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视角下的中国音乐创作——在第四届“京沪闽现代音乐创作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音乐创作论文,第四届论文,中国论文,视角论文,京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福建是中国音乐的一块福地，保留有像南音之类珍贵的文化遗产。永安也是个很有中国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的城市，至今还拥有众多的古琴音乐爱好者，并因此被设定为未来的“古琴之乡”，这些都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福建省对我国新音乐创作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比如，像郭祖荣先生这样的老前辈，他作为交响音乐作曲家，不仅自己创作出了大量的新音乐作品，还培养了像温德青、刘湲、章绍同等在国内外都形成了一定影响的作曲家；在音乐理论和教育领域，有深受大家尊重的王耀华先生，他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已在国内外引发了巨大影响，我写的《中国音乐结构分析概论》也深得王先生著作的启发；除此，还有不少年轻的音乐理论家(如宋瑾先生等)也是从福建起步的。作为《福建艺术》的忠实读者，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学术刊物在不断地向全国报导福建省艺术研究最新成果的过程中，已在全国形成了广泛影响。故此，我为能到福建永安市来参加第四届“京沪闽现代音乐创作研讨会”感到特别高兴，并向主办单位与协办单位致以真诚的谢意。
中国需要多元化的音乐创作
咱们中国实在是太大了，各地域、民族与各社会阶层、各文化层次的公民和从事不同职业的男女老少，都有着不同的需求，所以，音乐的多样化创作在所必然。但是，无论为哪个层面进行创作都应该拿出精品，只要能做到这点，都应该受到大家的尊重。不仅如此，我觉得，不同音乐文化之间的学习和借鉴也很必要。如，陈怡在她的《第三交响曲——我的美国音乐之旅》的第二乐章“大熔炉”中，就融入了多元的创作手法——开始的低音提琴组，就采用无计量记谱，即兴拨弦，好像是爵士小合奏。与此同时，由吊钹来模仿爵士架子鼓中的踩镲音色，其间还有中国戏曲的“行弦”用不同速度对置。前景音乐有汉族五声性旋律的双调片断和取材于美国黑人音乐中“嘻哈”演唱的管乐主题，陈怡认为“嘻哈”演唱听上去特别近似于中国的“数来宝”。所以，在她的笔下，无论是“中、西、雅、俗”都能拿来为其所用。因为，所有这些，都有利于表现她对美国纽约这个“大熔炉”的感受，直到全管乐组的热烈的宣泄与爆发。其间，作曲家的种族平等和平民意识，也显露无遗。
就我个人而言，我会特别重视音乐创作中的民族因素、现代因素和个性因素。即你总得拿出与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否则，人家又何必来听你的音乐？国内如此，国外也如此。
音乐分析与音乐创作是中国新音乐发展的两翼
我不是作曲家，但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看，“音乐分析”也可以解释为通过分析别人的音乐来学作曲。所以我把它与音乐创作，看成是中国新音乐发展的两翼。我研究中国新音乐创作的结构时，特别重视其音乐语言特点、结构过程等动态特征。因为，无论是中国音乐还是西方的现代音乐作品，采用什么样的音乐语言和什么样的表述方式，都是作曲家确立音乐作品特征的第一步。
比如，当我听郭祖荣先生的《第五交响曲》或《第七交响曲》时，不仅关心它的曲式，而且更加关心他在这些作品中分别采用了什么样的音乐语言和结构技法。因为，音乐语言往往能最直观地反映出其与别人不同的地方。我发现，在《第五交响曲》中，他使用了12音技术，从而反映出这位老先生正探索着一种比中国传统五声音阶更为丰富的民族音乐语言；而在他的《第七交响曲》中，作曲家则刻意将福建“南音”中独具特性的“do-mi-re；re-#fa-mi”等“上行大三度、再反行一个大二度”的“三音列”材料，融会贯通地应用到自己的音乐创作中去，并以此从根本上确保了他交响曲中具有的鲜明中国风格和闽南风格韵味。
当然，整体曲式结构也很重要，不少作曲家已经将中国古琴音乐“散起-入调-入慢-复起-散出”等结构逻辑，应用到自己作品的整体结构布局中来了；也有不少戏剧性音乐创作，借鉴了中国板式变速结构；还有人将中西曲式通盘纳入自己创作的结构考虑(如：将西方古典奏鸣曲式的结构原则与中国唐大曲结合起来使用等)，使作品的整体结构形态也独具个性。所有上述结构，都是我们中国作曲家在当代创作实践中，探索出来的可贵经验。鉴于这些内容在拙作《中国音乐结构分析概论》的下编部分都有提及，在此恕不赘言。
中国新音乐的丰富创作成果正不断地推进着中国现代音乐分析理论的发展；反过来，理论家们分析中国新音乐作品成果的心得和体会上升到理论，并通过讲学、文章或书著不断地与作曲家们进行相互的交流，并供后来者以及音乐爱好者学习和参考，这也是我们为中国新音乐创作发展所尽的责任。
我对当前音乐创作问题的几点思考
一、是继续当“先锋”还是“回归”传统？
自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现代音乐的美学思想和作曲技术对我国新音乐创作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冲击。我们花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从自由无调性、12音序列开始，直至西方各种现代作曲技术，都纳入了我们研究的范围；还通过人才的交流、走出、引进……极力希望补上现代音乐作曲技术这门课。但等我们刚刚上路后不久，却发现曾经是先锋派的潘德烈茨基或东方的武满彻等，又不同程度地返回到比较传统的调性音乐创作上；并且，不少人从注重形式转向更注重于内容、注重于音乐与生活的关系方面。于是，人们开始怀疑，到底是应该继续当“先锋”呢，还是应该开始“回归”？这当然主要谈的是形式问题。
我的看法是：音乐形式还是要多样化。你可以继续探索“先锋”之路，也可以“回归”传统，这要根据各自的条件、兴趣与能力。只要你做的好，都会有人欢迎。但就总体而言，我相信，无论是理论家还是作曲家，“视野宽”要比视野窄好，把握的作曲“技法多”，要比技法少的好。因此，不断地学习与探索仍然重要。特别在高校，更是如此。至于用与不用，那完全可以自主选择。比如谭盾，自称在美国曾经学习过现代无调性音乐技术，并且成绩还不错，但后来却感觉自己从小是生活在一种有调性的环境中，因而还是调性音乐更容易表达他所熟悉的生活和感受，所以，最终调性音乐创作成为了他的自主选择。而从我们福建开始走向音乐创作之路的温德青教授，却对继续探索新音乐技术怀有极大的兴趣和热情，而且他的音乐创作也真的是越来越有意思……所以，其间并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问题。其实，即便是谭盾，那些现代技术也不是白学了的，因为“不会”与“不用”并不是一个概念。作曲家的视野宽了、技术多了，只要创作需要，各种现代技术仍然可以随时被他调出来使用……而对于潘德烈茨基或武满彻们来说，他们的“回归”也并不是真正退回到原点，这只是当他们有过了那么多经历和实践后的一种选择。我理解为螺旋式上升。
二、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自己的民族音乐文化？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流行一个口号，叫做“越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我觉得这种提法容易陷入绝对化。当然，从每个民族都是世界的一部分角度看，如果各个民族都能保持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色，那么，对世界音乐文化的多样性自然是大有好处的。但是，两个“越”字却显得比较极端，如果因此诱发出“排外”情绪或“抱残守缺”的思想，就更不好。因为，一个拒绝学习别人长处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比如，闽、粤语言在闽粤地区很有亲和力，为此，刘湲才在他的《土楼回响》音诗中采用了“原汁原味”的闽语《过番歌》，而且还请了福建民间客家歌王来演唱。这种非常地道的民歌，使得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家侨胞，在回福建参加恳亲大会的交响音乐会上热泪盈眶，感到自己的心灵也终于得到了慰藉和找到了一种归宿……这正好反映出地域文化对它所能影响到的地域和乡亲们所具有的一种特殊作用力。但是，地域文化对于生活在其他地域环境中的人们来说，就未必如此。比如，东北的“二人转”过了长江就有些“转”不动了，而到海外演出，就更遭冷遇。闽语、粤语在当地固然十分具有感染力，但外乡人却难以掌握，甚至会影响到这些地区民歌、戏曲在全国的传播力度。相反，倒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和音乐却能借助于小提琴协奏曲这种外来的形式而走向世界。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曲家找到了一种中西结合和更便于中西文化沟通的形式——虽然，这种形式倒并不是“最民族的”。同样，刘湲在创作《土楼回响》时，也并不拘泥于乡土音乐的表现形式：首先，它的大型管弦乐队编制就是西式的：再者，音乐的构成从体裁到写法等，作曲家也都大量地汲取了交响音乐乃至现代音乐技术。这是因为作曲家感觉，非此无法书写如此波澜壮阔的史诗性题材，更难表达出今天时代客家人的壮志豪情。所以我认为，在积极研究和继承自己民族的音乐文化与学习他人之长这两个方面，我们的音乐创作最好都能做到。
那么，是否我们中国音乐的奋斗目标就都是“走向世界呢”？我倒不这么想。因为，不同的文化应该有不同的奋斗目标和不同的活法。比如：地域音乐文化的“根”本来就在特定的地域，表现特定地域的风土人情，所以我们就不能定位于“面向全国”或一天到晚只想着“走向世界”——虽然，地方音乐也可以到全国、甚至到全世界去巡游演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民众也愿意知道某个遥远地方的人是怎样生活的，他们的文化又有哪些特殊的魅力等，这就像闽粤地区的居民偶尔也会试着去尝四川的“麻辣烫”一样，但这毕竟不是他们生活的常态。不管怎么说，中国音乐的基本听众还是中国人，地域音乐的“衣食父母”也主要是当地和周边地区的听众。如果福建的地方音乐能真正在本福建省，连同台湾等地区活跃起来并深入人心，那么，这种成功就很了不起，又何必在乎北京人或纽约人喜欢或不喜欢呢？！当然，现在的条件已经好了许多。比如，不少地方的民歌和地方戏来京演出时都加上了字幕，这就大大地方便了大家欣赏与普及。那些在当地扎下根同时又注意向别人长处学习的人，特别是善于通过自己的音乐创作将当地民众生活中那些特有的风情、幽默与智慧等展示给大家的作品，已受到了各方人士的广泛喜爱；反之，如果不认真研究自己音乐之特长，只是一味地迎合他人口味者，其结果就必将失掉自己音乐的精华，不仅得不来“全国”和“全世界”的听众，而且把自己地域的基本听众也丢掉了。此话并不耸人听闻。以我个人兴趣而言，如果歌仔戏都变成了流行歌曲，京戏也都变成了京歌，那我就还不如直接去听歌剧、音乐剧或唱唱卡拉OK呢！
另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是，由于我国的社会与经济，已经从农业社会和自然经济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型为信息社会和现代生产生活方式，所以，许多传统音乐文化赖以生存的环境已不复存在，这也导致我们不少青年的作曲家、理论家们接受“原汁原味”的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熏陶的机会也越来越少，这是一个很严酷的事实。中华文化积累到今天，很不容易，我们不能犯“儿卖爷田心不痛”的错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有些形式和内容也许是过时了，但其中有些感人的音乐语言、风格、气质、韵味和构成音乐的某些要素和技术精华等，仍然可能在新一代专业作曲家们的创作中得以继承，并使之在新的时代“显圣”，这就需要我们继续认真地学习和研究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作曲家要努力，理论家也要努力。我们对中华民族的音乐的继承方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文字或音像整理抑或是“口传心授”固然重要，理论和技术上的解析、归纳和提升也不可缺。比如，我原来不了解福建“南音”的特点，正是拜读了王耀华先生的书后，我才知道了它的特定音程结构旋法。否则，我也不可能发现郭祖荣先生交响音乐中的闽南风格韵味。我要求自己在这方面做一点工作，更期待身处不同地域的作曲家和理论家们，能在传播和提升自己家乡的音乐文化方面，继续发挥出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和贡献。
三、音乐艺术的发展需要宽松的环境
有人说，中国的孩子是“管”大的，而西方孩子是“夸”(表扬、鼓励)大的。所以，中国孩子长大后都比较听话、守规矩，但缺乏西方青年那样的独立精神与创造力。其实我想，中国音乐的蓬勃发展，最终也需要拥有一种比较自由和宽松的艺术环境。所以，我在自己所从事的音乐分析评论活动中，也十分注意下列问题：
1、我从来不用“先进”或“落后”这样一类词汇来对作曲家们的作品进行议论，并且认为这种提法用于音乐艺术评论并不科学。记得赵晓生教授在第二次“全国高等音乐院校作品分析研讨会”上发言时说：“我不是新新人类，因为，我不会用电脑”。随即，他按照个人的喜爱，选择了坐在钢琴边，以边议论边演奏的方式，非常生动而成功地完成了他的演讲。当时在座的人，大概没有哪个会嘲笑他“落后”的。同样，在上一届的北京国际现代音乐节其间，福建南音在我院组织了一场精彩的演出。那真是一种完全褪去了火气的艺术精品，虽然古老，却足以令今人和京城音乐界的同行们深深地陶醉……所以，当有人对我说，郭文景、瞿小松等作曲家的音乐虽然很棒，但他们的写作“还须依靠旋律”，而秦文琛等作曲家的现代音乐创作则“直接使用了音响音色”，并因此得出后者比前者更“先进”的结论时，我却很难认同，虽然，也许后者的写法更为“时尚”。其实，这几位作曲家我都非常喜欢，也一直在研究他们，并为他们写过文章。在此，我也完全没有挑拨几位作曲家个人关系的意思，我只想借此表达我的一种看法：即衡量作曲家作品优劣的标准主要并不在于他的技术手法是否时尚，而在于作品本身是否成功。因为，作曲家毕竟不是音乐发明家，从发明家和史学的角度看，毛笔与钢笔的发明也许需要排出个先后次序，但是作为艺术品，我们却很难说毛笔书法家的作品就肯定“落后”，更不能肯定凡是用电脑写出来的作品就一定都很“先进”……
2、我会一再注意，虽然有些作曲家的创作我不懂或我不喜欢，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它们一定不好和没有在社会上存在的价值。我要求自己首先要学会尊重作曲家创造性的劳动，之后，再尽我所能去研究这类作品的“游戏规则”。此外，我在为新音乐创作写文章时，也习惯于要求自己尽量发现别人身上的亮点。其目的，也是希望鼓励中国新音乐创作的多样化发展与繁荣。
新一代作曲家们的思维有时与我们差别比较大，但他们并非一定没有道理。比如，有的作曲家就思索：人类在远古时代，大自然所有的音响都可以被纳入音乐；后来，经济发展了，为了记录、演奏与传播音乐，人类才从众多的音响中筛选出了很有限的一部分音，将它们编成律制、音阶，用于音乐；今天，随着人类社会和科技的发展，我们有可能让所有的音响重新获得解放，为音乐所用。因此，类似希望从现有的自然、生活中提取、扩大音乐创作的音源、或根据作品表现的需要而重新调整律制、抑或是在特定作品中设立特定人工音阶等。这些，在中外作曲家们的创作实践中，如今都已变成了一种可行的招数。电子音乐家也正努力通过电子技术，制作出更多自然界没有的新音响和新作品……
我们不能苛求所有的艺术构想与艺术实践都能获得无可挑剔的成功，但有这么多的艺术家拥有活跃的思想、并勇于实践，对我们新音乐创作的技术交流和发展，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
我们的作曲家虽然文化背景各自不同，背负的责任、特长与创作优势也各自有别，但今天能坐在一起，与指挥家和从事音乐理论的朋友们在如此宽松和愉快的学术环境中，就当前中国音乐创作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无论是对拓宽我们的眼界、活跃我们的思想、还是增强我们继续奋斗的动力，都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相信，这类学术活动，定会对中国音乐创作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