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183;布鲁姆影响焦虑理论和身份诉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焦虑论文,身份论文,布鲁姆论文,哈罗德论文,理论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633(2009)02-150-04
哈罗德·布鲁姆于1930年出生在美国纽约一个传统的犹太人家庭中，其母语为犹太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布鲁姆在萨卢辛斯基(Imre Salusinszky)对其的访问中谈到，自己一出生便沉浸在族裔的正统信仰当中，直到10岁，当自己喜爱上了布莱克(William Blake)和哈特？克莱恩(Hart Crane)的诗歌之后，并在这些诗歌中发现了很多和犹太神秘主义相关的东西，才开始系统地学习英语，由此进入美国主流社会。为进一步了解犹太神秘主义传统，布鲁姆开始阅读哥舒姆·舒勒姆(Gershom Scholem)的相关著作。我们不难发现，在《卡巴拉与批评》(Kabbalah and Criticism)一书中，布鲁姆运用的正是舒勒姆的释经方法。作为一名美国犹太人，布鲁姆本身的身份就是具有边缘性和反抗性的，这种反抗是为了寻求从边缘到主流的认同。当然，我们也看到了贯穿其一生的抗争精神，他在美国文化中坚持修正和建构的态度也是由他作为第二代犹太移民后裔的双重身份所决定——“新来者和美国主流文化以及其作为知识分子对美国主流文化态度的之间的关系总是至少两重的，其手法不仅仅是在新世界中找到一个位置，而且更重要的是要透过批评的视角，并且不是以完全放弃和原来的世界相连的特定身份为代价的”[1]。作为第二代生长于美国的犹太移民，在身份的认同上，布鲁姆采取了文化路径。如果能在学术界成为核心，掌握阐释的权威，布鲁姆的美国梦就会实现。要实现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梦想，最佳也是最有力的方式便是成为主流文化的代表。实现这一梦想的途径和资源都来自于其犹太背景和文化，这种独特的遗产融入了学术性的阐释和讲解，成为其在众多学者中独树一帜的重要资源。文化本源到文化融合再到文化重生，构成了布鲁姆延续至今的影响的焦虑的路径。影响的焦虑从本质上来讲也就是文化的再生，只不过这种再生的“生”是一种超越性的新生。
布鲁姆是通过何种形式来强调自己的犹太身份的呢？在布鲁姆的前期作品中并没有直接讨论犹太传统的内容，但前期对浪漫主义的研究可以说是布鲁姆进入美国学术界并固定其位置的必经之路。自从在《影响的焦虑》中引入同是犹太人的弗洛伊德的观念开始，这种犹太身份的渗透就逐步开始了。借助弗洛伊德的观点一开始并不能说明布鲁姆的犹太身份的彰显诉求，因为当时美国实际上也正处于弗洛伊德研究的热潮中，这种借用给人的印像不过是布鲁姆也受了来自欧洲大陆思想的影响而已。其中微妙之处就在于在《误读之图》(A Map of Misreading)一书中布鲁姆对美国思想的代表——爱默生的高度赞赏。丹麦学者拉斯·萨尔柏格(Lars Ole Sauerberg)曾谈到：“在《影响的焦虑》一书中，谈论爱默生的情况多少有点隐晦，但是在《误读之图》一书中爱默生作为美国‘散文的先知和诗歌理论家’的观点开始显现，布鲁姆开始喜爱于将其和弥尔顿几乎放在同一高度来定位”[2]——即爱默生对其之后的美国诗人来说，是象弥尔顿对后来的英国诗人一样具有绝对影响的父辈诗人。在《误读之图》中的两个章节的题目便表明了这种的平行性：第八章“在弥尔顿的阴影下”和第十章“在爱默生的阴影下”。由此，布鲁姆的犹太身份诉求便开始了。如果说之前布鲁姆的浪漫主义研究是为了颠覆新批评在耶鲁的统治地位的话，布鲁姆的确是做到了。他通过提升被新批评所贬低的雪莱的地位，并且在和当时身为同僚的几位解构批评家的共同努力下，耶鲁学派的地位被新的“耶鲁四人帮”所取代。其中，接受了德里达解构主义思想的德曼等人从形式主义内部对新批评的反叛受到了更大的关注，当然，布鲁姆是肯定不甘屈居于德曼等人之下，因此，布鲁姆一再声称自己和德曼等人毫无瓜葛。一方面，为了找到和他们完全不同并且属于自己的批评对象，另一方面，为了逃脱欧洲大陆的影响，布鲁姆将眼光投向了美国本土的文化。由此，布鲁姆开始了美国转向，而美国转向的内涵就是指布鲁姆的“爱默生转向”。布鲁姆的“爱默生转向”具有两方面的因素：第一，布鲁姆在1963年到1964年期间开始接触爱默生的作品，爱默生是美国文化本土化的推进者，他的民族自由的观念从西进运动以来一直影响着美国人，在这点上，布鲁姆认为自己找到了抗衡欧洲大陆思想最佳的突破点——爱默生“是我们传统的真正的源头。他将我们同欧洲人区别开来”[3]；其二，在当时美国学界业已建立的犹太研究机构在布鲁姆看来是做得不够的，美国人对犹太人的看法还停留在二战时期，认为犹太人是欧洲的而非美国的，实际上，犹太人已经在美国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美国式文化和思想，并且也有了很强的传统，布鲁姆自己就是典型的例子。为了表示自己是属于美国而非欧洲的，“爱默生转向”对于布鲁姆来说是进入美国主流社会，寻找自己身份认同的最关键的一步。“爱默生转向”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布鲁姆将欧洲浪漫主义传统美国化了，在美国诗歌中寻找属于美国的浪漫主义，如惠特曼和史蒂文斯等，这是布鲁姆确立自己在美国学界的身份最重要的一步，将浪漫主义在美国本土化，形成了其独特的“逆崇高”(counter-sublime)即布鲁姆的“魔鬼化”(Daemonization)式的美国浪漫主义，其代表便是A·R·阿门斯和约翰·阿什贝利(John Ashbery)。
在影响焦虑理论的第三部曲《卡巴拉与批评》一书中，布鲁姆将犹太话语和犹太神秘主义的传统融合进了修正的诗歌概念当中。
布鲁姆在《卡巴拉与批评》当中明确表明了自己犹太诺斯提阐释的立场。在这本书中，卡巴拉意味着传统，意味着“犹太教中和上帝以及上帝创造之物有关的神秘的教义”，卡巴拉是对旧约的神秘的解释，在布鲁姆看来，卡巴拉便是修正的开始，不仅是对“创世纪”的修正，也是对其异教来源——新柏拉图主义的修正[4]。布鲁姆除了强调卡巴拉神秘主义是自己强烈修正欲望的来源以外，在书中他也一再强调卡巴拉和自己之前提出的观点的一致性，比如，“卡巴拉主义者自己内在的迟来者心理会逐渐增长，随之而来的是明确的一系列修辞的技术”[5]。在《卡巴拉与批评》中最明显的转折点是布鲁姆将“六个层面(six behinot，单数形式是behinah)”转化为六个修正比的平行方式。six behinot是16世纪加利利地区犹太教拉比科尔多维罗(Moses Condovero)归纳的表达犹太上帝创世纪时的十种“流出(emanation)”阶段之间的联系的六个层面，每一种流出的阶段就是一种神的属性(Sefira)，并且都有相对应比喻意义，如智慧、爱、仁慈等等。在这里，布鲁姆巧妙地将“放射”的概念和“影响”联系了起来，“放射”是普提诺斯(Plotinus)提出的世界起源的方式，“神好像是太阳，把他的光‘放射’出来，放射愈远，光就变得愈弱”[6]，而影响也具有和光同样的特点，具有发射的、蔓延的性质，每一种放射的阶段就是一种“影响的超自然的途径(或是修辞上的神圣之诗，每个阶段都是自在的文本)”，而“‘六个层面’可以解释为精神防御机制、修辞的转义或者诗歌想象的范围”[7]。例如，根据科尔多维罗的理论，第一种“层面”存在于所有的“放射”的阶段，是在一种“放射”发生之前的隐藏的层面，并且会在其“放射”的时候显现。布鲁姆对应地提出“新的诗歌中最初的转义或者形象，都和新的诗歌中隐匿的前驱诗歌的存在密切相关”[8]，意味着前驱诗歌中暗含了生成后来者诗歌的因素，如果在后来者的诗歌中直接发现了这种因素，那么这是弱者诗人的做法，如果将这种因素隐匿于自己新创造的转义之中，并且让读者认为“在某些惊人的时刻，他们是被他们的前驱者所摹仿”[9]的话，那么强者诗人就出现了。如果我们认为布鲁姆只是一个处处宣扬犹太神秘主义的传道士的话，那么这是对布鲁姆理论的贬低。在这本书中布鲁姆一再强调自己决不是一个卡巴拉主义者，只是对卡巴拉主义和后启蒙时代诗歌之间结构上的相似之处感到好奇而已，布鲁姆认为自己的结论也是一种“自己作为迟来者的修正的创造，仅仅是自己的误读”[10]。这是一种非常巧妙而又明智的做法，这种宣称的好处在于布鲁姆表明了他对自己的犹太文化并非是敝帚自珍，而是在诗歌中找到了惊人的巧合和平行而已，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的误读。这里包含了布鲁姆身份诉求的三种意思，自己并非是要理想化犹太文化，自己的理论具有创造性并且具有实际可操作性，每个人的误读都是不同的，而自己这种文化的误读和创造性修正使自己成为了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第一位在英语传统中有意坚决维护自己的犹太主义而非升华它的批评家”[11]。
在影响焦虑理论的完结篇《诗歌和压抑》(Poetry and Repression)中，布鲁姆将自己的六个修正转换成为限制(limitation)、替换(substitution)和呈现(representation)递进式的三层修正，这也可以说是布鲁姆强调自己身份的最后路径。对于迟来者来说，要使自己成为经典的一份子，必须要“逃避前驱的力量并且发现自己的身份——因此诗人必定要使用呈现的形式”[12]。布鲁姆一方面将自己放在理论批评迟来者的位置上，另一方面，自己也是文学和文化的迟来者，潜在地所指布鲁姆的犹太身份——美国主流的社会文化和学术界中带有流散意义的外来者。在布鲁姆的理论中充满了对自我身份确认的诉求，在他的传统中，我们必须要在阅读某个文本的时候，寻找其抗拒、防御、抵制、对抗和否定其他文本的蛛丝马迹。诗歌史或文学史都是充满痛苦和折磨的历史，没有我们之前熟悉的继承性或是美好的传承，而是布鲁姆式残酷的适者生存和优胜劣汰。经典的问题在布鲁姆看来仍然和力量有关，只要能成为创造尺度的人，只要有足够的遮蔽所有后来者的强大力量，那么，经典性地位就可以存在，除非有新的后来者能够超越。在经典形成的空间中，迟来者总是诉求在其中占据自己的位置，而这种位置的稳固又来自再后来的迟来者被自己影响的程度，程度越大，那么，这种空间位置就越大。我们很明显地看到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布鲁姆便将自己的理论应用到社会、宗教和哲学研究中，特别是从作为Chelsea House经典系列的主编开始。这个系列中有数不清的布鲁姆编辑的评论作品及其导读和序言，其中包括10多本诗歌及评论选集(如雪莱、柯勒律治、惠特曼等等)，将近40本的文学家评论集(诸如弥尔顿、布莱克、勃朗特姐妹、乔叟和莎士比亚等)以及经典作品的评论集，特别是经典作品的评论集的数量竟然高达200多本，且每一本布鲁姆都做了简介或者导读(如《以利亚特》、《尤利西斯》、《呼啸山庄》和《伟大的盖茨比》等等)。通过这套至今还在出版的系列，布鲁姆将自己的个人诉求按部就班地扩展开来。正是通过对这部丛书的编纂，布鲁姆才创作出了集其大成的《西方正典》，之后，《西方正典》的姊妹篇《天才：百个典范式的创造性思想马赛克式的图画》、《如何阅读和为什么》和《智慧何寻？》等的大受欢迎更是顺理成章。
布鲁姆对自己犹太文化和身份的肯定和彰显也影响到其他犹太学者。其中，美国左翼犹太学者诺曼·芬克尔斯坦(Norman Finkelstein)和犹太学者梅尔若维兹(Rael Meyerowitz)便深受布鲁姆影响。芬克尔斯坦的父母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取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现在是芝加哥德保罗大学(DePaul University)政治学教授，他一直苦于寻找一个表达自己犹太文化和确认自己犹太身份的方法。随着布鲁姆的影响的逐渐扩大，芬克尔斯坦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鼓舞，由此创作了《新造的典礼：犹太传统和当代文学》(The Ritual of New Creation：Jewish Traditio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一书。他认同布鲁姆的“文本中心”的观点而非宗教观念，因为一味强调犹太宗教的价值和犹太身份是不足够的。芬克尔斯坦认为，只有在犹太人自己的写作和文本中才能找到阐释并延续自己内心深处的犹太精神，才能将自己“置于当代的犹太世界中，特别是美籍犹太人的生活中”。只有在文本中，“犹太人本身才能成为一本书，而这本书的本身也就是代表着犹太话语”。[13]这本书中，作者归纳了自己研究的三个主题：世俗的文学活动、“游动的意义”(wandering meaning)和“迷失和流亡”。其中，“游动的意义”是作者从布鲁姆那里借用的意义，意为游动的人们给美国带来了不同身份、背景和文化的阐释方法，这种多样性为美国文化带了更多的变数，使美国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芬克尔斯坦认为布鲁姆和哥舒姆·舒勒姆二人是犹太传统的代表人物，他们“从他们的专业的起源领域出发，在我们理解整个现代犹太思想和文学的作品的方式上给与了我们巨大的影响”[14]。芬克尔斯坦谈到了犹太文学及知识分子大多是保持了犹太传统中的严谨治学的态度和对历史的关注，在这个层面上，当代的犹太知识分子和后现代的强烈的怀疑和分裂态度是显得格格不入的。他认为现代性意味着断裂，后现代性则是再现对这种断裂的体验。因此，布鲁姆自己就是犹太式的后现代代表，因为布鲁姆自己就是对作为现代性代表的弗洛伊德的体验。“作为历史实体的犹太人在布鲁姆心中是持续内在的压抑、修正和断裂的产物”[15]，布鲁姆的理论也体现了这样的矛盾和痛苦。
梅尔若维兹和芬克尔斯坦同为犹太人，但其身份和背景大为不同。后者和布鲁姆一样是生长于美国的犹太人，前者则是移民到美国的犹太人。梅尔若维兹生养于南非的犹太人家庭中，从小就接受正统的犹太教育，母语是英语。梅尔若维兹的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是史蒂文斯的诗歌，为了进一步研究，他在哈佛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后。在这期间，梅尔若维兹面对面地接触到了三位犹太学者：布鲁姆、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和萨克文·伯科维奇(Sacvan Bercovitch)，并且参与他们的讲座和教学。梅尔若维兹来到美国以后，他深刻地感受到犹太人作为流散者的他者身份，对于这三位和自己都有相同的犹太身份的学者，他倍感亲切并且开始了对他们的研究。这三位学者不仅都同为犹太人，而且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从未隐匿自己的犹太身份，反而是通过强调自己的犹太身份，将自己独特的犹太文化融合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当中，以此在美国主流社会中确立自己的地位。不仅如此，这三位学者有两个非常显著的共同点：关注爱默生和19世纪中叶的美国文艺复兴。在梅尔若维兹《移情美国——美国梦的犹太式阐释》(Transferring to America：Jewish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Dreams)一书中，他认为这些学者的著作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新的移民探求的方式，充满着矛盾和难以言说的复杂情节。其中，布鲁姆认同爱默生是区别解构主义受欧洲影响而建立自己独特的美国身份的方法。梅尔若维兹认为这些犹太学者在各个领域中都有显著成绩，这些成绩也同样是建立在他们共同的他者身份彰显的基础上的，并且，这一批犹太学者开始形成和达成了一种新的共识——建构属于犹太人的美国文化。特别是布鲁姆，用自己的非正统的犹太神秘教传统的方式来阐释美国文学，而且他对文本本身的关注是超过其他学者的，因此，布鲁姆在高校文学领域中占据着领导位置，为犹太人在学术界的认同起了示范作用并且发挥了积极影响。因此，梅尔若维兹认为他者的边缘身份是可以通过努力而改变的，虽然作为初来乍到美国的人“首先会感到一种不值得羡慕的丧亲和错置感，但是这种忧伤却是可以通过这种在痛苦中仍保持清醒头脑来得到补偿”。[16]在这些犹太前辈坚定不移地在美国寻求各自领域的凸显的鼓励下，梅尔若维兹对逐渐减轻了自己来到美国后，由陌生和孤独而产生痛苦，并且开始寻求一种在异国文化中始终坚持自己的话语权的美国梦的阐释方式。
梅尔若维兹在讨论犹太学者时的关键词是“移情”，在这一点上，他深受布鲁姆的影响。布鲁姆的影响焦虑理论中到处充满了移情，当然，这个移情是一种负移情，不仅发生在诗人和诗人之间，也发生在诗人和读者之间。布鲁姆强调负移情就是强调矛盾和痛苦，无论是诗歌还是延伸开的充满个人色彩的批评，这种魔鬼化的过程始终存在，作为读者可以不需要创造性的毁灭力量，但是作为诗人，要生存就必须搏斗。作为美国学术界、社会乃至文化的迟来者，布鲁姆完全可以以读者的身份来面对美国文化，作为接受者进入可能是被压抑或者是无关紧要的社会空间中，这对他的生活也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布鲁姆顽强的个性决定了他是一位不屈不挠的斗士，他强迫自己成为一个在美国文化中能占据自己空间的诗人，在阅读美国文化过程中，开始自己独特的修正式阅读和创造，用自己的理论来阐释西方经典。布鲁姆的理论发展本身是充满了斗争的，不管是在内部还是在外部，或就理论本身而言，没有哪一处不是寻求个人身份的彰显。本文中谈到的犹太身份问题也是布鲁姆在对抗主流文化的内部因素，当然，这种因素和布鲁姆的理论是相辅相成的，布鲁姆否认自己是一个卡巴拉主义者，绝不是否认自己的犹太背景，他的否认只是希望人们将关注的视角放在他的专业领域而已。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布鲁姆是美国人这个事实，不管布鲁姆如何强调自己的犹太身份，美国始终是布鲁姆的家园和最终归宿，布鲁姆是没有亲历过二战和大屠杀的，美国再怎么说也是其生养、庇护之地，因此，布鲁姆寻求的身份诉求不是要回归欧洲犹太人传统，而是要在美国建立其属于自己的地位。在布鲁姆把自己建构成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的这条道路上来说，他无疑是成功的。1983年布鲁姆便获得了耶鲁大学最高荣誉教授职位称号——斯特林教授(Sterling Professor)。斯特林教授是指在所有的终身教授中选出的对其研究领域做出卓越贡献且具有最高学术成就的代表，自1864年由耶鲁最大的捐助者约翰·威廉·斯特林创立以来，至今不超过50人获此殊荣，其中包括诺贝尔奖得主、普利策奖得主等。布鲁姆作为文学领域的代表人物当选，获此殊荣，是对布鲁姆在学术界的合法性的确认。在《西方正典》引起广泛的社会讨论和关注之后，布鲁姆便正式地进入美国主流社会和公众意识之中，并且完完全全地确立了其身为战后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大师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