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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史：哲学观念与艺术再现 我们首先通过对启蒙时期和浪漫主义的起源进行当代解读，来考虑景观构建的方式。每个时代和每种文明都按照其文化产生了自身的景观。在古希腊，由于一种巫术的和泛灵论的心智，人类与自然是统一的；在中世纪的欧洲，这种统一表现为一种基督教超验观念；在近现代，科学和艺术史决定了一种凝视的产生，人与自然之间的分离藉此导致了景观的发明。艺术史经历了多个阶段。布克哈特不无道理地将景观的审美发现追溯至意大利文艺复兴。至于对于空间的绘图再现，在18世纪和19世纪，人们就发现在一些地图上，山岳和湖泊的描绘存在某种视觉偏差，仿佛是些主观印象。之后得益于摄影术和其他科学仪器，这些偏差得到了纠正。然而，在我们心里，景观超越了时间，我们往往认为景观是拥抱生机勃勃大自然的一种方式。如果说历史、语言和文化的重要性不容忽视，那么表达地点、物理实体、记忆和感受的如画风景的外观，则似乎总是一种绝对。哪怕是与自然美的特殊表现相关的短暂感受，对我们来说也似乎是与普遍相关的一种体验，是个体与万物同在的一种认同。这种感受对过去与未来都是一样的。 我们往往认为，可见事物和我们精神状态之间的精神统一，在人类那里自发地产生。景观是一种精神形式，在景观中，视域和创造性相互汇合，因为每一次看的行为均会在观者那里创造一个“理想的景观”。我们的先人已经通过一种共同意识，即参与世间生活的共同意识，将我们的观看和感觉能力进行了转化。审美体验就是人们在看和感觉时所感知的这种统一的精神进程。西梅尔在20世纪初将这种现象进行了归纳，将这种精神反应称做“情绪”(Stimmung)，即景观的基调和气氛。施莱格尔曾提出要超越自然(physis)和精神(psyche)之间的区分(《柏林讲演》，1801-1802)，西梅尔步其后尘，分析了对距离和光线的感知所激发的情感程度。不同的感知现象形成了一种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包括导致艺术情感和直觉感知的一种心理反应的所有可能细微之处(西梅尔，1988)。当我们观察和挑选客体时，我们的所作所为通常像艺术家那样不那么具有技术意义。我们事实上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在观察和挑选客体。我们根据对世界产生的印象理解和诠释景观。这同一种独创性精神将我们从美学引至艺术。西梅尔写道：“当我们不再把一处景观视为自然客体的集合时，我们便拥有了一件初生状态的艺术品”(西梅尔，1988：372)。 在近现代，景观的“情绪”包含双重意义：一是标志着浪漫派感受性的无限的理想；二是科学研究的鉴赏，就像在洪堡那里一样。就第二种意义而言，景观的特征，如山岳的轮廓、环境中的雾、漆黑的树林、涌向岩壁的湍流，与人类的愉快生活之间保持着久远和神秘的关系。 “对于观看的批评”源自我们关于古老与现代以及诸如园艺和耕作等生产性活动的反思。这种批评旨在回答以下问题：是我触发了我周围事物的美，还是我周围的事物不依赖于我而展现它们的美？自18世纪以来，人们使用了一些指称品味范畴的术语来回答这一提问，如美、优雅、崇高、别致、“我不知道是什么”、新哥特式风格。这些复杂的观念与古典主义、巴洛克、洛可可、浪漫主义这些伟大的风格模式一样，与我们对景观及其审美维度的感知和我们对自然的感觉紧密相关。事实上，每一处景观均属于人，人作为自由的创造者，凭借能力、想象和技术，通过活动改造、构建和转变自然世界。 景观本身可被视为艺术产品，被视为人的自由行动或情感的效果；在里特尔(1963)看来，景观是人的自由在自然中的体现。但是里特尔同样强调了视域使人顿悟的方面，将其视为以沉思为目的的自然的体现。在以技术转型为主导的历史之外，一旦功用主义功能衰竭，人类便能找回失去的统一性。他断言说，“神圣的”自然已经成为了“失去的”自然。在重新找寻这些失去的价值观时，他并不建议回到古代人的素朴，反而建议人们可以通过诗歌和具象艺术的审美中介，意识到人与自然之间的断裂——这种断裂已经被科学观察和15世纪以来绘画透视法的引入所证明，重新找寻统一性。里特尔认为，景观是一个普遍概念，是由现代性为现代性而发明的，与宇宙理论密不可分。在启蒙时期，论述景观的第一批理论家，如希施费尔德和吉拉尔丹，以这个概念作为其思想主旨。 我们所看到的现实不单是审美的，它也是伦理的。施温德(1950)受E.施普南格尔关于文化形态学理论的启发，将景观视做可与所有其他人类创造物媲美的艺术品，但它复杂得多。当一位画家在作画时，一位诗人在写诗时，一整个人群在创造一处景观。景观乃是其文化储存库，带着其思想的烙印：这种统一化元素保障景观具有一种穿越时代的连续性。自希罗多德以来，关键不再是描述地球一部分表面，而是要描述包括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居住区。正如凯雷尼(1980)所断言的，精神寻求景观；在精神和景观之间存在一种亲属关系。自然与文化相互渗透：自然视域指导和激发着创造性行为。凯雷尼在重新诠释由弗罗贝尼乌斯提出的情感反应范畴时说道：这种精神状态使得我们能够消除将我们与过去分离的距离，靠近景观背后所隐藏的过去，如此使我们适应神话形象的遥远记忆。 审美鉴赏的培养 通常认为，景观是一个现代概念，它与文艺复兴以来的绘画发展紧密相关。景观同时也与科学发现和旅行的审美体验紧密相关。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我们拥有绘画的、文学的、地理的和想象的景观。以上的初步评论表明，景观是艺术家主导完成的一种文化构建或历史创意，是一种持续到19世纪的观念，即如罗歇(1997)所提出的，是某种介于园林设计和大地艺术之间的东西。然而，景观的审美维度不能仅仅从艺术再现层面来说明。我们应该考虑在人类经验本身的复杂背景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这点来看，景观是一个相对的和动态的实体，从古到今，自然与社会、凝视与所凝视的物体不断地在其中相互作用。观察行为绝对是现代的，但是观察所揭示的东西却反而可以是非常古老的。 这使得我们考虑审美鉴赏的变迁。过去的三个世纪见证了观察技术的发展，与之相对应的是大量的诗学。我们的眼睛受到绘画、摄影和电影变迁的制约，逐渐将这些呈现和再现景观的方式同化为审美对象。然而这只是一种古代性好的现代表现。 追随18世纪初盛行的“壮游”之风，英国年轻的贵族痴迷于对于他们来说神秘莫测的崩塌欲坠的残垣断壁。他们像艺术鉴赏家那样收集了这些废墟的心理意象。一种强烈的想象为此提供了支撑。根据废墟、岩石构造、山岳全景或汹涌的大海，他们构建一些感觉意象，就像一位画家用视窗取景和突显某一客体。这是从美学上赋予建筑或自然的某些部分以活力的方式，它们被选来形成一个庞大的目录，即审美愉悦的一种圣物箱。取景也是通过怀旧方式进行追忆的一种技法。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所有旅行者均受到这种审美鉴赏的影响。创作所使用的原则借鉴了绘画技法，绘画技法后来也应用于摄影和电影中。然而这些贵族旅行者带来了他们的绘画知识并且进行了反思：毋庸置疑，17世纪的伟大风景画作存在于他们心里，在无意识层面对他们产生了影响。对作为一种看世界手段的视窗的发现，特别是弗朗德勒大师们对视窗的使用，也对这些贵族旅行者产生了影响。视窗被应用于被认为是向世界开放的绘画，具有双重效应，促使观者自然地进入景观中，从而打破了传统视角所独有的三维意象。这是弗朗德勒学派的一次重要的发现(同镜子的发现一样)，尽管我们不能像罗歇所声称的那样明确断言，视窗将田野转化为景观。这种再现方式作为能够将周围世界的某些部分孤立开来的工具，同样也增加了其审美价值。18世纪的“收藏家”将绘画领域的这种透视技法引入美学领域，并赋予其以独创性，使其富于情趣。景观视窗(框架、有时是划分所描绘空间的十字形)几乎成为浪漫派绘画的一种思维定势，这在之后的众多文学描述中不难看到。 框架和视窗技法意味着一种观点，即对自然世界某一方面的复制。全景(视域)一词指的是通过运用透视法来描绘一个场址，人们藉此理解和复制现实。尽管风景画画派的再现方法多种多样，但是场景在大约4个世纪中的发展根据的是同一原则，即通过合理的法则对外部现实产生心理意象。因此要对风景绘画和景观绘画做出明确区分，或者要在18世纪初的都市近郊风景画法和更直接地表达野生自然的普遍主题的景观绘画之间做出区分，是很困难的。事实上，与凡·维特尔、帕尼尼、皮拉内西、马列斯基、卡纳莱托、贝洛托和瓜尔迪这些名人同时代的风景画家乃是意大利的首批英国游客。同时代名人还有J.C.R.德圣-农、J.乌埃尔、哈克特、奈特、维旺·德农、歌德、申克尔及他们的追随者。极富情趣的壮游酝酿了对全景视域的激情。现实就像古董收藏家的庞大鉴赏目录。 当代景观：美学、伦理和政治 当代景观的意义是什么？继自然美的愉悦、古文物鉴赏、情趣和灵韵之后，美学最新近的贡献是试图将政治转化为美学和将美学转化为政治。20世纪美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通过大众媒体推动遥远国家之间关系的新的、非物质的敏感性和灵活性。这种发展不再等同于异国情调或引证传统，而毋宁说是技术、传媒、生活方式和环境之间的杂交。艺术、美和社会生活成为关于不确定性和短暂性的美学的面具，这种美学反过来吸纳了景观。 当前的状况包含着景观的变迁及景观身份的消失。自人类首次凝视地球以来，景观在不停地改变。直到19世纪，变迁是缓慢的，甚至不易觉察。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下，这种变迁有所加速。 2008年，有一半的世界人口在城市地区生活。在欧洲，这一比例高达80%。人口密度因相关国家而异，人们注意到朝相反方向发展的一种新趋势，即城市居民去相对偏僻的农村地区居住。 除了自然现象(地震、火山喷发、土壤侵蚀，等等)之外，景观的嬗变源自人的干预。在20世纪下半期，重大的经济和政治变化改变了马赛、波尔多、南特、巴塞罗那、伦敦、热那亚、那不勒斯这些港口的运作并部分地改变了其农业腹地的经济。在欧盟内部，在共同农业政策的影响下，生产的密集和耕作的现代化使得更大的农业开垦得以进行，导致由小农场构成的广耕文化景观的消失。关于土地使用的立法(小农场汞齐化、大规模排水和土地复垦)更加剧了这种现象。尤其自60年代以来，海滨和冬天白雪皑皑的山区任旅游业日益发展，各种娱乐活动兴起。与此同时，城市的发展以及公路、高速公路和铁路基础设施促使新的城市出现。 这些变迁对欧洲景观造成了多重影响。后果依国家不同而不同，首先取决于每个国家如何尽力调节景观及环境政策(与工业和农业开发、能源、公路和铁路、旅游建筑领域等相关)的影响。这种影响的一个突出例子是像在丹麦、西班牙、德国和法国那样，由核电站、风力发电场等能源生产设施产生的影响。 在农业景观中，果园、小葡萄园、小养鸡场等是其常见的参照点，利用它们所占据的空间成为了农业景观转型的主要特点。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这种趋势导致在清除了自然障碍的土地上的耕作更加集约化，大农场发展起来，集约种植特定作物。这种趋势也表现为一种特殊的耕作方式，即温室种植或塑料大棚种植，就像在冲积河谷或在地中海沿岸那样，那里大片的田地均覆盖着塑料大棚，生产反季节的水果和蔬菜。除此之外，在自然障碍与机械化相抵触的地方，农业活动退化了，或采取对所谓保护区进行保护的政策。在某些情况下，如在山区农业中，农业工人利用特定种植的好处，因此依然是其土地的所有者。但这些受限的区域通常借助国家资金而被重新植树造林。 应指出，作为这一普遍趋势的极少例外之一，德国成功地保留了一部分小规模耕作和“传统的”做法，而波兰是近几年来农业劳动者有所增加的唯一欧洲国家，但这是一种特殊情况。波兰的经济自由化将众多劳动者从就业市场驱赶出来，因而促使向小自耕农模式耕作的回归，即便这集中在国家的少数地区。 景观变迁的不同方式有三点共同之处。政府试图通过发布与土地使用相关的裁定书来使景观有序化。首先，努力保护受到威胁的和属于特定集水区的景观。其次，试图建立环境公共善的理想状态(例如：保障水质和供应安全、限制自然风险或与人类活动相关的风险)。最后，努力保护和修复景观，甚至将其创建为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框架，且具有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些裁定书的得以接受取决于欧洲人如何理解他们居住的或逗留的国土。 景观的多样性及其身份问题 看法也有所改变。人们对于景观变化的理解也远不简单。即便是积极的变化也极少长期对所有人有益。一旦这种改善引发的欣喜消散，舆论会有所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无人会想去批评德国和法国的高速公路建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无人去批驳法国南部林荫路或树栅的破坏。沼泽地排水、在乡村架设高压电线，建设密集的综合住宅群来取代棚户区，也未受到更多争论。情况随后发生了彻底变化。自60年代以来，学者们向世界发出的忠告，以及一些信息的传播告诉我们，农业和工业技术对健康、食品质量、动植物以及公民安全等会产生有害效应。得益于这些忠告和信息，我们意识到了技术进步也能具有不利的后果。 耕作和建筑的方式，以及我们对土地的理解和再现，促使我们改变先前的景观概念。旅游业的巨大扩张以及其他的重大人类干预大大改变了城乡关系及城市和乡村的特征。 随着统治自然环境的经济和社会力量的转型，景观也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到来是缓慢的——经济学家经常提及管理这些变化的困难——因为这些变化受制于土地所有权与各种以普遍公共利益名义在地方层面实行的公共政策之间的辩证关系。欧洲国家是法治国家，公民不能为所欲为。在景观应该表达的价值观中，身份在欧洲占据着关键位置。然而有必要保存欧洲景观的身份吗？这种身份是如何变化，又是如何保持的？身份与美学、景观形态与景观被感知的方式之间的关系如何？ 景观的身份表达了双重意义。第一，一种景观似乎等同于另一种景观，因为它们具有同样的特征、规划和功能。意大利的托斯卡纳景观与法国内地普罗旺斯的景观(橄榄树、松树、葡萄树和柏树)如出一辙。第二，通过表达指涉某些人群的特殊认同，通过提供一种地方层面的个人认同，一种景观的特性得以揭示。托斯卡纳景观与普罗旺斯景观有多方面的不同，比如建筑形式不一样，另外托斯卡纳景观是没有熏衣草种植的。 第二种意义的景观身份并不是永久的。如果知道这种身份的人去世而又“后继无人”，这种身份便会消失。欧洲许多朝圣之地遭到遗弃即是这种情况。不过大的朝圣地除外，如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西班牙的埃尔罗西奥、葡萄牙的法蒂玛、意大利的洛雷托。此类(几乎)被遗忘的景观包含无数由农村或城市实践所创设的场址：村镇洗衣场的洗衣妇、路边的牧鹅女或牧羊女、村庄广场的磨刀工、售卖产品的卖奶者或卖乳酪者、田地里的耕种者与耕牛或耕羊，以及宗教或世俗的列队行进队伍。半个世纪前，如此多的画面场景使得人们能够辨认一些场址，它们如今不时地被修复或再创造(洗衣场、普罗旺斯地区的干砌石房子或普利亚的圆顶石屋)。 归根结底，景观的身份是某种能够被创造或再创造的东西。景观专业人员的作用在于，关注被忽略的东西，再次给景观一种地方的或超地方的意义，指出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功能障碍，如自19世纪以来遭到遗弃和破坏的散布着风车和水车的景观。近几十年来，一些协会、大学研究人员或某些个人经常出于旅游或休闲的目的，重新赋予过去景观的这些代表性特征以生命和意义。高速列车站的建筑和环境创造物(阿维尼翁或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柏林新的公共花园、巴黎原始艺术博物馆、马德里中心火车站不那么怀旧，自诩推动了可能在未来能吸引一些仰慕者的新的环境身份。 我们将始终寻求一种景观的个人或集体身份。在决定因素中，不得不提到每种景观的特征。这些特征在社会危机或个人危机时期(背井离乡/定居)是重要的标志。这些特征并未逃脱景观风尚或某些既定的模式。但这种对身份的寻求是成问题的，甚至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扼杀所有的变化观念、差异观念和创新观念。巴尔干战争是最近的一个例子：不同的社群仰仗一种建立在土地和景观基础上的身份，表达了只是加剧紧张关系的一些要求。 发生变化的不仅是景观的形态及其构成因素，景观的生物物理和社会功能均发生了变迁。这些生态的和社会的方面并未获得一致的承认：事实上，某些思想流派否认景观具有任何生态的和社会的维度，而是更偏好景观的审美价值，不愿将景观局限于生态学或社会学。然而，广为承认的是，景观包括所有这些方面。根据在多个领域开展的大量实地调查判断，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景观蕴含美或和谐，即便美或和谐并不局限于它们的审美意义：和谐也表达了人类应与自然保持的关系；个体也应该相互之间构建和谐。一处美景——被先验地确定的美景，从原则上说应该不能受到污染，也不能有社会冲突。 然而，一种美的凋零并不是因为它的外观。一处景观的损毁在于其生态和谐的丧失，以及在于暴力和社会分隔等社会问题的出现。例如，郊区的一处城市景观的损毁不仅因为其外在的不美观，而且因为它与贫穷、犯罪、失业或污染相关。 欧洲景观在发生或快或慢的变迁，它特有的多样性和财富面临削减的威胁，旅游业所提供的利润越来越依赖最著名景点的游客接待量。由于知名度小一些的景点具有地方利益，因此有一种趋势是使景观成为不朽的露天博物馆，或者将景观转化为大规模的自然修复项目。博物馆城市业已存在：由13座塔楼主导的意大利的圣吉米尼亚诺城已经成为托斯卡纳一处不可回避的吸引旅游业的信标。拉提姆地区的小城市托斯卡尼亚也是这种情况。除了旅游商店之外，城市的大部分是荒僻的。在法国，处于普瓦蒂埃沼泽中的18世纪的布鲁阿吉村，险些成为鬼城，15年来得益于地区的和国家的旅游业才有所复活。西班牙的科瓦鲁维亚斯是另一个这样的例子。由于旅游经济的支持，这些越来越多的欧洲景点成为了休闲中心。历史古迹为接待游客而组织起来，就业与旅游花销相联(酒店、饭店、古董店、商店，等)。这些历史古迹，或更确切地说，一些寺院，凝固着景点的记忆，为商业目的所用。 同样，乡村的某些部分能够成为露天博物馆。这比在建筑物多的环境中建露天博物馆更为困难，因为没有耕作田地或饲养牲畜的农场主，就没有乡村。在欧洲乡村保护区，在对身份遗产的保护非常明显的地方，人们往往将乡村的某些部分融入博物馆，保护它们的环境功能，甚至农业功能，同时引入新的用法。 虽然这些传统的乡村空间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充当了模型或艺术灵感的来源，我们仍称其为文化景观(kulturlandschaft)。地方人群想保护这些景观的意愿证成了能确保景观的永久性的农业技术的使用，同时排除了土地开垦的习惯形态。景观仍是农业的景观，但它真正的农场主被剥夺了。 能生的自然，被生的自然 “能生的自然”和“被生的自然”这些表述几年前被M.迪弗雷纳重新使用，目的是捍卫一种新的自然哲学。迪弗雷纳并不是从传统的形而上学意义上来解读它们，相反，他断言，人和自然表现为既是相互分离的，也是相互关联的。在这种互动和差异的背景下，他断言说缺乏一种“艺术的人”(homo artifex)，就不会有任何“艺术的自然”(natura artifex)，因为“艺术的自然”是一种完全将人类排除在外的幻想。事实上，自然概念是一种文化和历史产物。艺术的自然因而处于自然与人工、自然与艺术的中间。人们有时在原工业建筑向城市景观的融入中看到它；这种以前被视为不自然的东西，一旦它的技术作用或社会作用完成了，最终便能够融入新的城市景观美学范式中。从这种观点看，自然既通过一个人群也通过艺术家而表现为创造自然的，他们的工作在于转化自然。“能生的自然”和“被生的自然”曾经是并且依然是铸模和模仿、真实和技巧方面的创造活动的核心。在艺术方面，城市景观艺术或农业景观艺术，集体艺术或个人艺术，在模仿自然时，通过这同一种自然植入我们头脑中的“天分”，像能生者那样活动。我们用被生者一词是指深深植根于我们意识中的自然。迪弗雷纳深入探查了西梅尔、施温德和E.施特劳斯的思想，认为人类应该像生活在世间那样生活在自然中，产生由现实勾画的可能性。在这种意义上，人类既是自然力的主体也是其客体。自然、艺术和文化在景观中相会。人们在卢梭、康德、歌德和西梅尔的理论中所发现的如画之美因而成为过时的了。 然而，应该以M.奥热的方式来考虑这一主题。在这两种对立的立场之间，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注意到鉴赏的遗迹，后者几个世纪期间形成了一种自然的或城市的景观美学。这种美学基于一种凝视理论，依托具体的看的方式：观景亭、框架和维都塔(即在威尼斯兴起的描绘城市风光的风景画)。所有这些已经出现在三维视觉艺术中，即绘画、摄影和美术电影。如果我们处于迪弗雷纳和奥热的解读的中间，如画之美的衰落和规划的突生显而易见，而植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的空想正在灭亡。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研究城市化对世界的影响，研究全球化现象和地球的超负荷，显然欧洲最终会不复存在。欧洲的审美价值及其鉴赏标准被超越了。一方面，文艺复兴、巴洛克、如画之美和浪漫世界以及它们的最终表达在20世纪终结了；另一方面，一个虚拟世界不停地用图像和信息向我们轰炸，使我们眼花缭乱。这意味着中世纪和卢梭所笃信的沉思和灵韵的终结。在欧洲文明的瓦砾及西方艺术文明和思想的热焰之中，鉴赏呈现出一种新的形态：迷失方向的明显愉悦、中心的消失、由全球化导致的一种总体的均一性。作为城市危机的后果，某些建筑师创造了一些杂交的材料和形态。在全球化的城市空间中，环境相容性的衰落导致垂直花园的发明。著名的城市主义的外中心性在这种非场所中繁荣兴盛。在整个世界，例子俯拾皆是。 我们丢弃了关联和语境，只是追求建筑学客体，人们看到这种建筑学客体源自齐一化建造的城市。今天的城市吞没了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资源。从美学、人类学和政治学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挑战。就像连接城市及城市周围景观的地理学解体了一样，其间有一些小块土地将被新的城市兼并所吞噬。 走向新的景观形态 这样，可以将新的景观美学定位于保守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大城市的建筑师窃取了建筑权，煽动着现代主义自由。他们现在宣称渗入历史城市，解构其几个世纪中形成的、并证明多样风格的平衡。景观的捍卫者出于和谐与协调性动机，秉承一种非侵入式的环境管理观念，试图将景观艺术史的不同积淀(文化、植物的栽种，等等)组织起来，并且再次引入传统的修复技术。城市面对自然公园和保护区而建。保护区在增加。新的审美形态将表达人类的身体性和感受性，导致了两种通常反衬的解决办法：一方面是宽阔的公园和保护区，另一方面是新旧建筑并存的大规模都市。然而，某些大城市的象征性地位居于人工的和自然之间，试图将二者调和起来。在大城市的大面积绿地中，人们创建了庞大的空间体量，而历史古城——记忆的场址被破坏了并被纳入拥挤不堪的混凝土居住区中——寻求一种始终超出能力范围的和谐：精巧的花园以及长长的林荫道所通达的保护空间。 美具有了新的形态。艺术家和哲学家试图理解这种动荡的缘由。虽然传统的审美范畴丧失了其力量，但它们将关注引至同一的内在性和愉悦。正如建筑和当代城市规划所表明的，世界冒险进入一种缺乏感受和激情的制作(poiesis)：这种制作延续着后现代主义将高科技和奢侈的绿色急剧混合的过度。汉德瓦萨的世界、P.勃朗的植物布局、E.安巴斯的“绿色”建筑、E.弗朗索瓦的绿色立面、藤森照信的菜地以及R.库哈斯的“新加坡的歌谣”均代表了这种克隆和全息摄影精神。城市形态和自然形态的景观被艺术转化为一种短暂的冒险，转化为土地及其元素的一种回声。 Raffaele MILANI:LA SIGNIFICATION CONTEMPORAINE DU PAYS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