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走向理性繁荣:开放条件下建立金融新秩序_金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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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系统的稳定和发展

吴敬琏

自从1979年我们开始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得非常的好,特别是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标准来调整和完善我们的所有制结构以来,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GDP平均年增长7.7%。虽然这个数字并不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如果考虑到增长质量有很大的改进,应该说我们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增长时期。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看到实体经济一般状况良好的同时,还必须充分注意,我国金融系统,包括银行系统、证券市场和国家财政存在着重大隐患,即多年来积累起来的风险。

东亚国家在二战后,出现了好些个这样的事例,他们经过10年、20年的高速度发展,一切经济情况看起来都很好,但在金融系统里面却积累起了大量的风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有一些国家的金融风险暴露了。有的国家应对得比较好,比如韩国这几年的情况是比较好的,但也有的国家到现在仍然没有恢复。这样一些事例就给了我们严重的警告,我们一定要去认识,去识别我们的金融系统存在的风险,而且要采取措施,来加以控制,来加以消弭。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在本世纪前二十年实现我们现在提出的新的宏伟蓝图。

在我看来,我国目前主要的金融风险来自以下三个方面:(1)银行系统存在的风险;(2)股票市场存在的风险;(3)在改革利益结构调整过程中由于分配不平等,贫富分化、低收入阶层的最低收入和社会保障不能得到保证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

以下分别从这三个方面讨论风险积累的情况和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来控制这些风险。

第一,银行系统存在的风险。银行系统存在的风险,最突出的外部表现,就是银行大量的不良资产。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国货币当局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控制银行系统的风险。比如:(1)要求银行审慎经营,按五级分类法增加呆账准备金的拨备;(2)1998年发行2700亿的特别国债,补充银行资本金,使得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自有资本金达到巴塞尔协议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3)2000年成立了对应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并且从四大银行剥离了将近1400亿的不良资产。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货币当局和政府所采取的进一步措施,触及到一个很根本性的问题,即银行的制度革新问题。大致上有这几方面的措施:(1)加大四大商业银行的重组和上市的进度;(2)开放了民间资本,包括对外国资本的开放;(3)对于县与县以下的金融系统的重建问题提到议事日程。

最近,我国政府又决定把银行监督机构从中国人民银行分拆出来,建立银监会,以便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管。

第二,股市和资本市场一类的风险。关于这个问题,虽然曾经有过激烈的辩论,希勒教授的《非理性繁荣》和我本人的《十年纷纭话股市》所论述的金融泡沫孕育金融危机的命题,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理论争论的命题,而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了。在读了希勒教授的《非理性繁荣》和《金融新秩序:21世纪的风险》以后,我认为需要强调三点:

其一,我同意希勒教授的看法,在解决由投机性泡沫造成的问题的时候,“用关闭和限制的方法来干预市场的决策不应当是决策的首选之举”,因为即使是一个投机市场,它在资本资源配置上,仍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关闭这个市场,用行政的方法限制这个市场,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其二,国家应对投机性泡沫政策的要点,应该使交易更加便利,给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去参与广泛的、更自由的交易。我还要补充一句,是更规范的,更能够平等的进入的市场。就是用推进改革的方法去解决泡沫问题。

其三,通过设计更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和创立更好的金融机构,来有效的处理危机,使得我们对危机的处理收到更好的效果。

在《金融新秩序》书中,希勒教授进一步展开上述论点,更详细的讨论了怎么通过金融创新来规避金融风险的创意。这种创意,不是传统的金融避险工具那样,只能使经济处境好的成员得益,而是要能够保护普通百姓免于金融风险的打击。在这里我特别欣赏希勒教授讲的一句话,就是要实现金融的民主化。

这个精神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存在着第三种风险,即在转轨期间出现的一些群众性的风险。特别是所谓“弱势群体”承担了改革很大的成本,怎么来规避这个风险,怎么来控制这个风险,是政府领导人和我们一切关心中国稳定发展的人们都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在城市居民中,从1995年开始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个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并没有能够建立起来。为什么没有能够建立起来?在我看来,它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对于老职工,所谓行话叫做老人和中人他们的社会保障,他们所取得的社会承诺,怎么能够延续下去。一个最难处理的问题,就是在原有的情况下,他们不需要有基金积累,而现在转入个人账户制以后出现了一个空账户问题。我认为这个风险是一个非常大的风险,我们必须要控制它,否则它会危及我们金融的稳定运转,会成为影响到我们整个社会的问题。

十六大决定由原来国务院集中行使产权改为国家所有,分级行使产权,目前正在研究讨论中央、省、地三级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组建和资产划拨问题。我想呼吁,三级管理委员会划拨资产以前要做的一件事,是要划拨一部分原来的国有资产,用来还老职工的欠账。将这部分国有资产通过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归还老职工正符合运用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创新来消除金融风险的主旨。

*从“非理性繁荣”到“金融新秩序”

罗伯特·希勒

1996年12月5号,阿伦·格林斯潘提出了所谓的非理性繁荣的概念。尽管阿伦·格林斯潘是在私人性的晚餐会上讲的这个话,但是日本的股市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日经指数下降了3.2%。而且这个讲话的影响在世界范围里不断地扩展,德国的DAX指数下降4%,英国下降4%,在当天交易的前半段,美国道琼斯下降了2.3%。阿伦·格林斯潘只是提出了非理性繁荣这个问题,而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就引起了全球股票市场的波动,而且在英国影响了几年的时间。这是1996年的事情,在20世纪里,大概有两个大的泡沫,一个是1929年金融危机这一段,整个股价跌了80%;另外一个是开始于90年代,到目前为止,跌了将近50%。

股票市场达到最高点的时候,我的《非理性繁荣》一书出版。接下来不光是美国市场下跌,欧洲也一样,我想其他国家的主要证券市场也是这样,都在2000年左右泡沫开始破灭。中国有点特别,上海A股市场在2000年以前并没有特别快速的上涨,当然2001年有一小段快速上涨,但是很快就结束了,所以中国泡沫的破灭并不像美国市场那么剧烈。2000年股票破灭是上个世纪最大的经济问题之一,也是国际金融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经济问题。

《非理性繁荣》出版以后,我到过了很多国家。人们对我这本书很感兴趣,但是投资者不是容易被说服的:为什么90年代的时候,大多数的股价快速的增长,到2000年左右泡沫又突然破裂?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这本书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谈这个问题:一个是结构因素,一个是文化因素,另一个则是心理因素。

在我即将出版的《金融新秩序》所要讨论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过去在金融理论和研究中所得到的一些教训。过去一些理论,比如说市场有效理论,随机漫步理论,还有泡沫理论,在解释市场方面还有很大的缺陷。新技术,包括互联网技术的使用会使金融更加民主化,换句话就是使更多的人能够更便利的运用金融这个工具。

实际上,过去10年新技术给金融所带来的革命,就在于它为金融提供了一个重新设计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的基础。那么,我们如何吸取过去的教训,将真正的理论用于金融创新这个方面,不仅是美国的事情,同样中国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尤其是中国处在一个发展很快的时期,风险也很大。也就是说,同样为中国提供了很多运用这些新的金融工具的机会。

在风险管理金融方面,我提出了六个新的主张,它不是说明天就可能发生,需要以新技术不断普及为基础。

第一是所谓的生命保险,或者叫做个人生计保险,主要是保护像人的职业收入,像房屋的价值这些。那么,在今天很多保险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比如说寿险,由于医疗保障和医疗风险不断的保障,人们现在关注的是职业生涯保险。由于新技术的更新、技术的革新,带来失业和职业的变革,这是人们面临的更大的风险。

另外,在经济快速变化的时候,穷人可能变得更穷,这也是整个社会所担心的问题。不光是收入低的阶层面临这种风险,高技术人员同样面临这种职业生涯变化的风险。比发说生物技术,由于这个领域发展很快,很多中年人从事这个职业就过时了,所以就需要面临职业转变,很多人都面临这样的风险。

再就是房屋价值保险。房屋的价格跟股票价格一样,也是有升有涨,也很容易产生泡沫,而且现在人们没有办法来对房屋价格进行相应的保值,那么,我们所要做的是设计出一种对房屋价值的保险,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大家通过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来,就是说过去金融过分强调证券市场、股票市场上的作用,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把金融更扩展一些,它可以应用到我们生活更多的方面,来进行相应的风险管理,规避掉一些大的风险。

第二是我说的宏观市场。宏观市场就像股票市场一样,但是股票市场它针对的是公司的收益,公司的回报,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概念扩大一些,不光是公司的回报,是整个国家经济的回报,比如像GDP,我们可以开发一个宏观市场,一个国家和一个公司一样,它的回报就是GDP。人们总是简单地认为,股票市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一个国家的经济,但实际上股票经济是整个经济中一个很小很小的部分,那么,我们应该开发一种或者是创造一种GDP的宏观市场,这个才能真正代表一国经济的市场。这个概念不仅仅可以扩大到国家的收入,而且可以把它扩展到针对不同职业的收入,建立相应的市场。我们不仅仅是针对国内建立宏观市场,而且应该建立国际的宏观市场,比如说我们可以建立对地产的产权进行相应的交易市场,增加地产的流动性,增加不动产的流动性。

第三是收入相关贷款。今天贷款主要是固定利率,其实可以和收入相联系,就是它的利率和你未来的收入联系在一起,你收入好的时候,你就需要多付利息,你收入不好的时候,就可以少付利息。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很多国家的GDP在减少,那么如果我们有这样贷款的话,他们相应付的利息也应该减少。

第四是收入不平等保险。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人们更加关心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尤其是在一国内部,对收入不平等进行保险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举措。这种收入不平等保险,有助于纠正税收系统所造成的一些问题,而且是自动的。

第五要考虑跨代社会保障。当然,今天在世界上老龄化问题越来越重要,在跨代社会保障方面我们需要考虑。跨代社会保障不仅仅是要保障老年人的问题,也要保障年轻人未来的一些问题。

最后是有关风险管理的国际协议。我们主要谈国家与国家之间风险的互换,风险共担的问题,主要是讲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问题,国际之间的问题。我们可以把很多国家的风险集中在一起,然后把它们设计出一些方法,共同分担掉,这样就可以避免风险过度集中在一个国家的问题。这是我在书中主要谈的一些思想,这是我们经常所说金融创新的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希望能够在未来看到更多金融创新方面的变化。

要发展和完善这些新的金融创新,我们要把注意力稍微的转移一下,不仅仅在股票市场、证券市场,要看到面临其他的更多的风险。所以我们要充分考虑人的行为,尤其是心理因素的影响,要通过一些实验来考察人,因为现在对投资者行为尚未完全了解,心理上的框架效应对风险管理的影响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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