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中国革命的两大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国际论文,两大论文,中国革命论文,贡献论文,代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34(2007)02-0088-06
马林本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Hendricus SneeV-liet)，1883年5月13日，出生于荷兰的鹿特丹，在17岁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他有许多个化名，主要有：马林(Maring)，马灵(Marling)，马伦(Mareng)，孙铎(Sun-tuo)、倪恭卿(Gni Kong-Chillg)、西蒙博士(Dr.Simon)、菲利昔先生(Mr.Philip)、布罗维尔(Brouwer)、安得烈森(And.resen)、乐文松(Joh Van Son)等等，在中国期间常用的化名是“马林”和“孙铎”，中国人习惯称他马林。
在1921年6月至1923年10月，马林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正式使者，对于中国革命有两大贡献：一是帮助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促成了“一大”的召开；二是提出国共两党间的合作政策，促成了两党的党内合作政策。历史证明，马林在中国工作了将近3年的时间里，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他在工作中也存在着一些错误。例如，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共产党和人民大众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但是，马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
一、帮助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促成了“一大”的召开
1.他是把社会主义介绍到亚洲的第一个欧洲人
1913年，30岁的马林被派到荷兰的殖民地印尼的爪哇从事革命活动，并在印尼三宝垅的一家贸易公司里担任书记，他也是把社会主义介绍到亚洲的第一个欧洲人。爪哇是印度尼西亚人口最集中，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是，在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爪哇的广大农民失去了土地，被迫到城里寻找生路，多数到糖厂做工，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们生活都极端困苦。1914年，马林帮助当地工人创立了印尼社会民主联盟，依靠这个组织，领导爪哇的民主革命。
1915年，他创办了荷文的《自由呼声报》，1918年又创办了印尼文的《人民呼声报》，这两份报纸都成为宣传革命的阵地。当时爪哇的伊斯兰教联盟，是一个争取民族独立的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组织，具有经济、社会和宗教混合在一起的性质，曾不断地同糖厂的欧洲老板作过斗争。这个群众组织中的左冀，集中在三宝垅。马林于1916年促成了印尼社会民主联盟与伊斯兰教联盟的合作，印尼社会民主联盟成员可以不放弃自己的党员身分加入伊斯兰教联盟，伊斯兰教联盟成员也可以保留他们的盟籍进入印尼社会民主联盟。这两个组织的合作，使印尼民族革命运动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是一个成功的经验，也启发马林后来促成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合作。
马林的革命活动，引起荷兰殖民统治者的注意，1918年11月，爪哇当局将他驱逐出境，他返回了荷兰。1920年7月，马林作为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和伊斯兰教联盟的代表，接受共产国际的邀请，他使用“马林”这个名字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参加了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工作，“从一个不知名的荷属东印度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跃而成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秘书。在那里，斯内夫利特第一次遇见了列宁。”[1]34委员会的主席由列宁担任，马林担任委员会的秘书。马林还在会上介绍了他在印尼工作的经验，受到列宁和共产国际的高度重视。列宁将马林的这种“土著的民族主义联盟”的建立和发展，看作是当时印尼民族民主运动不可遏止地增长的标志。在共产国际的这次代表大会上，马林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后不久，共产国际根据列宁的推荐，派马林来中国帮助开展建党等工作。
2.马林提议应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党的成立
1920年8月，共产国际正式委派马林来华，同年9月，他为共产国际在意大利、维也纳处理了一些问题之后，于1921年4月，马林才动身来华，一路上马林并不顺利，从维也纳开始他就不断遭到帝国主义的关押、驱逐和刁难，于6月间到达上海。6月至12月10日，马林一直在上海，与马林同期到达上海的还有共产国际的尼克尔斯基，他是个俄国人，是马林的助手，“不大说话，像是个老实人。”[2]124马林从尼克尔斯基那里“得到了第一份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情报。”[3]24二人一道去找上海小组的负责人李达、李汉俊，一见面马林就提议“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党的成立”[4]31。
早在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愈秀松在《新青年》杂志社开会，正式成立了上海“共产党”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推举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然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积极联络在全国各地筹建其他地方的共产主义小组，还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1920年12月，应广东省长陈炯明的邀请，陈独秀赴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主任职务，总书记的职务由李汉俊代理。李汉俊与陈独秀通过通信商谈一些重大问题，1921年2月间关于在党内实行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的问题，二人在通信中相互指责，分歧越来越大，李汉俊主张地方分权制，而陈独秀则主张中央集权制，李达在其间尽力调解，认为共产党刚刚成立，大家要加强团结，但调解没有任何结果，后来李汉俊愤怒的辞去了代理总书记的职务，《新青年》也被迫停办，李汉俊把党内的名单及一切文件交给了李达，要李达代理书记职务，为了党的事业李达接受了这个职务。从1921年2月到“一大”召开，李达一直代理总书记的职务并担任“一大”的发起与组织工作。
马林与李达、李汉俊的第一次会面并不愉快，当时李达、李汉俊并不是职业革命家，二人虽然是上海小组的负责人，但他们还要为生活而忙于教书与写作，马林不知道这些情况，见面就以国际代表的身份，还以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为诱饵，不客气的伸手要工作报告，李达与李汉俊当时就感到十分难堪，而马林“这个洋鬼子很骄傲，很难说话，作风与维金斯基迥然不同。”[2]124但李达、李汉俊还是接受了马林的召开“一大”的建议，就向各地小组发去信件，要求各地派两人出席会议，还去信给在广州的陈独秀，敦请陈独秀回上海主持会议。马林还到北京和李大钊交换意见，并和北京的党员见面。马林向他们建议，应该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建立中国共产党，北京的党员都表示同意。张国焘是北大哲学系的学生又是北京小组的主要成员，他知道马林在共产国际的地位，当他得知李达、李汉俊“对马林印象不佳”，但当时的马林“确是共产国际的重要人物”[2]126。就从北京提前来到上海，参与“一大”的筹备工作。
1921年7月23日晚，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3名代表加上马林、尼克尔斯基两位共产国际代表，总共15人出席了会议的开幕式。党的两位最重要创始人“南陈北李”都没有出席，陈独秀虽然被确定为大会主席，但当时他正在广州担任广东大学预科校长，为筹备校舍经费而四处奔忙。李大钊当时是北大教授，“正值北大学年结束，校务繁忙，不能抽身前往”[2]124。会议临时决定让“张国焘同志为大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与周佛海任记录。”[5]会议先由张国焘宣布中国共产党“一大”开幕，随后马林代表共产国际作报告，“题目是《第三国际的历史使命与中国共产党》”[6]96。马林当时38岁，“精力充沛，富有口才”[7]，他操着流利的英语，北京小组的代表刘仁静是北大外语系的在校学生，由他担任马林的翻译。马林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第三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党增添了一个东方的朋友。”[8]他还分析了国际形势，介绍了第三国际的工作情况以及他在爪哇建党活动的情况和经验。他“希望中国共产党的同志努力革命工作，接受第三国际的指导。”[4]32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马林的报告受到与会代表们的欢迎。据参加“一大”的包惠僧回忆说：“他（指马林）对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有精深的素养，他声若洪钟，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我们在他的词锋下开了眼界。”[6]97马林的发言结束后，“一大”的开幕式也宣告结束。
7月24日举行了第二次会议，李达代表上海发起组报告了自成立以来所进行的工作。7月25-26日休会两天，根据马林的提议，由张国焘、李达等起草党的纲领及以后的工作，马林看过文件草案的译文后，指出：“（草案）没有规定小共在现阶段的政纲。”张国焘按马林的建议又进行了修改。7月27、28、29日又连续召开了三次会议，会议争论异常激烈，马林看到“中国的年轻人，尤其是学生，对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敏感，但却没有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实际的社会主义工作联系起来，”马林十分着急，要求出席大会发言。
7月30日晚上，中共“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程是由马林对会议讨论的各项问题发表意见，然后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晚上7时许，会议还没有开始，突然有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闯进会场。代表们问他找谁，他用可疑的目光打量了一下会场，然后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说完后就急忙走了。马林见此情景，机警地说：这一定是侦探，马上散会，会议改期改地点后再开。按照马林的布置，出席会议的人员除李汉俊和陈公博以外，立即离开了会场。十几分钟以后，法国巡捕包围了会场，并进入室内搜查盘问，结果扑了一个空。李达回忆说：“当时真危险，假如没有马林的机警，我们就会被一网打尽。”[9]12
遭到法租界巡捕的搜查，问题就出在马林的身上。因为马林是荷兰人，他曾在荷属爪哇从事革命活动而被当局驱逐出境，一些帝国主义国家都知道马林是一个从事共产主义活动的革命党人，对他的行踪特别注意。他奉命离开莫斯科来上海时，途经维也纳，向奥地利政府当局领取来中国的签证时，就被拘留六天，后来在朋友和律师的帮助下才获释，他被维也纳警察局驱逐出境，并被吊销了护照。奥地利政府还与马林打算路过和要去的国家和地方联系，要这些国家和地方当局密切注意马林的动向。当荷属爪哇当局得知马林可能到上海时，立即通知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要他们监视马林的行动。马林一到上海，就引起了荷兰驻沪总领事馆的注意，帝国主义的租界当局从他一登上上海滩起，就对他进行严密的监视了。据荷兰外交部档案资料，法国巡捕致上海荷兰总领事函件中记载：“六月三日，斯尼夫列特（马林）乘意大利的阿切拉轮到达上海，住南京路东方大旅社，自称安德雷森。六月十四日离开东方大旅社，到麦根路三十二号一家公寓住宿。”这就说明，马林当时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了。马林对自己被监视是有所觉察的，特别在一大召开期间，他就有提防。周佛海在1942年1月回忆说：“（一大）开到第四晚时，究竟是马林有经验，他说‘明晚一定要换个地方。我们在此一连开了几晚会，一定使巡捕注意、’我们说反正明天只有一晚，一时又不易另找地方，大概不要紧，于是决定乃在原地……（后来）出了事。”[10]
当晚12时多数代表集聚在李达的住处，商议该如何继续开会，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十分热心，她提议在距离上海不远的浙江嘉兴的南湖继续开会，当场得到大家一致通过。嘉兴是王会悟读书的地方，情况十分熟悉，7月31日黎明王会悟乘头班车先到嘉兴，租了一条游船并点了一桌酒席，上午10时代表到了嘉兴，王会悟扮成舞女，一旦发现异常举动，代表们就假装打麻将。马林因为是个外国人，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就没有出席最后一次会议。
会议还选举了由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的中央局，李达因负责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筹备工作，又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理书记，著译过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被选为宣传主任，张国焘因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擅长社会活动，也得到不少选票，被选为组织主任，书记非陈独秀莫属，陈独秀是《新青年》的创始人，曾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有很高的声望，第六次会议就此结束。
3.“一大”后，马林为在中国建立起一支以革命为职业的党中央集体而努力
“一大”后，陈独秀仍然待在广东，他的书记一职由周佛海暂时代理，马林见状就十分着急，提出：“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任务要马上走上政治舞台，陈独秀不能在广州做官，要请他回来。”[11]377当即派人去广州催请，就这样陈独秀被迫回到上海。
在陈独秀及当时党内许多同志看来，我们可以一边工作一边革命，陈独秀多次向别人强调“同志们应从独立生活的环境中去发动革命，不要以革命为职业”[11]308。“一大”后的马林为了扭转这种局面而努力奔走，马林的使命就是在中国建立起一支以革命为职业的党中央集体来。
陈独秀回到上海后，看到自“一大”后，党组织健全了，还成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出版了《劳动周刊》，陈独秀非常高兴，但与马林接触后，谈了几次话后，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上，二人产生了极大的意见分歧。马林认为：“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共产国际有帮助各国共产党的义务，而中共也应坦然接受”但接受了经济援助后，中共就要拿出一个“工作计划和预算”[2]125来，反对由中共自由支配的主张。张国焘在成立筹备“劳动组合书记部”时，就是先向共产国际提交制定的“工作计划和预算”后，共产国际提供经济援助的，苏俄为中国培养职业革命家，还计划按月为当时的中共相关人员提供月薪，当时中共中央局的宣传主任李达就认为：“工作人员按月支领薪水，可能发生雇佣观念的流弊。”中央局只是做了一份草案交给了马林，当陈独秀由广州回到上海后，李达、张国焘等人就让陈独秀来作出最后的裁决，陈独秀认为“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11]307，批评了当时主持中央局工作的张国焘。当时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在全社会攻击中共及陈独秀是“卢布主义”，这种攻击让一向清高的陈独秀十分恼火，陈独秀害怕因此被人攻击他的人抓到把柄，他更怕因此被共产国际组织所控制。
当时新兴的苏俄为了摆脱西方帝国主义各国的封锁，从经济上援助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后来又发展到援助亚非拉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为此苏俄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目的是在全世界寻找朋友和支持，以此保护苏维埃政权。苏俄为此向世界各地派出“二、三流的人物”掌管援助的钱财，这些人物“利用掌管的大权，要求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卑躬屈膝地服从他们一时的兴致和很不高明的政治指导。”甚至把“这些共产党变成了俄国的附庸。”[12]苏俄把当时的中共看作是自己襁褓中的婴儿，要求要事事顺从。
苏俄派往中国的尼克尔斯基就是那种“二、三流的人物”，尼克尔斯基是苏俄人，表面上他是马林的助手，其实他才是真正掌握实际权利的人，他平庸无能，不善言谈，他不仅监护着中共，而且监护着马林的行动，因为马林毕竟不是苏俄人，他是荷兰人。马林名为伊尔库茨克局的书记，共产国际住上海的“正式代表”，其实他只是苏俄在上海挂出的招牌。马林的一切行动也要受到尼克尔斯基的“监护”，他是“尼克尔斯基的助手”，马林当时的处境也很尴尬。
但中共及陈独秀并不知道这些，很容易激动“动辄拍桌子、砸茶碗”[9]16的陈独秀，常常把满腔的愤怒向马林发泄，陈独秀多次表示：中共“不需国际帮助，我们也可以独立干革命，我们干我们的，何必一定要与国际发生联系。”[4]36有时陈独秀还把愤怒发泄到马林的翻译张太雷身上，一次陈独秀拍着桌子对张太雷说“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要保留独立的权利，要有自主的作法。我们有多大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13]431
马林是与陈独秀合作的第二位共产国际代表，第一位与陈独秀合作的共产国际代表是苏俄人，他就是维金斯基，在中国呆了一年，“很推崇陈独秀先生，”而且对陈独秀的态度十分谦虚，陈独秀与他相处时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这让陈独秀十分高兴。虽然马林“才华横溢，对马列主义的修养有相当高的水平”[13]435。还同情东方被压迫民族，“譬如他在上海路遇到一个外国人欺负中国苦力，他竟挺身而起，与那个外国人大打出手”[2]127。但有时流露出一种“欧洲文明人”的优越感。马林性格直爽，言谈上对陈独秀没有任何“推崇”的话，还常常在会议上坚持自己的主张，用一股犟劲与陈独秀进行辩论，这些原因使得陈独秀与马林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1921年10月4日下午2时，陈独秀在家被捕，按当时的情况，陈独秀“可能要判七八年徒刑”。马林为了营救陈独秀四处奔走，他请了一个有名的法国大律师，“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公审公堂的各个关节”最后陈独秀以发表言论过激的“罪名”，判罚5000元而被释放。”[13]432这让陈独秀对于马林十分感激，二人谈了几次后，陈独秀最终放弃了自己的想法，还鼓励其他同志“做一个职业革命家”。
二、提出国共两党间的合作政策，促成了两党的党内合作
1.马林遵循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并依据他在印尼从事革命取得成功的经验，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0年6月，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以后，民族和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已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结成亲密的联盟，共产国际必须帮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未来的共产主义分子组织起来，建立新型政党的组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必须和农民建立巩固的联盟，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应当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联盟，但不能同他们‘混为一体’，必须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14]列宁的这些光辉思想极大地援助了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马林便致力于谋求国共两党间的合作工作，马林提出：“我认为，这条途径不仅以爪哇的经验为依据，而且完全符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和大会上所通过的殖民地问题提纲”[3]28。
2.反对与吴佩孚、陈炯明建立联合的建议，力陈与孙中山建立联合
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与民主革命派合作的统一战线，首先要解决的是统战目标的选择问题。早在马林来华以前，共产国际远东局人员在同一时期与吴佩孚、陈炯明、孙中山等人都有接触，并且对吴佩孚、陈炯明更有好感，认为吴佩孚和陈炯明都是最好的合作对象。共产国际远东局和远东共和国甚至都“坚信，为开展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而可以合作的人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他们认为孙中山是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家，他们同意支持吴佩孚”[3]23。
1920年4月，维金斯基来华，访问吴佩孚的幕僚白坚武后，曾经“主张联合吴佩孚建立中国的革命事业”[13]433。“在那个时期，吴佩孚成了时代的宠儿”[2]66。苏俄政府也于1920年4月29日，派路博将军携带列宁的亲笔信到粤军驻地漳州，访问广东军阀陈炯明，表示苏俄愿意帮助中国完成国民革命。陈炯明是“广东实力派”[15]31。1921年底，维金斯基又在南宁和陈炯明“长谈过三次”，说陈炯明完全支持俄国革命[16]19。
马林来华调查研究以后，对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建议表示反对。他说，“首要的是，赤塔政府倾向吴佩孚的方针是完全错误的”[3]26。马林还指责陈炯明的观点是把民族主义局限于广东[3]23，因此二者均不能不能作为领导整个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统战对象。
马林通过张继与孙中山建立了联系。1921年下半年，马林在上海会见了他认为是“孙中山的最主要代表之一的张继”，“他（张继）比我遇到的任何一个人，在政治上更为成熟，并且有更多的西方观点”。他还说，“由于张继的联系，国民党邀请我去访问孙中山”[3]24。1921年12月23日，在共产党员张太雷（任翻译）的陪同下，马林在广西桂林会见了孙中山，当时孙中山在桂林独秀峰下的旧桂王府设立了大本营，进行积极的整军和练兵，准备由桂入湘进行北伐。马林等人到达桂林以后在孙中山的大本营中住了9天，双方进行了多次深入细致的长谈，着重讨论了刚刚成立的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结盟的可能性。马林向孙中山提出了下列意见：一、改组国民党，与社会各阶层，尤其与农民、劳工大众联合；二、创立军官学校，以建立革命的基础；三、促进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孙中山也向马林介绍了“国民党的策略、它的历史、袁世凯时期在国外的非法活动、与太平洋各国华侨的联系和他们对国民党的帮助”[3]25。孙中山对苏俄的新经济政策特别感到兴趣。当他听说苏俄所采取的政策与他的民生主义原则相符合时，他感到高兴[1]36。孙中山表示，他虽然并不信奉马克思主义，但他的思想是同马克思主义一致的。孙中山当时迫切希望得到苏俄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但又担心与苏俄公开接近会引起西方列强的不满和军事干涉，所以暂时不能公开同苏俄结盟。孙中山主张“待北伐胜利结束，立即提议与苏联公开建立联盟”[16]18。孙中山愿意派一个代表团先去莫斯科进行实地考察，对于马林的其它建议，如改组国民党，建立军官学校等等，决定在完成反对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战争后，立即进行实行。
离开桂林后，马林到广州考察，正值爆发了香港海员大罢工，他看到孙中山同工人运动有较密切的联系，认为孙中山“是中国革命不可少的人”[13]434。接着，马林离开广州，前往北京同苏俄派来的裴克斯使团会面。他向裴克斯送交了两份报告，请他带转往莫斯科。一份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要谈国共合作，另一份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要求苏俄政府派使团前来帮助孙中山的南方政府。[1]37
报告中，马林提请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放弃联合吴佩孚、陈炯明，力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认为国民党是合乎理想而具有实力的国民革命的政党，比印尼的伊斯兰教联盟要高明的多的多，马林还赞杨孙中山及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们，认为他们的民族意识很强，他们其中有些人还是懂得马克思主义，他的建议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于是，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加快了同孙中山联盟的步伐。1922年4月，裴克斯在北京向国际代表达林传达了莫斯科的指示，要他联系孙中山，了解孙中山的态度和国民党的一般情况，并发给他代表苏俄政府的证书。达林返回上海以后，在瞿秋白、张太雷的陪同下，去广州同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双方交往密切，先后接触达五、六次之多。[17]孙中山被确定为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的联盟者以后，国共合作也进一步提上了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三方面的议事日程。
3.全力劝说中共与孙中山建立党内合作
马林根据自己在爪哇的革命经验，提出应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种党内合作的形式来完成两党合作。马林认为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多阶级的联盟”。认为国民党由四类成员组成：起领导作用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参加过辛亥革命，多数领导人是在日本或法国接触到社会主义的，自称是社会主义者，其中包括孙中山在内；移居国外的人，即国民党组织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南方军队的士兵；工人。[16]15-16马林从此得出结论：国民党领导人“全都对苏俄抱支持态度”[16]18。香港海员“罢工的领导权掌握在国民党手中”，证明国民党与工人阶级组织有“真正的联系”[3]28。马林还提出：“国民党松懈的组织形式使得在党内很容易促进群众运动的思想，因此必须与国民党建立友好关系”[3]26。而孙中山只同意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这种党内联合的形式，他完全否定国共的党外联合政策，反对共产党与国民党平起平坐，歧视年轻的中共。马林根据孙中山的态度，认为年轻的中共只能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马林从心里也是歧视年轻的中共的。
马林的国共两党合作的建议提出后，立即遭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及多数党员的强烈反对，1922年4月6日，陈独秀就曾写信给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维金斯基，明确反对马林提出的关于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的提议，并陈述了如下理由，“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的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二、国民党联美、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除广东以外，全国仍视它为争权夺利的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四、广东实力派陈炯明，反对孙中山甚烈，中共若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故在广东亦不能活动，五、孙中山不能容纳新加入者的意见和假以权柄，六、各地区共产党员均已开会决议，绝对不赞成加入国民党”[15]31-32。在国共合作的问题上，马林与中共领导人的意见发生了严重分歧，马林一时又不能说服中共领导人接受他的意见，只好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希望借助共产国际的力量让中共臣属。
1922年7月上旬，马林到达莫斯科，7月11日，马林起草了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情况的详细报告，马林认为：现在是外国列强控制着中国政治，由于华北华中一带为军阀所统治，只有孙中山国民党所控制的南方可以开展共产主义运动，中国国民党就是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中讲到的那种“民族革命运动”的力量，所以，刚刚成立的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应立即加入中国国民党。“那时列宁正患病，第三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便和斯大林商量，他们都同意马林的意见，以此作为共产国际的决定，要中共执行。”[18]。同月，共产国际远东局作出了中共中央委员会“所有工作都必须在和菲立浦（即马林）紧密联系下进行”的指示。[19]668月，共产国际专门发出了《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要求尽快实行国共两党的合作。[19]65
1922年8月，马林同苏俄特使越飞一起回到北京。苏俄为了迅速扩大其东方战线，迫切需要联合孙中山以反对北京政府，马林、共产国际及苏俄的首要任务是说服持不同意见的共产党人，在马林的提议下，8月17日，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了西湖会议。在会上，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提议中共党员立即加入国民党，遭到大多数与会者代表反对，后经过马林的解释和说服，加上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约定的纪律，多数人接受了马林的提议，但这些人从心里依然想不通。1922年11月，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在莫斯科召开，陈独秀、刘仁静、王俊三人参加了这次大会，刘仁静代表中国共产党作了重要发言，刘仁静说：“为了消灭在中国的帝国主义这一前提，就必须建立反帝的统一战线，我们党已决定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了，其形式是我们的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20]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将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决定公布于世。
1922年8月中旬，由于陈炯明在广东发动叛乱，孙中山逃避暂居在上海。8月25日，马林在上海法租界里会见孙中山，向孙中山介绍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并邀请孙中山访问莫斯科。这次会见后不久，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等即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帮助下，孙中山积极着手国民党改组的准备工作。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专门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国民党是现时中国唯一强大的民族革命组织”，“因为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属薄弱，……所以，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合作是必要的”[15]577。
为了进一步推动国共的党内合作政策，统一中共全体党员的思想，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的中心任务，就是传达共产国际的国共两党合作的指示，以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马林在会上作了《关于国际形势与国际工人运动》的报告，大会中心议题是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会上经过激烈的争论，但很快统一了思想，大会决定：改组国民党为左冀的政党；在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我们党里来。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决议》还强调，“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其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15]147。
中共“三大”后，大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在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指导下，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隆重举行，它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正式建成。
1923年10月，马林离开中国回莫斯科。1926年夏天以后，斯大林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党内进行了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马林在思想上同情托洛茨基，终于在1927年脱离荷兰共产党。1940年德国法西斯占领了荷兰，马林积极参加了荷兰的反法西斯斗争，后来被德寇逮捕，判处死刑，于1942年4月被杀害，终年53岁。
收稿日期：2006-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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