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男人”的《喀拉布风暴》——兼论当代自然书写与英雄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拉布论文,当代论文,风暴论文,自然论文,英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沙基上的“自然” 《喀拉布风暴》延续了红柯自然救赎的书写路径，但并不属出挑之作。实际的情形是，它把红柯书写的困境与尴尬放大了。小说开头便设置了一个爆炸性细节：与孟凯成婚在即的新疆精河姑娘叶海亚，听到口里男子张子鱼吟唱民歌《燕子》，随即抛下婚约，与张结合并同赴沙漠度蜜月。这突发喷薄的“爱情”在作者看来是相当“自然”的，他说：“叶海亚和孟凯相恋七八年，日子久了，难免激情淡漠，而人的内心，又总会渴望一些激情和震撼。”①这种写作与阅读之间的“参差”本系常事，若运用适度，实为构建风格与展示个性锋棱的极佳场所。但红柯并未给出多少理解的缓冲，穿插于叶海亚与张子鱼的结合情节之中与紧接其后的，是一连串密集得让人喘不过气的意象： 苹果：收获季节，果子不一定落到园丁手里。“孟凯睡不着，耳边老响着姑娘、苹果、苹果、姑娘，这两者有啥必然联系吗？”； 燕子：听了张子鱼唱的《燕子》，哈萨克人说：“女人快要离开他的生命了……我们精河的沙漠救了他，燕子飞过沙漠给他带来了歌声。”“有燕子就有女人，有女人就有家，就这么简单。”； 广阔的沙漠戈壁瀚海； 奔驰追恋的野骆驼、金骆驼； 让人瞠目、状如男性生殖器的地精：雄性牲畜的生命之水射到白刺根上就会长出锁阳，射到梭梭红柳根上就会长出肉苁蓉，锁阳与肉苁蓉合起来就是地精。而金骆驼的生命水遇到胡杨种子则会生成神驼地精。“叶海亚与她的新婚丈夫在沙漠里就吃这玩意儿度蜜月，你说这蜜月能不蜜吗？”；② 浸渍着孟凯大片精液的床单飞毯：其所到之处，鸟儿四散树叶乱抖牛马乱窜； 北欧人斯文·赫定的爱情、探险； 波斯民歌中马杰农与蕾莉的爱情传说…… 每个意象都牵连着一段文化记忆或故事，是头绪纷杂、陌生惊讶、费解传奇的结晶。它们彼此映照交叠，却很难形成连贯整合的意义序列。至于那种我们熟悉的基于线性时间展开、由事项因果推衍而来的故事整体，就更难指望了。质言之，这种叙述是去历史或超历史的。犹若凌空飞来的陨石，其纹理、力度与价值自成一路。给人的感觉是震惊有余，而能否接受则是另说了。某种程度上，《喀拉布风暴》的讲述风格可以跟小说里提到的放驼人的歌谣媲美：“分不清年代，分不清民族，分不清地域”③，混沌一片。这对阅读的耐心和毅力提出了苛刻的要求。了解红柯的人，或许可从作者此前大量的关于新疆的异域书写中得到切入文本的指示与路径——除了上列意象，小说开始部分反复咏唱的“中亚腹地”包括各种音译地名(如阿拉套山、巴尔哈什湖等)，亦是作者对其新疆乌托邦的寄寓礼赞与添砖加瓦的文学构建④——而初读者却没有这种“前理解”的预设与铺垫，面对上述充满异域风情、洋溢着强烈雄性气息与生殖崇拜的意象以及天马行空的情节、典故，着实发懵。就红柯来讲，这种叙述自是称性而谈、正直之说，但对一般读者，恐怕只能慨叹“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了。 在红柯的话语方式与现代社会(包括当下及历史)之间，缺少必要、适宜的过渡与有力的说服，这也是红柯为代表的自然或生态书写的最大问题。人类为什么要回归自然？其间的心理机制如何？这种带有复古和原始意味的举动又是怎样落实的？就靠吃地精吗？而叶海亚经历了两个月的沙漠“土居”，居然肌肤胜雪，貌美如初，这岂非天方夜谭！在《喀拉布风暴》中，回归自然的道路是一蹴而就、如沐春风的，一曲《燕子》就能让女人义无反顾投奔蛮荒，还有什么办不到？对回归自然过程中残酷性的回避及美化，使小说丧失了严肃的历史感。这一面自可视为主观浪漫书写的印迹，另一面也暴露了现代物质功利思维的强大——它不仅在读者一边，作者一边亦如此：事实上他可能根本找不到一个妥帖真实的细节、一个切实的“利益”，让人返归自然。回避其间的残酷性，即意味着对如下大众看法的妥协与默认：返回自然(小说里是投身沙漠瀚海)纯属脑子进水的荒唐行为；在现实生活层面，它绝计不通。与其在此费力劳神、循循善诱，还不如顾自浪漫地写去吧。 在以往的创作中，红柯通常设置老人和孩子来衔接他的自然与人世。孩子凭借天真的感悟，老人通过其睿智与权威，往往能一语道出自然天启的“声音”。而这种“怪异”的思维与“发声”因了老人、孩子的特殊身份，比较容易被世人“谅解”、容纳。长篇《生命树》中的“衔接者”是位叫马来新的新疆中年男子，他以其仁厚慈悲无师自通地充当了不同话语方式及价值体系的“转译人”。上述构思虽然不无雷同、脆弱，却无疑拉近了我们与自然的距离，增强了红柯自然书写的可信度与感染力。相比之下，《喀拉布风暴》的过渡或衔接要陡峻、突兀得多，它靠的是人物(主要是孟凯)的神解、顿悟，譬如： 他在反复观察图片，这种状似鸡巴的药材，竟然都寄生在梭梭红柳白刺的根上，怪不得叶海亚的胳膊跟梭梭那么相像，叶海亚的气息跟红柳一样芳香，叶海亚能把沙漠当洞房。 “有必要去看大戈壁吗？你不是新疆人吗？”孟凯这么问自己的时候已经明白无论是石头还是沙子早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了，是不用怀疑和论证的。⑤ 然而，这真的“不用怀疑和论证”吗？如是简省与神解的结果，让红柯的自然书写与救赎成了沙基上的危城。诚然，作者可以“绝域有大美”来解释上述陡转与突变，但这未免用得太滥了。一旦新疆大漠、中亚腹地之类的“绝域”成为情节变动、人物性格发展的“万能助推器”以及抵制所有疑问的“挡箭牌”，其虚浮与衰弱相便显露出来。一个人造的乌托邦或意识形态。如果说它对人尚有所触动的话，那也仅是“救赎的风景”或“风景化的救赎”，在远观与悦目的意义上。这跟自然书写要反拨的欲望功利写作，逻辑上并无二致。二者均为“有”的堆砌与夸张，只是执着爱恋的对象不同罢了。 这大概也是现代语境下文学救赎构思的通弊：一种以有克有、以毒攻毒的举措。红柯的“新疆”、张承志的“哲合忍耶”等，都是如此。殊不知从体性与根本上讲，作者寻到、祭起的“法宝”与其克服的对象是连理相依、互为对错、彼此平等的整体。既然无此亦无彼，所谓去此就彼、扬我抑他，就只能方便痛快一时，终非究竟。就《喀拉布风暴》来说，断绝舍弃了现代常识的单方面的自然书写，亦将自身置于了历史与交流的“绝域”。 二、“后英雄时代”的男性救赎 《喀拉布风暴》乍看去底色斑斓内容驳杂。作者挥动其诗性大笔在多重文化的交错地带杀进杀出，忽而新疆大漠，忽而陕西关中，忽而波斯北欧，让人不觉眼晕目眩。但究其实，作品的内里相当单纯，它写的是一个男孩张子鱼的创伤性记忆与成长。在此，红柯试图把长期以来的自然书写实践与《生命树》(2010年)中显露的自我寻根以及从中篇《跃马天山》(2000年)开始的英雄叙事融会贯通，但结果并不理想，生硬的地方不少。 作者的构想大致如下：寻根旨在直面创伤，而寻觅和建构英雄则是为了克服创伤，至少在自我说服的心理层面。此外，主人公需在自然的考验磨炼中成为英雄。小说中屡屡出现的探险家斯文·赫定，便是因应这种理念而创造呼唤出的英雄典范(包括形象、行为及事迹)。于是，张子鱼那犹如雅丹地貌的脸庞与赫定伤痕累累的身躯，张氏的漂泊流浪与赫定的探险远征，张氏的情感挫折与赫定的失恋，叠合纠缠在一起。这无非是要建立或达成这样的理解格式塔：即张子鱼过去种种幼稚荒唐、匪夷所思之举，均系英雄进行曲的前奏，是成为英雄前的涅槃苦修。在英雄成长的称谓与逻辑下，作者开始缓缓逼近他的“创伤”。 小说洋洋洒洒叙述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后，才渐渐“入港”。由于之前抛出了大量繁复的意象，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且抒情的腔势甚浓，这给作品后来的叙述整合、音声变化及情感的递进深入带来了相当难度；刚上来的几个High C已把叙述的劲道及弹性耗得差不多了。《喀拉布风暴》一度陷入单调絮叨的信息补充与交代，便是叙述人试图疏通、整合各方信息又捉襟见肘的表现。这里，文气出现明显的断裂。事实表明，撇开瑰丽的意象与诗性的言说，在寻常叙事方面，红柯的对策与招数并不多。除了前述的神解顿悟外，还有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旋绕比附，一种自然、生态书写中常见的天人合一的思维变体。 在开合跳跃的叙述里，我们得知那魔咒般的燕子亦在赫定的探险途中出现，它跟赫定恋人米莉的身形交叠起来，而燕子的形象又和叶海亚、李芸(张子鱼的前女友)彼此互涉。这意味着叶海亚、李芸在功能上属于同一类角色：即抚育英雄的母性及爱情力量。另外，就像张子鱼与赫定之间存在神秘的牵系一样，孟凯亦跟赫定有着命定的纠葛。两人的精神力量都来自赫定：孟凯喜欢赫定的冒险，张子鱼更看重赫定的失恋。于是，经过赫定的中介摆渡，新疆人孟凯与口里人张子鱼成了“一个人”。虽然出场的时候是情敌，但两人注定要肝胆相照，永结同心。孟凯后来的“顿悟”便建基于此： 孟凯心里清楚，他的问题不是给孩子做父亲，而是给陶亚玲做丈夫。帮张子鱼就等于帮自己的妻子，就这么简单。武明生曾问过孟凯新疆人是不是都这样，孟凯就告诉他：“大漠绝域，别人的篝火能温暖自己。”⑥ 这种人物的“合一性”对创伤的疗治平复至为关键，它也是叙述自始至终处心积虑的地方，尽管读来不甚适应。天真热烈、纵横古今的想象虚构与信口开河的比附嫌疑，绞缠一道。折腾了半天，张子鱼、孟凯竟成了赫定的“转世灵童”！这种对个我身世命运的一厢情愿的因果归类，进一步印证了小说中历史理性的阙如。 把斯文·赫定视为坚定的精神鼻祖，一面系张子鱼的青春冲动与创伤后力比多转移的表征，同时亦折射出当代中国英雄思想资源的匮乏。红柯心仪渴望的是英雄的复古类型：拥有雄强的体魄，在与艰苦的、灾难性的自然环境对抗中显示其英勇无畏、卓尔不群。这种主要仰仗身体勇力、生命能量而非资本人脉、权力控制的英雄，在当下显然不合时宜。既然自然界的开采、应付已大部分交给机械仪器，还要他何用？那是前工业时代、人类童年时代乃至神话时代的英雄，早OUT了。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在沙漠风暴中磨砺锻打自我的张子鱼跟挂在风车上并与之搏斗的堂吉诃德相提并论。后者是伤感滑稽的最后骑士，前者则是执迷不悔的逐梦英雄。而内心的逐梦与梦幻诗性的叙事，在红柯这里本来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纵观当代文学史，最贴近红柯笔下英雄类型的，可能要属战争文学中的英烈豪杰了，如《敌后武工队》的肖飞、《林海雪原》的杨子荣、《铁道游击队》的刘洪等等。在“文革”样板戏里，我们亦能看到瞬间类似的英雄造型。这种勇力惊人并带有庄严仪式性的原始孤胆英雄，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开始退隐。他们随着人们对“文革”的反思尤其是对高大全形象的抵制、反感，一并被甩入记忆的忘川。总的说来，这是个英雄荒芜的年代，人们喜欢的是平凡平易平庸的气质。导致这种情形，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敛特质也发挥了不小的牵制或引导作用，尽管是潜移默化地。儒家文明欣赏的向来不是外在的力的英雄形象，它强调心的因素：仁与智的结合，方为英雄本色。红柯笔下的英雄，就一般读者而言，多少“端”了点。 新时期之初，曾出现过一段“另类英雄”塑造的小高潮，他们是由一系列的改革者充当的：李向南(《新星》)、乔光朴(《乔厂长上任记》)、郑子云(《沉重的翅膀》)……这类构思把英雄跟现代讲求的事功性结合起来，虽然增强了英雄脚踏实地的亲切感(较之“文革”里的高大全与战争文学中出神入化的豪杰形象)，但亦埋下了瓦解英雄的“祸根”：一旦事功性“进化”为类似“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纯粹的功利思维，英雄的公共影响力、崇高感便荡然无存。他们成了凡人、小人，泯然众人矣。 红柯的英雄叙事就发生在这样的语境中。为什么红柯会对原始英雄情有独钟，在英雄落伍的年代？这是《喀拉布风暴》最耐人寻味的地方(显然不是什么事功性，后者恰是红柯笔下英雄竭力要抵制抗拒的东西)。除了男孩子常见的英雄崇拜心理外⑦，最重要的原因，我以为在于原始英雄特质中的“资本超脱或免疫性”。仅仅倚靠身体与生命本身，就能赢得尊重与威信，这在当前社会还有实现的空间，可能吗？质言之，这是“边塞”或“穷人”的英雄信仰。在原始英雄身上，寄托了“穷人”或“边塞”白手起家、了无依傍的逼迫、屈辱与梦想，一种带有底层、阶层意味的英雄观。作者也许并不全然反对事功性(在适当的范围内)，只是事功性的价值标举对于“穷人”来说，确实残酷奢侈了些。这也是整部浪漫恣肆的《喀拉布风暴》中潜藏的历史“根据”与现实“痛处”(参见下文对张子鱼创伤的分析)。 与红柯原始英雄信仰思路相通的，是中国民间源远流长的侠客崇拜。侠客或大侠的非凡性不在金钱官位，而是武功：一种策力于农耕社会身体机能的炫目想象与夸张，既平民又超人。《喀拉布风暴》中的生殖崇拜，亦基于身体，这是人类最朴素、本能的生产。生殖能力的强弱，成为鉴别原始英雄的重要标准。较之现代社会异化心灵、虚飘数字的资本增值，生命血肉的繁衍增殖当是“穷人”最有力、最自豪的应对、回击吧？ 由上所述，我们或许能对红柯那孤注一掷、率性猛烈的浪漫言说、英雄叙事有所了然？必须说明，所谓“边塞”与“穷人”，并非本质性的概念，它们是相对于“中心”“现代”而言的，一种方便提法。红柯所有创作的激奋点与现实意义，均由此而来。 究竟是怎样的“创伤”呢？原来张子鱼的童年是在城乡结合部度过的，他是城郊农民家庭的孩子。虽然城市近在咫尺，但在张子鱼眼中依旧是“两个世界”：城市的优越性，无可辩驳。他小心翼翼，不越雷池一步。这种身份的自律与长期压抑，造就了张子鱼自卑与过度自尊的性格，以致他在初中情窦初开的年龄，竟然拒绝、伤害了一个对他表示友善好感的城市女孩赵琼。此后他与姚慧敏、李芸的情感纠葛，不过是重演了他跟赵琼的悲剧故事。张子鱼在自责愧疚中远走新疆，这才有了他与叶海亚的恋情以及跟孟凯的奇特“友谊”。 无论如何，张子鱼与孟凯的相遇相知，都称得上是绚烂的传奇。这种绝非单纯哥们儿义气的“惺惺相惜”，恐怕只有在红柯的诗性梦幻的叙事中才能实现了。该设置对张子鱼以至红柯来说，意义非比寻常。毋庸讳言，张子鱼身上有作者的影子。二者均为陕西农家子弟，且都有因青春冲动而远赴新疆的经历⑧。我相信，红柯是把自己青年时代的困惑与痛楚分摊在张子鱼和孟凯身上了。张子鱼和孟凯的“对手戏”，不仅在新疆的异域文明和以陕西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之间充当了牵手、对话的桥梁，亦给张子鱼或红柯的自我弥合与统一提供了“机遇”(前文所说的人物的“合一性”，其价值就在于此)。而孟凯对张子鱼的体悟、神会与帮助，在功能与效果上实等同于创伤者的自我分析与疗救。 失去叶海亚的孟凯跑到口里打探张子鱼的虚实底细，小说在经历了一番云山雾罩的铺垫烘托后，终于由此拉开追溯创伤的序幕：“武明生跟张子鱼同属一个县，孟凯知道他追根溯源到情敌张子鱼的根上了。中文系毕业的孟凯知道根的原始意义就是男性的生殖器，根与本都是这个意思。”⑨把追溯创伤与自我寻根联系起来，是相当自然的事情。孟凯追到张子鱼的家乡，亦属寻根思路下的正常之举。但寻根又如何笃定与男人的命根联系起来？这里存在明显的叙述空白与逻辑跳跃，我们再次见识了孟凯的神解与诗性思维。 在孟凯的认知中，他已然把张子鱼的创伤、挫败，定性为现代社会男性生命力的衰退或雄性的缺失，一种普范的不无哲学意味的思考。如是认定的“寻根”方向与举措，对创伤的背负者不啻是桩体贴爽快的好事。他立时能理直气壮地从创伤的纠缠折磨中竦身而出了：不需逐个去应对生发创伤的诸多具体烦琐、尴尬隐秘的往事，没有技术、对策与个体行为上的实践反思，而是一下子转入了哲学、根本的层面。由此，釜底抽薪的深刻彻底与创伤的禁忌防御，糅成一片，让人说不清它究竟是睿智抑或自欺？是强悍勇敢还是忧伤脆弱？ 《喀拉布风暴》中提出的现代社会男性生命的扭曲与缺失，是个老话题了。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就曾以“阉寺性”来概括这种现代病或都市病，其病因是人对本能性爱的过度压抑，在道德、科学或文化的名义下。沈从文认为，性爱与文明是二律悖反的一对概念。文明愈发展，生命便愈压抑变态，这跟弗洛伊德的文明观不谋而合。沈从文试图以湘西自在表达的性爱、不无野性的生存来矫治“阉寺性”。红柯的思路在相当程度上与之同调，《喀拉布风暴》里的女性极少忸怩羞赧，很快便能进入“爱情”状态，便是证据之一。就此而言，红柯的异域自然书写、原始英雄的追梦建构，也就并非横空出世，它实可纳入由沈从文开辟的乡土小说一脉来考察。所谓自然或生态书写，其实是现代乡土小说在当下的细分与变异。⑩ 具体到男性生命的缺失，这是一个极具现实性、当下性的问题。除了客观的生理差异外，性别说到底是个文化规定与感觉模式的构造。我们通常把刚毅、强健、坚韧、大度等词归到男性气概里，至于女性，则分配以细腻、温柔、善解人意等品质。“阉寺性”的提法虽然偏激刻薄了点，但就目下中国的发展势头来看，男性生命的窄化、萎缩，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其间原因复杂。从大的背景看，现代社会(以城市为代表)注重规范、规则，机械化大生产讲究流水作业与批量生产，这种环境显然更适于造就和繁衍女性；更不必说那充斥着大量雌激素的精细饮食与无微不至的家庭呵护、教育体制了。总的说来，细致聪颖、守礼合作、清洁光鲜等，是被现代鼓励、赞赏的人性特征，它们更符合我们对女性的预期。一个经验的观察，国内愈是发达完善的城市，其地方女性意识愈强，而男性的阴柔化特征也愈发明显。小沈阳的风靡并非偶然，他在成名小品《不差钱》里崭露的纤细洁净的造型、不问来由主动配合的服务意识及亲和机灵又搞笑的性格，都在现代认可的人性特征范畴，一下便攫取了观众的心。有人甚至说，小沈阳将成为中国未来受欢迎男性的形象标杆…… 需声明的是，笔者绝无针砭、比较或排序人性优劣之意，只想指出现代语境中男性构造的同质化趋势。就此而言，红柯的生命寻根及对复古英雄的追慕建构，不无现代纠偏的意义。作者曾说：“在新疆，男性并不是真正意义的雄性，甚至算不上生理意义上的男人，新疆人的词汇里，男人总是跟血性跟强悍连在一起。”(11)换言之，雄性或男性，系人性的有机部分。 作为《喀拉布风暴》线索的创伤追溯，实是切入当今社会、引爆现代机制中诸多病灶的极佳角度。还有什么比因农民身份自卑而导致的性别创伤更沉甸甸、更具中国特色的现代事件呢？它涉及城市化危机、地方文化认同、农民命运等诸多问题，但红柯的兴趣显然不在此。他不打算像他的前辈沈从文那样对现代或城市出具讥嘲、讽刺的笔触与构思，或者在潜意识中他认为这些根本不值得费劲辩驳，本来就是错得离谱、你知我知的东西。对红柯来讲，念兹在兹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如何平复创伤、自我统一。他只要构造一个对自己有意义、能体面牵引、“化疗”其创伤的语境、空间即可。这也是阅读《喀拉布风暴》时的最大遗憾：它把一个颇具历史、现实势能的题材写成了一面之词、一厢情愿的抒情歌曲。 自恋是《喀拉布风暴》的明显特征。全书实际上只有张子鱼一个人物，其他人都是为了宽解、启发他而来。无论张子鱼怎样行为偏僻，女人(叶海亚、李芸等)对他的爱总是无怨无悔，男人也注定会喜欢上他。武明生、孟凯都曾是张子鱼的情敌，但最终和他成了兄弟。不仅如此，二人的爱情观及追求幸福的行为，亦像是“张子鱼—叶海亚”模式的翻版与补充。这或许可理解为张子鱼精神的辐射效应？真是太完满美好了！张子鱼在浪漫诗意的虚构中获得了旷古难寻的“幸运”。借助这众星捧月的人物设置、情节编排，神话中的原始英雄终于回归了文学故里。 有时想，如果作者加强武明生形象的独立性，让他跟张子鱼之间的挑衅对立(当然会有具体程度的不同)贯彻始终，《喀拉布风暴》的故事会好看真实得多，其思想的张力、深度亦非现在平沓、散漫的版本可比。但红柯却顾不了这些，他只是矻矻营造一个对自我主体“是”与“理解”的世界(包括自然与他人)。虽然其间不乏廓大、动人的描绘，但总觉得境界拘束、造作了些。就此而言，红柯的自然、英雄书写，实未超越“个人化书写”的窠臼与缺陷。它也算其中的突出个案吧？其实，当孟凯把张子鱼的创伤定性为现代社会普范的男性生命的扭曲、缺失时，就已把张子鱼放在了一个值得同情的、正面的、享有审查豁免权的位置，全书自恋、抒情的叙述格局也于此奠定。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人类的英雄主义情结本就和自恋彼此张连。弗洛伊德认为，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活动着希腊神话里的美少年纳西索斯的幽灵，它让人沉溺自身，无可救药。所谓自恋，本是个我强烈自觉的征兆，它是在“自尊”意识与“自我价值”理念的交互作用下产生的。在自恋心理的驱使下，人为了表白自己的重要性与独特性，就竭尽全力去证明自己在宇宙中是最优秀、最有价值的，如是催生了英雄主义。由此看《喀拉布风暴》，主人公从追溯创伤到寻觅和构建英雄，亦可谓人类本能的文学反应与自救了。 三、“从空间奔向时间” 孟凯把张子鱼从陕西到新疆的“出走”说成是“从时间奔向空间”；而他自己从新疆到口里的寻根“侦探”，则是“从空间奔向时间。”这种认知颇具自知之明，它道出了红柯的心声与企盼。所谓“从时间奔向空间”，即自然救赎。红柯认为，陕西与新疆的不同，在于历史。较之新疆，陕西的历史要深远厚重得多。“张子鱼穿越历史的隧道摆脱蛛网般的家族网络就是想在西域辽阔的天地间透一口气。”(12)这种舒透、释放的效果、远景究竟如何？《喀拉布风暴》并未深究，但红柯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种行为及救赎方式的现实逃避意味，此即前文所说的自然书写的弊端：去历史性。作者之所以安排孟凯(张子鱼的另一半)回陕西，就是希望自己或张子鱼能从不无自欺、掩耳盗铃的自然/新疆/异域里重新回到现实与历史中来。换言之，“从空间奔向时间”的实质，就是要正视张子鱼的现实出身与创痛，可惜这点做得远不彻底。 孟凯对于张子鱼的理解、分析与帮助逻辑依旧是“空间”或“自然”式的。譬如，为什么要帮张子鱼？孟凯的理由是“大漠绝域，别人的篝火能温暖自己”：张子鱼为什么在沙漠中喜欢追踪消失的河流？孟凯的解释是“他曾经失去过好几位喜欢他的姑娘”。(13)显然，他已经把姑娘跟河流交感融汇、“天人合一”了。类似的情形在《喀拉布风暴》中尚有多处：全然系诗的语言与思维，虽然突兀，对人亦不无触动。说到底，所谓自然救赎，其根底是诗的启迪与拯救，只是世间有几人能谙通、领会其中的编码？又有谁愿意倾听、分享“我”心中那傻里傻气的“诗”？哪里去找“我”的孟凯、“我”的叶海亚？倘若承认孟凯与张子鱼系作者红柯的一体两面，那是否意味着孟凯所操作的自然救赎及编码仅仅是虚构的梦幻，自恋的诗？为什么自然一定要打着诗的名义？这是装饰肯定，还是贬低侮蔑？ 别再说下去了……哦，“我”的“自然”哪！ 孟凯没有像作者预想的那样走出“空间”，他的“寻根”仍是自然话语内部的想象与繁衍。“时间”、历史明明与他近在咫尺，却相逢不识。至于一直在“空间”里徜徉流浪的张子鱼，他的情况又怎样呢？是否真的在自然的教诲与聆听中成了“英雄”？ 我们发现，张子鱼在沙漠瀚海所做的一切，就是从自然中寻找、辨认与自我创伤具有“象征性投契”的形式，这也是自然能给予他的唯一馈赠。除了追踪消失的河流外，印象最深的要属金骆驼的射精。得不到母驼回应的、发情的公驼口吐白沫在沙海上嚎叫狂奔，鬃毛从棕色变成白色，进而金色。“沙漠中最精美的部分就袒露在金骆驼面前，全是细沙子，跟女人的皮肤一样……瀚海显示出她最美好的海洋本能。”终于，金骆驼把它生命最珍贵的部分射入了沙海。嚎叫不重要了，口吐白沫不重要了，“生命进入高潮的骆驼眼睛又黑又亮，那黑色的光亮突然长出了翅膀，燕子”。(14)不仅如此，金驼的生命水一旦遇到胡杨种子，就会生出状如男性生殖器的雄伟的神驼地精…… 金驼射精的细节，把失恋的张子鱼对爱的思念、渴望以象征性同构的、廓大震撼的画面展现出来。失恋与自淫被演绎得如此浩瀚坦荡大气，并不多见。出现在金驼高潮时迷离眼光中的燕子，当是爱情、女性的指认。那对瀚海细沙的描绘，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张子鱼的名字，他是要在沙海/女人/爱情的浸润中恢复和重塑其男性的生命吗，如神驼地精预示的那样？叙述人由此曲折实现了创伤的投射、转移与释放。 若单从行动外观看，张子鱼的沙漠举动很像典型的创伤患者的“症候”，那对于创伤情境的强迫性再现构造、重复体历，便是证明。然而，这并非每个人都能承担实践得起。自然诗性的酝酿策动，把张子鱼与通常的创伤患者勉力划拨开来。梦呓与真实，自怜与拯救，软弱与豪迈，沉溺与升华，痉挛与呐喊，仅一线之隔。 某种程度上，作为英雄参照的斯文·赫定亦像是“自然中的风景”，他与张子鱼发生联系的逻辑与金骆驼并无两样，都是建立在与创伤象征性一致的联想构造，且把创伤中的幽暗面以堂正、庄严、扩张的方式展演出来。米莉离开了赫定，受伤的赫定走向罗布泊。他在内心一次次地埋葬米莉，而米莉总是一次次地复活，一次次地出现在大地的每个角落。天地间全是米莉的影子，全是无法摧毁的爱！当喀拉布风暴再次降临时，赫定看到的不再是飞沙走石，而是燕子，是传说中的神驼地精。 我们需要梳理下《喀拉布风暴》中的英雄概念。在涌动着爱情至上、自然救赎、生殖崇拜、创伤疗治等多重旨趣的书写中，红柯所谓的英雄(又称巴特尔、巴图鲁、儿子娃娃)究竟意指什么？这是《喀拉布风暴》中最混乱也最易引发歧义、误解的地方。在上述四种书写旨趣中，英雄是个被竞相争夺的概念。对英雄的塑造，必须要跟各方叙述的诉求、利益勾连起来。换言之，英雄是四方的交集，又是四方的统帅。红柯对赫定形象的不断修改与涂抹，其原因就在此地，以致赫定成了全书最造作虚假的人物，简直形同功能符号。我在前文分析过英雄与疗治创伤的关联，但并未说尽。在与各方诉求的交际、周转中，红柯的英雄概念几经折腾，终于尘埃落定：那就是由神驼地精象征的永恒无尽的男性的爱的能力。 由神驼地精寓指的英雄，充当了《喀拉布风暴》里各种叙述诉求的纽带与结合点；它们彼此间的意义干扰与争执，总算告一段落。而小说亦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混乱晦涩生硬不必说了，最可怜的是原本作为英雄坐标与参照的斯文·赫定，他的面目已被各种叙述诉求垦殖、揉搓得惨不忍睹。另一个在疯狂爱情里消磨一生的波斯英雄马杰农，就是在他的象征“前辈”赫定形象不胜叙述重负的情况下被抓来增补的英雄“壮丁”。如此英来英去的跳跃指认，大大折损、嘲弄了《喀拉布风暴》的英雄魅力，搞得后者就像个伪命题。 形成上述尴尬的情形，不单是叙述的原因，自然救赎与创伤疗治中潜伏的自恋与个体保护才是根本的牵制。他必须把一种不无幽涩、浸透着软弱自欺的行为说成是英雄敞亮的，小说才能继续。由此出现色厉内荏、肆意夸张、嫁接“时间”的叙述，也就不难理解了。超历史的想象与叙述飞翔，最终还是没有凌越历史(创伤)的领地。 如何在现代社会里恢复并保持男性的生命力？“男人”究竟怎样才能得到拯救？红柯出具的答案就是成为以神驼地精象征的英雄类型。这里，创作与理解之间有点意外的“出入”。本以为地精代表、张扬的是异域的原欲、野性与蛮力，类似沈从文湘西小说的构思。但红柯的设计并非如此，他提出要对本能的、不无破坏性的原欲加以节制，把原欲与诗结合起来。 现代人并不缺少原欲，至少表面如此。生活中处处可见关于性自由性开放性饥渴性刺激的鼓吹与渲染，但这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恰恰相反，它烧毁了爱情。原本和谐完整自在的身心交流集中或让位于简单的性器官快乐，男女间的吸引肇始于性，终结于性。这恐怕也是现代工具理性对人类情感生活潜移默化的影响侵蚀、殖民改造的结果吧。一切都目标化、程式化了。它让人想到马尔库塞不无偏激的断言：由生殖器的性欲取代整个人的身心性欲，是为了“节省出身体的其他器官以便用作劳动工具”。 在此，红柯提出的“原欲与诗结合”的爱情方案显出了它的价值。真正爱一个人，就应当毫无保留，“一点不剩地把自己最真实的东西交上去”；“和一个人上床是容易的，爱上一个人是艰难的……动情不是啥难事，动心可是万里长征”；“没有读过诗的人吃了地精只能让女人受罪，只能糟蹋女人”；“为美好爱情而疯狂才叫马杰农……疯狂是有境界的。”(15) 突然想到《红楼梦》里宝玉意淫秦可卿一节，虽然它跟红柯的爱情方案外表迥然不同，但二者均带有明显的文人气。红柯是位诗人，凭着直觉，他的思想每每能触及现实的痼疾，但思想的锋芒总是影罩在诗的含混与暧昧里。仅以上述引文来看，一会儿“疯狂”，一会儿“境界”，“境界”与“疯狂”如何兼容？“动心”与“动情”有啥区别？这又让人如何措手呢？ 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原欲与诗结合”的爱情方案视为红柯调和其新疆异域文化与陕西中原文化的结果，这也是孟凯生命寻根的结晶。用来节制原欲的诗，有向中原文化伦理教诲与礼仪收束靠拢的趋势，但绝不会并为一体；诗本身那朦胧、抒情的个性特质不容许它这样做。而与此同时，这种天然天生的特质，又为它容纳原欲、野性、蓬勃的生命力留出了空间。 作为男性生命象征的神驼地精屹立在天地之间，凝而不发，把整个天地都占满了。很难想象这竟是用了创伤、失恋与绝望的生命水孕育成的。神驼地精，不仅是自然的伟大创举与诗神的绝妙构造，亦是爱之能力的彰显张扬与永恒爱情的承诺，是“边塞”与“穷人”心中原始英雄的不朽图腾。 ①红柯、杨梦瑶：《西域给了我一双内在的眼》，《时代文学》2014年第5期。 ②③⑤⑥⑨(12)(13)(14)(15)红柯：《喀拉布风暴》，重庆出版社，2013年版，第5、11、32、34页，第31页，第34、39页，第428页，第99页，第253页，第431页，第49页，第98、236、60、320页。 ④红柯在一次访谈中曾说，新疆的每个地名对他而言，都是一首诗。 ⑦孩子喜欢原始英雄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后者本来就是人类童年思维的产物。 ⑧1985年，红柯在宝鸡师范学院毕业留校。一年后他突然辞职远走新疆，在那里一待就是十年。对于辞职的原因，红柯未做过多解释，只说：“留在大学不能满足自己青春的冲动。”参见李勇：《完美生活，不完美的写作——红柯访谈录》，《小说评论》2009年第6期。 ⑩参见拙作：《流动、衍生的文学“乡土”》，《南方文坛》2012年第6期。 (11)红柯：《我的西域》，《中国民族》200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