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法国著名史学家克洛德#183;马佐里克教授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国论文,史学论文,大革命论文,里克论文,访谈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立红(以下简称周)：首先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我们从您的家庭出身谈起。您在朱利安·卢夫里耶(Julien Louvrier)的访谈中这样说道：“我出生在一个卑微的平民家庭，祖辈几代都是农民，我对这样的家庭出身感到骄傲。因为它让我深深地感到扎根在了这个‘平民’的法兰西——我们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就是这个‘平民’的法兰西造成的……在我的直系尊亲属中，没有剥削者，没有拥护奴隶制的人，没有大贵族，没有特权阶级，没有投机商人。我继承了这样一份几乎无暇疵的遗产，这是福分！”[1](P30)我想知道是这个出身让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还是马克思主义影响了您对自己出身的表述？
克洛德·马佐里克(以下简称马)：当然不是这样！在一个人的社会出身——他的“传记”总是独一无二的——和个性的建构之间不是机械的决定关系，后者要受很多变数的影响……但我出身于大众、“平民的”——如果使用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个术语的话——家庭，与其说是无产阶级倒不如说是农民家庭，这种出身自我来到人世那一刻起就使我的人生与这些统治阶级和领导阶级之外的法国人连在一起：这是一个根本点，但我后来的人生经历造就了除此之外的其他东西。
周：我知道您的父亲是他所属的“农民家族”中逃脱“再生产”命运的第一人。他在一战中失去了右肩和右耳廓。身体康复后，他在尼姆残疾人学校进修了一段时间，然后在铁路部门工作，后来成为海关的公务员。他是一个共和主义者、工联主义者，崇拜卢梭。请谈一下您父亲对您人生道路的影响。
马：我对共和的激情及对民主的爱源于我的父亲。他使我相信，接受一种教育能使我关注别人，尊重劳动而不是游手好闲，推崇劳动者，从而在这一点上找到社会意义上的道德基础。但我的父亲并不是一个革命者，因为他谴责能引发“内战”的一切因素，在他看来，边境战争是万恶之最，差点让他送了命……他并没有忽视这一点，即这种立场很可能导致向不正义屈服。这种矛盾，可让他煎熬了一生！
周：厄内斯特·拉布鲁斯是您20世纪50年代在索邦大学的教授，在他的指导下，您完成了高等研究文凭(
d'études supérieures)①论文：《1848-1851年加尔省农业骚乱和对路易·波拿巴政变的抵抗》。这个主题是不是拉布鲁斯在1955年罗马历史学国际大会上②宣告的宏大研究计划的一个分支？
马：对，完全正确。拉布鲁斯是一位出色的教授，很有感染力。我毕业论文的主题是乔治·勒费弗尔向他建议的，阿贝尔·索布尔又做了详细说明。拉布鲁斯接受了。
周：您打算跟拉布鲁斯做19世纪工业史，您甚至已经着手准备了。但在索布尔的建议下，您换了研究方向。那么在您后来的研究中，您是否还受到拉布鲁斯精神的指引呢？
马：拉布鲁斯的思想影响是不可磨灭的，从来就没有从他指导的学生的记忆中消退。通过历史学教学资格考试后，我曾想跟着他在他建议的一些领域内进行研究……但后来，尽管我仍然崇拜他，但我注意到，在细节上，如果他不感情外露的话，他可以在何种程度上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周：您和布罗代尔及年鉴学派有来往吗？
马：很少有来往：代际问题！当费尔南·布罗代尔被拥戴为年鉴学派的领袖时，法国大革命史——如果我敢这么说的话，已经“脱离”了年鉴学派而在索邦大学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所自立门户了。但我读了布罗代尔很多书，学到了很多东西，其实很晚才有人把我介绍给布罗代尔。
周：阿贝尔·索布尔是您学术生命中一个关键人物，是他推动您走上研究法国大革命史之路的？
马：我和阿贝尔·索布尔交往很频繁，我由衷地喜欢和崇敬他。他对当时我这样的年轻历史学者来说是一个慷慨的鼓舞者和坚定的支持者。他从来没有逃避身为教授的责任。另外，我们政治观点相近，来自同一个地方，社会出身相似，这些也是连接我们的纽带。
周：您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第一项研究是关于巴贝夫的，灵感来自何处呢？
马：说来简单。1960年，历史学世界大会将要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想借此聚一下，庆祝巴贝夫诞辰200周年，并组建法国大革命史国际委员会——它就是自此成立的。在这个背景下，社会出版社邀请索布尔参照国际学界最新研究现状写一本关于巴贝夫和平等派密谋的书。索布尔认为还是把这个任务交给将来有可能从事巴贝夫和巴贝夫主义者革命史学研究的年轻历史学者更好一些。于是他推荐了我……接下来的事情就很清楚了。
周：您在巴贝夫身上是否发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起源？
马：巴贝夫从来没有使用诸如“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者”之类的词汇，它们是一种习惯用法，即使不经常，至少在描写社会乌托邦的文学作品中出现的频率也很高。但如果认为共产主义思想，正如我们稍后意识到的，在他思想中已经萌芽了，甚至构成了他的几个弟子诸如朱利安·德帕里斯(Julien de Paris)在1795年使用的政治词汇的组成部分，这种看法也没什么不对的。
周：您对罗伯斯庇尔做了很多研究。在法国大革命史学史中，历史学家们塑造了几种不同的罗伯斯庇尔形象，为此也发生过很多争论。在您心目中，一个真实的罗伯斯庇尔是什么样子的？
马：罗伯斯庇尔是从1789到1794年间所有大革命领导人中从总体视野对大革命进行过最深入思考的人，他承担了所有后果，适应了一切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样接受了时代强加的一切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法国大革命中的伟大政治家。
周：您是罗伯斯庇尔主义者？
马：对。我对他本人及其做出的牺牲充满敬佩，因为他一直在思考，真实的历史、人民群众的集体的历史使他——作为所有他人中的一个个体——浸润在什么之中。
周：弗朗索瓦·孚雷认为要撰写法国大革命史的话，就应该与革命者本人的言谈保持距离，您认为他这样说有道理吗？
马：为什么不呢？与研究对象理性地保持距离，以便更好地选择和分析其现实性和特殊性，这是研究人员和学者的做法，适用于所有人。我每时每刻都在这样做。但孚雷另有想法：他想从意识形态上摒弃把法国大革命看作是社会的革命性变迁方式的学说。他以方法的实践为掩护，标榜一种反动的观念。
周：在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的系谱中，您怎样摆放您的研究？您继承了哪些东西？又有何创新呢？
马：我的旁系和直系导师一目了然：在19世纪早期的历史学家和思想者中，要属米涅与吉佐。马克思居中。然后是饶勒斯、马迪厄、勒费弗尔和索布尔。对于所有这些导师，我把一切都归功于他们。他们都是天才，教会我坐在他们的肩膀上看得更远。我的著作在我看来要逊色得多，但40年来，我一直尽力从他们身上吸取灵感，并努力使人们了解他们。
周：您曾与孚雷合作于1963年在《年鉴：经济、社会和文明》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无套裤汉与法国大革命》，③那时，您是否认为孚雷是您的同道？
马：不是。准确地说，孚雷和我仍是朋友，但无论从政治立场上说，还是从史学研究上看，我俩都沿着互有分歧的两个方向发展。在您提到的文章“汇集”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正是在此时，我们有了冲突，因为孚雷擅自改动了我应他的要求写的文章，却没有告诉我！
周：但仅仅两年后，孚雷和里歇就出版了《法国大革命》④一书，对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做了严肃的批判。这一转变是如何在他身上发生的？
马：说得简略一点，孚雷史学观的发展应归结为他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变化，这一切都受他在与法共决裂和拒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之后发展起来的那套浅薄的反共产主义思想的支配。
周：在孚雷与索布尔的辩论中，您是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阵营”内写批判文章回击孚雷和里歇的第一人。请您解释一下这篇文章出现的背景。
马：我为成为第一个(当时我34岁)批判孚雷立场的人而感到自豪。后来，很多人都走上了同样的道路……我先是于1966年底在巴黎智者协会的大厅面向通常由马克思主义者组成的历史学家大会做了关于该书的口头批判报告，然后经由《法国大革命史年鉴》杂志主编雅克·戈德肖(Jacques Godechot)、马塞尔·莱因哈德(Marcel Reinhard)和阿贝尔·索布尔同意在该杂志发表。
周：您在《论法国大革命》⑤“第二版序言”中写道：“从1966年起，阿贝尔·索布尔和其他历史学家在巴黎马克思主义学习和研究中心聚集起来，我们从马克思的意义上对此类论述做了彻底的批判。”请您详细谈一下“彻底的批判”是什么意思？
马：“彻底的”这里指它追溯事物的“起源”，换句话说，思考物质财富，尤其是“商业”财富的生产方式，思考使生产方式成形的具体的社会构成，思考构建它的社会关系，思考透过表征和思想——它们从意识形态上附着在这个决定性的根基上——促使其发展的社会斗争。
周：您的《论法国大革命：试论资产阶级革命史》也是在与弗朗索瓦·孚雷论战的背景下写成的？
马：当然了。但在1970年出版(第一版)的该书的第二部分，以“试论”为标题，我反对孚雷唯心论式的教条主义，我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实证研究不是根植于诺曼底省或旺代省的现实之中，而是以政治事件或演说为依据的。
周：您说过索布尔与孚雷的决裂是因不理解引发的，您与孚雷决裂又是因为什么？
马：孚雷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索布尔回溯性社会学研究的原创性，索布尔对此充满怨恨。我没有与孚雷“断绝”关系，是他和我断交了！我直言不讳地批判他的政治立场和研究方向，但我绝没有想在个人关系上疏远他，我不是这种人。
周：索布尔在这场论战中有何回应？他写了些东西吗？
马：索布尔支持我、鼓励我，1970年后也走上了这样一条路：深入思考了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转化，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具有多重道路的问题，深化了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到工商业资本主义转化道路具有多样性的思考，强调法兰西道路的“特殊性”，以反对把法兰西“模式”看作是向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社会转变的“经典”道路的观点。
周：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阵营与孚雷的论战是否因索布尔为您1970年出版的《论法国大革命》一书做的序而激化了呢？
马：绝对是。索布尔把孚雷说成是“修正主义”犯了个错误，因为这是把这场辩论置于20世纪初德国社会-民主党中考茨基(Kautsky)与伯恩斯坦(Bernstein)的论战背景下！应该强调的一点是，孚雷的思想属于“保守的新自由主义”，它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世界各地又被披上了一层新衣。
周：您本人把孚雷和里歇的思想界定为“新自由主义”或“自由-保守主义”而不是“修正主义史学”。这是为什么？
马：我刚才的回答已经包含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我发现您很好地领悟了这一点，即我的立场与索布尔是不同的：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点！
周：英美修正史学在您看来是同样一回事吗？
马：不，绝对不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研究成果的增多，所谓的“盎格鲁-萨克逊”史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就日益显现出来了。由于他们受到新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和分析哲学(唯心主义的)这样的哲学或文化传统的浸润，他们被引导接受这样的基本理论视野，既不会成为相对于教条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又不会让人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欣赏他们，因为他们经常忽视唯物主义的前提。但我注意到也有一些了不起的美国和“盎格鲁-萨克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这是应当提到的！
周：在法国，这场论战的焦点是什么？
马：显而易见，这是披着史学史外衣，左派和右派，唯心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进步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展开的意识形态-政治论战。一旦涉及法国大革命问题，不管是显而易见的还是隐藏的各种范式系列，都处于对立状态。
周：为什么阿贝尔·索布尔的个性会引发人们对他的一些截然相反的评价？这是因为他的性格还是他作为法共党员的身份？
马：他性格热情，出了名的慷慨，为人直爽坦诚，又好斗，这既招致朋友们的嫉妒和反感，又引发了对他的喜爱，诸如让-勒内·叙拉罗(Jean-René Suratteau)、瓦尔特·马尔科夫(Walter Markov)、阿尔芒·萨伊塔(Armand Saitta)、雅克·德罗兹(Jacques Droz)、阿纳托利·阿多(Anatoli Ado)和我本人。我想明确指出这一点，直到1982年去世，他对法共不结盟式的忠诚，挑动形形色色的右派甚至左派反共产主义者攻击他……在法国之外，敌意要小得多，您也注意到了这点。因为在法国，政治冲突总是比别处更富激情：这是自18世纪末期以来反革命活动及其一系列尝试的失败留下的遗产，在其后的两个世纪乃至到今天，它们从来没有完全达到使共和国发生反动性转折的目的。
周：为什么自奥拉尔、马迪厄，经勒费弗尔到索布尔的法国大革命传统学派的史学家扮演了三种角色——教育家、学者和共和主义者？
马：应该指出您提到的三种角色之间是有区别的。但三者之间也有一个共同点：作为法国公民、进步的共和主义者、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者、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或者像奥拉尔一样，仅仅在某种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他们曾想启蒙法国人民，教育他们的学生，把他们的学说建立在引证缜密的博学和无可置疑的科学创作基础上：从这点说他们是最伟大的历史学家！
周：从马迪厄到索布尔，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的代表人物都有写法国大革命教科书的习惯。您认为他们在教科书和专著中是否持有相同的观点？还是他们在教材中简化了专著中的观点？
马：对……您注意到这一点很有道理：他们总是在完成博学的专著之后才写教材，而不是在这之前。但在孚雷身上，恰恰相反，他自由“通俗”版的专著是在实证研究(就他亲自研究而言)之前完成的。但我不认为您刚才提到的这些作者在教材中简化了他们的思想，无论如何，这在马迪厄和勒费弗尔身上都不是这样。至于索布尔，他的《纲要》⑥精彩地论证了他博士论文的观点！
周：米歇尔·伏维尔接替索布尔在索邦大学的职位后，他在准备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庆典的过程中是否延续了索布尔时代与孚雷的论争？
马：从本质上来说，当然是这样。但米歇尔·伏维尔做了很多创新，这尤其体现在心态史问题上，体现在他对符号资料的解释上，他在对幸存的传统和“革命”行为方式这一系列引人入胜的现象的描述也展现出了创造性。他是历史学领域一个杰出的开拓者！
周：雅克·戈德肖(Jacques Godechot)的“大西洋”革命论的提出是否预示着法国大革命批判史学在法国的缘起呢？
马：自1938-1939年起，雅克·戈德肖对西方(“大西洋”)各国向资产者、自由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现代性转变的不同道路呈现出的普遍特征很敏感。二战后，他和罗伯特·帕尔默(Robert Palmer)一起重拾这方面的思考，但是在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有人认为可以把他的这种思考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间接支持联系在一起。这显然是谬论，是带有斯大林主义印记的意识形态上的指责。
周：索布尔在为您的《论法国大革命：试论资产阶级革命史》写的序中指出：“从米什莱到勒费弗尔，途径饶勒斯、奥拉尔和马迪厄的法国大革命史学的进步传统，不管他们之间的差异和分歧有多大，从方法上来说，过去是、将来也是唯一科学的。”[2](P6)为什么只有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是唯一科学的？
马：索布尔的回答总是有些鲁莽。但从本质上看，他有道理：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才能为科学解释这一运动提供一条道路，并能为历史学科奠定科学性基础。历史是一个过程，其中主体、主角组合成社会，在能决定他们选择的客观框架内行动：从“史料”出发，通过认知工作将这一过程揭示出来，是作为学者的历史学家要承担的任务。
周：您曾经写道：“法国大革命史永远是一个适合论战、易于激发意识形态冲突的领域。正是通过这一点它在不断发展进步。”[3](P11)在您看来，这场论战有积极的意义吗？
马：显而易见！只要好好理解一下如何以及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和阶级中出现了关于法国大革命或其他革命周期的理论立场和解释就可以了。
周：您能对比一下法国的法国大革命批判史学和盎格鲁-萨克逊的法国大革命批判史学的差异吗？
马：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大问题。笼统地说，后者是对前者的批判：但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因为出发点和论点并不统一。在法国，对传统解释充满敌意的史学史在意识形态上的目的在于使以1789到1799年的革命经验为基础的革命性社会转变的所有方面都失去效应。这种史学史的作用在于从方方面面阻止在法国、甚至在欧洲建立一个无敌对阶级的社会。在盎格鲁-萨克逊学界，对革命史的法国式传统解释的批判并不是这种政治顽念的牺牲品：他们的目的在于从积极方面指出，在法国自1789年起开启的历史进程或挖掘的文化领域中，还存在其他社会转变道路：这一点是很确切的，而且有必要在辩论中强调指出转变道路的多样性。因此，这种所谓的“修正主义”并没有在世界上到处通行。
周：对您来说，法国大革命并没有结束，那么在法国大革命的遗产和今日法国之间有什么联系？
马：在我国开明的大众阶层中延存下来的“革命精神”的活力，对社会不平等的抗争，拒绝君主主义的各种变体(它们在1793年弑君后总能吸引法国一部分公共舆论)，总是融入生生不息的遗产中，也就是法国式的“革命”或“共和主义”传统中，其中罢工、街头游行、战斗口号、广告和布告牌总能表明它们对当前法国隐秘的影响。您已经了解了2009年1月29日巴黎发生的事情。⑦
周：您最初接触马克思的著作是在肺结核病疗养院？⑧
马：我读了马克思一些让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易懂的文章。但我尤其读了一些法语经典作家的作品和美国的一些黑色小说……还有让-保罗-萨特的著作！
周：萨特的著作对您接受马克思主义发挥了作用？
马：是间接的影响。但萨特身上让我着迷的是“介入”的模式，这促使我拥护共产党员和革命者。
周：您曾说过，萨特曾参加过一次索布尔的研讨班。他对法国大革命感兴趣吗？他的观点是什么？
马：萨特对法国大革命史了如指掌，这要归功于他读了一些一手材料，尤其是1789年春夏的材料，及乱党分子的失败和罗伯斯庇尔权力颠覆的文献。他曾想写戏剧和电影剧本，但他的计划没有实现。
周：您是怎么成为研究法国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
马：我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出于信仰和理性，但我自1952-1953年起在法共内部的“介入”活动也产生了影响。我成为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职业“历史学家”，是因为我取得历史教师资格后，即在1957-1963年间与索布尔在情感和思想上走得很近。这两种因素从起源上并不重合，但却互为补充。
周：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的史家是否与马克思主义有种亲缘关系？
马：对，当然是这样。乔治·勒费弗尔的情况尤其如此，他阅读马克思的德文原著，接受经济学家的训练。索布尔也是这种情况，米歇尔·伏维尔、我和其他几个人同样如此，但并不适用于所有人。
周：马克思的思想是否哺育了总体史的发展？
马：您表达的这一观点以另一种形式启发了费尔南·布罗代尔，他在1983年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时曾谈了很多这方面的情况。如果没有马克思，谁敢创造“总体史”这个概念？皮埃尔·维拉尔(Pierre Vilar)、人类学家莫里斯·戈德利耶(Maurice Godelier)、埃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甚至普列汉诺夫(Plekhanov)和他的“历史学一元论概念”都是如此。
周：您说过：“法国大革命史家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兴趣可以由以下事实解释，即它提供了一个从整体上解释历史现象的强有力的理论框架，并与过于严格的事件史决裂，事件史显然并没有详尽论述现实世界的复杂问题。”[4](P1)
马：您很好地捕捉到了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马克思思想”对总体上的法国史学史和初期的“年鉴学派”的巨大影响，它们或直接或间接，或明显或隐秘，有人承认这种影响，有人给予否定。
周：在20世纪50年代，长时段的概念是否对法国大革命研究构成了一种挑战？譬如，索布尔对伏维尔说过：“你为什么想研究法国大革命？已经没有人对它感兴趣了。”[5](P113)
马：总是有以下挑战：思考长时段与短时段或中时段(épaisseur moyenne de temps)的关联，前者探讨结构、并由“趋势”主导，后者总是由具有多重含义的事件居于其中，马克思的“意志”就是在其中形成的。(再晚一点，葛兰西的“意志”，甚至我读到过毛泽东也提到“意志”。)
周：法国大革命呈现出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法兰西式方式，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所持的这种观点早已在中国学界传播开来。那么，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是如何形成这一观点的？
马：您知道，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具有资产阶级特征，这一主题直接来源于19世纪早期法国自由派史学家提出的研究方式：正是在他们身上，马克思发现了论述的基点和证据。但马克思对这一发现进行了扩展，并从根本上调转了它的方向，使资本积累与其所有影响之间的辩证过程展现出的原创性得以呈现出来。我们都欠了他们一笔债。
周：法国共产主义政治文化的形成和法国大革命遗产之间有什么关系？
马：两者之间的连接就是共和主义意识，这来自于要在公民之间实现社会平等和政治平等的诉求，这并不只是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它保存了自社会关系中延续下来的模型。这也是一种持介入主义态度的民族国家与社会不平等和非正义做斗争的信念：托克维尔已经注意到在1848年之前，这种诉求持续不断地出现在法国。
周：请谈一下您与您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譬如盖·勒马尔尚(Guy Lemarchand)、让·尼古拉(Jean Nicolas)、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雷蒙·于阿尔(Raymond Huard)，以及刚辞世的热拉尔·加约(Gérard Gayot)的合作。
马：他们都是我的朋友。几十年来，我们之间在不间断地合作、交流思想并互相支持。但我们并不是可以互相替换的，我们人人都有自己的“工地”(伏维尔语)和研究方法。我们的结论虽然都参考了马克思的著作，但却不尽相同，比如在对法国大革命周期短时段中出现的社会行为的政治解释上。
周：您能简单谈一谈您将要出版的一本书《法国大革命史与马克思主义思想》⑨吗？
马：在这本书中，我总结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阐释与作为科学认识过程的法国革命史史学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第二部分，我提出了与法国革命进程中的变迁的紧凑和节奏相关的分析方法。
周：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解释世界并不足够”，而且还应“改变世界”。的确是这样，您多次介入政治生活中。但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法共的一名党员，您也总是有很多忧虑，正如您说过，“有人问我，好战性、想改变世界的愿望难道不会使我屈从于对真实性的追求，而这是科学方法的最高价值，它假定自由、独立以及研究者与它的研究对象保持距离。”[1](P72)您怎样考虑这一点？
马：的确，如果我们是唯物主义者的话，我们应该提出在求真的智力工作和对作为介入源泉的政治意识的使用之间是否协调一致。我并不否认这个问题的存在，我也在试着回答它，但我只是希望应该给所有的人以同样的方式提出这一问题。有谁给所谓的自由思想家提出他是否与信条保持距离呢？应该承认在政治或意识形态目的和科学工作需要与信仰保持距离之间是有冲突的。但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既然这是我的职业，这就意味着不要把从历史研究中得到的结论屈从于政治教条。我总认为历史学家的职业在于以资料为基础进行研究，寻找我们无法企及但却可以接近的真相。
感谢中山大学历史系刘文立教授在本文一些词句的翻译上给予的指导。
注释：
①高等研究文凭是19世纪末在法国大学设立的文凭，对象是准备中学教师资格会考和寻找博士论文题目的大学毕业生，它在1974年后被撤销。
②1955年在罗马召开的历史科学国际大会上，拉布鲁斯做了题为《研究18、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史的新路径(1700-1850)》的报告，从此开启了一项庞大的对社会范畴的分类和等级划分进行研究的集体研究计划，弗朗索瓦·孚雷、米歇尔·伏维尔、丹尼埃尔·罗什、克洛德·马佐里克等作为拉布鲁斯的学生参与了这一研究计划。20世纪60年代，围绕这一研究主题在圣克鲁高师举办过三场研讨会。
③
Furet,Claude Mazauric,Louis Bergeron,'Les Sans-culottes et la Révolution 
,Annales ESC,1963,no 6.
④ Furet,Denis Richet,La Révolution,2 vols,Paris: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1965,1966.
⑤Claude Mazauric,Sur la révolution 
:contributions à l'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bourgeoise,Paris:Messidor/Editions Sociales,1988.
⑥Albert Soboul,Précis d'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Paris:
Sociales,1972.
⑦指由八大工会发起的全民大罢工，有250万人走上巴黎街头进行示威游行。
⑧肺结核病是二战后法国最常见的疾病，1947年10月，马佐里克被查出患了肺结核，于是被送到肺结核病疗养院，直到1949年6月才治愈出院。值得一提的是，弗朗索瓦·孚雷在50年代初也染上了肺结核病，并住进了疗养院。
⑨Claude Mazauric,L'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et la pensée marxiste,Paris:Puf,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