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时期巴族与三苗文化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远古论文,时期论文,关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考古研究
对巴族起源的历史探索，较流行的说法是巴族当渊源于南方的长江中上游地区、汉水中上游地区。特别是近十余年来在鄂西一带考古新发现的资料以及学者们的研究，这一结论似乎已在史学界取得共识。然而，据较多的文献史籍记载，远古时期的两湖地区，乃至江西部分地区则又是古史传说中三苗文化的分布区域，这就提出巴族与三苗文化的关系问题。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谈一点自己的肤浅认识。
一、早期巴族文化的分布
对远古时期巴族的分布，大致可以分两个方面：其一是从文献史籍中来查寻；其二是从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来论述。
1.文献史籍中记载有关早期巴族的分布情况
文献对早期巴族的历史记载不多，记载较早的当首推《山海经》，如《海内经》云：“西南有巴国”。《海内南经》又说：“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是请生。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这里所谓的“丹山”：据郭景纯解释：“丹山在丹阳，属巴，丹山西，即巫山也。”文中所说的“丹阳”，郭璞又曰：“在建平郡丹阳城秭归县东七里，即孟涂所居也。”又据《水经注·江水》记载：“有大巫山……神孟涂所处”。《巫山县志》卷十七也载有“孟涂祠在（巫山）县巫山下”。《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还曾解释说“丹山”：“今名纪山，亦名丸山，在湖北巴东县西。”《竹书纪年》卷上更明确记载有，“启八年，帝使孟涂如巴，莅讼”。据考：所谓孟涂乃三涂氏的酋长，夏后启之母涂山氏即三涂氏的酋子，所以孟涂是夏朝初年的重臣。启（八）年任他为巴人的祭司，主宰巴人的诉讼大权，实际也是巴人的酋长”①。就连孟涂何年到巴地，都记载得如此之详，可见当时的“巴族”在中原华夏集团的心目中还是有着一定的地位的。至于孟涂究竟是在川东的巫山呢？还是在鄂西的秭归呢？这里我们暂不谈。上述记载的历史事实说明，早在夏代，长江三峡地区的巴族就与中原地区有了密切的关系。
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字中不仅屡见有“巴”“巴方”的记载，而且在甲骨文中还曾多次记载有武丁时期商人南下征伐“巴方”的历史事实，如《殷契粹编》1230：“壬申卜，争贞，令妇好止
伐巴方”，又《甲骨文字丙编》313：“□□卜，□贞，王佳妇好从止伐巴方，受有又。贞王勿佳妇好从沚伐巴方，”《殷墟文字乙编》2948、2950载：“辛未卜，争，贞妇好其从沚伐巴方，王自东受伐蚩阱，于妇好立。贞妇好其从沚伐巴方，”商代武丁时期的“巴方”在何处？著名的学者唐兰先生据以释其地在殷商西南，并说“武丁之世，西连巴蜀”②。顾颉刚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置巴方于今陕南汉水上游黄金峡一带。又据童书业考证说：“今陕南有大巴山脉，当即古巴族根据地”③。董其祥先生也认为：“商王武丁命其妻妇好率领沚国之君名（即古戎字）者征伐巴方，那么巴方当时当距殷不远”④。这些史学家们一致认为殷商时期的巴族曾在汉水上游活动过。此外，史籍中还记有商代末年，巴人跟随周武王伐纣的历史事件，如《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可见这时期的巴族不仅日益强大，并已基本形成一个初期的国家，很可能还是一个力量相当大的部落集团⑤。夏初，巴族就已经活动在鄂西及长江三峡一带了，商代，“巴族”的势力继续扩张，其范围西北已达汉水上游。
从事民族学研究的专家和学者曾根据《世本》《后汉书·南蛮列传》的记载推断：巴族可能起源于清江流域，如《南蛮列传》卷八十六袭用《世本》说：“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曋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沈，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这一朴素的并带有神话色彩的传说，反映了巴族起源于湖北清江河流域的史实。
据《水经注·夷水》卷147载：佷山（今长阳）县“东北面又有石室，可容数百人，每乱，民入室避贼，无可攻理，因名难留城也。”又说：“夷水，即佷山清江也。水色清照十丈，分沙，蜀人见其澄清，因名清江也。昔廪君浮土舟于夷水，据捍关而王巴。”唐杜佑在《通典》卷175中记巴山县（今长阳）曰：“武落中山有石穴，即廪君拂刃处。又有夷水，即廪君乘土船所也。”这些皆是记载有关巴族始祖廪君在清江河流域活动的历史。其实早在廪君以前巴族就已经在这一带活动了，如《世本》载：“廪君之先，故出巫诞”，“诞”即“蜑”，许慎的《说文解字》注“蜑”为“南方夷也”（多称滨水而居的人）。又据《中华大字典》曰：“蜑：音但，南方蛮族名。”上述记载证明：在廪君之先还有巫诞。据杨权喜先生考证：“巴，巫蜑、廪君大体均指三峡至清江一带沿江生活的巴蜀系统的一支民族。即夏商时期的巴人”⑥。《南蛮列传》还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这又说明巴族最早还曾经历过穴居生活。巴氏为首领、四姓为臣，从而形成了由五个氏族联合起来的氏族联盟或部落联盟。
从文献方面来对巴族起源的探讨，大致就是以上几种看法，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巴族当起源于西羌⑦，还有学者认为：“巴人族属，……属汉藏缅语族，出于中国先秦史书中的氐”⑧。但由于考古发现的资料有限，单是依据文献记载，而文献史籍也未必能把远古的事情说清楚，因此，我们认为持巴族渊源于西羌说的理由不充足。
2 从考古发现看巴族的分布区域
文献记载“巴族”（巴人）在长江三峡、鄂西地区、汉水流域一带活动历史悠久，考古发现在这一区域内曾找到早期巴族不少文化遗存。自七十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鄂西地区的秭归、宜昌、宜都、长阳，江汉地区的江陵、沙市、当阳、枝江等地都发现有相当夏商时期的巴文化遗存；在与鄂西地区为邻的川东地区的涪陵、垫江、忠县、巫山等地的古文化遗址中也发现有类似的文化遗存；此外，在湘西地区的石门、叠植、泸溪、麻阳、辰溪等地的商代遗址中也能见到具有巴文化因素的遗物。考古发现的资料还证明，在汉水上游地区的城固、勉县、安康等地同样也发现有早期巴文化遗物⑨。
在这一分布区域内出土的早期巴文化遗物最多、而又最有代表性的是近20余年来文物考古工作者为配合葛洲坝水利工程，在西陵峡两岸地区发现和发掘了一大批相当中原夏商时期的古文化遗址，获得了大量的考古学实物资料，这类遗存中出土的陶器以圜底罐、圜底釜、长柄豆、小平底罐、尖底罐、尖底缸、尖底杯、三足褐陶盉、三足褐陶鬶、圈足豆、灯形器、鸟首形器把等最具有特色。此外，在西陵峡出口地区的宜都红花套、毛溪套、城背溪、石板巷子，长阳的香炉石等遗址中也见有类似早期巴文化的陶器，而且时代都偏早。江陵的荆南、张家山，当阳镇头山，沙市李家台、周良玉桥等遗址中出土的陶器虽有些变化，受中原夏商文化的影响似乎较明显些，但长江西陵峡沿岸地区出土的相当夏商时期的土著文化遗物仍在这类遗存中占相当大的比例。湘西地区沅水中上游地区发现的商周文化遗存，如沪浦商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圈足器、尖底器等、其文化性质“可能属于古代濮或巴文化”⑩。考古发现的资料与文献记载早期巴族的地理位置是基本一致的。
二、古史传说的三苗文化分布
约在四千年前，在南方地区分布着较多氏族和部落，史籍中称之为“南蛮”(11)，何谓“南蛮”，史学界较一致的看法：就是古史传说中的“苗民”。据《山海经·海内南经》郭璞注：“有苗之民，判入南海，为三苗国。”梁启超认为：三苗的苗就是蛮，系一音之转，尧舜时称三苗，春秋时称蛮(12)。又据徐旭生先生研究：“苗、蛮二声当系阴阳对转，古字同音同义”。古史记载中的“三苗民”，其活动范围大致上就是《战国策·魏策一》载吴起所云：“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又《史记·吴起列传》载：“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等。《魏策》中记载的“衡山”，据钱穆考证：当在长江以北，即今河南南部的伏牛山(13)。“文山”大致应在鄱阳、洞庭间靠南部之地(14)。《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三苗，在彭蠡、洞庭之野”。《史记·五帝本纪》载：尧时，“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淮，《正义》释为：“读曰江，今彭蠡湖也。”“荆州”在古洞庭湖、云梦泽的西岸，即今湖北荆州以及鄂西一带。至于尧南征伐三苗当是由豫西南的丹淅水而下的，这在《吕氏春秋·召类》卷二十中说：“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丹水即今丹江，今伏牛山也正好位于丹淅水流域的东北侧，因此，古史中记载三苗的北界已达今伏牛山麓，最可信的。此外，《吕氏春秋·召类》还说：“舜郤苗民，更易其俗”。却：即打退。《淮南子·修务训》卷十九也说：舜“南征三苗，遂死苍梧”。苍梧：即今湖南宁远县的九嶷山，高诱注：“三苗之国在彭蠡，舜时不服，故往征之，舜陟方乃死。时舜死苍梧，葬于九嶷山”。又据《史记·五帝本纪》载：“舜践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巡狩”可以释为“征”的代名词。可见，《史记》所载可作为《淮南子》舜征三苗而死之说的佐证。至于舜是否在南征三苗的途中而死，尚难定论。从史料看，三苗与中原华夏集团彼此之间争斗，是可信的。舜死后，夏代的禹又挥戈而起，继续南下征伐三苗，如《墨子·兼爱下》载：“禹之征有苗，非以求重富贵。”又“禹亲把天之瑞命，以征有苗。……禹即克有三苗”(15)。即是明证。
史籍中还屡见记载有“尧……窜三苗于三危”(16)，“（舜）窜三苗于三危”(17)，《孟子·万章上》记曰：“舜……杀三苗于三危，”如此看来尧、舜、禹时期，三苗民族似有西迁至三危的事实。《史记》还曾说：“迁三苗于危，以变西戎。”上面屡次说到的三危，其地约应在西方。据唐嘉弘先生考证：“实际上，当时三苗迁徙之地并没有这样遥远。《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尧典》疏释：‘三危在岷山西南’，甚为恰当。……《禹贡》又记：‘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岷山山脉系多在横断山脉之间，基本南流，当然是‘入于南海’了”(18)。又据梁钊韬研究：“南方的三苗集团，根据西汉韩婴《韩诗外传》记载，他们分布在岐山之南，嘉陵江，岷江上游，沿长江至洞庭湖，鄱阳湖一带”(19)。据研究，“这里的‘岐山’，应该就是吴起所指的‘衡山’，即今天的伏牛山，而洞庭湖以西至嘉陵江，岷江上游一带可能是丹水之战后，三苗不断西迁的结果”(20)。笔者认为：这一论点应是正确的。
综上所述，关于三苗在南方活动的历史，文献和史籍中记载较多，专家和学者们的考证资料也较多，观点也基本一致，即古洞庭湖流域、鄂西地区、汉水中下游地区就是古史记载传说中三苗民族的活动区域。
从上面记述的文献中我们已对古史传说中的三苗民族的分布区域有了一些了解，古代三苗在南方似无可非议。现我们根据以上所说的三苗地望，结合这一区域内考古发现的资料情况再来对考古学文化中三苗文化的分布作一简单介绍。
出土的历史文物资料证明：在两湖地区确实存在着一种独特的有连续发展序列的原始文化系统。这个自身文化系统，其文化大致分布区域，东至鄂东地区，南至洞庭湖流域，西至长江三峡地区，北至伏牛山麓一带。但就考古发现的资料而言：在70年代大致可分为三个文化发展阶段(21)。通过近10余年来的考古发掘，考古工作者又找到了更早一些的文化遗存，同时也对相当夏商时期文化阶段的内容补充了一些新的资料。所集资料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文化遗址有：宜都城背溪、秭归柳林溪、朝天嘴一期文化、宜都枝城北、金子山、孙家河、花庙堤、枝江红岩子山等，经研究并已初步认为它们当属于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如城背溪遗址中出土的兽骨，不少已初步石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的年代为距今7420±110年，较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早，现已命名为“城背溪文化”。它与中原裴李岗文化的时代大致相当，比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的时代上限可能偏早，是一种新的文化(22)。此外，分布于洞庭湖流域西岸的澧县彭头山遗址，比“城背溪文化”的时代还要早，据碳十四测定年代距今为8200-7800年（未经校正），“这是在长江流域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存”(23)。故学者们称此为“彭头山文化”(24)。略晚于“彭头山文化”的遗存又发现有石门皂市下层遗存，其年代距今约为7210-6920(25)，相当“皂市下层”遗存。这类文化遗存在湘西的澧水中下游、沅水下游一带的慈利、石门、澧县、津市、常德、桃源、南县等地也都有发现。至于鄂西地区的城背溪文化与洞庭湖的关系如何？据何介钧先生研究：“鄂西城背溪文化与洞庭湖区的彭头山文化、特别是与皂市下层文化，有众多相似的因素”(26)。可见南方长江中游地区的历史文化悠久。
第二阶段 主要文化遗址有：巫山大溪、秭归朝天嘴、龚家大沟、宜都红花套、宜昌中堡岛、青水滩、杨家湾、路家河下层、枝江关庙山、江陵荆南寺、毛家山、松滋桂花树、公安王家岗、黄冈螺蛳山、湖南澧县三元宫、丁家岗，安乡汤家岗、划城岗等。其北部汉水流域的枣阳雕龙碑，河南淅川下王岗等遗址中都曾受到过大溪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的年代，约为公元前4400-前3300年，前后延续了大约一千年左右。
第三阶段 主要文化遗址有：宜昌中堡岛、清水滩、杨家湾、宜都红花套、枝江关庙山、松滋桂花树（中层）、武昌放鹰台、洞庭湖流域的澧县三元宫、安乡划城岗、华容车轱山、长岗庙、汉水中上游地区的钟祥六合、天门石家河、邓家湾、京山屈家岭、朱家包、襄阳三步二道桥、郧县青龙泉、大寺、房县羊鼻岭、均县观音桥、河南淅川下王岗、黄楝树、下集等。需要在此特别指出的是：在黄河流域腹地的末期仰韶文化和早期龙山遗存中也曾见有相当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遗物，例如：在河南禹县谷水河第三期，郑州大河村第四期文化中出土的双腹豆、高领圈足壶、高圈足杯、盆形瓦足鼎等，都与屈家岭文化的器形相当或近似，显然是屈家岭文化影响的结果(27)。陕县庙底沟二期文化与屈家岭、青龙泉、又互能找到相似的喇叭口红衣小陶杯、圜底罐、鼎等相似器物。又如在陕西西安市东南直线距离约百余公里的商县（丹江上游）紫荆遗址中出土的圈足杯、平底杯、圈足碗、圜底缸、彩陶纺轮等，这都与京山屈家岭及青龙泉遗址中出土的器物相同或相似，这些陶器群的发现，说明屈家岭文化分布范围的北限可以到达这里”(28)。再又如：在江西鄱阳湖两侧的修水山背一带也见有类似屈家岭文化的因素(29)。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的年代，此阶段即屈家岭文化后期为公元前3000-2600年。
第四阶段 主要文化遗址有：秭归下尾子、宜昌中堡岛、白庙子、下岸溪、路家河、宜都红花套、石板巷子、长阳香炉石、宜昌市城区望洲坪、枝江关庙山、仁家山、当阳季家湖、镇头山、松滋桂花树、江陵张家山、蔡家台、龙王庙、荆南寺、澧县王家岗、鸡叫城、道河、安乡度家岗、华容车轱山、时家岗、湘阴青山、长沙月亮山、湘乡岱子坪、浏阳樟潭、鄂东地区的通山尧家林、圻春易家山、汉水流域的均县乱石堆、花果园、郧县大寺、房县七里河、孝感碧公台、涨水庙、随州庙台子、河南淅川下王岗、信阳阳山等。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的年代，这一阶段的文化（长江中游龙山文化）年代为公元前2400年前后的一段时期之内(30)。
较多的考古学者已分别从考古地层学、器物类型学等方面入手，曾对这一区域内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作过一些研究，并一致认为：从大溪文化开始到长江中游龙山文化时期，其发展早晚顺序是相当明显的：即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长江中游龙山文化(31)，前面说到的以“彭头山”“城背溪”为代表的诸遗存，则又与大溪文化有一定的联系。当然，这一广阔的区域内从南到北，由东至西的文化因素也并非完全一模一样，有小的差异，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实，早在七十年代末，俞伟超先生曾就长江中游地区有关考古发现的资料，结合古史传说时代中有关三苗文化的某些文献史籍资料进行过研究和分析，推测出长江中游地区以“屈家岭文化为中心的原始文化”，当为三苗文化遗存（《文物》1980年10期）。随后，武汉大学历史系的李龙章先生、湖北省考古研究所的林邦存先生也曾撰文对此说进行了论证(32)。又据荆州博物馆的张绪球先生对三苗文化的归纳和研究，提出了3条理由：1.三苗活动的范围和屈家岭文化、长江中游龙山文化的分布基本一致；2.屈家岭文化和长江中游龙山文化的年代与三苗在长江中游活动的时间相吻合；3.屈家岭文化和长江中游龙山文化的兴衰和三苗的兴衰基本同步。并由此得出结论，至迟从屈家岭文化起，到长江中游龙山文化结束，都是由三苗创造的(33)。这里我们若考虑到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时代略偏早，故在此暂时将它们先排开不谈，那么，第三、四阶段文化无论是从文化的时代来看还是就文化的分布来分析，都与史籍记载中的三苗文化十分接近。因此，我们将屈家岭文化、长江中游龙山文化为中心推测为三苗文化遗存，应是符合实情的。
三、巴族应属于三苗文化的推断
前述原始社会末期三苗民族在长江中游地区一带活动的史事与遗迹，说明远古时期南方巴族与三苗文化有密切关系。大家知道，由于远古时期的巴族历史错综复杂，文献匮乏。因此，要弄清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弄清夏商时期巴族文化的由来及发展。
前文已提到，在鄂西地区发现了大量相当中原夏商时期的古文化遗物，已有不少学者根据历史记载，结合考古发现新资料将鄂西地区这支独特的文化称为“巴文化遗存”。由此看来，夏商时期鄂西地区当是巴族的根据地似无可非议，但又据研究：鄂西地区的巴文化又是由长江中游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发展而来(34)。考古发现的实物例证如下：
在鄂西地区夏商遗存中出土较典型的巴人遗物三足鬶、三足盉当是龙山文化遗存中常见的器物。高柄豆、平底罐也在龙山文化遗存中相当流行。圜底釜是鄂西地区夏商遗存中最有代表性的器物之一，仅宜昌路家河夏商遗存中就出土陶釜数以千计，更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大溪文化时期或是城背溪文化时期陶釜就开始流行了。尔后一直到龙山、夏商时期，中间无空缺，自身发展序列清楚。鸟首形器把，早在与湖北为邻的江西新石器时代晚期神墩遗址下层文化中就曾有出土。此外，在湖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遗存中不仅出土有用泥土捏制而成的陶塑小鸟、小鸡，而且还出土有用玉石雕作而成的鸟、凤的图案(35)。因此，夏商时期的鸟首形器无疑是受了当地原始文化的强烈影响。又如大口缸、尖底器等都一直可以追索到本地区的原始文化时期，此类例证较多，不胜枚举。因此有的学者认为，鄂西地区夏商时期的“巴族文化”当渊源于长江中游地区龙山文化(36)。
巴族的根据地虽在鄂西地区，但其势力范围已远达洞庭湖流域、汉水流域，如前文所述在湖南沅水上游发现有与巴文化遗物相似的尖底器。又在汉水上游的城固地区发现有商代的尖底罐、高柄豆等，这些都与巴族文化息息相关。远古时期的巴族在南方是有一定的势力的。有关于巴族应该归属于三苗文化的论断，我们还可从以下几点推测。
1 早期巴族分布的地理位置都超不出南方三苗文化的分布区域，巴族所处的时代与三苗文化的时代大致相当，巴族的渊源本身则又与该区域内的原始社会晚期的遗存有着密切的联系。更为巧合的是，该区域内的原始文化又正好是我们探索的三苗文化的分布范围。因此，巴族应是三苗文化中的一支较大的部落。
2 三苗文化是南蛮诸部落民族文化发展的总标志，但是，三苗文化又由那些部落所组成？据项铁符先生研究指出：“他们所以叫三苗，因为他的组成是蛮、濮，巴三个民族。”三苗应当就是南蛮(37)。“蛮”即“巴蛮”《后汉书·南蛮列传》曾载：“巴郡南蛮”。又相传廪君是巴人的世祖，又称“廪君蛮”，“实际上还是巴之先，巴蜀之苗”(38)。“濮”即“巴濮”，《方言》：“巴、濮之人自称‘阿
’。”古时的巴、濮通常联称，据此，有学者研究认为：巴就是濮、濮即巴，即“巴濮”(39)。据尹盛平先生研究说：巴人（巴族）应始出苗蛮集团(40)。又据干宝《搜神记》记载：“江汉之域，有
人。其先，廪君之苗裔也”。再据《晋中兴书》记云：“廪君之苗裔也。”这些考证及史载则又是巴族应属于三苗之说的又一佐证。
3 远古时期的巴族曾以“蛇”代表本民族的族徽（《四川文物》1994年2期）。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曾解释：“
（巴），虫也；或曰：食象蛇。”据《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有学者对殷商甲骨文中“巴”字作过解释：甲骨文的“巴”字皆作“蛇”形，若联系汉字和古代传说，疑为“巴”字的象形初文(41)。
《淮南子·本经训》还曾载有：“尧之时……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断修蛇于洞庭，”“修蛇”即“巴蛇”。《山海经》《孟子》《淮南子》《寻阳记》《路史》等书中皆载有巴蛇在洞庭湖流域活动的记载：“羿断修蛇于洞庭”、“羿屠巴蛇于洞庭”。就是说：相传在尧时中原华夏南征巴族，曾在洞庭湖流域地区杀戳了大批的巴人（即巴蛇）。因此，《寻阳记》说：“其骨为陵，世为巴陵，”与古史传说尧、舜、禹时期南下伐三苗（巴蛇族）的历史记载完全相符。
《山海经·海内南经》还载曰：“南方……有人曰苗民（郭注：三苗民也）。有神焉，人首蛇身，身如猿，左右有首。”这里所说的苗民也就是指远古以崇“蛇”为图腾的巴族（巴蛇）。从事神话学的研究者也曾对文献史籍记载中的苗、蛮解释说：所谓“苗、蛮之字皆源于古苗语màng（蛇），即古代之所谓龙（上古音màng”(42)。笔者曾经几次参加宜昌中堡岛古遗址的发掘，并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中（相当龙山文化时期），发现有用泥条做成的蛇图纹，成组的附加于陶器物的腹部，形象生动逼真，说明巴族、三苗皆崇“蛇”，从而证明巴族与三苗关系密切。
四、结语
综上所述，巴族与三苗民族在古史传说时代当为一大族系，都是中原华夏族所称的南方苗蛮族，这不论是巴族与三苗活动范围，还是古史传说记载的时代，乃至于图腾崇拜，以及从考古所发现的历史文物等，都反映出巴族与三苗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据此，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巴族当渊源于鄂西地区，而且巴族与三苗在远古时期则又当是同源的。
三苗民族中除巴族为一大族以外，应还包括一些小民族（或小部落），这些小民族大都依赖于三苗和巴族，自然三苗和巴族也就是南方诸民的总代表了。巴族与三苗当时之所以如此强大，能长期与中原华夏作对，当与她们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有着密切地联系，她们占据着富饶的两湖平原，这里河渠纵横、江湖密布、物产丰富、土地肥沃、交通便利，自古以来就是十分理想的居住地。因此，从旧石器时代初期开始，我们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富饶的土地上。
注释：
①⑦何光岳：《南蛮源流史》第399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11月。
②唐兰：《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北平辅仁大学，1939年版54-55页）注，转引自顾颉刚《论巴蜀与中原关系》20-21页。
③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卷1，174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④董其祥：《巴史新考·甲骨文的巴与蜀》注，转引自何光岳《南蛮源流史》第411页。
⑤袁栋庭：《巴蜀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版。
⑥杨权喜：《荆楚地区巴蜀文化因素的初步分析》，《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出版。
⑧蔡成鼎：《廪君·虎巴新考》，《湖北省考古学会论文选集》（二），《江汉考古》编辑部，1997年7月。
⑨唐金裕：《汉水上游巴文化与殷周关系的探讨》，《文博》1988年1期。
⑩湖南省文化局：《1979年以来湖南省的考古发现》，《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1年1月。
(11)见《大戴礼·明堂篇》。
(12)转引：《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第388页。
(13)钱穆：《古三苗疆域考》，《燕京学报》12期2480-2481页，1932年12月。
(14)俞伟超：《楚文化的渊源与三苗文化的考古推测》，《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6月版。
(15)《墨子·非攻下》。
(16)《淮南子·修务训》。
(17)《尚书·尧典》。
(18)唐嘉弘：《楚与三苗并不同源》，《江汉论坛》1982年11期75页。
(19)《百越对缔造中华民族的贡献——濮莱的关系及其流传》《百越民族史论集》注：转引自《湖北省考古学会论文选集》（一）184页，武汉大学学报编辑部 1987年。
(20)林邦存：《三苗与濮关系初探》《湖北省考古学会论文选集》（一）武汉大学学报编辑部。
(21)俞伟超：《先楚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文物》1980年10期。
(22)《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年），文物出版社。
(23)《文物》1990年8期。
(24)《考古》1989年10期。
(25)裴安平：《距今七千年前的我国新石器遗存》《湖南考古辑刊》第五集1989年12月。
(26)何介钧：《洞庭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探索》，《湖南考古辑刊》第五集，1989年12月。
(27)《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第406页。
(28)梁星彭、陈超：《商县紫荆第四期文化遗存试析》，《考古与文物》1984年3期。
(29)《江西修水山背地区考古调查与试掘》，《考古》1962年4期。
(30)(31)《新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
(32)《江汉新石器时代文化系统族属考》，《江汉考古》1988年2期。林邦存：《三苗与濮关系初探》，《湖北省考古学会论文选集》第一辑，1987年7月。
(33)(35)张绪球：《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论》，湖北省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年10月。
(34)(36)王然：《上古至春秋时期巴人、巴文化的分布，与巴楚关系》武汉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油印稿》1991年10月。
(37)《楚国民族述略》第41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
(38)杨权喜：《荆楚地区巴蜀文化因素的初步分析》，《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11月。
(39)尹盛平：《巴文化与巴族的迁徒》，《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
(40)《西周
氏的族属及其相关问题》，《华夏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2月。
(41)李干、夏渌：《卜辞中南方民族史料偶拾》《楚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
(42)唐善纯：《中国的神秘文化》第389页，河海大学出版社，199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