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西北人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宋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02)04-0001-06
我国包括陕、甘、宁、青、新五省区的西北地区，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北宋统治时期，这里的主要居民除汉族外，还有吐蕃、党项、回鹘、契丹等，它们蟠据一方，各自为政，建立了许多区域性民族政权，各政权之间及各政权与宋朝政府之间频繁交往，紧密联系，三百年间，乱中有治，各族人民不仅在西北经济开发中充当了骨干力量，而且在政治舞台上也是西北乃至全国局势的举足轻重的因素。然而对于这样一个重要地区的人口，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今人缺乏全面深入的考察，连统计人口的专著，也很少涉及西北少数民族人口问题。本文不揣翦陋，管窥蠡测，拟据所见资料，将北宋统治晚期西北各族人口，按照宋陕西五路、湟鄯廓吐蕃统治区、党项西夏统治区、甘沙西州回鹘统治区、喀喇汗王朝统治区及西辽统治区等几大块，作一综合性考察和粗估，以给人们一个纵向比较的参考值。由于资料奇缺，我们找不到同一时间的人口统记数，因而只能根据已有资料，将统计时间料定为北宋末。本文粗疏、遗漏、不确之处在所难免，请多批评指正。
一、陕西五路的汉族人口
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宋朝政府将陕西路划分为鄜延、环庆、泾原、秦凤四路，加上神宗熙宁时新建的熙河兰会路，合称陕西五路。按《宋史·地理志》记载，陕西五路及利州路兴元府，利、洋等州今属西北范围各府州军监的人口如下表：
府州军监户数
府州军监户数
人数
京兆府
234699537288233保安军 2042 6931
同州 81011 233965
庆阳府 27853 96433
华州 94750 269380
环州
7183 15532
耀州 102667374535
彬州
58255162161
延安府
50926 169216
宁州
37558122041
鄜州
35401 92415坊州
13408 40191
秦州 48648 123022
镇戎军 1961
8057
凤翔府
143374322378
熙州
1893
5254
陇州 28370 89750河州
1061
3895
成州 12964 33995巩州
4878 11857
凤州 37796 61145岷州
40570 67731
渭州 26584 63512文州
12531 22078
泾州 28411 88699兴元府 60284123540
原州 23036 63499利州
25373 51539
德顺军
29269 126241
洋州
45490 98567
阶州 20674 49520兰州
395 981
合计 5181924口
1339315户
户均 3.87
除上述统计的人口外，陕西还常年驻兵数十万人，如英宗治平间(1064-1067)，陕西就有战兵45万余人，他们未被列入民籍，应作单独统计。还有，象汉族地区居住着许多少数民族一样，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也居住着大量的汉人，古人在划分居民族属的时候，往往是按照居住区和文化面貌来确定，而很少考虑种族来源的因素。熙宁五年(1072)五月，王韶招附30万蕃部的消息传到京师后，王安石对神宗说：“今三十万众若能渐以文法调驭，非久遂成汉人，缘此本皆汉人故也”[1]（卷233），看，这些人在蕃地的时候就被当成蕃人，归附宋朝以后又将被调教和恢复为汉人，这是反映古人民族观念的一个典型例子。由于史籍中提供少数民族地区汉人的数据很少，以至我们很难对其做出比较准确的民族区分，因此，除史籍有记载者外，这里难免有将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按原资料计入当地民族的情况，好在本文的主旨是估计北宋晚期西北地区的总人口，而不是精确地统计各民族人口数，因而即使出现上述情况也无妨于本文宏观目标的实现。
综上表列，加上驻军，北宋晚期陕西五路的汉人为560余万，考虑到下面熙、河、兰、会路少数民族人口统计中可能将当地一部分汉人重复计算，打个20万人的折扣，将陕西五路的汉族估计为540万，当不为过。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汉、唐时期西北汉族可统计人口而达到历史最高点。
二、陕西五路及河湟地区的吐蕃人口
鄜延、环庆、泾原、秦凤及熙河兰会路自晚唐、五代以来就散居着许多吐蕃人。史家将归附于宋朝的吐蕃等少数民族称作熟户，其余的称做生户。[2]（卷334）仁宗宝元年(1038)，元昊称帝建国以前陕西的吐蕃人数，据《长编》卷192嘉佑五年(1060)七月，殿中侍御史吕诲上言中云：“陕西四路所管熟户，不下十数万人”。从吕诲上言的整个文义来分析，他所说的十数万人，是指以吐蕃为主的蕃兵而非一般人口。若按每帐5口，有兵士1.6人计，[3]这10数万兵士当来自30多万蕃部人口，其中秦凤、泾原二路的蕃户最多，如庆历初泾原路有熟户一万四百七十余帐，按每帐5口计算，当有5万余口。[1]（卷132）环庆路熟户蕃部约及二万人。[5]（卷125）秦州管下“诸族帐一十九万八千有余人骑”。这里的“人骑”，[7]（卷22）当是人和坐马的总数，宋人常将不同种类的事物放在一起统计，史书记载也是这样，如咸平三年(1000)十月，延州上报：“钤辖张崇贵等破蕃族大卢、小卢等十族，禽获人口、羊马二十万。”[1]（卷47）就与本条计法相同。有同志以为“‘人骑’即骑兵”，仅指兵数而言，于是根据上述史料，得出“按五口之家有军人1.6人的标准估测，秦州所统番部诸族帐已有12万帐，比元丰户数几乎多出1倍”的结论，[3]12万帐就是60万人，这一结论反映的人口数字太大，显然令人不安。即使按一人一骑，人马各半理解上述引文，再按“五口之家有军人1.6人”来计算，当时秦州管下（当即秦凤路）的蕃部至少已有6万余户，30万口以上，宝元用兵以后，这些熟户有的陷入西夏，有的在宋夏拉锯战中频频向背。到英宗治平二年(1065)，宋朝政府下令陕西四路“各管勾本部蕃部，团结强人”，结果，秦凤路有强人41194人，延路有蕃兵14595人，强人6548人，泾原有强人12466人，环庆路有强人31723人。若以平均每户出一名强人，即每个强人代表一户人家，又蕃兵计算方法同上，则秦凤路有蕃部20余万人，比咸平时减少了1/3（这是符合情理的），合上陕西4路，在籍蕃部即以吐蕃为主的少数民族人口仍在50万人以上，到北宋末，即使不增加，也应不减于此数。
熙、河、兰、会路包括熙（治今甘肃临洮县）、河（治今甘肃临夏市）、洮（治今甘肃临潭县）、岷（治今甘肃岷县）、叠（治今甘肃迭部县）、宕（治今甘肃宕昌县）、兰（治今甘肃兰州市）、会（治今甘肃靖远县）等州，宋夏金时期是吐蕃人聚居的地方。其汉族人口上表己有统计。少数民族人口，熙宁中(1068-1077)，宋将李宪“讨生羌于露骨山，斩首万级”，“羌族十万七千帐内附”，[7]（卷350，苗授传）折合50余万口，熙宁五年(1072)五月前，王韶攻下熙、洮、岷、叠、宕等州，“拓地千二百里，招附三十余万口。”[1]（卷233）到熙宁六年(1073)十月，战果进一步扩大，据上报，宋将前后招附“小大蕃族三十余万帐”。[1]（卷247）有人怀疑这一数字，认为这个“帐”当是“口”字之误。我们认为上引史料并非纯属子虚，理由有三：其一，两条史料所记内容不在同一年内，后者当是前者战果的扩大；其二，李宪河州一战，即降附50余万人，王韶夺取熙、洮等州又降30万人，若将整个“熙河之役”招降人数缩作30万口，那将低于阶段性战役的招降数字，因而不合情理；其三，熙、河、兰、岷等地历来就是吐番民族聚居的地方，通过熙宁之役，将那里30万帐、150万吐蕃等族人口举族招附于宋朝，应是有可能的。但在作人口估计时，为了谨慎起见，我们仍将王韶上报的30万帐按30万口计算，又将李宪招附的10余万帐与王韶上报的30万口，按数字有重复处理，实际是从上引3个数字中只取了居中1个数字；又《宋史·苗授传》有“威震洮西”的话，因而这个数字中还可能包括了一部分洮西降人以及一部分重复计算的汉人，以这样保守的观点计算，熙、河、兰、洮、岷一带的吐蕃人口至少当有50多万口。降至北宋末，估计也能保持此数。
熙河之役30年后，宋朝政府又派王厚深入河湟地区，克复了湟、鄯、廓三州及河南地（青海境内黄河以南），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23徽宗崇宁三年(1104)四月条记载，这次战役，“开拓疆境幅员三千余里。其四至：正北及东南至夏国界，西过青海至龟兹国界，西至卢甘国界，东南至熙河兰岷州，连接阶、成州界。计招降到首领二千七百余人，户口七十余万。”其中，湟州（治今青海乐都县）“户口约十余万计”，[8]（卷21）鄯州（即青唐，治今青海西宁市）“管户口三十余万”，[1]（卷23）廓州管户口约二十余万。[1]（卷23）
综上，抛开人口增长、变动因素不计，到北宋晚期，陕西五路及河湟地区吐蕃或吐蕃化居民至少有170万人。
三、党项西夏的人口
1038年建国的党项西夏，统治范围包括今宁夏、河西走廊全部及陕北、内蒙、青海一部分地区，“方二万余里”、“州军凡二十有二”。[7]（卷486）据《长编》卷120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十二月附载，“赵元昊既悉有夏、银、绥、静、宥、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而洪、定、威、怀、龙皆即旧堡镇伪号州。置十八监军司，委酋豪分统其众。自河北至卧 娘山七万人，以备契丹；河南洪州、白豹、安盐州、罗洛、天都、惟精山等五万人，以备环、庆、镇戎、原州；左厢宥州路五万人，以备富、延、麟、府；右厢甘州路三万人，以备西番、回纥；贺兰驻兵五万人，灵州五万人，兴庆府七万人为镇守，总三十余万。“另据《宋史》卷486《夏国传下》记载：西夏有左右厢十二监军司，”诸军兵总计五十余万。别有擒生十万。兴灵之兵，精练者又二万五千。别副以兵七万为资瞻，号御围内六班，分三番以宿卫。“从这两段史料中，我们可以窥见西夏人口的梗概。
首先，这两段史料反映西夏不同时期的军员情况。西夏建国前的30多万军额，建国后仍保留了一个时期，直到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九月，宋朝政府给李宪的诏书中还说：“近据东北诸路所奏，夏人举一国之兵以当官军，约三四十万之众”。[1]（卷316）可见夏国三十余万的兵额从建国到宋元丰时，至少保持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联系〈长编〉所载，我们认为《宋史》记载的西夏军事建制和“诸军兵总计”，反映夏国的管军机构和军员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绍圣三年(1096)九月，宋哲宗“闻夏人来寇，泰然笑曰：‘五十万众深入吾境，不过十日，胜不过一二寨须去’”。[7]（卷486， 夏国传下）这段话表明，从宋神宗末到宋哲宗时，夏国军队已从三四十万发展到五十万人。
其次，西夏社会的基层组织是“其民一家号一帐，男年登十五为丁，率二丁取正军一人。”[7]（卷486，夏国传下）宋人曾巩在他的《隆平集》中也说：夏人“凡年六十以下，十五以上，皆自备弓矢、甲胄而行。”就是说西夏15至60岁的男子，都是自然兵员。“人人能斗击，无复兵民之别，”[1]（卷217）西夏和吐番的族帐规模差不多，能出二丁的一帐，至少也应有五口人，我们若参照吐蕃的丁口比例，以五口之家有1.6-2丁；又以50万各类“军兵”和10万“擒生”共60万人为西夏的总丁数，按此推算，西夏男女老幼总人口当在150万—187.5万人之间。把保险系数放大一些，则夏乾顺在位(1086-1139)前后，即两宋之际，西夏总人口也当有150万—200万。这些人口包括党项、吐蕃、回鹘、汉人等民族成分，只是由于资料不足，我们已很难将他们细加区分，只好以“夏人”这个多民族汇总性名词称呼了。
最后，需要指出，有些论著由于对上引《宋史·夏国传》兵数理解不同，因而在用相同史料以兵员推算人口时，对西夏的人口估计过高。如王育民先生在他的大作《中国人口史》一书中，将10万“擒生”当作正军，又将兴、灵兵额内“精练”的2.5万人、“为资瞻”的7万人重复计算，得出“西夏各色兵种合计有69.5万”人的过高估计。[9]（P345）其实，“擒生”是劳务性质的人员，并非正军，因而可计为丁而不能算做正军。其余“精练”的2.5万人，“为资瞻”的7万人，又都已包括在兴、灵兵额内，否则，《宋史》卷485《夏国传上》在叙述灵州和兴庆府兵额时，何以不说是21.5万而只说是12万人呢？又在统计夏国总军额时，何以不说是69.5万，而只说50余万呢？职此之由，我们将西夏各族在北宋晚年的人口就低估计为150万人。
四、西州回鹘、喀喇汗国及西辽等政权下的人口
十世纪以后，西北西部今新疆地区，出现了喀喇汗、于阗、西州回鹘等民族政权鼎立的局面。宋咸平四年(1001)，于阗被喀喇汗王朝吞并。辽保大四年(1124)，契丹贵族耶律大石率兵来到西域，建立了西辽政权，并陆续占有今新疆全境。喀喇汗、于阗和西州回鹘的人口，史书缺乏明确的记载。南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36、337提供的资料尽管没有具体的统计年代，但仍能反映作者对当时西域人口的粗估。据该书记载，于阗境内的人口是：于阗32000户，莎车2339户，16373人，且末234户，于弥（今于田县）3200户，合计37773户。我们将没有标明人口的3地，按每户5口计算，再加上莎车人口，共为193543口，约计为20万口。于阗与宋朝的交往，自“熙宁以来，远不逾一二岁，近则岁再至。”[7]（卷490，于阗国传）可见宋人要了解于阗的情况还是有条件的。《文献通考》的记载，有一定参考价值，我们在下面的人口估计中，适当参考了这些数据。
哈喇罕在今新疆一侧的面积较小。见于《文献通考》的，有疏勒1500户，乌（今乌恰）500户，难兜（在乌恰西）5000户，共7000户，按户均5口计，为35000人。喀喇汗在中国一侧其它地区及其全境的人口，文献失载，但有资料说，回历三四九年，(960)，有20万帐突厥人信奉了伊斯兰教，史家一般认为这些突厥人是指喀喇汗朝的突厥人，[10](P156)据此按一帐5口计，同时，考虑到其它回鹘、汉、阿拉伯等民族人口，则喀喇汗国的人口总数至少当在100万人以上。11世纪灭于阗后，哈喇罕国在中国一侧的人口，当至少也有二十四五万人。
西州回鹘的人口，据载熙宁六年(1073)，回鹘入贡于宋朝，宋神宗向使臣“问其国种落生齿几何？”答云：“三十余万。”[7]（卷490，回鹘传）这个回鹘使臣应是从西州来的，因为甘州回鹘政权早在西夏建国前就被元昊攻灭了。其居民，有的投奔了吐蕃，如元昊取西凉府（今甘肃武威市）时，收降“厮 并厮铎都之众十余万，回鹘亦以数万照焉”；有的照附于西夏；也有一部分投奔于西州。这条关于回鹘人口的史料，应是当时西州回鹘人口的一个概数。《文献通考》记载西州人口较少，时间也显然偏早，这里就不再征引了。
西辽统治时期，西域境内的人口资料也很少。《辽史》卷30《天祚帝纪四附耶律大石传》云：耶律大石死后，“子夷列即位，改元绍兴。籍民十八岁以上，得八万四千五百户。”西辽绍兴改元之年为公元1151年。这一年号用到1163年而止。按西辽的户口登记制度不同于内地，它适应西域游牧社会家庭分散的特点，实行以丁计户征税。《耶律楚材神道碑》云：“始隶州县，朝臣共欲以丁为户，公独以为不可。皆曰：我朝及西域诸国，莫不以丁为户，岂可舍大朝之法，而从亡国政也？”[12](P201)这是说西辽当时实行丁户制。在丁户制下，每个18岁以上的男子代表一户人家，西辽统计到有18岁以上的男子的丁户84500户，按通常户型每户5口计，其总人口当有42.25万人口。我们推算的这个数字，与葛剑雄先生《中国人口发展中》中推测的结论相一致，而比袁祖亮等先生的推测数多了近一掊。[6](P201)我们认为西辽境内籍得的人户，即包括西迁契丹人及其后裔或西辽都城附近的人口，也包括袁祖亮先生大作中所说西辽直接控制的人口，因此它可以代表西辽统治区各族户口的约数。考虑到公元11世纪时，喀喇汗、西州等地区已有居民50多万口，奄有今整个新疆的西辽人口不应再少于此数。就是说，西辽初或北宋末生活在今新疆一带的人口也应有50万。
五、北宋西北人口的特点及历史局限性
综上，到北宋晚年，西北的人口，东部汉族有540余万，陕西五路吐蕃约170万，党项西夏各族150万，西州回鹘、喀喇汗、西辽先后统治的西域即今新疆各族约计50万，总计各族人口共约910余万口。前已述及，了解古代人口，我们很难找到同一时间内的统计数字，作到象今天的人口统计那样准确，这里的数字仅是我们根据能够找到的不同年代的史料作出的推测，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据此推算，窥见西北当时人口的梗概状况和发展趋势。
北宋西北的人口有三个特点：一是民族成分复杂。除汉、吐蕃、党项、回鹘、契丹等族外，还有突厥、大小众熨、样磨、割禄、黠嘎司、末蛮、格哆族、预龙族等族外，总数不下十数个，每个民族又都不是单一的种姓，而往往是交错居住，互通婚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构成西北的主人和开发者。
二是人口呈增长趋势。西北先秦人口统计数较少，难窥全豹。西汉以来，据粗略的计算，除西域、湟中等地外，司隶校尉部之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弘农郡；益州刺史部之武都郡；凉州刺史部之陇西、金城、天水、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安定郡；朔方刺史部之上郡、北地郡，共有人口5036546口。东汉以降，人口剧减，有时连统计资料也断了线。直到唐中期的天宝航元年(742)，京畿、关内、陇右3道，大致相当于今西北地区的人口，才又恢复、达到5167000口，在全国人口增长较快的形势下，西北地区的人口也赶上和超过了西汉。[13]北宋晚期西北各主要民族的人口，比汉、唐可统计数高出近80%，呈大幅度增长趋势。然而由于西北地域辽阔，占全国总面积的1/3，因而尽管这一时期西北的人口已达到历史最高点，但仍未改变地广人稀的局面。
三是战乱频仍，灾荒不断，人口波动很大。各民族上层为了争权夺利，互相杀伐，将社会拖入旷年累代的战乱之中，百姓无法正常地生产和生活。元丰四至五年(1081-1082)宋夏灵州、永乐城之役，宋朝“官军、熟羌、义保死者六十万人，钱、粟、银、绢以万数者不可胜计。”[7]（卷486，夏国传下）夏乾定三年(1226)十二月，蒙古兵进攻夏盐州，“大杀居民”，“民至穿凿土石避之，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数千里几成赤地。”[14]（卷42）自然灾害的历史记载更多，几至无年无之，这里仅举一例：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自春及夏，河北、河东、陕西、京东西、淮南诸路久旱。时新复洮、河一带亦旱，羌多饿殍。[15]类此记载，史不绝书。由于战乱灾荒，西北许多人口地理优势，如地广人稀，人均拥有自然资源量大；农牧兼营，经济互补性强；多民族聚居，文化内涵丰富；民风劲健，勇于进取等等都得不到应有的发挥，经济社会发展也因之缓慢。宋代人口史上的这些局限性，再一次告诫我们，在处理西北的问题时，不能不首先处理好民族关系的问题。
收稿日期：2002-0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