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磊[1]2011年在《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叁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综合国力有了极大增强。在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经济战略指导下,中国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已得到大幅度提高。放眼全球,在众多的可供中国直接投资的区位之中,东盟是不容被忽略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东盟是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发展最成功的经济联盟,两大经济体都是目前全球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都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目前,中国正逐渐致力于由世界制造业大国向世界制造业强国转变,产业结构正从劳动力密集型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新加坡、马来西亚的金融服务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的机械电子业；越南、缅甸、柬埔寨的纺织业在亚洲迅速扩张。从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看,中国与东盟相关成员国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大于竞争性,双边贸易和投资的发展潜力很大。从地缘政治来看,东盟与中国互为近邻,保持与东盟良好的政治和经贸关系,对于保持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至关重要。在如上背景之下,对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进行研究,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在理论意义上,丰富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关于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研究,并为其他研究中国对东盟投资的学者提供参考。在现实意义上,此研究为中国企业制定对东盟投资战略提供参考。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献,采用了规范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比较研究法、分类分析法,对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进行了系统研究。具体研究内容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对东盟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以及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和现状进行了梳理。东盟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主要分为叁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的萌芽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02年的初步发展阶段；2003年至今的快速发展阶段。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起步较晚,2002年之前属于试探性投资,2003年至今投资额增速较快,但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已在东盟开展直接投资的中国企业多集中在纺织、家电、电子、采矿等产业。其次,分析了东盟国家的投资环境。重点分析了东盟十国的政治、法律、经济、社会、自然的投资环境。从政治环境看,各国国情不同,但都是极力倡导民主主义；从法律环境看,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柬埔寨和老挝属于大陆法系,而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属于普通法系,各国都加大了吸引外商投资的力度,并出台了相关政策和法规；从经济环境看,东盟成员国中既有新加坡、文莱这样的高收入国家,又有越南、柬埔寨、缅甸、老挝这样的低收入国家；从自然环境看,各国自然资源丰富且各具特色,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丰富,泰国和越南的煤炭储量大,柬埔寨、老挝、缅甸的水能资源丰富。东盟国家投资环境的改善,是吸引外商投资的重要因素。本文用TOPSIS理想解法分析东盟十国投资环境,结果显示,在东盟成员国中,新加坡投资环境最好,其次是文莱和马来西亚,柬埔寨的投资环境最差。再次,阐述了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动因。通过2000—2009年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对东盟投资的决定因素,结果显示,市场规模、资源、技术、失业率、政治风险、双边贸易、汇率是影响中国投资东盟的主要因素,而在中国对东盟实际投资的过程中可以看出,贸易壁垒规避型投资也是中国投资东盟的另一重要因素。由此验证了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是市场寻求型投资、资源寻求型投资、技术寻求型投资和贸易壁垒规避型投资。中国对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东盟国家投资的动因是有差异的。中国对东盟高收入水平国家直接投资属于技术寻求型投资；对东盟中等收入水平国家投资属于市场寻求型投资；对东盟低收入水平国家投资则主要属于资源寻求型投资和贸易壁垒规避型投资。然后,分析了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通过对比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技术管理、资金充裕程度等,结果发现,中国在总体经济水平上高于东盟国家,但由于人口基数大,人均经济发展水平在东盟国家中处于中等水平；在对外开放度方面,中国的对外贸易额远远高于东盟国家,引入外资额和对外直接投资额都是东盟国家所不能企及的；在产业结构方面,除新加坡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其他国家经济结构仍需调整,中国与泰国、马来西亚经济结构发展水平相似,虽然第叁产业比重偏低,但总体经济结构发展已呈现明显合理化；在创新能力方面,中国落后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强于东盟其他国家；在资金方面,中国与东盟相比具有绝对优势,外汇储备和存款规模均位居世界前列,人民币的国际声望日趋提升。接着,分析了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主要表现在对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对外贸易发展方面的影响。通过使用多种计量方法,得出如下结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上,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中国对东盟投资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同时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也加深了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在产业结构上,中国对东盟金融业和制造业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正面影响大；在技术进步上,国内R&D投入是国内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力,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与国内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受双方技术差距的影响,技术差距的存在阻碍了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外溢；在对外贸易上,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与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最后,结合前文的分析,从产业选择、区位选择、进入方式与股权比例方面提出了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策略。从产业选择来看,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可以优先考虑农业、资源开采业、制造业、信息技术等领域；从区位选择来看,市场寻求型企业应考虑在老挝的万象、柬埔寨的金边和西哈努克市、缅甸的克钦邦和仰光、越南的河内和胡志明市、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泰国的曼谷和罗勇府、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进行投资。资源寻求型企业应重点考虑在马来西亚的沙巴区投资油棕、橡胶,在沙捞越区投资石油；在泰国的清迈投资石油和锡矿；在印度尼西亚的明古鲁省、廖内省、爪哇岛、巴布亚投资石油。技术寻求型企业应优先考虑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雪兰莪和泰国的曼谷进行投资,这叁区是东盟经济发展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最集中的地区。从进入方式与股权比例方式看,市场寻求型企业在东盟应以新建投资和合资为主,资源寻求型企业则在可允许的范围内选择独资或多数股权方式,技术寻求型企业应以跨国并购和合资的方式为主。本文力求在以下几方面进行创新：一是对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假设,并通过计量模型证实了假设的存在,即市场寻求型投资、资源寻求型投资、技术寻求型投资是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主因。然后,从中国对东盟投资的实践中得出,规避贸易壁垒型投资对中国投资东盟影响较大,将其与上述叁种类型的投资进行分析,证实了该四种类型的投资是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动因。二是对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发展水平、资金及技术与管理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了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叁是用大量的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分析了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首先,沿用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动因变量加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虚拟变量进行分析,认为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中国对东盟投资,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又推进了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其次,运用灰色关联度方法将中国对东盟投资的八大产业进行分析,认为中国投资东盟的服务业和制造业优化了中国国内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然后,通过DEA方法计算中国国内全要素生产率,并将双方技术差距考虑其中,对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与中国技术进步进行分析,认为中国对东盟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明显大于中国从东盟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最后,用广义距模型分析了中国投资东盟与双方贸易关系,认为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推动了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增长,即中国对东盟投资属于贸易创造型的。本文的不足之处存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相关数据缺失严重。目前,官方公布的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数据最早追溯到1995年,其中中国有记录的最早为2003年,其余年份的数据均来自于东盟统计年鉴,中国与东盟两方采用的统计口径不同致使有些相关数据偏差较大。加上东盟十国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东盟老六国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数据较全,东盟新四国经济发展刚刚起步,数据缺失严重。这使得一些计量方法由于数据缺失不能使用。二是相关变量难以量化,导致在选择次代理变量时存在偏差。例如在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动因的研究中,规避贸易壁垒能力的变量难以量化,考虑中国对东盟投资的实际,最终选取东盟国家遭受反倾销反补贴数量作为其代理变量,这一变量的选取没有考虑技术性壁垒的存在,因此有些偏差。叁是有些问题研究不足。首先,本文多从经济因素角度研究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情况及策略选择,没有从政治因素、文化因素角度入手研究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实施障碍和对策措施；其次,在研究中国对东盟投资过程中,没有进行国际间比较,缺少对日本、韩国与东盟投资关系的关注,对东亚经济一体化对中国与东盟间投资关系的研究较少。
谢润德[2]2014年在《东盟贸易政策的经济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东盟国家是新兴经济体的重要代表,二战后创造的经济增长奇迹为世界所瞩目。东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成功进行合作的典范。东盟国家虽然受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但其经济效应仍然比较显着,非传统利益也是东盟国家一体化的目标之一。自1967年东盟成立以来,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合作曲折前进,从最初的重视不够,认识不够,到有意识的推进,在东盟特殊的政治、历史和文化因素影响下,形成了东盟国家在区域合作中特有的“东盟方式”(ASEAN Way)。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发展和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的加快,东盟国家不断克服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东盟决心把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其最终的发展目标。至今,东盟的经济一体化正在结出硕果,其标志是东盟本身不断扩大,由最初的6个国家发展到10个国家,而且东盟分别与中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合作不断深化,在东亚地区形成“10+3”合作模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和发展,东盟内部国家经济联系与合作的加深,使得东盟已成为国际社会一支重要的经济与政治力量。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抽象历史思维分析、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东盟国家的贸易政策及其经济效应进行研究,较全面的分析了东盟国家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形成、发展、特点以及对东盟地区国家经济增长、就业水平和中国对其直接投资与贸易流量等方面的影响,分析东盟贸易政策的演变以及贸易政策在东盟主要国家中实施的情况,使用搜集到的统计数据描述和计量分析的实证方法定量分析了东盟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实证检验了东盟贸易政策对东盟国家内部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水平的影响以及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东盟国家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形成和发展受到的各种经济理论、政治因素、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东盟国家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对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就业起到了较明显的积极作用,虽然不同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文化差异呈现不平衡的状况。东盟国家的贸易开放政策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的加快也起到了促进作用。本文使用了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把贸易开放水平作为内生的技术进步因素引入到生产函数中,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实证分析了东盟国家贸易自由化政策对本地区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构建东盟国家贸易开放度与就业水平的计量经济模型,研究东盟国家贸易自由化政策对本地区就业的影响。通过分析中国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和商品服务贸易与东盟国家贸易开放水平的定量关系,研究东盟国家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对中国投资东盟和进出口的影响效应,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发展提供对策建议。本文一共分为6章。第1章为导论,阐述了文章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对相关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综合评述,并就论文的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作了简要概括,列举了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第2章为本文的理论基础部分,梳理了国际经济学理论中关于贸易政策的各种理论,包括重商主义学派、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战略性贸易理论,特别分析了这些主要理论关于贸易政策的主张。第3章通过文献研究的方法概括了东盟国家的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形成、经济一体化进程和贸易自由化政策对本地区国家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等方面的影响,分析了东盟国家在形成统一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中所受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和各种不同经济理论的指导。第4章通过收集东盟各国对外贸易的经济数据,描述了东盟国家在实施贸易自由化政策后对本国和地区的贸易流量的影响,说明贸易开放政策促进了本地区的贸易流量。从贸易自由化政策对经济增长和就业水平的影响两个方面,通过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使用相应的数据实证研究东盟国家的贸易开放水平对成员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水平的影响效应。第5章首先简要回顾了东盟国家与中国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的历史和前景,然后使用计量经济学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东盟国家的贸易开放政策对中国直接投资(包括流量和存量)东盟和进出口的影响效应。第6章在以上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从中国的角度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从东盟地区的复杂情况来看,目前东盟国家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对本地区和中国与东盟双边的贸易影响仍然有限,主要受到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安全等因素的制约较明显,因此经济一体化合作一方面需要国家间的政治稳定保障,另一方面,经济合作也会对双边的政治互信带来推动作用。本文的结论认为,东盟国家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对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就业都起到了较明显的积极作用,虽然不同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文化差异而呈现不平衡的状况。东盟国家的贸易开放政策加快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对双边直接投资和贸易流量的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
吉翔宇[3]2015年在《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FDI效应》文中提出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和东盟开始对话合作关系,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开始加强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双方在自由贸易和相互投资方面的合作也日趋活跃。贸易方面,中国已经连续四年蝉联东盟国家的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东盟则持续叁年成为中国第叁大贸易合作伙伴。投资方面,截止到2014年底,中国和东盟双边累计投资金额已经达1300亿美元之多,其中中国企业对东盟国家的累计投资金额为382亿美元,东盟各国累计对中国的投资额为920亿美元。2014年东盟对中国投资流量为72亿美元,占中国吸引FDI总流量的比重为6.74%,该比例高于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仅次于香港。与此同时,中国对东盟各国的投资更是呈现加速上涨趋势,2013年中国对东盟10国的投资流量为72.7亿美元,同比增长19.1%,占对亚洲投资流量的9.6%,全球投资流量的6.7%②。中国和东盟各国越发密切的贸易和投资合作关系离不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自贸区的成立为双方的贸易和投资合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2001年,双方在第五次领导人会议上首次提议花费10年时间建成中国—东盟自贸区,次年双方领导人便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此后,双方别于2004年11月和2007年1月签署自贸区《货物贸易协议》和《服务贸易协议》,之后双方谈判的焦点便集中于投资方面。经过一系列谈判,《中国—东盟自贸区投资协议》在第八次中国—东盟经贸部长会议上成功签署,标志着自贸区主要谈判的结束。2010年1月1日,拥有世界人口最多且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立。在过去的10年当中,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额增加了5倍,达到4436亿美元,投资额也增加了3倍,达到1200亿美元。2014年即自贸区正式成立4年之后,中国和东盟领导人开启了自贸区升级谈判。一方面为继续保持和加强双方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合作,加大双方投资领域的开放,打破一些敏感领域的贸易壁垒。另一方面由于面临着由美国主导的TPP谈判的压力,中国东盟双方推动自贸区的升级谈判不仅可以提升中国和东盟国家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地位还能提升其话语权,保持自己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主导地位。随着自贸区的建立以及自贸区升级谈判进程的加速,中国和东盟之间的相互投资逐渐深化,投资金额不断上升,投资领域逐渐开放。因此,正确认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FDI效应,分析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FDI效应的影响因素和其作用机制,不仅有助于促进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进一步投资合作,对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FDI效应为研究对象,通过综合归纳和逻辑演绎的方法,在现有文献的研究基础上,从理论层面具体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FDI效应。通过定量分析检验了中国东盟自贸区(CAFTA)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的投资创造和投资转移效应,并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CAFTA区域经济一体产生FDI效应的作用途径。本文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考察CAFTA区域经济一体化的FDI效应。首先,对CAFTA的发展历程进行简要回顾,并对CAFTA自贸区吸引FDI现状以及区内中国和东盟相互投资现状进行分析。其次,从投资创造和投资转移效应两个方面对CAFTA的FDI效应进行分析,并从投资条款的直接效应、贸易自由化效应、市场扩大效应以及经济增长效应四个方面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FDI效应的四种途径进行阐述。再次,采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对CAFTA区域经济一体化FDI效应及其作用途径进行实证检验。最后通过总结CAFTA对FDI的影响效应,结合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的现状和特点对中国提升CAFTA自贸区投资效应以及更有效地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提供参考性建议。通过对比区域经济一体化的FDI效应文献研究发现,关于FDI效应的研究主要通过初步数据对比从投资创造和投资转移方面证明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区域内FDI流入的促进作用,缺乏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对FDI影响机制和作用途径的分析。本文在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投资现状,分析了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创造和投资转移效应,并从投资条款的直接效应、贸易自由化效应、市场扩大以及经济增长效应四个方面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FDI效应的四种作用机制进行阐述。最后通过实证分析来检验CAFTA区域经济一体化的FDI效应及其影响机制。通过研究发现,CAFTA自贸区的建立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产生了显着的投资效应,对区域内国家FDI的流入具有积极影响。
吴骐[4]2003年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直接投资效应研究》文中提出近10年来，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一个普遍趋势是，无论是已有的一体化组织还是新成立的一体化组织，它们的合作不再仅仅局限于贸易领域，而是尝试在其他领域尤其是投资领域寻求更为广泛的合作。可见，直接投资对于成员国乃至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那么究竟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包括其中的投资条款会对国际直接投资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一影响又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实现呢?这就是本文的出发点。 在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直接投资效应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回顾总结的基础上，本文从区域经济一体化导致的区内贸易自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条款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态效应叁个方面，就区域经济一体化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决策和行为可能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然而由于分析建立在微观跨国公司的基础上，不同类型的跨国公司出于不同的动机会对一体化作出不同的投资决策和反应，因此在理论分析部分，我们没有就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成员国直接投资流动的影响得出一个分析结果。这就留待于我们在实证研究部分加以解决。 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选取了世界范围内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就其成立和发展对国际直接投资流动的影响进行了实证考察。西欧经济一体化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而且在其发展的第一个阶段，1973年英国的加入对直接投资的变动影响巨大，因此对西欧经济一体化的直接投资效应的考察相应的分为叁个时段。而对北美一体化直接投资效应的考察则主要集中分析了加拿大和墨西哥。 最后，通过对实证分析结果的归纳和总结，我们得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国直接投资流动影响的分析框架，对理论分析部分的论述作了补充。
董姝娜[5]2016年在《发展扩散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文中指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发展实践表明,集聚与扩散是我国区域成长、区域差异形成、区域关系调整的重要方式。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通过率先集聚实现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同时带来我国其它地区发展机会剥夺问题的出现,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我国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扩散,促进区域经济协调与一体化发展成为新时期宏观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我国以往区域经济发展主要是关注集聚与扩散的正外部性,而忽略集聚对外部地区发展的剥夺,转移与扩散对外部区域的破坏等负外部性问题。基于区域外部性的扩散与一体化研究成为当前我国区域发展与区域关系重构的“热点”领域。本文在传统集聚与扩散研究基础上,强调从区域发展正外部性的研究视角出发,研究发达地区对外部区域的发展扩散效应,在西方区域发展扩散理论与实践借鉴研究的基础上,研究我国区域发展扩散的动力机制与模式,归纳总结我国发展扩散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对我国区域整合与协调发展关系进行客观评价,其研究目的是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性的逐步收敛,现代区域发展关系的重构,发达地区扩散对落后地区的拉动与支撑,为过度集聚发达地区的再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基于上述理论研究与实践需求,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发展扩散理论研究成果和针对我国区域发展扩散的现实背景,归纳总结我国区域发展扩散的驱动机制与扩散模式,以长吉区域为例,分析长吉地区发展扩散与区域一体化现状特征,对长吉地区发展扩散与区域一体化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实证研究,本文研究由6章构成：第一章区域发展扩散的国内外研究综述。这一部分从发展扩散概念出发,梳理了国内外区域发展扩散理论形成背景和主要的研究成果,并对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了客观分析与评价,剖析了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分析区域发展扩散与一体化研究的未来趋势,提出了本论文研究的切入点。第二章发展扩散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基础。这一部分主要介绍了中心-外围理论、极化-涓滴效应理论、区域增长极理论、梯度推移学说、点轴理论与区域外部性理论等区域发展经典理论,阐述了这些基础理论与区域发展扩散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关系,为本论文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第叁章我国区域发展的动力机制与模式研究。这一部分首先分析了我国区域发展非平衡性的现实基础与主要表现,其次从我国发展扩散的必然性,城乡关系的转变,区域市场体系的完善,区域发展观念与文化的变化,区域发展政策变化等方面阐述了我国区域发展扩散的动力机制,再者通过案例分析总结了我国区域发展扩散的主要模式。第四章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与实证分析。这一部分梳理了交易成本、贸易交流、市场竞争等传统区域一体化理论分析框架,阐述了直接投资、规模经济、长期增长、产业集聚等现代区域一体化理论分析视角,介绍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城市联盟、京津冀产业一体化等我国区域一体化的经典案例,客观评价了我国区域一体化的实践效果。第五章长吉区域发展与扩散系统分析。这一部分剖析了长吉区域形成发展的地域因素,阐述了长吉城市集聚与扩散发展的主要表现,分析了长吉区域产业分布格局、城镇整体布局以及区域对外联系的空间格局,评价了长吉区域对省域经济发展、吉林省中部城市群、长吉图开放区和哈长城市群的发展扩散效应。第六章长吉区域一体化整合与重构。这一部分从长吉区域一体化的必然性,东北亚国际合作、我国区域一体化、吉林省经济格局和长吉图国家战略等方面阐述了长吉区域一体化的形成背景,从产业整合格局、城镇整合、功能空间整合、基础设施整合、生态空间整合以及一体化制度创新等方面分析了长吉区域整合发展的未来格局。
魏丹[6]2016年在《TPP的投资区位效应及非TPP亚太国家的应对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09年美国高调加入TPP谈判,并将之迅速扩充,目前已囊括12个亚太国家,2015年10月5日,TPP终于达成协议。反思美国主动参与和主导TPP的过程,可以看出各国充分认识到以WTO为代表的第一代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急需改进,才能满足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TPP的形成成为第二代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的代表,其必然对亚太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投资格局带来巨大冲击。TPP对亚太生产网络、直接投资区位的空间分布、直接投资的影响程度以及非TPP亚太国家的应对策略等成为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本文以2009年美国加入并主导TPP为时间点,对TPP相关研究文献从TPP与美国的亚太战略、TPP对亚太地区经济的影响、亚太国家应对TPP之策叁个方面进行梳理,同时在评述国内外有关区域经济一体化投资区位效应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确定研究TPP投资区位效应的方法和方向。考虑TPP对亚太地区直接投资与生产网络的影响,发现TPP或将重构亚太生产网络,尤其是东亚生产网络。根据这一论断,文章分别从TPP下亚太直接投资生产区位空间分布和直接投资的影响程度两个方面研究了TPP的直接投资区位效应。最后探讨以东盟和中国为代表的非TPP亚太国家应对TPP投资效应的策略选择提出建议。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TPP下亚太直接投资生产区位空间分布具有以下特征:第一,美国主导的TPP会改变亚太地区的直接投资生产区位空间分布,不仅将降低以中国为代表的非TPP亚太国家的工业品市场份额,而且在TPP内部也将出现核心-边缘结构。TPP的未来走势将有助于区内市场份额比较大的国家。第二,亚太地区各国直接投资具有空间相关性,同一群落内国家的直接投资波动大致相似。虽然联系亚太各国间的经济链接并没有改变,但TPP的谈判和形成改变了这些国家间的经济链接结构(即亚太生产网络结构),进而改变了直接投资格局。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凭借TPP平台,美国已从经济和政治上左右亚太局势,以中国为核心枢纽的东亚生产网络逐渐被打破。(2)TPP形成对亚太各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在美国尚未加入时就已经存在,美国加入后这种影响更加显着。在未来,如果TPP无法按照其理想的高标准达成时,则不会给亚太地区的直接投资格局带来很大变化,也没有改变亚太地区原有的福利构成。尽管它对TPP成员国带来了利好,但对非TPP成员国的影响有限。不过,一旦TPP按照其理想的高标准达成,它将改变亚太地区的直接投资格局,不仅增加TPP成员国福利,也提高整个世界的福利水平。然而,非TPP亚太国家的直接投资累积变动将会有所减少,对其不利冲击也将有扩大趋势。(3)非TPP亚太国家表现出不同的应对策略,其中推行适合于整个亚太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建议,即组建RCEP和FTAAP是主流。东盟国家应该发挥其中心主导的作用,继续推行RCEP建设,这样既能延缓TPP对其的冲击,又能维护东盟内部的一体化建设;对于中国,TPP的冲击短期不大,但长期不容小觑。因此中国要支持以东盟为主导的RCEP,同时积极实施“一带一路”和倡导FTAAP建设,并且切实进行国内改革以适应未来国际经贸规则的新变化。本文的创新在于立足于亚太地区TPP的投资区位效应,一方面,应用纳入内生和动态因素的新经济地理学FC模型和考虑亚太地区直接投资存在的空间相关性的时空自回归模型(STAR模型)分析了TPP下亚太地区直接投资生产区位的空间分布,预测了未来该地区直接投资的演化趋势。另一方面,应用考虑存在众多干扰因素、同时控制了分组效应与时间效应的DID模型和考虑跨国资本流动、资本积累和投资适应性预期理论的动态GTAP-Dyn模型,分析和预测了由于直接投资变动而对亚太地区各经济体的影响程度。最后,考虑了TPP分别与RCEP、FTAAP同时并行情况下亚太地区直接投资的区位变化,突出了应对策略的有效性,具有一定的政策应用价值。
黄世明[7]2013年在《CAFTA框架下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10+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以下简称CAFTA)成立以来,尤其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议》签署,进一步促进了区域内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简称FDI)的发展。其中,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FDI流入对区域内经济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优化,提高各成员国的经济效率和对外开放能力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意义。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已经得到了广泛研究。因此,本文基于前人的研究理论基础,研究CAFTA框架下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首先,从投资规模、行业分布、国别构成叁个角度分析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以及投资动因；其次,建立动态的面板数据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阵估计法对直接投资的投资创造和投资转移转移效应实证研究；最后,以东盟国家为研究主体,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分析中国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建立灰色关联分析模型研究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通过上述研究分析,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多种投资动因：市场导向型动因、资源导向型动因、贸易驱动型动因、中国自身发展型动因、政策驱动型动因。第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为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带来了明显的投资创造和投资转移效应。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了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同时,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也加深了区域经济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第叁,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经济增长效应,区域间FDI的流入极大的促进了东盟国家经济增长,深化区域经济合作。第四,整体而言,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对东盟国家的产业优化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中国对新加坡第叁产业的投资促进了其产业结构优化；对第二层次的东盟国家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在第二产业的直接投资促进对其产业结构优化；对于第叁层次的东盟国家,印度尼西亚和越南,中国在第二、叁产业投资推动其产业结构优化；第四层次的东盟国家,为典型的农业国家,中国对其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
陈佩佩[8]2013年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泰国企业扩大对华直接投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中泰两国1975年正式建交以来,中泰的经贸合作关系不断扩大,至今具有悠久的历史,并保持着较好的发展势头,而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如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己正式建成,在投资领域,双方创造更加稳定、自由、便利、透明和公平的投资环境；消除对相互投资的限制,并为区域内企业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这无疑对泰国企业对华直接投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泰国企业必须适应该自贸区建立后的新形势,及时抓住机遇扩大对华直接投资,因此本文就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泰国企业如何进一步扩大对华直接投资展开探讨。本论文全文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内容和方法。第二部分对经济一体化理论和国际投资理论作了一个简明扼要的回顾综述。第叁部分介绍泰国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与其现状,描述了扩大对华直接投资对泰国企业的意义、历史沿革和其现状。第四部分讨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泰国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的影响,描述CAFTA框架的形成及其主要内容,并分析CAFTA框架的形成对泰国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的正面与负面影响。第五部分针对上述的影响提出对策建议,为泰国企业在CAFTA框架下扩大对华直接投资提出建议,这将有助于泰国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并促进中泰两国经济合作的健康发展。
兰天[9]2011年在《北美自由贸易区经济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和趋势。它虽然从萌芽到现在只有短短50几年的历史,但对世界经济已经产生极其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也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世纪50年代末,为了使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获得更加紧密的联系,欧洲6个国家建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这也是世界上首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其后很多国家纷纷加入到区域一体化的行列当中,从而掀起了世界范围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这一时期的区域一体化组织,主旨是在于减少或消除成员国之间妨碍商品流通的现象,最大可能的实现区域内的贸易自由化。在欧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下,进入90年代以后,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全球获得了高速发展。试图缔结区域一体化的成员国不再满足于贸易领域的合作,而是开始尝试更加深入的投资安排与合作问题。特别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首次就待遇标准、投资政策自由化、投资保护与争端解决等相关问题作了详细的规定和说明。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由发展差距悬殊的国家组成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实践总体上是成功的,其成功的原因主要在于成员国产业结构的强互补性,以及美国因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而拥有的绝对主导作用和支配地位。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典型之处不仅在于它拥有美国这个当今世界排名第一的经济强国,更因为它包含了发达国家(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以及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墨西哥)之间的合作。这样的合作不仅带来了贸易和投资的巨大流动,而且加速了叁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提升。这种南北型的经济一体化创新模式,具有典型的示范意义。目前,中国正与五大洲的28个国家和地区建设15个自贸区。其中,已经签署了10个自贸协定,分别是中国与东盟、新加坡、巴基斯坦、新西兰、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自贸协定,中国大陆与香港、澳门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以及与台湾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除与哥斯达黎加的自贸协定外,其他9个自贸协定已经开始实施,实施情况良好。正在商建的自贸区有5个,分别是中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澳大利亚、挪威、瑞士、冰岛自贸区。同时,中国已经完成了与印度的区域贸易安排联合研究,与韩国结束了自贸区联合研究,正在开展中日韩自贸区官产学联合研究。此外,中国还加入了《亚太贸易协定》。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应充分地利用有利的机遇,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尽管区域经济一体化涉及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但最具根本性意义的仍然是其经济效应问题。由于经济效应应该成为中国参与各类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首要考虑因素,因此相信通过分析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必将为中国发展FTA战略带来一些启示。本文由导论、主体六章及结论章构成。具体结构及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为导论。主要包括本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等内容。第二章是自由贸易区及其相关理论评析。分析自由贸易区的内涵、特点及其分类,并对关税同盟理论、自由贸易区理论、贸易保护理论等相关理论进行评述。第叁章是北美自由贸易区一般分析。本章对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起源与演进、宗旨与目标、运行特点、合作成效、发展前景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第四、五、六、七章则以经济效应为主,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对象,全方位研究其一体化进程的成功与不足及其根源。从贸易效应、投资效应、福利效应、管理机制四方面分析北美自由贸易区对其成员国产生的经济效应。第八章是北美自由贸易区实践对中国FTA战略的启示。本章归纳、总结全文的主要观点,特别给出现有的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对中国FTA战略的几点启示。首先分析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对中国发展南北型FTA的启示。其次,阐述了对中国与周边区域合作的启示。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1.较全面地梳理、归纳并评析了区域一体化经济效应研究的相关理论,利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借助大量的最新统计资料、图表、模型支撑论点,以此试图建立起专门用于分析北美自由贸易区经济效应的基本框架和体系。2.较早地论及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对中国参与区域一体化;加强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合作;并建立南北型经济一体化模式的借鉴意义。对中国发展FTA战略提出了有效的分析和建议。
吴绍鑫[10]2017年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经济影响研究》文中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实现高速增长,2015年跃居世界第二,跻身于对外直接投资大国的行列。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对外直接投资在资本和技术的国际流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资本和技术是经济增长的两大决定性要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资本存量、技术水平和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成为关系到经济增长新引擎的重要研究课题,也是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研究和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研究的重要内容。因此,本文从区域经济视角,以全国和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四大板块数据为样本,分别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各区域国内投资、技术溢出和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并结合实证结论提出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域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本文剖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主要决定因素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包括区域国内投资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其中,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区域国内投资的影响研究是国内相关实证研究中的新尝试。将区域经济视角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研究的出发点,拓展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研究思路。在现实意义上,以区域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效应研究,为我国各区域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对外直接投资历史新机遇明确行动方向。其中,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国内投资效应研究,有助于提高我国区域经济中资本积累水平,增强区域经济增长动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对我国跨国企业提高绩效和制定促进区域技术进步的相关政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的主要创新点体现在叁个方面:一是从区域经济学视角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影响问题。本文将区域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应用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经济效应研究,主要包括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国内投资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以拓宽对外直接投资效应分析的视野;二是以区域经济增长为中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经济影响进行实证研究,更加注重区域经济效应研究的系统性。本文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为中心,在此基础上分别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两大决定要素——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即国内投资和技术溢出)所产生的经济影响,形成了完整的、系统的区域经济影响实证研究框架;叁是将“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新理论和新观点纳入本文分析体系,以便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实践提供帮助。本文的主要内容分为以下叁个部分,共9章。其中,第一部分为理论基础,主要包括第1、2、3章。第1章为绪论。提出问题,并阐述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研究方法、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论文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2章是国内外文献综述。通过梳理国内外早期和近期重要文献,系统全面地总结了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及其经济效应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第3章是对外直接投资及其区域经济影响的相关理论,包括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第二部分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包括第4、5、6、7章。第4章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及区域现状分析。运用描述统计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现状。第5章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国内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运用时序分析和面板数据模型回归分析等实证分析方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各区域资本积累的影响进行计量分析。第6章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技术溢出效应分析。运用回归分析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四大区域技术创新水平产生的影响。第7章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分析。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回归分析,从总体上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对全国和四大区域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第叁部分为结论及对策建议,含第8章和第9章。其中,第8章是主要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及影响的比较与借鉴。分别考察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发展趋势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当前对外直接投资形势,从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和数字时代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变革两个方面,为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有益启示和借鉴。第9章提出促进我国区域对外直接投资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以实证研究结论为基础,针对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经济影响,提出促进我国区域对外直接投资协调均衡发展的可行性对策和建议。
参考文献：
[1].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研究[D]. 郑磊. 东北财经大学. 2011
[2]. 东盟贸易政策的经济效应研究[D]. 谢润德. 武汉大学. 2014
[3]. 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FDI效应[D]. 吉翔宇. 东北财经大学. 2015
[4].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直接投资效应研究[D]. 吴骐. 浙江大学. 2003
[5]. 发展扩散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D]. 董姝娜.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6]. TPP的投资区位效应及非TPP亚太国家的应对策略研究[D]. 魏丹. 华侨大学. 2016
[7]. CAFTA框架下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研究[D]. 黄世明. 昆明理工大学. 2013
[8].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泰国企业扩大对华直接投资研究[D]. 陈佩佩. 华东师范大学. 2013
[9]. 北美自由贸易区经济效应研究[D]. 兰天. 吉林大学. 2011
[10].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经济影响研究[D]. 吴绍鑫. 辽宁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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