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对美宣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国民政府论文,对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七七事变后，中国与日本展开了殊死的搏斗。由于敌强我弱，中国迫切需要国际上的道义及物资方面给予帮助。为此，中国朝野作了巨大的努力，美国便是中国努力争取的重点和主要对象，如浙江省会各团体就于1939年10月9日致电美国总统，希望美国援助中国抗战， “以积极行动彰人类道义”。
然而，在美国，“孤立主义”根深蒂固，国会也通过了“中立法”，对中国大陆上的这场战争，他们隔岸观火，袖手旁观，甚至还向日本源源不断地供给战争物资。
抗战初期，蒋介石倾其全力在淞沪地区与日军会战，希望西方列强，尤其是英美，在其自身利益因日本的侵略而受到损害时，能干预战事和援助中国。但是，美国等国反应“迟钝”。蒋介石凄楚地写信给罗斯福总统和摩根索财长，对美国不愿与英国合作，不再奉行史汀生主义干预中国问题，表示非常遗憾。（注：《美国外交文件》， 1937年，第3卷，远东，第460页。）淞沪会战失利后，沪宁等重要城市相继沦陷， 西方列强仍然无动于衷。蒋介石很伤感，他表示美英“为本身利益打算，未必即能助我，当此之时，吾人对于外交，断不宜作依赖谁何之想，务必力图自存自立”。（注：李本京：《七十年中美关系评估》，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第18页。转引自《档案史料与研究》1992年第2 期第51页。）
可是，从华盛顿传来的一条信息却十分重要。1939年10月20日，胡适与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一起拜访罗斯福。拜访期间，罗斯福很关心中国战局，询问中国军队能否坚持过冬。他表示，依照中立法，美国应先判断战争状态是否存在，但日本坚决否认战争存在，所以，他要援助中国已超过宪法的权限了。临别时，罗斯福叮嘱胡王二人，希望中国不要悲观，而且“态度甚诚恳”。 （注：《胡适之先生年谱卡编初稿》第5册，第1620页。）蒋介石心里又升起了丝希望，他虽然对美国自私自利的行为很失望，但把世界几个大国的态度相比较之后，还是把打破国际僵局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英国老谋深算，说之匪易，俄亦自有国策，求援无效。惟美为民主舆论大国，较易引起义侠之感，且罗斯福总统确有解决远东整个问题之怀抱。”（注：转引自《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2辑，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304页。）
应该说，蒋介石是利用国际舆论的里手。当初，他进行淞沪会战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他的这个目的达到了。会战持续了3个月，国际报道的文章比1919 年协约国突破德国防线的报道还要多。（注：（美）约翰·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埃德加·斯诺传》，学苑出版社，第84页。）美国人每天可读到日本人在上海用汽油弹轰炸中国老百姓的报道。美国《生活》杂志刊登了一幅一个受惊的幼儿，坐在铁路仓库的废墟上嚎啕大哭的照片，给美国人一种吃惊的恐怖形象。淞沪会战以后，蒋介石决定继续做美国政府领导人的工作，同时，要更努力地去做美国人民和国会议员的工作，“如舆论所向，国会赞同，则罗斯福总统确有解决远东整个问题之怀抱”。（注：转引自《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2辑，第304页。）他要调动美国人的情绪，用美国人的舆论来攻破美国人的“中立法”。
抗战进入了第二个年头，美国舆论环境发生了变化，开始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日军的兽行震惊了美国民众；日本排除美国在华经济利益，炸死炸伤美国侨民等暴行，也激怒了美国民众。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包括一些政府要员，将中日战争与美国的利益与安全联系起来考虑，认为如果“允许日本征服中国，那就等于放弃亚洲大陆以及对太平洋的控制权”，要“挫败日本的这种图谋的惟一办法”，就是援助中国抗战。（注：《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2页。）蒋介石抓住时机，一边向美国展开了连梭的外交攻势，一边采取种种措施加强对美国的宣传，以进一步促使美国舆论界站在中国这一边。
1938年2月6日，蒋介石电令陈诚、王宠惠和董显光，要他们派人携带日军在华暴行照片及中国自制电影赴美各地展出和上映，以“引起美国舆论之同情，而促其政府实施制裁手段”。2月18日，陈诚等3人复电蒋介石，拟出10项赴美宣传的办法，其中有派前美联社驻华记者李复（E.Leaf）赴纽约筹设中央宣传部驻美办事处； 聘用美国教士毕范宇 （Frank Price）在华盛顿将中方宣传品广为分送， 并请美国知名人士将这些宜传品在美国各地宣传演讲；从中国战区物色一批传教士赴美演讲中国战场所见所闻；请美国驻汉口新闻记者拍发有利于中国的新闻，请外籍人士把日军暴行写成专著在英美出版发行。6月16日， 蒋介石又电令国民党中宣部，要他们“注意并希望对于国外宣传方面应戒过分夸张，并设法在美宣传中国需要物资援助之意。”
1939年1月10日，蒋介石核发“争取美国制日之宣传方策建议”。1月17日，蒋介石密电正在香港的董显光，提醒他此时美国正处在决定国策期间，“吾人应努力促其积极并以不着痕迹之方法转移彼国之孤立主义之观点”，又“对于日方在美种种收买舆论多方运动欺骗之卑鄙行为应尽量设法予以揭破”。8月30日， 蒋介石向国宣处抄发日军在北平拘捕美籍华人的情报，并要求其设法广为宣传。10月10日，蒋介石又密电董显光，告诫他“现时对美宣传极关重要”。在这封密电里，蒋介石提出几项具体的办法：“对美宣传应于每一时期中集中一点努力，因广泛宣传颇不易得具体效果，目前对美之宣传应集中于美国对日实施经济制裁一点，以期明年正月美日商约届满时美国政府能采取断然之手段”；设法增加对美国民众广播之机会，因“广播在美国之功效极宏”，“设法使美国若干同情于我之报纸将远东新闻刊登于报中比较重要之地位”；多发行单行本，“最好用美国著者或其他中立之名义分送或贱价售与美国各大报社及有关机关或名人”。
在蒋介石的指示下，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和人士，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加强了对美宣传，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将在下面有所叙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更是把全部希望寄托于美国身上，认为“目前国际宣传活动，以美国为惟一宣传对象”。直至1944年，国民党中宣部仍认为若要“促起各盟邦对于我国局势之注意，实只须美国登高一呼”。（注：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转引自《档案史料与研究》，1889年，第1期。）但是，太平洋战争后， 国民政府对美宣传的内容有了变化。除了继续寻求美国更多的援助外，国民政府对美国的先欧后亚战略不满，要求参与更多有关中国的亚太地区的国际事务，并为自己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独裁腐败的行为辨护。
1942年10月3日，威尔基来至重庆。他是1940 年竞选美国总统的侯选人。罗斯福上台后，为了安慰他，派他作为总统特使至中国考察访问。威尔基到中国后，受到蒋介石夫妇的热情接待。威尔基对蒋介石谈了中国对美宣传的不足。他说，美国人人识字，估计读书的人至少有5000万人。由于美英两国文字相同，故丘吉尔的言论在美国是家喻户晓。他指出，假如这5000万人每日读报时，能见到有关英国抗战之新闻18条，读中国抗战新闻不过一两条，“则其对国际事件之判断自将受其影响”。他进一步指出，如以人口为比例，中英两国众寡悬殊，约10比1； 然表现于美国报纸之新闻量适得其反，中国尚不及英国十分之一；再就在重庆之外国记者来说，几乎没有一流记者，而在伦敦的美国记者都是一流的，如大报《纽约泰晤士报》，是舆论界的权威，在伦敦驻有记者10人，而在重庆只由一兼职之人充任之。威尔基建议，“倘中国能派擅长运用英国文字之一流人才赴美，则对于加深两国密切合作之贡献必大”。他还建议中央社多派记者赴国外各处活动，如能在世界各大都市设立分社，“实为中国最有裨益之举”，也可以与英国在美国的宣传相抗衡。（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辑， 战时外交（一），第763页。）蒋介石很赞同威尔基的看法。
1943年7月， 《纽约时报》著名军事评论家鲍尔文在该报和《读者文摘》上分别发表文章，称中国所牵制日本之兵力仅为日本陆军的四分之一，他还妄评中国有能力的军事领袖很少。蒋介石闻之颇为震怒。29日和30日，他向陈布雷交下宣传要点：以数字证明中国牵制日军在40师以上；抗战6年来中国未被屈服可以反证中国抗战的实力与价值； 外人不明了中国，易为敌伪奸党宣传所欺；除伪组织与奸党外，中国无不统一。数日后，蒋又亲自写下宣传要点：中国抗战之特殊困难；中国不自夸但求尽己责；不求人知故不计宣传技巧；中国自始即单独抗战，友邦毁誉在所不计；盟国评论家要客观冷静考察。8月， 国民党中宣部根据蒋介石7月份谕令要加强对美特别宣传的指示， 决定每日邀请国民党党政军3人与外国记者个别接触，发表谈话，并且每月至少撰写3篇宣传文章。此项宣传的主要目的在于“纠正英美舆论对我不利批评”。这些文章重点针对下列几个方面：“共党宣传”；“由华返美盟军传播不正确之报道”；“在美中国名流之批评”；“美国若干中国通作家之言论”；“因我检查制度发生之猜疑”。
为了抵制中共利用外国记者延安之行在美进行宣传活动，驻美大使魏通明向蒋介石提出《加强在美应付异党宣传建议》3项， 强调要加强在美的反共宣传，建议向美国派赴演讲特派员。蒋介石对此建议十分赞赏，1944年8月3日，他电令董显光拟定具体计划。董显光提议，选派专人赴美作特种宣传，规定其在美国的6个月中，最少接触人数为80到100人，并且要注意接触领袖人物。12月，蒋介石批准首批赴美“应付异党在美宣传”人员，即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守礼、伦敦办事处主任叶公超、美籍天主教神父夏南汉。此后，蒋介石又签准派谢葆樵、张伯谨、骆传华等人赴美。9月2日，国宣处拟订《国际宣传处新增计划实施办法》，特别强调中央部门负责人应经常与美国等盟邦记者接触，进行单独谈话。蒋介石认为该办法“大致当无不合”。国民党当局还在其“特别宣传政策及办法大纲”中强调，“指导驻外外交、军事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如中央社特派记者、国际宣传处驻外工作人员等）并运用在美有声望之中国学者及教授等对中共作各种方式各种态度之宣传攻势”。
国民政府认为，西方列强“惟美马头是瞻，举足轻重动关全局，与我关系尤切”，（注：《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1页。 ）所以，它“于外交、军事、经济各端，莫不集中于华盛顿”（注：《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80页。）这点，国民政府不论在抗战初期为了排除美国“中立法”障碍，要求美国采取支援中国、制裁日本侵略的实际步骤，还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针对美国先欧后亚的战略，争取更多的美援，并参与全球战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甚至在抗战后期，限共反共方面，都不曾忽视过，并在宣传上作了不遗余力，坚持不懈的努力。
那么，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对美宣传方面，究竟采限了一些什么措施，效果如果呢？下面，我们再来论述这些问题。
一、设置国宣处，重点对美进行宣传。
1937年9月8日，国民党军委会增设第五部，准备进行国际宣传。11月6日，军委会宣传部内增了国际宣传处，全部接管了第五部的工作。 第二年2月，国宣处又改隶国民党中宣部， 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负责国宣处工作，曾虚白任处长。
美国，在整个抗战时期始终是国民政府对外宣传的重点。国宣处成立后，就频繁联络美国上层人物，在各地举行集会、演讲，组织有关日军在华暴行及中国艰难抗战等题材的照片展览，推动侨胞工作，以及协助对美广播和电影宣传，以引起美国舆论的同情而促其政府对日本实施制裁。以电影为例，抗战期间，先后在美国上映的电影有《保卫我们的国土》、《热血忠魂》、《大无畏之重庆》、《中国反攻》等。其中，1941年8月，国宣处拍摄的影片《中国反攻》在美国6000 家电影院上演，轰动全美，合众社评论说，中国对于防卫工作业已准备完成，只要美国给予援助，中国就能开展对日军的反攻。
“不露痕迹”地利用外国人在各国推进宣传。国宣处成立后，努力联络或组织在华的美侨等人士，不断地以电函、发布新闻、请愿等形式，呼吁美国政府援助中国抗战，对美国政府施以影响。前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美国人费吴生，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1938年3月， 他受国宣处的委托，到美国进行了为期10个月的宣传工作，他还在国宣处的策动下，多次代表或组织全体旅华美侨及团体致电罗斯福总统，要求对日本实行油类、军火用品禁运，影响很大。
向美派遣各宣传团体，在美国各主要城市设立宣传机构，聘请美国知名人士帮助扩大影响，并与美国民间团体携手合作，又是国宣处对美宣传的一项重要措施。抗战期间，国宣处先后在纽约、华盛顿、旧金山、芝加哥等地设立了办事处，其中芝加哥办事处在1944年还设立了广播分部，经常向美国中西部16个州77个广播电台提供中方宣传资料。
纽约办事处是国宣处最重要的驻外机构，也是国民政府在美国开展宣传的中心机构。它成立于1938年，负责人先是原美联社驻华记者李复，1942年以后，是夏晋麟。1943年2月， 为向美国各界宣讲“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情”，还成立了演讲部，10月，又成立了广播部，以加强对美广播宣传。
纽约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与美国一切亲华团体保持联络，并推动其开展抵制日货、促使美国政府对日实行禁运军用品。它与如史订生的“不参加日本侵略行动委员会”、“美国医药援华会”等140 多个民间团体，取得“密切而圆满之合作”，并促成了美国80多个零散的援华团体组成影响较大的“中国救济事业委员会”。
纽约办事处还善于利用美国宣传机构和各大报刊发展宣传抗战的文章，到1940年3月，该办事处控制或影响了12家宣传团体， 其中最重要的是“泛太平洋通讯社”（1941年6月，更名为“中国新闻社”， 后来成为国民党当局的外围组织），它们发布有关中国的新闻，积极“从事幕后之活动”，向一般撰稿人和演说家供给材料，并向《亚细亚杂志》、《读者园地》、《今日之中国》、《时事杂志》、《生活》、《妇女世界》等刊物提供新闻资料。1941年5月25日， 《大公报》发表题为《论美国战略》的社论，泛太平洋通讯社便将该文送美国国会及国务院诸要人，并加入该社的每日通讯稿中。为报导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现状及传达中国对国际间问题之意见，1941年5月， 纽约办事处创刊英文杂志《现代中国》半月刊，以“引起美国人研究中国问题”、“导致美国舆论有利于中国，及缩小中美两人民间的‘精神距离’。”
1941年底，纽约办事处对日本在美宣传组织进行详细调查，并将调查材料分送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海军情报局、陆军情报局，还设法将调查材料大量刊载在《纽约晨光报》、《礼拜五周刊》等报刊上。
纵观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对外，尤其对美宣传工作，基本上是以国宣处负责开展的，且颇有成效。
二、选派知名人士赴美游说
为了促使美国的远东政策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面转化，国民政府除了派遣一流的职业外交官赴美外，还派遣了不少在美有特殊关系或特殊影响的知名人士赴美作为政府外交官、特使，游说美国朝野人士并在其周围建立起重叠错落的关系网络。
胡适是个闻名海外的杰出学者，他早年留学美国，在道德价值观、生活行为上与美国人很接近，为美国人所熟悉和尊敬。外交工作对他来说是外行，但他以他的学问和声望获得美国朝野的信任和尊重。更重要的是，他了解美国国情，以做学问的精神来干工作，对症下药，很有成效。
抗战刚爆发的时候，胡适就以北大人文学院院长的身份到欧美各国开展国民外交、宣传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决心，争取各国政府与民众的同情与支持。1937年10月1日，他应旧金山哥伦比亚广播电台邀请， 以“中国处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为题，发表演说。在这篇讲话中，胡适针对美国政府保持中立不愿意卷入战争的态度，进行朋友式，于情于理的分析，很有说服力。他说：“我曾经住在贵国七年半，我深信美国人民是真正厌恶战争的，真正爱好和平的。我十分了解贵国至少有99%的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目前保卫自己抵抗侵略的奋斗寄予很大同情的，但是这种同情是不会也不应该把你们引入武装干预中国战争之中。”（注：《胡适之先生年谱卡编初稿》，第5册，第1617页。 ）这篇演说还说明对侵略战争是不能退让的，要阻止战争，只得用战争来消灭它。胡适还大胆预言，美国将会被迫卷入这场战争。
1938年9月17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胡适为中国驻美大使。 消息传出后，震动了国内外。重庆《大公报》在一篇社论中说：“他最了解美国，也最了解祖国，我们政府与人民十分期待他此次能达到更增进中美友谊的使命之成功。”美国《纽约时报》也发表评论，说除胡适以外，没有人更够资格向美国说明中国的情形，同时向中国说明美国的情形，“胡适不是狂热分子，他是言行一致的哲学家，他的外交必定是诚实而公开的，他将有很大的贡献，使中美两国人民既有和好关系更能增进”。（注：《传记文学》，第45卷，第5期，第102页。）同时，“他很会和美国人打交道，这使他成为中国联系美国公众的一位高级人物”。费正清在其《五十年回忆录》里也是这样评论胡适任中国驻美大使的。
由于胡适对美国政治制度比较了解，他知道争取美国政府了解和信任，不能仅限于政府人士，应把范围扩大到美国各阶层的人民。所以，胡适在美国期间，把大量精力放在宣传上去。1938年12月4日， 胡适应邀在纽约律师俱乐部演讲，题为《北美独立与中国抗日战争》。在演说中，他拿美国独立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相比较，认为美国之所以能从英国统治下独立出来，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得到了法国的支持，中国目前的抗战与当年美国的独立战争中所遇到的困难很相似，中国抗战的胜利也要像当年美国人那样，一面继续抗战，一面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胡适在任大使的后期，更是经常离开大使馆，到处演说，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又应加拿大之邀，去为胜利公债讲演）， 前后费时3 个月， 行程16000英里，演讲百余次，为沟通中美两国间的了解起了很大作用。
在日本，其报纸对胡适在美国的言行，都有详细的报道。它们认为正是胡适在美国的宣传，才使美国国内的排日空气浓厚起来。1940年10月，日本有一家报纸在社论中指责胡适的演说是鼓动美国人的仇日情绪，诱使美国同日本打仗，是“非美活动”，美国当局应限制胡适的演说。（注：《传记文学》，第45卷，第5期，第102页。）1941年11月5 日，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在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一次御前会议上，还特地提到了胡适在美国的宣传活动。（注：稻叶正夫编著：《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附卷，资料编，第566页。 ）为了抵消胡适在美国宣传的影响力，《日本评论》说：“日本需要派三个人一同使美，才可抵抗住胡适。那三个人是鹤见祜辅、石井菊次郎、松冈洋古。鹤见是文学的，石井是经济的，松冈则是雄辩的”。（注：桓武：《胡适与外交战》，《东南日报》1938年10月12日。）
除了胡适外，国民政府还先后向美派出孔祥熙、陈光甫、宋子文等专使，其中以宋子文使美时间最久。他充分利用他的家族与美国的特殊亲密关系，致力于“在总统左右树立各方助手”，除了与美国财长摩根索等政府要员建立了深厚私交外，宋子文还审慎地挑选了一批同政府部门有密切联系的人员，如退役军官、政府职员、宗教及群众团体中有影响的人士，以及罗斯福的远房亲戚。这些人后来成为所谓“援华院外活动集团或中国帮”的最初班底。所以，美国人称宋子文的做法，“反映了他的家族爱搞阴谋政治活动这一特点，又反映了中国人流行的信念，即认为有权有势才能支配所接受的援助。”（注：《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58页。）
宋美龄的赴美宣传是国民政府对美宣传的高潮。还在抗战初期，宋美龄就成为国民政府的半官方发言人，竭力向美国及世界各国宣传中国的抗战事业，负起了对外宣传中国抗战的责任，她和她的姐姐宋霭龄、宋庆龄利用报纸、杂志、无线电广播和接见外国记者等方式向美国及全世界宣传中国的抗战大业，促使美国及其他国家各界人士注意中国人的困境，并且解囊相助。宋氏姐妹的对美抗战宣传，在美国是有相当影响的，使美国人面对中国危难，“总感惭愧不安，好像是当着穷亲戚的面，砰地关上门”。（注：（美）罗比·尤恩森；《宋氏三姐妹》，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5月版，第103页。）
1942年11月18日至翌年7月24日，宋美龄出访美国和加拿大，历时7个半月，往返旅程5万余英里，足迹遍及华盛顿、纽约、芝加哥、 旧金山、洛杉矶等地和加拿大的渥太华。她在华盛顿的国会山、纽约的麦迪逊广场、洛杉矶的好莱坞和波士顿、芝加哥、旧金山的公共大礼堂、加拿大的国会大厦等向美国和加拿大各界人士发表演说。她的声音通过无线电电波传播到居民家中，给无数美国人和加拿大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会见了韦尔斯利的女校友和大学生，会见了一些市长、州长、电影明星、劳工团体和商界领袖。有关她的言行的大量消息都刊登在报刊上。
1943年2月18日， 宋美龄应邀出席了美国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联席会议，并作了在美国国会最有名的演说。
蒋介石对宋美龄在美国国会的演讲非常重视，他在1943年2月12 日和13日内4次致电宋美龄，对他演讲的应注意之要点、参考之点、 应强调之点等方面作了指示。2月13日， 蒋介石还对宋美龄讲演的态度作了如下的告诫：“对国会讲演，话意切不可使听者觉有训斥之感，亦不宜有请求之意，只以友邦地位陈述意见，以备其检讨与采择之态度。其次应使听众能以其目光，留心于太平洋之重要。再次认定日本为中、美两国共同之敌人，非根本打倒不可……最好去年一月丘吉尔在美国议会演说全文，嘱董显光兄检查，一加研究其当时之谨态为要”。（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一）， 第790—793页。）宋美龄对蒋介石的指示也很重视，她表示她对美国国会的讲演，“总以维持我国尊严，宣扬我抗战对全世界之贡献，及阐明中美传统友好关系为原则。私人谈判，当晓谕美国当局以我国抗战之重要性；公开演讲，则避免细节，专从大处着眼，以世界眼光说明战后合作之必要”。（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 编，战时外交（一），第793页。）
宋美龄在国会的演说中抨击一度在美国流行的战败德国比战败日本重要的观点，指出日本是一个顽强的民族，现在其占领区内所掌握的资源比德国所掌握的更为丰富。如果听任日本占有丰富的资源，则其力量必然越来越大，那么就要牲更多的美国人和中国人的生命。中国已孤立无援抵抗日寇侵略，美国应当支援中国的抗战，彻底摧毁日本的武力，解除对文明的威胁。
美国报界素来冷酷无情，但此次对宋美龄却“网开一面”：全美各报对宋美龄在国会的演说，均全文登刊，并加特写，各界报刊杂志还对宋美龄在国会演说之事发表了3000多篇社论和评论。又由于宋美龄是向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的第一位中国人，也是继荷兰女王之后的第二位女性，因此，美国4大主要电台对宋美龄的演说同时向全美广播。 这是美国对最重要演说的广播方式，引起了美国听众的强烈反响。宋美龄“鼓吹援助中国抗日的言论影响之大以致参谋长联合会议认为这可能动摇美国的欧洲第一的战略”。（注：（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54页。 ）
国民政府派遣大批知名人士赴美游说活动，对沟通中美之间的相互了解、增进美国各界各阶层对中国抗战的了解和同情，对促成普遍支持援助中国抗日的舆论，有着相当的作用。当时美国许多大学都以名誉博士学位赠予胡适引以为荣，美国朝野人士纷纷写信向宋美龄致意或邀请她去游历、演讲（她每天收到的信函多达4000封），这不仅说明胡适与宋美龄在美国民众中的印象良好，而且也表达了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敬意。美国国会议员也在宋美龄演说后表示，美国国会必能实际援华，“不徒以空言塞责”。
三、有计划地利用美国有关人士和记者为中国作宣传
有关美国人士为中国抗战奔走呼号，前面已经有所叙述，这里主要陈述在华美国记者的工作。
抗战爆发后，许多美国记者，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从北平、天津到上海、南京、武汉，最后抵达重庆。仅国宣处，自1937年底至1941年2月，在武汉、重庆两地就接待外国记者168人，其中美国占77人，几乎与其他在华的外籍记者总数相等。 （注：《埃德加·斯诺传》， 第111页。）这些记者大都来自美国的著名新闻机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外国记者大批来华，美国的主要通讯社和主要报刊均派记者来华采访报道，有的还兼任外国报刊发电者。
为了宣传抗战形势和外交政策，抵制日本的宣传攻势，为了扩大对美宣传，抵制日本对美国舆论的收买，在华的美国记者始终为国民政府所特别注意，努力“为我所用”。1939年1月17日， 蒋介石密电董显光时，要他“对于美联社在港在沪人员尤应特加联络招呼，务使发出消息，有利于我”。1940年，国宣处本年度“劝说美国人士来华”的计划中的第一类对象，便是新闻工作者、作家、摄影师等，国宣处要“利用其以观察所得，为我宣传”。
在这方面，董显光很有自己的一套。他提出要变外国人的喉舌为“我们的喉舌”，变外国人笔墨为“我们的笔墨”，要求国宣处要以“店员”对待“顾客”的态度来对待外国记者，尤其是美国记者；在外电检查方面，对于“必需删扣”的部分，要常“与该发电记者交换意见”，“让他们自动删除”，这样，一旦需要授意他们发表有关新闻和意见，“没有一件不如应斯响。”1942年10月3日，威尔基抵渝， 国宣处认为其对中国的认识和印象，大半受记者的影响，故暗示美国记者向他介绍有利于中国的情况。在武汉时期，董显光与各国记者，尤其是毕业于其母校密苏里新闻学院并在美国重要新闻机构任职的美国记者，建立起十分紧密的关系，使他们都能为中国的抗战尽力宣传，甚至牺牲生命。一些记者还接受董显光的聘请，或在国宣处任职，或分赴欧美筹设办事处，进行制日授华的活动。为了更有效地利用美国舆论，宣传中国抗战，特别是宣传国民党的政治和经济，董晃光还千方百计与亨利·卢斯和霍华德等美国报界大亨建立亲密联系，并设法让他们来华，与蒋介石等政要会面。1941年，他还冒着被日军击中的危险，乘直升机陪同卢斯前往西安前线参观采访的精心安排和多方活动，卢斯等人控制的舆论为国民党做了不少宣传工作，得到了蒋介石的多次夸奖。
美国记者憎恨日本法西斯，对于中国的抗战，大都持理解、同情、热情支持的态度。不少人积极投身于中国的抗战事业中，亲临前线，送医送药，抢救伤员，甚至献出了生命。
斯诺在七七事变的第二天，驱车赶到卢沟桥，目击了二十九军与日军的激烈战斗。在当晚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斯诺质问日军头目“为什么要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为什么为了寻找一个失踪的士兵，竟动用成千的兵力？当武汉会战最紧张阶段，斯诺与周恩来、邓颖超、叶挺、郭沫若、郁达夫等中国各方面代表人物，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还采访军界领导人，为1941年出版的《为亚洲而战》搜集了大量的素材。他坚信中国虽打了败仗，但处在得胜的一边。
斯诺还认为美国有义务帮助中国，美国不应向日本出售废钢铁和石油，他说：“一个孤立的中国能打败一个孤立的日本”。后来，斯诺除了要求美国政府大力在经济上援助中国外，又要求美国废除在华的不平等条约，他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呼吁：“威望和自尊使我们不能将中国主权拱手让给日本人。”（注：《埃德加·斯诺传》，第111页。）
史沫特莱一直在为寻找国际对华援助和改善战时救护工作忙碌。她试图通过美国驻华大使说服美国政府提供援助，说服美国红十字会救济中国伤员。在遭到拒绝后，她又通过报道，向全世界呼吁：“停止供应日本帝国主义战略物资！赶快给中国以支援！”。“美国的废钢铁使中国蒙受了弹雨袭击”。（注：石垣绫子：《一代女杰史沫特莱传》，光明日社出版社，第107页。）1941年5月下旬，史沫特莱回到洛杉矶，在波英纳学院教授俱乐部午餐会上，作了演说，敦促美国停止向日本供应战争物资。她还叙述了香港的局势，警告不久的某一天，美国就会不得不和日本人迎头对撞，最后，她还感情激动地呼吁美国对英勇的中国人民增加援助。史沫特莱的呼吁和演说，使得美国舆论为之而沸腾，公众反应为之热烈。（注：简·麦金农、斯·麦金农：《史沫特莱传》，辽宁人民出版社，第314页。）
斯特朗经常在不同场合呼吁美国援助中国，他多次与周恩来、邓颖超就中国政治问题、中国妇女问题交谈，并访问宋美龄，蒋介石也予以接见。斯特朗致函罗斯福夫人，对她强调“保守中立”的观点表示异议，强烈要求美国政府正式同中国结盟。斯特朗还积极为八路军募捐。
其他美国记者也是如此。台儿庄大捷，美国记者采访后即刻致电本国报社，进行宣传，日军在南京放毒气，《纽约时报》记者窦登首先发电揭露并予以抨击。在保卫武汉会战中，仅合众社拍发的战讯就占外国记者电讯的20%，内容大都揭露日寇的侵略罪行，赞扬中国军民的英勇精神。1940年9月6日，北美联合通读社及《旧金山红事报》记者甘宁生应邀访渝，参观了文化机关及被日军轰炸的废墟。返回美国后，他努力从事援华工作，在48家报刊上发表访问蒋介石的文章。罗斯福总统也向其了解有关中国的情况。
在九一八以来相当长的时期里，美国人民所听到的更多的是日方的宣传，对日本侵华真相了解甚少。而美国记者在抗战期间的报道，对促进美国官方和美国人民乃至世界舆论理解、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从某种意认上说，在华美国记者及其所代表的舆论机关，对中国抗战方面的宣传，客观上起到了中国对外宣传媒介的作用。
总之，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在对美宣传上不急功近利，而是根据美国政治制度，把重点放在民间，放在议会，长年累月，坚持不懈，最后终于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决策。这里面，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借鉴。
我们可以这么说，国民政府对美宣传是相当成功的，若不是其他因素，主要是国民政府自身的腐败，成功或许还要大。这对中国坚持8 年抗战，国民政府维护自身的统治，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另外，有关蒋介石的言行材料基本上取自《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外宣传纪事》（载《档案史料与研究》1990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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