者不会轻易贷款给借款者。

      

       图7 有消费信贷条件下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函数

       根据上述分析，在有消费信贷条件下，由于消费信贷的刺激，消费者消费支出增加。在D1＜Y＜D2时，消费曲线不再是BD和DE，而变成了BE弧线。这说明，在有信贷消费的情况，明显会增加即期的消费额，短期的消费会出现明显的增加。

       (二)美国消费社会的出现和信贷对消费的推动

       美国在经历了100年的工业革命后，人们的收入已经增加不少，消费需求自然会上升。那个时候，规模化的工业技术已经趋于成熟，开动机器就能生产很多东西，很多产品，工业产能开始过剩，到了“你要多少，我就能生产多少”的地步，于是，生产已经不再是经济增长的瓶颈，消费需求才是瓶颈，按照刘巍、陈昭(2010)先前研究结论，即1919年美国实现了从供给约束到需求约束经济态势的转变。根据凯恩斯的边际消费递减规律，随着收入越高，整个储蓄率会越来越高，这就需要更多的投资来消化巨大的储蓄。在没有新的经济热点出现的情况下，投资缺口必然会带来经济的萧条，但是，事实却与凯恩斯理论不太一致。1919～1929年，美国的消费总额出现了强劲的增长。美国经济研究局的统计数据表明(见图8)，美国人的消费总量从50.2亿美元增加到76.4亿美元，其中，服务消费、耐用品消费、半耐用消费和非耐用消费在此期间分别增长了56.18％、75.9％、57.73％和40.7％。国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84％上升到88％。消费占GDP的比例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出现了上升的趋势。见图9。

       美国贫富差距大，且进入了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消费需求的增长——进而经济增长——应该是相当艰难的。但是，美国靠分期付款方式暂时解决(或者说推迟)了这一重大问题，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私人汽车。在私人轿车面世的初期，每辆车的价格为1500美元左右，而当时一般工人的年收入才800美元左右，私人汽车主要是有钱人的消费品。虽然后来福特公司推出售价仅850美元的简易型T型车，但其价格还是高于一般美国家庭的年收入。靠现金购买只能是满足“富裕阶层”和“富豪阶层”。“贫困阶层”完全没有办法购买。1913年，第一家汽车按揭贷款公司在旧金山成立，专门向普通大众提供汽车消费信贷，买车者只需要付四分之一的预付款，剩下的分期付。这个行业此后发展迅速。信贷制度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汽车消费以信贷消费的形式发生。在1923年销售的350万辆汽车中，65％是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的，详见表3。在汽车消费的带动下，1920年以后信贷消费的形式被推广到收音机、洗衣机、珠宝、服装等商品中。截止1927年的美国人消费中，75％的汽车、80％的留声机、75％的洗衣机、65％的吸尘器以及25％的珠宝等都是以信贷消费形式购买的。③

      

       图8 美国1919～1929年消费结构数据变动情况(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http：//www.nber.org/databases/macrohistory/contents/.

      

       图9 美国1919～1929消费占GDP比重的趋势线

       资料来源：http：//www.nber.org/databases/macrohistory/contents/.

       1919～1929年信贷消费拉动了美国消费的增长，消费的增加又进一步促进了投资的增长。消费信贷“藏匿”了供需平衡的矛盾，凯恩斯式的难题有了暂时解决的方式。值得一提的是，一战中大规模扩大的生产能力在战后初期(1920～1921年)一度造成了供大于求的经济衰退，但是由于消费信贷机制的作用，很快把美国经济带出了低谷。

       (三)消费信贷锐减、外需骤降与大萧条

       众所周知，信用是将未来的消费提前到即期，从而扩大即期消费需求的有效手段，在需求约束型经济条件下保持一定消费规模，可以调节供需平衡矛盾。但是，过度依赖信贷消费则风险极大，一旦信贷消费额大幅减少，总需求就会陡然下降，总产出遭受沉重打击。消费信贷机制发挥作用需要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商业银行体系正常运转，第二，借贷双方均对未来有足够的信心。

      

       1929年，胡佛政府就任伊始，试图抑制股票市场的投机浪潮，实行了紧缩货币政策。这一政策非常“奏效”：股市暴跌、银行危机、信用萎缩，实体经济从次年开始逐波下行。从1930年起，美国商业银行接连倒闭(见表4)，没有倒闭的银行纷纷自保，“惜贷”现象严重。人们指责那些不愿贷款的银行家们“已经成了我们社会的寄生虫”(拉斯·特维德，2008)。但是，大萧条已经开始，银行家们“惜贷”寻求安全是理性选择，指责无济于事。银行倒闭浪潮在时刻提醒着还“健在”的银行的经理人员，不可贸然放款。于是，商业银行存款直到1933年方见谷底，到1934年才有像样的环比回升。

       商业银行体系不能正常运转，授信方“惜贷”，两个必要条件的消失，导致消费信贷锐减。于是，1929～1933年美国家庭债务指数急速单边下降，直至罗斯福政府整顿了商业银行体系，银行重新正常营业，该项指标始见上升，见图10。

       当信贷消费下降时，消费支出也出现了大幅减少。其中，耐用消费品也出现了大幅下降，而易腐败食品等生活必需品并没有出现大幅下降的情况，见图11。耐用品方面受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汽车了，通过观察美国汽车销售量，我们发现，美国家用私家车的数量在1929年达到了巅峰，但是1929年之后数量出现了急剧下降，见图12。

      

      

       图10 美国1919～1939年家庭债务指数曲线

       资料来源：http：//www.nber.org/databases/macrohistory/contents/.

      

       图11 美国耐用品和易腐食品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http：//www.nber.org/databases/macrohistory/contents/.

       当信贷消费不再时，美国有效需求出现了严重不足，美国的经济很快陷入了恶性循环，金融危机演变成了经济衰退，进而演化成了旷日持久的大萧条。

       同时，外需衰退对美国经济的衰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萧条期间，美国颁布了《1930年关税法案》。该法的本意是为美国农业提供关税保护，但是却招来了贸易伙伴的报复行为。这沉重打击了美国的出口，美国的进口额从1929年的44亿美元下降到了1933年的14.5亿美元；出口尤为严重，从51.6亿美元下降到了16.5亿美元。这使得本来就内需不足的美国雪上加霜，见图13。根据马里奥·克鲁格西(Mario Crucini)和詹姆斯·卡恩(James Kahn)的估计，《斯穆特—霍利夫关税法》使得美国GDP减少了2％。④

      

       图12 1919～1933年美国在用汽车数曲线

       资料来源：B.R.米切尔《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美洲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第二版，2002年，599-600页。

      

       图13 美国进出口关键数据趋势图

       资料来源：B.R.米切尔《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美洲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第二版，2002年，816-817页。

       五、结论

       总结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一)国民收入分配不公是美国大萧条的本质性起点，是大萧条的病根。美国经济在1919～1929年间虽然得到了狂飙式的发展，但是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风险。收入的大部分被占比很少的一部分人所获得，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是显著的。基本徘徊在温饱水平以下的家庭占到了美国总人口的60％以上，即使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等于1(或大于1)也购买不了多少商品。分配不公无法保证供需平衡，必然造成物品供应的过剩。供给的过剩并不意味着这些生产盈余不需要，而是大多数人想买却买不起。也就是说当机械化的流水线生产出大量商品投放在市场上时，缺乏足够的购买力来吸收这些产品。从逻辑角度分析，接下来必然会会导致厂家减产，投资减少，消费和投资都会出现不足的现象，整个经济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失业率上升，产能闲置。

       (二)消费信贷药方用好了能治病，用不好会要命。数据表明1919～1929年美国的有效需求是高度增长的，逻辑与现实有很大的反差。我们的分析结论是，增长动力源于当时日益盛行的信贷消费。收入分配不公造成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间的距离的扩大被分期付款时间错位的需求所掩盖，特别是在耐用消费品方面。但是，在金融要素的支持下，不断透支的需求尽管延迟了消费不足的问题，但这一问题并未解决，繁荣或衰退的命运反而系于更容易出事、波及面更广的金融部门了。在总供给的物质属性与总需求对路的条件下，若收入分配结构合理，则无信贷支持的消费率也较高，总需求基本可以拉动总供给，未必对消费信贷过分依赖，宏观经济运行风险较小。在需求约束型经济中，消费需求对消费信贷依赖越重，总需求对货币政策的依赖就越重，宏观经济运行的风险就越大。

       (三)经济下行是具有惯性的，各企业各部门之间存在着有机的市场联系，某些市场主体因债务问题(欠人或人欠)而倒闭必然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虚拟经济部门和实体经济部门交替倒闭。因此，当局的突兀紧缩性货币政策应当慎用。20世纪20年代，由于美国刚刚进入需求约束型经济，胡佛政府没有宏观调控经验，不太清楚货币政策与总需求、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利害关系，鲁莽行事，铸成大错。时至今日，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股市飙升就一定是经济泡沫，虽然经济泡沫往往表现于资产价格飙升，但逆命题未必成立。

       (四)一国发生经济危机时，若采用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限制进口以提升内需，必然遭受严厉的报复，出口举步维艰，致使本国经济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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