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的地域“文化圈”特征及性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圈论文,地域论文,国语论文,特征论文,性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40(2012)06-0112-04
《国语》作为先秦“语”体系统中一部特殊、重要的著作，就其性质而言，自汉至清，学者主要有这样几种代表性看法：《汉书·律历志》《论衡·案书》等以为“《春秋》外传”，《史通·六家》列为史体六家之一，浦起龙《史通通释》疏为“国别家也”，《四库提要》列为“杂史”[1]。今日学者，倾向于《国语》主要记载卿士大夫治国言论。实际上，关于《国语》不同性质的内容，韦昭早有较为全面并切合实际之说：“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国语解叙》)陶望龄对其的性质与风格的看法，值得重视：“《国语》一书，深厚浑朴，《周》《鲁》尚矣。《周语》辞胜事，《晋语》事胜辞，《齐语》单记桓公霸业，大略与《管子》同。如其妙理玮辞，骤读之而心惊，潜玩之而味永，还须以《越语》压卷。”(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九)刘熙载之说，亦甚有见地：“《国语》周、鲁多掌故，齐多制，晋、越多谋。其文有甚厚甚精处，亦有剪裁疏漏处。读者亦别而处之。”(《艺概·文概》)崔述也有独特感悟：“《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洙泗考信余录》)
我们认为谈《国语》性质，应该从全书性质相同的材料、不同国别的材料、同一国别内容不同的材料3个“基本事实”出发，所得结论或许更接近于实际。《周语》《鲁语》的“语”者大多是卿士大夫，重秩序、重名分、重礼义。虽《诗·大雅·文王》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但《周语》无革故鼎新气象，其强调维护稳定、封闭的秩序，不愿打破旧有格局，失去已有平衡。其话语大多在相对安稳的静态环境中进行，故能引经据典，娓娓道来。节奏慢、语气缓、辞语婉，但其推理周密，逻辑性强。《周语》突出“嘉言善语”“教诫之语”色彩，那些劝谏、议论者，有厚重历史感，突出“史鉴”意识，动辄追寻“古者”“古之制”“先王之制”。所谓“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咨于故实，不干所问，不犯所咨”(《周语上》)。要在回顾和复制历史中，寻找答案，维持现状。以过去“怎么做”的程式为样板，提出现在“应该照着做”的建议。预言“现在”不遵循“过去”的陈规，“将来”会有何结果，但未提出超前的建设性见解，以避免将来的恶果。周、鲁人不参照、借鉴外部经验，而过去的辉煌值得自豪，之前失败的教训值得吸取，从而形成了“怀旧”情结。所谓“始之以古，终之以古。行古志今，政之至也。政维今，法维古”(《逸周书·常训解》)，体现出保守、僵化的思想状态。眼光向后，显得滞止、暮气。《周语》突出靠道德、道理、秩序治国、牧民、行事，不智力、武力，强调“顺而德建”(《周语中》)，加之礼乐文化的熏陶，从而形成了温文尔雅、坐而论道的“周、鲁文化圈”。
《鲁语下》还有两组材料比较特殊。其中一组8篇材料，记公父文伯之母对家人的规诫性训辞及行为，是“家事”。另一组5篇记孔子博物富学。《论语·述而》言“子不语怪、力、乱、神”，但《鲁语下》却记孔子谈“木石之怪”“水之怪”“土之怪”“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论语》体现孔子更多关注的是现实问题，不大讲述历史，但《鲁语下》既记孔子对现实礼仪的重视，还有讲史。
《齐语》为“霸语”，与《周语》《鲁语》彬彬有礼地坐而论道相反，《齐语》主要记述管仲辅佐桓公称霸的举措——“从事于诸侯”之“术”。君臣相知，戮力同心，南征北伐，东讨西战，建立了煌煌伟业，演绎了春秋一段风云激荡的历史。《齐语》突出桓公与管仲“明君能臣”的组合，且重民生疾苦，重仁义，这是历代人们羡慕、期盼、心仪、向往的一种理想组合模式与做法。故孔子赞叹：“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司马迁称赞：“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史记·管晏列传》)齐人的眼界敏锐开阔、眼光向外、思想开放、打破常规，他们不在周朝一统、周王为天下共主的固有模式里原地踏步，①而是打破观念束缚，不仅全方位改革，还提出了“亲邻国”“择其淫乱者而先征之”的春秋时代最早的“近交远攻”战略主张。齐王以务实做法，锐意进取，凭努力打破原有诸侯格局，建立新规则，实现新目标，形成“以我为中心”的新格局，并成为天下霸主。齐、鲁虽接壤，但凭海临风的齐人思维的超前、宏阔、无规则，非局促鲁人所企及。②同时，《齐语》还体现桓公以武力征服众多诸侯国后，强调“隐武事，行文道”，“文事胜矣”，崇尚“文德”，为“文武是宪”(《诗·大雅·菘高》)的典型。《晏子春秋》记景公曾言于晏子：“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夷吾保义齐国，能遂武功而立文德。”形成了刚柔相济的“齐文化圈”。
《晋语》不仅在篇幅上占了《国语》很大的比重，而且内容复杂，充斥阴谋之“语”，时间绵延200余年。其中《晋语一·二》记骊姬之乱，《晋语三》记惠公之行，《晋语四》记重耳自逃亡到称霸的过程，《晋语七》记悼公之功，这几组基本上是专辑。这种以一个人物为中心，围绕主要人物构成完整故事单元的形式，应该对《水浒传》之类章回体小说，在整体构思、结构安排上都有影响。
《晋语一》“献公田，见翟柤之氛，归寝不寐”，似乎为晋国“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乱政做了一个预兆。此后晋国上空不时氤氲、弥漫着凶险恶气——阴云滚滚、寒风飕飕、杀气腾腾、人心惶惶、乱象迭起、险象环生。险恶的政治环境，培育了一个又一个政坛老狐狸，策划、实施着一个又一个的阴谋，演绎着不同故事。晋国政坛上至国君，下至臣子，阴险的、奸诈的、狡猾的、老谋深算的、明哲保身的、工于心计的……各色人物纷纷登台亮相，构成了色彩缤纷的人物画廊。像骊姬、优施、申生、重耳、史苏、郭偃、里克、荀息、丕郑、惠公等一大批人物，性格分明，历历在目。每个面孔凝固在那里，神情、心态毕现。他们各费心机，各揣思量，权衡、周旋。有人一头扎进某个权力漩涡，有人游离不定，暗中盘算，度量时势，算计取舍、进退。有人正面表演，有人暗中谋划。各个集团、各种势力的阴谋家们工于心计，机关算尽。在权力角逐中，刀光剑影、明枪暗箭、流言蜚语、密室阴谋、闺房私语、个人独白、骨肉相残，无所不用其极，毫无温情脉脉的面纱。
骊姬复仇掀起的晋国政坛大波澜，给一代霸主晋文公重耳提供了一个历练、成长的契机。前有骊姬，③后有惠公都想杀他。重耳逃亡，既凶险叵测，悬念迭生，同时也为成功做了铺垫。以重耳为中心，重耳与夷吾集团、所到国君臣及出场的不同人物、事件缀合起来，勾勒出一幅“流亡图”！重耳似乎是当时政治舞台上的一颗棋子，各国揣度、盘算、思量，并用不同的礼遇接待。各国君臣的幼稚与成熟、仁厚与奸诈、智慧与愚拙、冷静与冲动、深谋与浅薄，一一展现，烘托出了各国“政坛众生相”与“世俗人情画”。
《晋语》故事性强，极富文学色彩的精彩描写，随处可见。《晋语四》重耳“乞食于野人”的表演，颇具戏剧性。其声言“民生安乐，谁知其他”，似《三国演义》中刘禅“此间乐，不思蜀”的蓝本。子犯“与从者谋于桑下”及小妾偷听情节，有“惊奇”的戏剧效果。重耳酒醒追打子犯及对话情节，颇滑稽有趣。曹共公偷窥重耳洗澡的举动，荒唐可笑。勃鞮刺杀重耳，“文公逾垣，勃鞮斩其袪”，十分惊险。吕甥、冀芮密谋叛乱，紧张激烈！伯楚告密，“公遽出见之”及《晋语七》“公跣而出”，与《三国演义》中曹操见许攸“跣足而出”，情形相似！《晋语八》以旁观者口气，讲述“平公六年，箕遗及黄渊、嘉父作乱，不克而死。公遂逐群贼。……居三年，栾盈昼入，为贼于绛。范宣子以公入于襄公之宫。栾盈不克，出奔曲沃。遂刺栾盈，灭栾氏”。语言通俗，情节紧张，宛若后世小说。《晋语九》“董叔将娶于范氏”语言幽默尖刻，寓意深邃，形象生动，情趣、理趣俱佳。金圣叹曾情不自禁地激赏：“‘求’字妙，妙；‘既’字妙，妙；‘矣’字妙，妙；分作两句，妙，妙；‘欲而得之’，妙，妙；‘又何请焉’，妙，妙！不知文者谓是佳谑，却不知是一片眼泪。”[2]《梗阳人有狱》写闫没、叔宽默契地用双簧表演，劝谏魏献子勿受贿，生动有趣。二人临食叹声不断，可谓善于把握时机及表演方式。劝谏“台词”委婉切理，情致佳，理智明。
整部《晋语》，以“杀”始，以“杀”终，贯穿“乱”，突出“谋”，对晋200余年历史由乱而治、由治而霸、由霸而弱、由弱而亡的波浪式演进过程，展现殆尽。晋人的思想呈现复杂化态势，行为内讧与外扩并存，且行贿受贿之风浓厚。齐、晋、越人均施计谋，但齐人以正确的策略与措施，堂而皇之地向外扩张。越人内敛、高瞻远瞩、充满智慧与哲理，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着眼于夫差个性特点，突出攻心为上之策略。晋人则更多诡谲的权谋、心机。《管子·水地》以为“晋之水枯旱而运，圩滞而杂，故其民谄谀葆诈，巧佞而好利”，形成了以奸诈、好斗、唯利、冷酷为主要特征的血腥、险恶的“晋文化圈”。
《郑语》较特殊。前一篇写郑桓公为己谋后路，但主要内容为史伯分析天下形势。其以长篇大制，从空间方位上铺陈，对《战国策》铺张扬厉风格有影响，“主客问答”形式，为汉大赋所借鉴。后一篇纯叙事。
《楚语》体现出内修、内治的追求。虽“维女荆楚，居国南乡”(《诗·商颂·殷武》)，楚人自称“蛮夷”(《史记·楚世家》)，但其忧患意识强，字里行间流露着爱国之情。《楚语》体现的价值观、责任意识、使命感，特别是动辄征引《诗》《书》等以及随口讲史，不亚于中原之国，他们向前看、向外看的意识和观念也不落伍于中原。《楚语》体现了楚人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以及南北文化的交融。而能如此，主要是由于楚人睁眼看世界的开放心态与视野，从而形成了富有活力的“楚文化圈”。
《吴语》《越语上》讲述吴、越波澜壮阔、绚丽多彩的争霸史。两者以一个主要人物、事件为中心，其他人物、事件陪衬展开故事，有个人传记性质。其中有些描写，令人震撼、惊叹！如《吴语》写夫差排兵布阵：“万人以为方阵，皆白裳、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亲秉樾，载白旗以中阵而立。左军亦如之，皆赤裳，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军亦如之，皆玄裳、玄旗、黑甲、乌羽之矰，望之如墨。……王乃秉枹，亲就鸣钟鼓、丁宁、錞于振铎，勇、怯尽应，三军皆哗釦以振旅，其声动天地。”这种阵势、场面，在早期世界文学史上不多见。
《越语下》主要为范蠡出谋划策的个人言论集，但形式上为编年体例。值得强调的是，吴、越争霸史，也是勾践、夫差的性格成长史，是在“时间流中展现人生的履历”[3]。勾践深谋、隐忍，心机很重，夫差“盖威以好胜”(《吴语》)，个性表现为“傲”“横”“莽”“毒”“狠”“昏”，④其居功自傲、野心膨胀、刚愎自用、目空四海、盲目扩张。历史虽以成败论英雄，但就艺术形象而言，夫差更鲜活、生动，更有生气，血肉更饱满。勾践与夫差的个性与行为，导致“两国政治风格也有诸多不同点：吴谋浅而越谋深，吴阳刚而越阴柔，吴狂嚣而越深沉，吴逞志而越隐忍”[4]，形成了“吴、越文化圈”。
除上所述，《国语》还有明显的其他特点。一是重复。二是一些材料内容、时间上的前后错乱。三是“传闻异辞”，一事多辞，故出现矛盾。四是内容的前后补充。五是有虚构与想象。六是大量讲史，加强故事性。七是语言、修辞上的讲究，增强感染力。特别是随处可见的排比句，使文章更加精彩。不仅有《楚语上》9个“教之……”，12个“明……以……”，10个“……之”之类的排比句，还有《晋语六》9个“见……，……曰”的段落排比。这在先秦文学史上似乎绝无仅有。八是故事性比《尚书》《论语》《春秋事语》《事语》《语丛》《语书》之类“语”书强烈得多。先秦“语”体系统，既有《楚语上》“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的教科书性质，也有讲故事成分。“瞽矇传诵的历史再经后人记录下来就称为‘语’，如‘周语’‘鲁语’之类；《国语》就是记录各国瞽矇传诵的总集”。⑤张正烺认为“语”“在春秋时期的书籍中就是一种固定的体裁”，“就是讲话”，“不能撇开记事”[5]。《国语》如日本学者小南一郎所说，是“规诫性故事集”。⑥其故事性主要体现在：各《语》随处可见短小的故事，有骊姬之乱、重耳之亡之类独立、完整的故事单元；有吴、越争霸的长篇故事；《郑语》不仅引述《训语》的传闻，史伯接下继续讲了一大段奇异色彩更浓的故事。九是《国语》不仅思想驳杂，有些还为独创。如《周语下》谈音乐12律，《晋语四》因材施教的观点，《楚语上》“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小大、远近皆无害也，故曰美”之见解，《越语下》“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长”，“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叁)，然后乃可以成功”的系统主张。《国语》还强调“训”“儆”以致“顺”，⑦声明“犯顺不祥”(《鲁语上》)。“顺”则可以致“和”，达到理想状态。所谓“民用和同……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周语上》)。“和”既指和谐、均衡、协调，也指保持各自特点，多样化发展，多样性并存，各呈其态，各显其质，各美其美。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郑语》)。强调“训”“儆”“顺”“和”是为了“文”，即文德，因为“能文则得天地”，“被文相德，非国何取”(《周语下》)。十是从体制而言，《国语》不仅与他“语”差别大，就是《国语》内部，也不尽相同，其中还有3篇为纯叙事体。
所以，《国语》是将性质不同、来源渠道不同、动机与目的不同、体例不同、文风不同、思想与主张不同的材料汇集在一起。各“语”自成其“书”，合各“书”为一“书”而成《国语》，性质大略近似于后代的“类书”。要以“类”相从，依性分类，区别对待，进行个案剖析。《国语》许多材料先有“源”——最初的事和“语”者，而后经过了瞽矇传诵，或宫廷之中、卿士大夫、权臣周围人的口说，甚至“庶人传语”(《周语上》)。在此基础上，有人不断收集、编纂累积而成，⑧是依国分类的史料汇编，⑨但不一定是史官“实录”文献。《国语》许多材料是颇具中国特色的早期“说话”，对小说的发展，在诸多方面有着重要影响。先秦包括《国语》在内具此类性质与体式的文章，应称“事语”体，“国别体”则是全书的编纂体例。像“《国语》的作者”之类笼统提法，会造成“某部书在某段时间内由某人独立完成”的印象，不妥。先秦许多典籍应谈编纂者而非作者，具体某“书”可以谈单篇文章的作者，但绝大多数已不可考了。
注释：
①但形式上又很重视维护王统。《国语·齐语》载齐桓公“帅诸侯而朝天子”。
②海边的齐、吴、越三国，均有明显的发散性拓展思维特点。
③对其评价，作者有《骊姬：一个被误解的悲情者》一文，载于《文史知识》，2011年第7期，第75页-78页。
④参作者《由夫差形象塑造看〈国语〉的文学价值》一文，《中国文化研究》,2011年“秋之卷”，第120页-125页。
⑤徐中舒编著《左传选》“后序”，中华书局，1984年，第356页。
⑥《论小说的起源：从“语”到“说”》，人大复印资料，2009年第4期，第23页。
⑦指自然的秩序、状态、行为。“顺”是周人的一种理想化观念与行为哲学。
⑧《晋书·束皙传》载汲冢战国竹书有“《国语》三篇，言楚、晋事”。《国语》在汉代有两种本子，即《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国语》二十一篇”，自注：“左丘明。”“《新国语》五十四篇。”自注：“刘向分《国语》。”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以为“本旧有《国语》而分之，故曰《新国语》，即重新编定之书也”。
⑨是否“原始”，因无参照，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