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经济变迁视域下乡村社会网络与主体认同
——基于慈溪徐福村的调查
史文静，陈 阳
（宁波大学 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 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传统乡村原有共同体凝聚力逐渐削弱，村民主体认同有待重塑。以宁波慈溪徐福村为对象，通过实地调研访谈乡村社会网络的各类节点人物，分析乡村集体经济对村民主体文化认同的影响。在集体经济变迁的过程中，乡村社会底层架构依旧根植于熟人关系结构。新的集体主义文化应尊重历史脉络及村民日常生活实践，发挥农民个体能动性，以经济+宗族的深层结构构成的经济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的乡村连接机制，构建新农村主体新的伦理和审美文化。
关键词： 乡村集体经济；社会网络；主体认同
一、乡村共同体凝聚力和村民主体意识的削弱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乡村是维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超级稳定器”。农村人口向城镇大规模迁移，不仅影响了传统中国村庄的经济结构，而且也影响了传统农村社会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文化共同体。各类乡村能人或基层精英的流动改变了农村常态性社会关系结构和文化内质，进而影响原有的“乡村共同体”。传统的“乡村共同体”精髓在于融合宗族、乡绅等生于乡村内部治理力量的村民凝聚力，市场经济条件下村民个体意识放大、集体意识淡化，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村民如何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增强主体意识和文化自信，如何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迫切关注的话题。
浙江宁波慈溪徐福村，是一个有着深厚宗族传统的村落，它既有江浙村庄的共性——经济较为发达，以乡镇企业为主体，工业比重大，农业比重小；依靠本村财政收入有比较稳定的资金可用于村公共事务和村民福利保障的村政结构；一直保留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既有流入的外来人口务工务农，也有大量本村村民留在本地务工，治理方式是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现代公司化企业组织相结合的复合型新体制。本文试图通过调研徐福村在集体经济变迁过程中村民的生活和思想状态，关注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网络与日常生活的卷入，透过集体经济变迁探讨主体认同，回应实现农村现代化的时代命题。
二、社会网络节点：变革中的亲缘结构与节点人物
嵌入理论把行为人的选择置入既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结构之中，人是既定社会关系和结构的产物，受所处的社会环境影响。传统文化观念、道德观念、社会习俗以及文化素养等非制度嵌入因素都会对个人行为产生影响，嵌入理论强调从社会结构、社会网络等视角来研究人的行为（如经济、文化、传播等）和社会秩序的运行。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血缘关系及家族利益是人们联系的纽带，也是人们交往和信任的重要基础，村民由此守望相助形成家族共同体。[1]费孝通把这种现象称为中国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马克斯·韦伯把这种情形形容为“家族结构式的国家”。林语堂发现，乡属精神能使人民发展一种村镇自治体的政治制度。[2]徐福村是一个宗族社会，村里黄姓人居多，大约占村人口七成左右，且同出于一个祖师：黄震。
（一）重要节点人物
中国乡村的行政村一级的政权与家族有一种相结合的趋势，行政村的干部并非官职，该职位的权利实际来源于家族势力及其本人的德与才，这就是村政权与家族相结合的最为深刻的根源。[3]在村最高权力层构成中，大姓氏一般是主体或大体平衡。乡村能人可以有效地结成人际信任和交易纽带，在基层社会整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宗族共同体意识较强的单姓村内，较多产生替村民作主的能人。
黄德圣和应长安，作为徐福村黄氏宗族的长者都担任过村行政领导和村社办企业的领导，曾经在村里创立浙江省第一家废旧橡胶再生企业，在徐福村发展历程中发挥过带头人或领路人的作用。而现任村党总支书记黄金德也是一位典型的乡村能人，无论是与宗族长老还是村民的采访中，大多数人认同这位村党总支书记在徐福村的发展壮大过程中发挥过重要领导作用。比如达蓬山旅游景区（徐福村所辖范围）开发过程中，他采取了不同于其他村直接卖地分钱的模式，而是通过出租土地与建设景区配套设施出租来锁定村集体经济长期收益，为后续乡村建设发展保留了稳定的资金来源。在“中心村”建设改造过程中，村领导发挥自身办企业的资源优势，为村集体担保增信，从银行拉来贷款解决资金难题。在村集体企业转制过程中，采取了动产拍卖，不动产租赁的方式，规划了村工业园和农庄，为村集体日后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徐福村宁波远东照明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彭新也是一位村社会网络的重要节点人物，他担任过村党支部书记，党支部委员，年龄大，辈分高，经济实力强，在村里也一直发挥着引领的作用。黄彭新近些年来为增进家族凝聚力倡导重修黄氏宗谱。家谱作为宗族符号也是勾连社会网络的重要载体。在他的倡议下，黄氏子孙时隔80年之后于2014年重修黄氏宗谱。在采访时，黄彭新说：“在编纂家谱过程中，大家非常积极，出资一万元以上的有十六人，还有众多老干部、老村民提供信息，协助联络外地亲人。”也就是说各宗亲在修家谱过程中群策群力，表现出很强的宗族凝聚意识。
在徐福村的社会网络与主体认同中，精英人物在社会网络结构中依旧起着重要的作用。
工科新教师培训交织着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过程。不同维度、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培训，其主客体必然不同。同时，工科新教师培训有着典型的成人教育特征，其主客体关系表现出一定特殊性。在工科新教师培训实践中，主体缺失客观存在。
（二）社会资本网络：经济+宗族的扩展体系
传统乡村社会中的血缘共同体虽有其封闭性，但是也有从家族到国家之间的社会联系的多层性和广泛性。宗族性联谊是乡村异常活跃的民间社会网络融合的活动，而且，在宗族交流和联系中村民实现着心理认同及社会关系的扩展。如黄氏族人曾在上海宗亲的帮助下，开起了村办橡胶厂即华星再生橡胶有限公司。据宗族长辈回忆：“由于徐福村土地资源少，人均土地不到半亩，收入低，没办法生活。20世纪80年代浙江一些村社企业起步时遇到一个比较好的历史机遇，即当时的国有经济长期集中在重工业部门，日常消费品的生产严重短缺；整个社会普遍收入水平不高，对低档消费品的需求旺盛，这个市场真空被很多村社企业抓住了。”用村委会副书记的话说：“当时全国各地的人要带着钱拿着麻袋来我们这里排队买橡胶。”
涂尔干的社会关联（solidarity，又译为社会团结）一词是理解农村社会网络或者称为联结模式的重要概念。[4]联结模式是指村庄社区作为共同体有凝聚力和价值生产能力，具有一套强有力的地方性规范。[5]以亲缘和宗族为根基的社会网络与集体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农村集体经济是与村社集体土地紧密相关的社会经济，拥有社区性特征，与社区福利主义价值相关。浙江乡镇企业发展路径与村社区在土地、劳动力等方面的支持不可分割，这种“内嵌”在村庄社会网络中的乡镇企业对于社区联结做出了贡献。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面对乡镇企业效益下滑的危机，国家全面推动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乡镇企业改制，完成乡镇了市场身份转变。这种从原有“内嵌”在社区向到“脱嵌”于社区的过程，割裂了乡村社会网络的内在关联机制，原有共同体意义上的社区财力汲取与公共物品供给能力下降，原有的村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感和凝聚力也随之减弱。
在互联网金融几种常见模式的影响下，极大的冲击了传统商业银行的负债业务，比如，第三方支付平台对商业银行的储蓄存款进行了分流；互联网金融的支付、借贷与融资均对商业银行的贷款业务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互联网金融机构的各种代缴费业务不仅给客户带来了诸多便利，同时也削弱了商业银行的金融中介职能，沉重打击了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进而使得其利润空间逐渐被侵占。
徐福村的社会结构深深渗透了经济理性的价值观念，很多基层工作也是借助于社会资本与内部宗族利益的联结来实现的。比如采用户代表会议是目前村社区广泛发动的重要途径，而户代表一般为老党员、村里有威望的长辈、宗族里的长辈等。作为一个具有深厚家族文化传统情境的村落，“家族式权力结构体系”早期也成为其村庄快速发展的原因，由于人际信任与经济合作相连，家族治理资源也是乡村共同体治理时获得认同的重要资源，宗族资源可以协调资源配置，这是一种乡村常见的借用传统心理来进行管理职能分担的社区治理模式。在新的历史时期，乡村治理中发挥乡土社会本地精英在新一轮乡村建设中的“带头人”作用，同时应该注意把经济+宗族共同体共同发展作为乡村治理的有效模式。
（三）社会网络的非中心节点
20世纪70年代，徐福村开始兴办集体企业，形成了以橡胶、化纤、灯具、橡塑、五金为主的一批家庭作坊式小企业。经历了企业转制后，村里中小企业发展势头良好，村民们大多在企业中务工，有少部分到外地经商或打工，完全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很少。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村企业发展和土地流转，除原有本村居民外，也聚集了很多外来务工人口。
1.异乡种农大户
那天是个晴天,天很蓝,太阳也很好,一切都明媚得令人眩目。我在校园里转悠了一会儿，一个人挺无聊的，看看表两点五十多，于是我便到街上看录像去了。
浙江农村，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逐渐将农业转为副业，一定程度上回避了农业现代化所带来的问题，市场化改革进一步使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配置都遵循着资本的逻辑而展开。异乡人戴宜辉来自安徽，现在是徐福村的种农大户。徐福村属于经济发达地区，很难在本地找到合适的土地经营者，从外地招募耕种者成了主要方式。2015年，他和妻子从安徽老家来到徐福村，承包了87 亩田地，用来种西瓜和莲藕。虽然他刚来村里的时候，村里帮忙解决了水、电等问题，但在经营过程中，农产品市场行情不稳，人工成本高，钱不好赚，加上他的身份是外来者，无法直接与村里签订用地正式合同，也就没办法向当地银行贷款，而私人借贷利息高，向村民租地合同期不稳定，缺少人脉，这些不利因素都促使像戴宜辉这类外来种农大户对集体的认同感相对较低，外来身份也使他在徐福村对宗族和亲缘社会网络无法借力。
再次，是强化村民集体福利，拓展社会保障覆盖面，加快村庄建设，完成老年公寓和外口公寓建设，结合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筹建徐福村扶贫基金会，设立社区医疗服务站，为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村民提供方便。这些做法有效应对了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公共服务领域的市场化改革。
2.小企业主
随着个体主义的不断张扬，越来越多的村民不再依据原有的文化观和价值体系追寻自身的社会性价值。塑料厂经理王先生穿着时尚，敢于接触新鲜事物；但他也有着浓厚的乡土情结，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故乡，在他个人发展中也曾受惠于宗族之间的帮助。2011年他在村里开了一家小型塑料厂。随着企业的发展，王先生深感自己的教育水平和技能不够用。他报了学习班，学习企业管理和工业设计。对于小企业主来说，个体发展虽然是当务之急，但借助外力也非常重要。王先生不断借助于各种传统关系网络（比如徐福村的宗族）来帮助自己的企业搭建人脉，寻求发展。由此可见，即使是颇具现代意识的小企业主也对传统熟人网络有着深深的认同。
集体文化所依附的社区文化也包括对社区资源和利益共享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当农民从集体化生产中脱离，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逐渐“个体化”。“城市化”导致了农村“空心化”，这些都不可避免带来原有公共空间衰落。[7]如果乡村日常生活被市场经济裹挟，那维系熟人社会的文化资源就会发生危机。从村落内部文化到外在形式，乡村社会网络关系影响着村民的价值取向、社会交往、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文化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价值体系，被视为争取资本主义之外的替代性发展模式和构建新型社会结构的主要场域。[8]社区是集体文化场域所，是个体展开其社会生活的主要场所，同时也是各种社会资源、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集中地。[9]因此乡村社区文化引导对主体的塑造与培养颇具现实意义。
西湖边的元妙观选址还受罗浮山的道源影响，从《重修葛仙庵碑记》可知元妙观选址西湖与葛洪喜爱杭州西湖相关。元妙观的修缮与罗浮山冲虚观历任主持相关，出于对葛洪道宗的景仰，元妙观选址与杭州西湖地貌相近的惠州西湖边。元妙观处西湖边外凸的半岛上，面对芳华洲一孤岛，两地块的形如罗浮山、葫芦岭的缩影（图6）。可见元妙观的选址是趋向罗浮山的蓬莱格局，以湖来代替江，就如罗浮山的蓬莱格局是以江来代替海，都是为了营造寓意水体环绕、仙山伫立、雾气环绕的神山气象。宋代元妙观的遗存碑文“蓬莱”二字，为南宗五祖之一白玉蟾学道罗浮后，至元妙观修炼一年所遗，更是映射元妙观是罗浮山环水蓬莱格局的延伸。
徐福村老人占村民总人数约25%，受慈溪市浓厚的慈孝文化影响，徐福村在“孝老”“敬老”方面建设突出，2006年徐福村被评为“全国敬老模范村”。村中60 岁以上村民根据年龄段每人每月可向村领取220-350 元养老金福利，并且由村集体出资兴建47 套老年公寓，对住房困难的老年人实行免费入住。对旧村实行改造，陆续兴建独栋别墅、复式公寓、小高层等多种户型，以远低于市场均价的价格实行村民分配（据村介绍资料）。村依托集体经济的结余持续改善村庄人居环境，实行福利制度，留住村庄人才。
伴随社会转型，原有建立在熟人社会基础上的信任关系及资源不断发生变化，但深层仍是以亲缘社会和宗族为根基的社会网络。
三、新的集体经济与社会网络重建
人民公社时期传续下来的社队企业后改称为“乡镇企业”，集体所有的行为模式及加上政府信用，可以有效承担风险，帮助乡镇企业发展，乡镇企业发展速度快是特有的中国社会文化环境和村民集体合作产物。徐福村经商之风浓郁，同宗之人互助互利抱团取暖有利于各自企业的发展。很多村民所从事的行业都有连带性，这种由传统社会网络融结而成的熟人关系网的实质是社会资本的经济互惠。一位村庄老文书说：“我们这里做生意的多，大家都是自家人。在经商这些活动中大家都可以互相帮助。”徐福村的宁波远东照明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彭新曾说：“创业初期我也得到我的兄长（著名计算机专家）的技术支持。”
1997年慈溪市把村办企业由集体企业转为股份制；1999年又把股份制企业转变为民营企业。面对市场经济的强劲扩张和社会保护不断弱化，徐福村的主要领导拍下了原有集体企业中除土地和厂房之外的资产，让徐福村的集体经济日后依然可以承载社区联结的功能，并为继续完成社区凝聚和引导功能奠定了基础。社区化是集传统家族文化、地缘关系、群体基础结构、行政组织单位、社会实体、情感归属与社会归属于一体的综合性概念，是新集体主义在社会意识、关系模式、组织方式上的现实化。[6]新集体经济模式下的徐福村在社区化联结方面具体表现为：
（一）集体经济社区合作模式
在徐福村的年终总结中写着这样一段话：“徐福村通过对自身资源的整合，把巩固和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村级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优化产业布局，调整产业结构，走上了一条新型集体经济发展道路。”
首先，徐福村着力做好转制文章，按照“动产拍卖，不动产租赁”的原则，先后完成集体企业的转制工作，着力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土地流转，推行农业的集约式发展。全村共有耕地1240 亩，其中92%已完成土地流转；徐福村的经验就是土地一直在集体手中，在20世纪70年代实施包产到户时，该村保留了1380亩山林用地。加强土地股份合作制，农田托管，启动徐福农庄建设，大户承包种藕。
其次，以社区为单位的物业合作。雅戈尔集团开发达蓬山景区之际，周边村庄纷纷选择将土地一次性出售换取高额收益。而徐福村走的是出租集体土地以及建设景区配套设施出租来锁定村集体长期收益的路子。
徐福村把闲置房屋全部出租，挖掘土地资源，争取用地指标，加快个私工业园区建设。截止2016年底已有20 余家企业落户，每年为村集体带来300 万元以上的稳定收入；同时，大力发展服务业，充分利用达蓬山旅游开发的机会，全面规划生态旅游观光开发项目，建造一批与旅游相配套的三产用房，开展滕头生态酒店、心沐蓝莲精品民宿、好月子母婴养生馆、酒店游泳馆、酒店员工宿舍、停车场项目建设，为村民提供致富新渠道，为村集体每年带来约200 万元收入。
构建庐山市温泉镇的过程中，我们要尽可能地深入挖掘当地特点，行业特征、文化特征、管理、服务特色、民族特色，等等，打造旅游主题小镇，突出特色。庐山市温泉镇拥有众多的温泉资源，可以说温泉产业是庐山市温泉镇实现收入的主要产业。根据《健康中国2030年规划纲要》，等一系列强民性质的政府性文件，庐山市温泉镇可以以温泉疗养为主题，从这一主题上进行产业链的延伸。
虽然案例教学法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及关注被广泛应用于实践领域,但是仍存在案例数量少及无法满足教学需求等问题亟待解决[5]。因此在实际教学的过程中,相关部门积极与国家教学出版社及高等院校间沟通交流,组织教师团队全程参与预防医学专业课程教材中案例编写工作,以5年制预防医学专业学生为使用主体对象且部分卫生管理专业可使用,除不改变现有教学体制及教学核心内容外,着重强调添加标准化教学案例或真实教学案例,增强学生实践能力及创新能力,为实现学生能力、素质及知识三者间协调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此外,增加理论知识向岗位实践过渡阶段知识,力求案例指导教学丰富其原有内容。
村民张先生，出生于1964年，是村橡胶厂的机修工。张先生曾在外地做泥水工、小工。1999年，张先生带着多年打工赚来的积蓄回村盖新房。2000年后他留在了村里的橡胶厂做机修工。其父母房子拆迁后，住在老年养老公寓享受村里的养老补助，其子女均在外地。像他家这种情况在徐福村很常见，家里年轻人去了城市工作，老人留守。张先生一家的生活受惠于这种集体经济文化，比较有认同感；但对于村里的公共事务的决议，他没有过多参与的兴趣。调研发现很多经济条件好起来的农民对集体的认同更多在物质层面，而对精神层面的公共事务参与热情不高。
在个人利益本位日益凸显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徐福村集中了大部分农地补偿资金与集体资源，形成以行政村社组织为框架的利益关联与社会心理凝聚的共同生活体。
（二）塑造社区集体文化
3.村民打工者
1.社区文化活动
徐福村公园宣传栏中有关于村新农村建设政策宣传，如敬老爱老工作的展示，惠民政策，评比活动，民风民俗等。每年春节村里都会在徐福村公园组织联欢会，发放小礼品吸引村民前来；或出资，召集村中有名的表演队“俏姐妹俱乐部”和其他村的表演队专门表演节目。广场舞是集体主义回归到日常生活实践的文化形式，广场舞将个人生活的意义与价值和社区的文化建设联系在一起，凝聚了社区。[10]徐福村组织的广场舞唤起了人们的历史记忆，让村民产生一种亲切感。此外，徐福村组建了铜鼓乐队和腰鼓队，组织了徐福村乒乓球锦标赛，承办了远东杯乒乓球赛、浙江省第五届农民运动会宁波赛区乒乓球选拔赛，慈溪市现代化建设示范村老年人运动会等。
2.祠堂与文化礼堂
祠堂的核心是宗族血缘，是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场所，是家族的象征和中心，对个体有着天然的归属感和依托感。而现代农村的文化礼堂具有传统的祠堂和会堂功能。经调查发现，很多经济发展不如徐福村的村落早就有文化礼堂，而徐福村的文化礼堂仍在筹划中，这与村庄浓厚的宗族文化似乎不相匹配。不过由于地理位置好，徐福村兴建了徐福公园和森林公园，并与外界合作发展了民宿休闲产业。
3.新媒体互动空间
公共空间概念始于社会学，主要指“社会内部已经存在的一些具有某种公共性且以特定空间相对固定的社会关联形式和人际交往结构方式”。[11] 传统农村公共空间是农民进行公共交往的重要场所，是以话语交往构建社会联结，生产乡土公共性。在市场经济、政策法规以及城市化的多重因素作用下，乡村固有公共空间被不断重塑，其广泛参与、交流与互动功能削弱，乡村民俗文化式微，由此导致居民对原有集体的认同感降低。在乡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乡村振兴战略和路径的选择上，可以找到某些乡村传统文化再获新生的契机。新的媒介技术为社群的聚合提供了新的空间和场所。未来的乡村可以将有形的空间与无形的空间结合在一起，恢复人文传统，真正发掘出内生性的农民文化，可以建造网上的无形文化礼堂。比如可以通过官方网站、微信群、qq 群，各种互动式参与来实现村民交往。徐福村已建立了很多网络趣缘社群，有登山群，乒乓球群，钓鱼群、舞蹈队群，还有很多公共事务通知群。村民在互动的体验中投入了情感，分享了共同的意义，找到情感的归属感，提升了社区的凝聚力。
乡村社区的归宿感和凝聚力可以在村民参与式文化生产过程中建立，同时乡土文化的生产和传播也可以型塑村民地位和自我认同。[12]
化学镀镍废水从废水调节池输入到沉淀池A，加稀盐酸调节并保持废水的pH为4 ～ 6，加入螯合剂使镍离子沉淀完全。在处理后的废水中取样，加螯合剂后不再有沉淀物生成即可。
由振动声调制原理可知，当结构中存在缺陷时，低频振动与高频超声信号会相互作用产生调制边频，调制边频的阶数与幅值取决于调制强度及结构的损伤程度，接收信号频谱示意图如图3所示。研究表明，仅选取一次调制边频之和与主频的比值作为调制系数更易分辨缺陷[11],调制系数MI定义如下：
四、结语
集体经济与宗族文化的结合和社区文化模式的复兴，都是自下而上的对乡村文化建设模式的探索。村集体经济变迁虽然有明确的国家意志与权力印记，但在村庄层面，由于乡村社会结构、微观权力场域与非正式制度等因素的影响，新的集体经济变迁实现的底层架构依旧要根植于村庄熟人社情和关系结构，因此在空间场景上，乡村振兴需要深入家族、社区等社会关系网络，最后作用于农民家庭以及能动个体的生产实践。在“熟人社会”的传统乡村网络结构中，古老的生产关系与社会政治关系虽历经意识形态变化却依然保持巨大的历史惯性，现代制度需要扎根于传统文化并按新观念预设的要求才能真正有效运作。
木排过了南津关，前面江中心出现了一片沙坝，这就是葛州坝。江水在这里开始分流，形成南北两个水道。按照作战计划，划夫们便开始调整航向，把木排向葛州坝北边的那条水道划去。木排进入北边的水道后，隐隐看见了夜幕下的宜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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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Social Network and Subject Ident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ective Economic Change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Xufu Village in Cixi
SHI Wen-jing,CHEN Yang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Media,Ningbo University 315211,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weakening of the original community cohes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the problem of villagers' subjective identity which needs to be reshaped.Taking XuFu Village Cixi Ningbo as an example,we conducted interviews to the characters in rural social network and made a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s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on villagers.We found that the change of collective economy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social infrastructure is still rooted in the acquaintance relationship structure.The new collectivist culture should respect the historical facts and the villagers' daily life practice,give play to the farmers' individual subjectivity,and construct the new ethic and aesthetic culture of the new rural subject through the rural connection mechanism of economic community and cultural community composed of the deep structure of economy + clan.
Keywords: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social networks; the main body; identity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24（2019）05- 0031-06
收稿日期： 2019-05-20
第一作者简介： 史文静（1978-），女，山东莱州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新闻实践创新，城市传播等。E-mail: swjweiwei1@163.com
（责任编辑 夏登武）
标签：乡村集体经济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主体认同论文;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