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权力关系的建构性呈现——新闻定义的再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权力论文,定义论文,现实论文,关系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685(2011)04-0055-07
给新闻下定义，似乎是我国几代新闻学者的一个理论情结，延续至今。①笔者也拟不揣浅陋，置喙其中，以期抛砖引玉。不过，本文不拟对各种新闻定义进行全面回顾，而是拟对我国两大标志性新闻定义——四十年代的报道说、八十年代的信息说进行分析，并以它们为基础展开对于新闻定义的进一步探索。本文认为，新闻定义必须与时俱进，同时必须与国际接轨，进入一个能够与国际学术对话的平台。为此，本文首先将提出本文的理论出发点——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的呈现说。依托于霍尔的理论，本文将要回答：我国两大有影响的新闻定义(报道说、信息说)的固有理论缺陷在哪里？紧接着需要回答的是：新的新闻定义是什么？为此，霍尔所谓的建构派呈现理论的代表索绪尔(Saussure)、巴特(Barthes)和福柯(Foucault)三人的观点将得到探讨，因为这是新的新闻定义的理论基石。在此基础上，笔者将尝试性地提出新的新闻定义，并对其内涵和意义进行论证。文章以再度强化建构派代表作家对于理解和界定新闻所可能具有的启示价值作结。
霍尔的呈现观
在霍尔看来，呈现(representation)指的是，“有目的地使用语言来告知人们有关这个世界的有意义的东西”。②简言之，呈现就是通过语言进行的意义的生产。③对于呈现的理解，霍尔认为可分为三派：映射派(reflective approach)、意图派(intentional approach)、建构派(constructionist approach)。在映射派看来，外界事物独立于人而存在，外界事物所具有的意义取决于外界事物本身。而人呈现外界事物不过是像镜子一样，将这种外在事物固有的意义原原本本地映射出来而已。意图派则认为，外在世界的意义是我们作为特定言者或者特定作者所赋予它们的，传输的是特定言者或作者的特定涵义，折射的是我们作为特定个体看外在世界的特定方式。简言之，意图派过于强调了意义的个体性、私人性、独特性。但这会使得交流成为不可能。
建构派的观点是，意义既不存在于映射派所谓的事物本身，也不存在于意图派所谓的独特个体，而是存在于我们通过一系列符号(sign)来表达特定概念(concept)的语言(language)之中。符号本身是无意义的，符号只有与概念建立起联系才有意义，进而成为可以交流的语言。不过，这里的语言指的是“一切作为符号的声音、文字、图像或者物体，当它们与其他符号被组织进一个系统，进而能够传达和表达意义的时候……都被称为语言”，④比如，面部表情的语言，手势的语言，流行的语言，衣着的语言，交通信号的语言。而事物的意义则存在于通过语言所建立起来的，符号与概念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虽然是任意的，但通过文化符码(cultural code)，它会被相对固定下来并代代传承。总之，建构派的主要观点是，意义不是内在于事物本身的，意义是建构而产生的，是象征实践(a signifying practice)的产物。
霍尔的上述呈现理论，将是本文立论的基础。由此出发，笔者将展开针对报道说、信息说的论辩，同时尝试性地提出新的新闻定义。
两大标志性新闻定义：报道说、信息说
这里需提及的是，笔者之所以在此不认为徐宝璜的“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⑤乃一标志性的新闻定义，是相对于它在建国后的新闻实践中所实际具有的影响力而言的。因为，尽管徐宝璜新闻定义中有着难能可贵的阅者中心论，⑥但其定义到底因为将新闻的属概念归于外在的事实而被陆定一的新闻定义击中要害并从此被送进先贤祠。
1.报道说
报道说，是由陆定一在1943年于《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里提出来的：“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⑦其影响之大，恰如黄旦所言，“罕有所匹”，⑧沿用至今。
陆定一新闻定义公认的理论价值在于它指出了事实是新闻的本源；新闻是事实的报道，而不是事实本身。也就是说，事实是第一性和决定性的，而新闻是派生、第二性和被决定的，是建立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的，并依附于事实而存在。但正如陈力丹所言，这“是由新闻工作的特点决定的”。⑨而且，如果从呈现的角度来看，现实(reality)(即陆定一所言的“事实”)乃呈现的对象这一见解在学者中并没有多少分歧，甚至说是不言自明的。换言之，陆定一的事实本源说所道出的不外乎一个新闻工作的显明常识，只不过他执意声称这是无产阶级所特有的罢了。
之所以刻意在新闻的理解上贴上无产阶级的标签，是因为陆定一正是要将无产阶级新闻观与资产阶级新闻观、法西斯新闻观廓清边界。在他看来，后两者都视新闻为某种性质的本身。当资产阶级新闻观将“时宜性”、“趣味性”等新闻性质等同于新闻本身的时候，法西斯新闻观则在新闻与政治性之间划等号。其结果是，两者都因此而不尊重事实，“把片面的东西夸大为全面的东西”，⑩而陷入唯心论。而无产阶级新闻观呢？陆定一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的开篇即开宗明义：
辩证唯物主义，主张依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解释它，而不作任何曲解或增减。通俗一点说：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老老实实主义，……只有无产阶级，由于它是最进步的生产者的阶级，能够老老实实的理解事物，按其本来面目而不加以任何曲解、任何加添或减损，不但这样，而且它能够反对一切不老实，反对一切曲解。在新闻事业方面，我们的观点也是老老实实的观点。(11)
不难看出，陆定一着重和反复强调的不外乎两点：一，新闻应持的态度——“老老实实”；二，新闻所应该做的工作——原原本本，不曲解、不增减。同时，陆定一认定“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做到。这也便难怪黄旦认为陆定一的新闻定义“在显性层面，要澄清新闻的本源——事实和报道的关系，在隐性层面，则是要解决报道者的政治立场”了。(12)
不过，且不论这里有陈力丹所批评的，“简单化”、“庸俗化”地使用阶级概念之嫌，(13)单从霍尔的呈现理论来看，这是典型的映射派学说，因为，陆定一的论述明显地是以暗含了一个外在于我们的客观事实的存在作为前提的，而新闻所能做的，就是将客观事实的意义完全、完整地呈现出来而已，也就是他所谓的“完全的新闻”、(14)“完整的新闻”。(15)但无论这里的“完全”、“完整”还是前引文中的“本来面目”，都恰恰是映射派的致命伤继而最为人诟病处所在。
2.信息说
宁树藩认为，陆定一的报道说是不合逻辑规则的，因为，新闻是一种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的一种客观存在，怎么能让作为一种活动的报道来做它的属概念呢？(16)不过，宁树藩对于报道说的批评忽视了报道是可以做两种界定的。根据《现代汉语词典》，“报道”既可以指一种把新闻告诉群众的新闻活动，也可以指“用书面或广播、电视形式发表的新闻稿”。(17)那么，结合陆定一的原文，报道说应该指的是报道的后一个涵义，而不是前一个涵义。所以，宁树藩对于陆定一新闻定义的批评多少有些武断和片面。不过，即便陆定一的报道说中“报道”指的是新闻产品，宁树藩也还是认为，不能将报道(即，新闻产品)作为新闻的属概念。因为，在他看来，这其实是一种“物化”新闻的尝试，是打开了一条把客观的“新闻”引入了人的主观世界的通道。
为此，宁树藩认为，应该是“信息”而不是“报道”来做新闻的属概念。他据此提出了信息说：“新闻是经报道(或传播)的新近事实的信息”。(18)毋庸置疑的是，信息说迎合了当时时值改革开放初期的人们对于媒体信息功能的社会期待，把握了信息社会的媒体的基本功能定位，有助于人们尤其是媒体人突破报道说所长期圈定的所谓的资产阶级新闻观。按照李良荣的说法，信息概念的引进，使得“信息概念渗透到新闻的方方面面，引起了媒介的巨大变化”。(19)尽管当时的学术界对于新闻媒介究竟该以传播信息还是宣传来作为第一功能争论不已，但信息说对于推进当时的新闻改革和推动媒体的新闻归位是功不可没的。
但是，信息说的不足之处也不在少。首先，信息说如报道说一样，还是停留在映射派的范畴内，笃信新闻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信息，是“记者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20)记者所能做的，不过将新闻信息所本来固有的意义报道(或传播)出来，按照呈现理论的观点，也就是映射出来罢了。其次，姜红在通过对“信息”一词进行“概念漂移”后认为，尽管信息概念的引入堪称“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一场哥白尼革命”，但同时也隐现了“‘科学主义’思潮在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弥散”。(21)最重要的是，信息说忽视了新闻中的权力关系，如罗宾·曼瑟(Robin Mansell)在分析新媒体时指出的，信息作为一个中性的、技术性的概念，没有认识到信息的社会属性，特别是忽略了信息生产与分配过程所依托的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22)看来，在新闻的定义上，我们该放弃映射派呈现的思路了，而宜在建构派理论领域中寻求可能的突破方向。
建构派的三大理论巨擘：索绪尔、巴特、福柯
按照霍尔的观点，在建构性呈现理论的发展中，三位理论家贡献最为突出，那就是，索绪尔、巴特和福柯。他们在理论发展上大体呈现为依次递进的关系。
索绪尔认为，意义的生产仰赖语言，而语言又是作为符号系统存在的。他将符号(sign)一分为二，即，作为形式的符指(signifier)和作为内容(观念)的意指(signified)。同时，符指与意指的关系是任意的(arbitrary)，并不是固定和必然的。霍尔认为，正是索绪尔的任意性思想为呈现(representation)开启了一个不停歇地生产意义的空间。同时，索绪尔将语言分为语法(即，语言的基本结构与一般规则，the langue)和言语(即，特定个体的语言行为，the parole)。这一区分有助于后来者认识到语言的社会属性的一面，以及语言在意义生产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不过，霍尔也意识到索绪尔有关符号(sign)的理论对于呈现学说贡献的有限性。(23)
相对于索绪尔还是多少有些狭隘地在语言里打圈圈的话，巴特则实现了由语言学向符号学(linguistics to semiotics)的转变，由语言向文化(language to culture)的转变。巴特将索绪尔的符号整体性地变成了他所谓的“迷思”(myth)的符指(signifier)，并给以新的称呼——显明义(denotation)，而称呼迷思的意指(signified)为隐含义(connotation)。显明义与隐含义共同构成新的符号——迷思。在巴特看来，迷思具有两个系统，第一序列、作为形式(form)的语言实体(language-object)，是真实、自然的，旨在展示显明义——显明讯息；第二序列、作为概念(concept)的隐喻语言(meta-language)，是人为、伪造的，旨在展示隐含义——传递价值。作为“一种对于语言的抢夺”(a language-robbery)，迷思“既不是谎言也不是宣言，而是一种扭曲”。(24)通过扭曲从而在符指与意指之间建立起一种自然而然的关系。因此，迷思的核心功能是为了“概念的自然化”(the naturalization of the concept)。(25)
符号学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文化的解释本性(interpretative nature)，(26)并得以对文化进行不断的思索、反省和“深度描摹”(thick description)。(27)但正如霍尔指出的，“符号学似乎将呈现过程限定在语言范围内，视它作一个封闭的尤为静态的系统”。(28)
后来的呈现理论开始视呈现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并且将呈现作为社会知识的源头，与社会实践和权力关系等联系起来。这方面首推福柯。福柯不是研究语言，而是研究作为呈现系统的话语(discourse)。在福柯看来，话语之外，意义不在。他所谓的话语，指的是“在特定历史时刻，有关特定话题的一组陈述。这组陈述提供了人们谈论该特定话题的语言，以及呈现该特定话题知识的路径。……话语是通过语言而进行的知识的生产。”(29)换言之，是话语在建构着话题，并且界定和生产我们知识的对象。
在福柯的话语理论中，知识、话语、实践和权力彼此交织着。一方面，作为权力形式的知识不仅仅停留在观念层次，更重要的是，还被运用于实践，管理、规范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从而最终在这种具体实践中成为“真理”，成为真正的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话语其实不仅仅是知识的生产者，也是实践的管理者。另一方面，权力，作为知识的本质，贯穿于话语之中。话语是权力的表达与对抗的重要方式。(30)通过话语，福柯极大地扩大了“权力”的外延。在他看来，权力关系渗透到社会的所有层面，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场域。(31)而且，权力不仅仅是否定性的和压制性的，权力也是生产性的。用福柯的话来说，权力“不只是作为一种说‘不’的力量施于我们，……它还生产东西，它引入愉悦、知识形式，生产话语。它应该作为一种遍布整个社会躯体的生产性网络来认识”。(32)
福柯特别强调知识与权力在话语呈现中的并行与依存关系：“权力生产知识；权力和知识直接地相互暗示；没有相应知识领域的形成就没有权力关系，正如任何知识无不同时以权力关系的构成作为前提一样”。(33)同时，话语作为知识与权力的呈现，产生的是知识，展示的是权力。以惩罚为例，无论是作为仪式的绞架示众，作为符号的法典，还是作为机制的监狱，它们都是惩罚话语的不同的人为呈现方式，产生的是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罪”的知识，展示的是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罚”的权力。(34)
简括来说，呈现在索绪尔是具有社会意义的符号，在巴特是文化层面的迷思，在福柯是知识与权力交织下的话语。
新闻：现实权力关系新近变动的建构性呈现
尽管多数学者如霍尔那样是从广义的文化形式与文化实践的角度而不是专门从新闻的角度来论呈现，但瑟尔沃斯顿(Silverstone)到底还是直接点明了新闻与呈现之间的关系。瑟尔沃斯顿在他那本深入浅出的著作《为什么要研究媒介？》(Why Study the Media?)中写道：媒介通过新闻对于现实的“单面向或多面向的呈现”(singular and multiple representations)而过滤和建构人们的日常现实状态。(35)基于霍尔和瑟尔沃斯顿的观点，笔者以为，新闻首先是一种对于现实的建构性呈现。
同时，鉴于“权力”作为概念在我国新闻学研究中长期缺席从而部分地使得我们在理解新闻上止于“信息”而裹足不前，并部分地导致不谈权力、只谈经济的新闻产业化思维路径盛行，因此，新的新闻定义势必需要将“权力”引入其中。其实，“权力”是西方新闻传播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媒介与权力”、“新闻与权力”则是西方传播学者们长盛不衰的话题。(36)比如费希曼(Fishman)，他通过田野调查较为详尽地显示了新闻的逻辑本质上就是官僚机构的逻辑(bureaucratic logic)。(37)新闻记者往往将官方叙事作为当然事实和可信知识接受并报道出来，通过既有社会权力机构的眼睛来看我们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帮助这些(权力)机构制造它们想要和需要制造的现实，从而正当化它们自身”，(38)也就是费希曼所谓的新闻的正当化功能(legitimating function)。或者更具体地说，新闻对于社会既有权力结构进行正当化的功能。同时，那些权力资源贫乏的机构越发难以获得媒体的注意。(39)而且，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媒介与权力、新闻与权力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突出，而不是相反。(40)对于媒介与权力的关系，瑟尔沃斯顿有一段精辟的，散文式的论述：
说到底，它(注：指“媒介”)当然全与权力有关：媒介拥有的设定议题的权力，毁坏议题的权力，影响和改变政治进程的权力；帮助的权力，告知的权力，欺骗的权力；打破政府与公民、国与国、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权力平衡的权力；被政府、市场、或者抵抗的受众/公民/消费者否决的权力；……制造和保持意义的权力；劝说、认同和强化的权力；使削弱和使安心的权力；……
我们研究媒介，因为我们关注于它们的权力：我们害怕，我们谴责，我们崇拜，它们(所拥有的)界定、撰写、启蒙、诱惑和判断的权力。我们研究媒介，因为我们必须懂得媒介影响力业已多么强大：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组织我们的实践中，在表面上，在深层次。我们想驾驭这种权力，使之导向福祉而不是不幸。(41)
正是由于媒介与权力之间所存在的如此紧密而复杂的关系，因此新的新闻定义有引入“权力”的必要，以凸显新闻的社会本质特征。尤其在利益分化日趋严重的今天，各种权力关系之间的分合与打斗愈加激烈，从而也使得权力问题在新闻的呈现中变得越来越突出。须说明的是，首先，这些权力关系既可能是政治的、经济的，也可能是社会的、文化的，与上文述及的福柯的权力观相一致。其次，媒介本身也在这种权力的游戏中建构着自己的权力，同时，通过新闻来实现它所拥有的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和其他权力资本之间的转换。(42)再次，新闻正是通过这种建构性呈现将现实权力关系巧妙地“翻译(translate)”为与社会关系无关的自然而然、理所当然的现实存在，并继而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常识与常理，沉淀为一种文化。
另外，报道说和信息说共同的合理内核——“新近”必须保留下来。“新近”不但为两代新闻定义所共有，而且事实上业已成为新闻定义的必要条件。同时，它也是新闻呈现区别于其他呈现所必须引进的核心概念。
鉴于上述，新的新闻定义也许可以被完整描述为：现实权力关系新近变动的建构性呈现。
那么，新的新闻定义的意义在哪里？
从学术的角度讲，新的新闻定义将“权力”概念引入进来，有利于走出新闻定义长期徘徊于报道说和信息说从而越来越滞后于社会现实的尴尬局面，有助于把握新闻的社会本质特征，和对新闻的属性、新闻与社会、新闻与权力、新闻权力等关系进行新的探索、思考与研究。同时，这也使我国的新闻学理论研究有可能上升到一个堪与国际学术同行交流与对话的新平台。毕竟，在今天这样一个学科愈益杂交、世界日趋融合的现代社会里，过于自我封闭和光顾着自说自话的新闻学研究大约注定是没有出路和前途的。(43)
从实践的角度讲，首先，新的新闻定义有利于受众对新闻的解读，使受众避免将新闻理解为信息的简单拼接和堆砌，而是认识到信息下面涌动的权力博弈的洪流：什么能成为新闻？谁在界定新闻里的事实？谁在针对新闻事实发言？代表谁的利益在界定？站在谁的立场在发言？发了什么言？界定了什么事实？凡此种种，都是在“权力”概念引入新闻定义之后会自然生出的问题。其次，新的新闻定义也有利于我们别一角度看新媒体在新闻这一权力博弈场域的新角色，尤其它具有的，为另类话语(alternative discourse)(44)开辟新空间从而改变权力博弈格局的巨大可能性。
最后，尽管也许可以说建构派呈现说的三派主要理论处于不同的层次，但它们其实都可以运用于我们对于新闻的理解和界定当中去。当然，它们共同的前提是呈现，即，通过语言而进行的意义的生产，而且是建构性的呈现。
从索绪尔的符号论角度来看，新闻的意义在提供信息。也就是说，新闻作为符号，其最基本的意指(signified)是信息。这是新闻作为新闻的最基本的意义所在。但这里的“信息”，并不是宁树藩所理解的那种不依赖于人的客观存在，而毋宁说是一种人为的建构的产物。即便是典型的天气预报，其所谓的温度，到底也还是人为建构的，以对应人体的“冷”与“热”的感觉而已。
从巴特的迷思角度来看，新闻的意义在制造现实的“迷思”(myth)。新闻正是通过构筑我们这个社会的迷思，正当化我们这个社会的现状和权力关系，实现哈特利(Hartley)所谓的从阶级到文化(from class to culture)的“翻译”。(45)
从福柯的话语角度来看，新闻的意义在于建构现实权力关系变动的话语。在新闻话语中，谁在场，谁不在场；谁的声音被听到了，谁的声音被淹没了，谁的声音被屏蔽了。按照福柯的观点，禁止(prohibition)、不存在(nonexistence)、沉默(silence)，是常见的压制方式。而这种压制正是权力、知识和特定话语之间的最基本纽带。(46)
要与时俱进地发展新闻定义，一个较为理想的切入角度可能是依托于霍尔的呈现说。按照霍尔的观点，作为通过语言来生产意义的呈现，理论上来说，可分为映射派、意图派、建构派。不过，无论是认为意义存在于事物的映射派，还是认为意义乃纯粹个人性的意图派，它们都因对现实解释力的不够而日益被唾弃。相反，认为意义乃象征实践所建构产物的建构派则方兴未艾。那么，依此来看，则无论是报道说还是信息说，都因其走的是映射派的思维路子而必须为我们放弃。
按照霍尔的观点，建构呈现说的代表人物为索绪尔、巴特和福柯。索绪尔将符号分为符指与意指，有助于后来者意识到语言社会属性的一面；巴特借助于迷思实现了由语言学向符号学的转变和研究重心由语言向文化的转变；福柯则通过研究话语来揭示呈现与社会实践和权力之间的密切联系。
依托于三位经典作家特别是福柯的知识与权力关系理论，本文认为，新闻可以被定义为“现实权力关系新近变动的建构性呈现”。从学术的角度讲，新定义将在我国新闻学研究中长期缺席的“权力”概念引入进来，有利于走出新闻定义长期徘徊于报道说和信息说从而越来越滞后于现实的尴尬局面，有助于促进与国际新闻传播学者的交流与对话；从实践的角度讲，新定义有利于受众对新闻的解读，并有利于我们认识到新媒体为另类话语开辟新空间从而改变权力博弈格局的可能性。本文最后认为，上述经典作家的理论本质上都是我们理解和界定新闻的重要理论源泉。
注释：
①最新有关新闻定义的探索，如：张玉洪：《与时俱进话“新闻”：近年来中外学界对新闻本质的研究述评》，《新闻记者》，2009年，第12期；赵振宇：《新闻及其时空观辨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2期。[Zhang,Yuhong,"To Discuss What Is News in a New Era",The Journalist Monthly,2009,No.12; Zhao,Zhengyu,"Analysis of News and Its Time-Space Concept",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2009,No.2.(in Chinese)]
②Hall,S.,"The Work of Representation",in Hall,S.,(ed.),Representation: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London,Sage,1997,p.15.
③同上，第16页。[Ibid.，p.16.]
④同②，第19页。[See ②，p.19.]
⑤转引自甘惜分(主编)：《新闻学大辞典》，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页。[Gan,Xifen,A Dictionary of Modern Journalism,Zhengzhou,He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93,p.1.(in Chinese)]
⑥黄旦：《中国新闻传播的历史建构：对三个新闻定义的解读》，《新闻与传播研究》，2003年，第1期。[Huang,Dan,"Historical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ews Communication:An Interpretation of Three Definitions of News",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2003,No.1.(in Chinese)]
⑦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复旦大学新闻系编，《中国报刊研究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32-41页。[Lu,Dingyi,"Our Viewpoint on Journalism",in News Department of Fudan University(ed.),A Collection of Research Papers on Chinese Press,Shanghai: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Press,1962,pp.32-41.(in Chinese)]
⑧同⑥。[See ⑥.]
⑨陈力丹：《新启蒙与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现代传播》，2004年，第1期，第18页。[Chen,Lidan,"Neo-enlightenment and LU Dingyi's Views on Journalism",Modern Communication,2004,No.3,p.18.(in Chinese)]
⑩同⑦，第34页。[See ⑦,p.34.]
(11)同⑦，第32页。[See ⑦,p.32.]
(12)同⑥，第29页。[See⑥,p.29.]
(13)同⑨。[See ⑨.]
(14)同⑦，第39页。[See ⑦,p.39.]
(15)同⑦，第34页。[See ⑦,p.34.]
(16)宁树藩：《新闻定义新探》，陈桂兰主编：《薪继火传：复旦大学新闻传播论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第117-122页。[Ning,Shufan,"New Exploration of News Definition",in Chen,Guilan(ed.),A Collection of Fudan University's Papers on News Communication,Shanghai:Fudan University Press,1962,pp.117-22.(in Chinese)]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0页。[Dictionary Editing Room of Language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ed.),A Dictionary of Modern Chinese,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2005,p.50.(in Chinese)]
(18)同上。[Ibid.]
(19)李良荣：《十五年来新闻改革的回顾与展望》，陈桂兰主编，《薪继火传：复旦大学新闻传播论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第350-357页。[Li,Liangrong,"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Journalism Reform since 1980",in Chen,Guilan(ed.),A Collection of Fudan University's Papers on News Communication,Shanghai:Fudan University Press,1962,pp.350-357.(in Chinese)]
(20)同(17)。[See(17).]
(21)姜红：《作为“信息”的新闻与作为“科学”的新闻学》，《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年，第2期。[Jiang,Hong,"News as Infrormation and Journalism as Science",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2006,No.2.(in Chinese)]
(22)Mansell,R.,"Political Economy,Power and New Media",New Media & Society,Vol.6,No.1,2005,pp.74-83.
(23)同②，第19页。[See ②,p.19.]
(24)Barthes,R.,Mythologies
,trans.by Lavers,A.,London,Vintage,2000,pp.129-131.
(25)同上。[Ibid]
(26)同②，第42页。[See②,p.42.]
(27)Geertz,C.,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Selected Essays,London,Fontana Press,1993,p.6.
(28)同②，第42页。[See ②,p.42.]
(29)同②，第42、45页。[See ②,p.42,45.]
(30)Vine,B.,"Power and Discourse",in Donsbach,W.(ed.),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Blackwell Reference Online,2008,http://www.communicationencyclopedia.com/subscriber/tocnode?id=g9781405131995_chunk_g978140513199521_ss92-1,2009-12-03.
(31)同②。[See②.]
(32)Foucault,M.,Power/Knowledge: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1972-1977,trans.by Gordon,C.,1980,London,Tavistock,p.119.
(33)Foucault,M.,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trans.by Sheridan,A.,London,Penguin,1991.
(34)同上。[Ibid.]
(35)Silverstone,R.,Why Study the Media? London,Sage,1999,p.6.
(36)Fishman,M.,Manufacturing the News,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8; Herman,E.S.& Chomsky,N.,Manufacturing Consen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New York,Pantheon,1988; Curran,J.,Media and Power,London,Routledge,2002.
(37)Fishman,M.,Manufacturing the News,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8,p.141.
(38)同上，第138页。[Ibid.，p.138.]
(39)Goldenberg,E.,Making the Papers:the Access of Resource-poor Groups to the Metropolitan Press,Lexington,DC Heath,1975.
(40)Castells,M.,The Power of Identity,Oxford,Blackwell,2004; Castells,M.,Communication Pow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41)同(35)，第143页。[See(35)，p.143.]
(42)Bourdieu,P.,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trans.by Nice,R.,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
(43)当然，建构派呈现理论不应该也不可能是我们界定新闻、丰富我国新闻学研究和对话国际新闻传播学界的唯一路径。
(44)Hartley,J.,Understanding News,London,Routledge,1982,p.192.
(45)同上,第59页。[Ibid.,p.59.]
(46)Foucault,M.,The History of Sexuality:The Will to Knowledge(Vol.1),trans.by Hurley,R.,London,Penguin,1998,pp.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