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同向谐变支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支点论文,生态环境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城镇化的双刃剑效应弥漫在多个方面：诸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零和博弈困境、城市内二元结构形成、城乡差距扩大，等等。这种双刃剑效应似乎说明，城镇化具有魔鬼与天使双重属性，人们难以通过推进路径的优化选择，实现和谐发展。实际上，城镇化的这种双刃剑效应并不是其固有的本质属性，完全可以通过科学规划和合理推进而得到解决。从操作层面着眼，我们认为，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所倡导的绿色城市化发展路径，是规避城镇化双刃剑效应的不错选择，特别是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互动领域，它能够发挥协同功能，促进二者同向谐变。
近年来，围绕着村域经济与生态环境相关问题，我们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发现了许多富有启发意义的草根案例，它们以自身的运行实际与发挥的客观作用，通过各种方式，从不同角度，诠释了经由绿色城镇化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同向谐变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本研究从中选择了较有代表性的“金山规则”①，以之为分析对象，探讨村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同向谐变的内蕴与机理。
一、“金山规则”剖析
“金山规则”是我们对浙江省大田村传统文化特质的提炼与概括，核心内容来自于“禁山民约”：“谁偷砍树木、杂柴及拾死树枝，按每户烟灶分猪肉一斤处罚”②。围绕着这一核心内容，大田村逐渐建构起具有生态文化特色的文化特质丛，有些附着在“放生池”③、护林公园、林丰亭等物质载体上，有些则纯粹是人们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在市场经济大发展的今天，该村村民仍能坚守固有传统，保护“金山”行为持之以恒。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金山规则”的生成原因非常简单，它是村落功利性需求的结果：按照村民的解释，该规则产生的原始动力是挡风、防风。由于村落处于下风口，村庄经常遭受强烈风灾侵害，基于对生活经验的总结，数百年前的大田村人开始有意识的保护巡门山——“金山”，“金山规则”便应运而生。也就是说，该规则并不是因村民具有超常的生态素养而产生，而是产生于“金山”保护与村民经济利益的巨大关联，这就是村民将巡门山冠以“金”字称谓的原因——该山保全了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像金子一样珍贵。自此以后，保护“金山”上的“一草一木”同保护村民生命财产安全联系在一起，而擅自的砍伐行为与谋害村民生命与财产联系在一起。因之，“金山规则”不仅具有了道德的规定性，也有了类似于法律的规定性，它从惩罚的刚性和道德约束的柔性两个方面，制约着村民的环境行为，并在制约过程中逐渐形塑着村民的环境意识。在市场经济大发展的今天，村民的经济理性虽然日益崛起，“金山规则”仍以惯性方式平衡着“私欲与公益”④这对矛盾，并在村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领域发挥着塑造和约束功能。
在这里，由几个关键变量构成的三组事实关系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这几个关键变量分别是：环境意识、环境保护、经济利益、财产安全、私欲、公益、道德约束和民德惩罚。在利益平衡机制作用下，各变量之间形成了相互依存的三组事实关系，分别是：环境意识、环境保护与财产安全之间的依存关系，私欲、道德约束、民德惩罚和公益之间的依存关系，环境保护与经济利益之间的依存关系。这三组关系在实际运行中都围绕着村落核心利益的维护和发展展开和互动。由于时代内容的不断变化，村落核心利益的具体内容也处在流变之中，并且影响着“金山规则”的生命力和运行方式：在传统社会，由于受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制约，也由于受熟人社会道德约束强力存在的影响，村落核心利益以稳定和谐为主旋律，“金山规则”具有不可挑战的强大力量和顺畅的运行轨迹；在现代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村落熟人社会逐步向半熟人社会演变，人们的经济理性不断高扬，村落核心利益也不断向经济利益迁移，在这种情况下，“金山规则”的权威遭遇到严重挑战，从理论上讲，其运行轨迹也将受到严重影响，令人稍感意外的是，“金山”规则目前的运转状态十分顺畅，其生命力仍然旺盛，村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形成了互生共赢关系。
据我们观察，“金山规则”之所以能够逆势而行，得益于规则本身蕴含的集经济利益和环境保护于一体的“复合”功能：从经济利益角度分析，该规则通过传统的物质性惩罚，直接剥夺侵害者的经济利益，并通过熟人社会成员因物质惩罚所产生的道德亏损，影响、削弱侵害者的经济机会而间接令其经济利益受损；另一方面，规则保护下的村域生态环境不断优化，其在游憩和文化方面的价值不断彰显，再加上其契合当下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得到了政府的认可与支持，各种环境保护与环境建设资金源源不断的注入村落，成为“金山规则”“逆势而行”的强化因素。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由于该规则产生于村落的功能性需求，所以，其环境保护功能在村域范围内具有正义性、权威性和合法性特质。另外，在我国城镇化持续快速推进的影响下，村域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断完善，在为该村支柱产业——茶叶等商品性产出输出村落提供良好支撑的同时，也将资金和外来劳动力吸入村内，村域经济在输入输出过程中不断壮大，反哺环境保护的能力不断增强，保护环境的意愿与行动没有因为市场经济与城镇化的冲击而减弱，反而得益于它们而强化，从而构建出“金山规则”逆势而行的现实景观。
二、绿色城镇化是村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同向谐变的支点
在城镇化率超过50%之后，城市社会在我国具有了实实在在的意义，虽然因对统计口径存有质疑，许多人并不认可这一数据，但是，从“三农”角度出发，我们认为，这已不是一个止于统计数据层面的虚假事实，因为被认为是推高城镇化率因素的农民工，虽然没能完全融入城市，但却实实在在的离开了农村、离开了农业，他们在将自身变为城市边缘人群的同时，也将农村“空心化”。城镇化之于农村是一个再也绕不开的话题，选择怎样的城镇化方式直接规定着农村的发展路径和发展方向。换句话说，城镇化已经成为农村发展的刚性约束力量。
基于对“金山规则”的实地研究，我们认为，绿色城镇化发展路径不仅可以修正“空心化”带给农村的发展困局，而且，能够修正市场经济带给农村的急功近利浮躁心态，抑制因市场经济解放效应而极端化的农民经济理性，实现村域经济与环境保护互生共赢与和谐发展，因而，绿色城镇化是当下村域经济与环境保护同向谐变的支点。
绿色城镇化之所以能够为农村带来经济与环境的协同发展，既因其理论本身的特点与使命使然，也因其与我国农村传统文化高度契合使然，更因其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宏观政策背景契合使然。从理论本身来说，绿色城镇化的出发点和目的，就是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互生与共赢，因此，以绿色城镇化引领村域经济发展，可以避免以生态环境为代价、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模式，促使“三农”从发展理念、发展思路和发展方式诸方面，寻找村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协同共进、互生共赢的发展路径；也促使“三农”正确把握城镇化带来的机遇与条件，在自身城镇化的同时，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村容美丽的协同共进；阻挡与抑制来自城市方面的掠夺式发展欲望和冲动，为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创造条件。
从农村传统文化角度分析，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朴素的生态文化思想在村落文化中有着很深的印记和自然的流传，虽然当下农民已不再是，或者不完全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传统农民，但是，与“金山规则”作用下的大田村相似，秉承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和平共处”，或者依凭优越的自然环境发展村域经济的村落仍不在少数。即便是以生态环境为代价发展村域经济的村落，面对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给村域环境带来的风险和破坏，在生态文明建设大背景下，也会逐渐开始反思自身经济行为，这种反思一定会激活与生发村落固有的生态文化遗产，从而为绿色城镇化实践和功能发挥提供优越的社会土壤。
从生态文明建设宏观政策背景角度思考，绿色城镇化协同农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能力得到制度的激发和政策的保障。党的十八大报告用一个独立章节系统阐释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和主要做法，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作为党和国家宏观政策的集中代表，十八大报告不仅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在一起，而且进一步强调将生态文明建设全方位全过程融入后四者之中，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角度对生态文明与经济发展协同与共生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对于以协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为理论和现实追求的绿色城镇化来说，其在村域经济与环境保护领域的协同能力拥有了政策与实践的双重需求。
综合上述三方面原因，可以清楚地看到绿色城镇化在村域经济与环境保护领域的存在、需求空间和发展潜力。从操作层面看，绿色城镇化可以从产业优化、空间景观城镇化和人的城镇化三个方面实现其协同村域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历史性功能。
第一，绿色城镇化发展模式下的农村产业，最佳选择是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的推进路径，这一方面能够满足发展是硬道理的时代要求，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合理的物质文化需求，渐次建成小康社会；另一方面，通过对资源的节约、环境保护和恢复，让自然环境获得“休养生息”机会，达致发展性保护的目的；同时，借用经济发展所取得的财富回馈自然、修复自然，达致建设性保护的目的，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同互动和共生双赢。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激活的片面的经济理性被规范和约束，生态理性被不断弘扬，绿色可持续发展成为自然而然的客观事实。
第二，绿色城镇化发展模式下的空间景观城镇化，不仅关注钢筋水泥式现代建筑的构造和布局，也不仅关注现代产业的空间位置，而是更加关注绿色植被的覆盖面积和空间布局，更加关注村域整体功能格局的合理与互补，以及村域绿色城镇化与域外城镇化的对接与可持续发展。其基本发展路径将是依托村落原有的生态资源和生态结构，一方面因地制宜的选择和发展适合自己特色的支柱产业，一方面制定并通过村域整体规划的引导，建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互生共赢的美丽乡村。
第三，绿色城镇化发展模式下人的城镇化是村域城镇化的核心和目的，它主要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旨归，通过就地城镇化方式，一方面保证村民在原有乡村区域享受到城市文明带来的福祉，避免异地城镇化带来的诸如生活成本高企、关系网络断裂、文化失落等弊端，最大限度消减其在由传统农村人向现代城镇人转变过程中的社会成本，总体提升城镇化幸福度；另一方面保证村民继续享有传统农村的青山、碧水、绿树、蓝天，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另外，以人为本的绿色城镇化，不仅仅止于关注入的物质、精神等各种享乐，更关注村民的能力建设和创造力激发，以“三农”可持续发展为立足点，培养、提升村民绿色城镇化的能力，从而保证村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同的永续性，进而从根本上保护村民利益，实现城镇化与农村现代化协同共进、互生共赢。
总之，协同村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既是绿色城镇化的理论追求，也是它的历史使命，在我国农村，经由村域产业优化、空间景观城镇化和人的城镇化三个方面，可以实现村域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同向谐变。实际上，绿色城镇化功能发挥的过程，也就是修正因青壮年劳动力、土地、资金等发展性要素流出而形成的农村“空心化”发展困局的过程，同时也是修正市场经济带给农村的急功近利浮躁心态，遏止以环境资源为代价、竭泽而渔式破坏性发展的过程。
三、关于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理论追思
在西方，致力于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理论探索集中于绿色城镇化研究领域，该领域研究可以追溯到生态学派的研究成果中，它主要从人与环境的关系角度研究城市空间结构和城市功能区划，将城市视为一种人类生态秩序，强调人类社会与周围环境的协调与共生关系。继之而起的有机疏散论和田园城市理论都强调改变城市发展的集中趋势，特别是后者，主张“实施离心规划，形成小的均衡的城镇，融美好的乡村生活和工业生产的成果于一体”⑤。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生态现代化理论出现并发展，作为其核心理念，绿色城镇化秉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互生共赢共识，并推动相关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同时，在德国、英国、美国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绿色城镇化作为实践策略，得到逐步推广，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呈现出良好的互动态势。
哈弗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新近提出了一种观点：“城市生活远比绿草如茵的生活更加有利于环境”，并进一步得出如下结论：“如果你真的热爱大自然，请远离它”⑥。加拿大的简·雅各布斯则更早提出了集中居住以实现对环境损害的最小化观⑦。诸如此类的观点是对有机疏散论、田园城市理论等正统城市规划理论的反思与诘难，并以“城市的胜利”立论为突出标志，思考与研究城乡关系，激发人们对“农民的终结”⑧和“村落的终结”⑨的深入思考。
在我国，为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所启发，也为求解国内快速城镇化带来的诸多社会、生态问题答案所推动，绿色城镇化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要领域。普遍的观点认为，绿色城镇化是实现生态现代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为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条合理路径，可以实现经济与生态双赢⑩。以绿色城镇化实现路径为切入点，研究者从宏观领域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做出三方面的有益探索：一是认为，绿色城镇化绝非只是既存城市模式向农村的蔓延和扩展，首先应是对城市自身的重新规划与设定（11）；二是认为，绿色城镇化道路应该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适宜人居、生态文明（12）；三是认为，走绿色城镇化道路，应该使能源“变绿”、优化环境、发展生态经济（13）。总之，在国内，无论其城镇化观点是大城市化还是中小城市化，亦或是小城镇化，研究者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互构共变关系的关注还是普遍的，相关著述开始涌现，相关言论更是频繁见诸各类媒介之中。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和在实践中的应用，为在微观领域研究和思考村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同向谐变关系格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本研究分析的“金山规则”形成于浙江省大田村，该村不靠近大中城市，与邻近的小城镇也有一定距离，但是，城镇化基础设施已初具规模。该村支柱产业是对木柴有极大需求的茶叶加工业，按常理推断，村域绿色植被应该被大量破坏，但事实却与之相反，村民宁愿到市场上购买高价木柴，也不肯上山砍伐树木，村中两座“金山”得以持续保护，乡土特色的绿色城镇化在该村悄然运行多年。该村发展模式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村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同向谐变有其可能性，也有其必要性，该发展路径既具有经济社会效益，也具有环境效益，是适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平稳城镇化路径——如果理性的看待我国的城镇化率，应该不会忽视其刚刚突破50%的现实，也不会忽视众多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的现实，更不会忽视庞大农村人口存在的现实，所有这些现实问题，给予我们的社会难题是，无论是“城市的胜利”，还是“小的均衡的城镇”格局，都是还没有最后定论的未来时态，需要时间与实践的不断试错与纠错，而眼前的迫切问题则是为日益严重的城市病与农村病找寻对症的良方。因此，以绿色城镇化为支点，促进村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同向谐变，实际上就是沿着绿色、可持续的发展路径，一方面以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同发展为载体，实现农村现代化；另一方面，以村域城镇化追求为载体，将传统农村与现代城市发展连接起来，城市与乡村这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因此而凝结成一体，城乡一体化发展成为村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同向谐变的自然结果。因之，城市病与农村病的难题在这里也得到根本化解：空心化导致的农村病因农村的城镇化发展和农村人口的回归而自然化解；巨大人口压力导致的城市病因农村对自身人口的吸收而趋于解决。所以，以绿色城镇化为支点，促进村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同向谐变，对刚刚进入城镇社会时代的我国来说，特别是对于拥有众多农村人口的我国来说，具有时代价值。
另外，作为促进村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同向谐变支点的绿色城镇化，与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目标和具体任务具有很强的关联性。与传统城镇化模式相比较，新型城镇化之新的表现是全方位和多角度的，可以表现为人的城镇化，土地的城镇化，城乡互补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城镇化等等，这是一个包含众多因素的系统整体，其实现过程，需要众多相对应的操作化推进路径。绿色城镇化因其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互生共赢理念和努力而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一个结构性组成部分和具体的推进路径。其在村域范围内协同、促进经济与生态环境同向谐变的过程，也就是新型城镇化在村域范围内付诸建设实践与实际推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前者因为被融入后者，实践价值和时代价值得以进一步彰显，推进环境被进一步优化；后者因为这一相对具体的发展载体而得以具象化和易操作化。从这种意义上说，绿色城镇化协同村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同向谐变的支点作用，就具有更大的实践意义和理论研究价值。
基于实地观察和理论思考，我们认为，“金山规则”与绿色城镇化理论追求和历史使命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该规则的生命力证明，绿色城镇化在我国农村区域既具有生命力，也具有操作性，更拥有发挥作用的群众基础和文化支撑，是促进村域经济与环境保护同向谐变的支点，它将传统农村与现代城市发展连接起来，将城市与乡村这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凝结成一体，城乡一体化发展成为村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同向谐变的自然结果，城市病与农村病的难题在这里也得到根本化解。因此，它不仅可以消弭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成功应对现代社会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协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互生共赢，还是我国农村城镇化的基本载体，也是新型城镇化的结构性组成部分和具体的推进路径。
①“金山”是大田村老百姓对村口两座山——巡门山的传统称谓，寓意为像金子那样贵重的山峰。
②程万能主编：《大田村志》（内部资料），第67页。
③这是大田村于清代以前开始实施的一项生态环境保护政策，范围上至该村的洞山潭，下至该村的峡口门，在此范围内，禁止任何人捕杀鱼类。
④郑杭生：《社会互构论：世界眼光下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5页。
⑤[美]布莱思·贝利：《比较城市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第22页。
⑥[美]爱德华·格莱泽：《城市的胜利》，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第187页。
⑦[美]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6。
⑧[法]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封面页。
⑨李培林：《村落的终结》，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封面页。
⑩何传启：《生态现代化——中国绿色发展之路》，载《林业经济》，2007（8）。
（11）郇庆治：《中国城市化发展中的生态主义向度》，载《社会科学辑刊》，2012（4）。
（12）刘建平、李云新：《包容性增长视角下的我国城市化健康发展路径探析》，载《学习与实践》，2012（7）。
（13）胡鞍钢：《关于建立国家生态安全保障基金的建议》，载《攀登》，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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