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技术”发展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史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11)03-0137-21
一、背景
在传统的教育史叙事中，技术并非一个显在的要素。主要原因是因为教育技术的整体发展缓慢。历史上传播媒介技术的明显变化只有几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往往很难观察到它的影响。以15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为例，支持人类教育发展的主要媒介技术就是印刷技术，而可观察的教育变革主要来自于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学方法和学校组织等方面的变革，因此，也很难在教育史中占据更多的空间。
20世纪电子媒介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学术界对人类交流和传播手段的研究热情，传播学、教育技术学等研究领域纷纷出现。20纪60年代，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哈佛大学埃里克·哈夫洛克(Eric Havelock)、剑桥大学杰克·古迪(Jack Goody)和法国结构主义大师列文·斯特劳斯(Levi Strauss)等人对媒介、口传与书写的研究相继出版，引起了“口承与书写(orality and literacy)问题的讨论，在西方知识界引发了贯穿整个20世纪下半叶、几乎波及所有人文学科的大论战”[1]。20世纪后期出版的书籍史[2][3]、阅读史[4]、知识社会史[5]、知识分子研究[6]等著作中，都包含有对印刷技术、造纸术等因素的大量分析。世纪之交，影响中国网络教育政策议程的西方观点，也受到这次大论战的影响，需要放在这场大争议的背景下来解读。
这些关注传播媒介技术的研究，实际的旨趣却存有微妙的差异，正如media 这个词的含义。Media是一个多义词，在media的名义下，有些研究关注“媒体”，即报纸、杂志、电视等行业的发展变化；有的研究关注“媒介”，即纸张、印刷机、CD、计算机等技术手段和工具的研究。媒介史[7]往往是两种视角的混合，即罗列媒介技术也讨论“媒体”的相关话题。在20世纪中叶兴起的这些传播技术研究中，有两个领域的学者比较关注“媒介”技术对社会发展、人类表达的影响。这两个研究领域是媒介分析学派和对口头传统的研究。
研究“媒介”对社会发展影响的学术传统始自加拿大经济学家哈罗德·伊尼斯[8][9]，麦克卢汉自认为是他的学生，并在伊尼斯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媒介即是讯息”[10]的著名论断。媒介分析学者关注人类社会几次主要的媒介技术变革前后的一系列变化，例如公元前4～5世纪古希腊文明从口传到书写的变化，15世纪中叶印刷机出现前后书的外观、内容组织方式的变化等。媒介分析学者把这些“间断”的巨变以及其间发生的重大变革联系在一起，在大的历史时间跨度上，勾勒出一幅媒介技术影响社会变化的整体画卷。这种大时间跨度的宏观分析的优点是可以浓缩地观察媒介技术影响社会变革的大趋势，缺点是失掉了对具体某一“项”新媒介技术所引起的变革过程的细微观察。因此，西方学界批评媒介分析学派对社会变革的分析过于简化，是一种“技术决定论”[11]。互联网出现以后，当人类面临媒介技术的又一次巨大变化时，媒介分析学派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媒介分析学派的著作①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对传播学、教育学、情报研究、知识工程、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研究口头传统的学者包括埃里克·哈夫洛克、杰克·古迪和瓦尔特·翁。他们对古希腊口传到书写那段历史的分析，他们提出的口传的思维和表述特点[12]，口头表达中的经验储存、记忆、复制[13][14]等，对于我们认识“媒介”在人类表达、知识储存、汇集和知识加工、分享、利用中的作用，提供了难得的洞见。
媒介分析学派和口头传统研究的成果，对于我们认识互联网带来的教育变革，理解“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15]，预测网络影响下的教育发展，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丰富的历史材料。然而，由于传播技术的影响范围太广，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几乎所有的人类事务都有关系，所以这些著作引述的史料庞杂，叙述线索繁多，读者难以捕捉到清晰的逻辑线索②。从这些叙述中梳理出媒介技术与教育的相关线索，是教育技术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笔者对“媒介”的关注始于2000年第一次互联网泡沫破灭，聚焦于这项研究则是在2005年承担了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高校现代远程教育试点政策变迁及未来对策研究”之后。在研究网络教育定位、分析网络教育政策变迁的过程中，笔者越来越感到缺乏从历史角度对“技术”与“教育”的分析，已经影响了对网络教育层次、定位的总体判断。从人类教育发展历史的宏观视角，来考察媒介“技术”与“教育”的相互关系，观察历史发展的规律，对于教育信息化的“顶层设计”，对于明确网络教育定位，对于全社会形成关于“新媒介、新教育”发展共识，都具有重大意义。
本文首先从西方媒介分析和口头传统研究的资料中，挑选出与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相关的资料；其次，提出一个媒介“技术”定义，认为可以从符号、载体、复制和传播特征等四个维度来界定一种新媒介技术，这个定义是我们分析媒介技术与教育发展的一个基本观察单位(变量)；再次，以媒介技术定义为基础，解释了媒介技术发展的五个历史阶段，并重点分析了每一种“新媒介”是在哪一个维度上的创新；最后，在分析、分类和整理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五阶段的教育的“技术”发展史的分析框架，试图从历史视角解读“媒介”与“教育”的相互关系。在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寻找技术影响教育发展的规律。
二、本文的“技术”定义
“技术”这个词有着多种多样的含义，从单纯的硬件到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都可以称为技术。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Galbraith)认为，技术就是“在实践活动中，系统地运用科学或其他有组织的知识的过程”。然而，很多人听到“技术”这个词时，他们头脑中出现的还是计算机、CD播放器和航天飞机这样的技术产品[16]。由此可见，“技术”可能指一种“产品”，也可能指一个“过程”。
广义地看，一切“技术”都在影响着人类教育的发展，但是，教育技术学所关注的“技术”并非泛指所有的“技术”。简单地说，教育技术学研究领域主要关注一类“技术”，那就是传播媒介技术。无论印刷技术，还是广播电视，都可以归入传播技术的大范畴。信息技术本质上也是一种传播媒介技术。
在人类历史上，支持人类表达、交流与沟通的传播媒介技术还包括口头语言、象形文字、字母文字、图表、甲骨、竹简、莎草纸、人造纸、羊皮纸、活字印刷机、莫尔斯电码、电报、电话、模拟电信号、电影、电视、录音带、录像带、CD、二进制数、计算机、DVD和互联网等等。这类技术是波普尔(Karl Popper)的“三个世界”理论中“世界3”的容身之处。可以说，人类的科学探究、教育教学、社会组织制度等，都是在这“类”技术的支持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这类“技术”作为一个“显著”的影响因素(变量)进入教育研究者的视野不足百年时间，“教育技术学”的出现就是一个标志。这一百年正好是电子远距离通讯技术飞速发展的一百年。因此，在教育技术学研究领域中，“技术”概念一直随着电子通讯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分析变量和观察单位。
学术研究的基础是其核心概念体系。以什么样的“单位”作为核心变量，来观察和分析事物之间的联系，关系到一个学科的健康发展。核心概念界定得不好，就可能在学术研究中引起很多的“无效”争论。例如，多媒体、交互性究竟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变量，还是一种“媒介技术”的两个不同属性？这个问题就在教育技术研究领域引起了大量的争议。教育技术研究领域关于“媒体论”与“学习论”的争论、关于“物化技术”与“智能技术”的讨论；从“媒体”到“交互”的研究偏好转移等，都源于没有厘清技术、多媒体、交互性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
因此，提供一个清晰的“技术”定义是从历史视角分析“媒介技术”与“教育”之间关系的出发点。囿于篇幅，本文不再渍墨引述教育技术学上一系列的“技术”定义，而是直接将讨论聚焦到媒介技术，构建本文的媒介技术定义。
1.媒介技术
值得关注的是，当人们提到一项“媒介技术”时，通常指的是“几项”技术的组合，而非某一项单独的技术。例如，当我们谈起“印刷技术”的时候，通常暗示着表达符号是文字，书写载体是纸张，用印刷机复制书写的内容，依赖火车/飞机等交通工具运输图书。当说到“信息技术”的时候，意味着“表意符号”是文字、声音和视频等，而“存储和传播符号”是二进制的数字信号。“载体”是计算机，通过拷贝、粘贴、发送等操作来传输内容，信息以电荷流动的方式来传播等。同样，当我们谈到口头传唱、手工抄写、电视的时候，也分别对应着一组符号、载体、复制手段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传播特征。由此可见，在定义媒介技术时候，必须要考虑符号、载体、复制方式和传播特征等属性。
另外，本文的“媒介技术”要对教育的技术发展史的研究提供支持，因此必须能够有效地解释历史上几次大的教育发展。目前，分析技术对教育变革的理论主要有阿什比的“四次智力革命”[17]学说、尼尔·波兹曼提出的媒介变革引起的西方教育“三次危机”[18]以及南国农提出的教育传播技术演进的四个阶段[19]理论。经过分析发现，在阿什比的理论中，后面三次革命是由媒介技术引起的，并且这三种媒介技术与尼尔·波兹曼的“三次危机”说雷同，都是口传到文字、印刷术和电子传播媒介。由于时代的制约，这两位学者未对互联网(数字媒介)和电视进行区别分析。南国农区分了互联网与电视机，但忽视了印刷机的变革，他把印刷机出现前后的两个时代合称为“文字书写”阶段，这显然不能解释印刷机所带来的巨大变革。综合分析，本文将媒介技术史划分为口传、手工书写、印刷、电子媒介(以电视为代表)和数字媒介五个主要的阶段，这也符合传播学的主流观点。
本文的媒介定义还参考了Robert Kozma提出的Media Technology定义和媒介环境学派③对“媒介”的研究。Kozma将Media Technology定义为：媒介④可以通过技术、符号系统、处理能力等三个方面来定义。[20]Kozma指出，一种媒介最显著的特征是技术，然而对于教学效果的影响主要来自媒介的另外两个特征——它支持什么样的符号系统、它具有什么样的处理能力。媒介环境学派认为，新传播媒介技术的出现将渐次地引起符号表达、人机交互、社会交流结构的变化，进而系统地改变一个社会的传播生态环境和社会制度环境。
结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定义。这个媒介技术可以解释媒介技术发展史上几次重大的变革，为教育的技术发展史的分析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媒介技术是一类支持人类表达、交流与沟通的技术，它包含表达符号、载体种类、复制方式，以及传播特征等四个子属性。
其中：(1)表达符号指口头语言、字母文字、画面、视听语言、电脉冲信号和01二进制信号等符号系统。符号是人类表达的基本单元，它决定了一种媒介技术所支持的表达方式。(2)载体是指书写、存储、传播和显示内容的物质。莎草纸、羊皮纸、人造纸、磁带、CD、电视、计算机、光盘、硬盘、闪盘、互联网等，都属于载体的范畴。(3)内容复制方式包括口传、手工抄写、机器印刷、电视播送、上传/下载等。内容复制方式，对于传播的准确性和传播速度，有着决定性的影响。(4)传播特征指由于符号、载体和复制方式的不同，所导致的人机交互、人际交互的差异。传播特征决定了一个社会的传播生态环境，并对政治、经济贸易和教育教学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单向传播/双向传播、同步/异步、互动等是人们常用的描述媒介传播特征的术语。
这个包含四个维度的“媒介技术”定义是本文的基础。下文将以此为核心变量，分析媒介技术对人类科学探索和教育传播的影响。
2.媒介技术发展史
从媒介技术定义出发，笔者在借鉴了媒介环境学理论的基础上，从符号、载体、复制和传播特征等四个维度出发，重新梳理了人类媒介技术发展史，形成了表1所示的五阶段媒介技术发展史分析框架。
从口传、手抄文字、印刷、电子传播到数字传播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媒介技术的变革具体表现为“符号、载体、复制和传播特征”这四个属性其中一个或者几个的变化，结果营造出了全新的社会传播生态环境，并引起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变革。
(1)口传时代
口传媒介技术的主要特征是：表达符号是由人的喉咙发出的不同音节组成的口头语言。人既是内容的创作者，也是载体。由于不能依靠外在的记录载体，对人类经验和智慧的“记录”就完全依靠人的记忆。
为了便于记忆，口头修辞主要依靠富有韵律的诗歌、谚语等手法来表述人对外界自然现象和历史事件的观察，记录曾经发生的事情。口传时代专门从事“记录”和“复制”的职业是吟诵诗人，荷马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尽管如此，口传内容还是经常会被遗忘，或者在传唱过程中被吟诵诗人有意无意地改编。久而久之，对事实的“记录”逐渐变成了故事、后来又变成了传说和神话。因此，很少有人把《荷马史诗》当成一部严肃的历史著作。直到19世纪德国考古学家施里曼按照《荷马史诗》提供的线索发掘出古代特洛伊城的时候，人们才意识到这是记录人类早期活动的一部“口传历史”[21]，只是囿于口传的缺陷，这些曾经真实的“记录”已经演变成了神话传说。
口传时代，人与人的交流和协作主要靠“喊”。声音所能到达的范围，基本上就是人类相互合作、交易的范畴。这也决定了有组织的人类合作的规模。口传时代的人类主要是以部落为单位，自给自足地生活。
(2)手抄文字时代
与口传相比，手工抄写有两项创新：第一，希腊人创造出一种新的表达符号——字母文字；第二，记录的载体从人变成了外在的物质——莎草纸、羊皮纸。
书写载体的引入，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新篇章。“一个事物存在的符号并不等于那个事物本身，符号可以在那个事物不在场的情况下被使用”[22]。内容与表达者的分离，给人类社会的组织规模和组织方式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莎草纸使有组织的人类协作超越了“喊”的范围，社会组织的规模迅速扩大，在政治制度和学术探究方面，产生了一系列创新。莎草纸公文是希腊城邦政治运转的工具基础。借助于莎草纸的支持，亚里士多德开展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学术研究活动。亚历山大图书馆积累了50万卷(纸草卷)[23]，是人类最早的知识圣殿。
在这一时期，内容“复制”完全依靠“抄书匠”手工抄写。手工抄写速度慢，容易抄错，而且莎草纸、羊皮纸的数量稀少、价格昂贵。中世纪羊皮纸主要控制在教会手里。这些微小的障碍汇聚在一起的结果是，希腊文明在知识方面的丰硕成果，对其周围的政治或人民的生活和思想只有很少的或几乎没有影响。虽然在雅典和亚历山大城的书摊上，能以合理的价格买到各种不同质量的抄本，但若要将教育扩展到稍大的范围，便会立即引起埃及莎草纸的短缺[24]。在手工抄写时代，“读”与“写”是少数精英参与的活动，普通大众仍然依靠口头语言来获取信息、相互交流和协作。对于普通人来说，“读”与“写”还不是一项必需的技能。
(3)印刷时代
与手工抄写相比，印刷技术在“载体”和“复制”两个维度上带来了新的变化：第一，用人造纸取代了羊皮纸；第二，用印刷机替代了抄书匠。这两项技术革新，彻底改变了西方中世纪的沉闷气氛，西方社会走上了现代化的进程。
人造纸数量充足，印刷机复制准确、高效。这两项技术革新导致的结果是：任何人只要想“读”，就能获得充足的阅读物；只要想“写”，就能得到足够的人造纸张。印刷技术营造出一种全新的社会媒介生态环境。这个依靠“文字符号”、建立在“纸”上、支持双向表达和交流的传播生态环境，为欧洲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等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的衰落和欧洲的崛起这一历史逆转的时间点，也可以追溯到古登堡印刷机的发明。
印刷机出现一百年以后，“读”与“写”逐渐成为每一个人必须具备的技能，图书出版、周刊、新闻日报等行业快速发展。人类教育制度的一项重要的创新——现代学校制度，也开始出现并在全世界普及开来。
(4)电子传播
与前述的几种媒介技术相比，电子传播的最大创新是引入了一种新的表达符号——电脉冲信号。一个完整的电子传播过程需要两种符号：表意符号和存储传送符号。表意符号包括文字、声音和动态视屏画面等。在存储和传送过程中，表意符号被转换成电脉冲信号，进行保存和传输；到达接收端时，再将电脉冲信号转变成表意符号。
表意符号和存储传送符号的分离，产生了两项结果：第一，信息以电脉冲的速度飞跑，一条信息在一天之内可以在世界各地“跑”好几个来回，人类协作和对话的范围扩大了，世界迅速地变成了一个“地球村”；第二，表意符号到电信号的相互转换，文字、声音和视频等多种符号的混合表达，让人类“写作”由文字时代进入影像时代。人们开始用摄像机镜头观察这个世界、记录发生的事情。口传已经是遥远的过去，文字在记录的过程中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用“影像”记载不仅适合不同文化程度的人“阅读”，而且保留了远比文字丰富的场景、服饰、体态等“语言”信息。人类的记录和表达方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互联网出现以前的电子传播实际上是一个封闭的信息传输网络。与手工抄写时代类似，电台和电视台数量稀少，无线传输频道资源稀缺，“胶片”写作昂贵又复杂，这些障碍因素汇聚在一起的结果是：“影像书写”的权利属于一群专业工匠。普通大众“收看”的视频节目通常是由采编播、编导演等专业人员完成的，一旦普通人想要利用电视等载体表达自己的观点，电视表达机会的局限性就会立刻显现出来。因此，电视是政治宣传和商业广告的有效宣传工具，但其“单向传播”特性制约了它在教育教学中的作用。
(5)数字传播
与电子传播媒介相比，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传播媒介也在“符号”和“载体”两个维度上带来了两项创新：第一，用01数字信号取代了模拟电讯号；第二，用开放的互联网代替了封闭的电视网络。
互联网对电视的革新有点类似于印刷机对手工抄写的革新。首先，互联网是一个书写载体，它就像一张覆盖在地球表面的“大纸”，每个能访问互联网的人，都可以在这张“纸”上写文章、贴照片、播放视频、发布歌曲。其次，互联网是一个开放的出版平台，它取代了封闭的电视传播网络，使“出版”简化成了拷贝/粘贴、上传/下载，为个人化的表达和出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在互联网这个新的书写和表达平台上，已经“酿造”出一系列新的表达修辞，最典型的就是网络游戏。网络游戏这一新修辞既可以呈现静态内容，也可以通过角色代入让“读者”亲历历史，还可以通过情境和规则设计让分散在各地的“读者”在网上相互协作，训练战略意识、熟悉战术技能、完成攻关任务等。与以往的“阅读”相比，网络游戏为读者提供了从未有过的“置身其中”的“阅读”体验。香港有一款教育游戏把若干年的经济统计数据作为游戏的背景，学生可以在游戏中体验经济周期性波动对决策的影响。在游戏“阅读”情境下，经济统计数据不再是一本本枯燥的年鉴了。
互联网仿佛集中了所有媒介技术的优点，五百年来在教育传播领域占统治地位的印刷技术碰到了真正的挑战，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也走进一个新的阶段。
3.媒介技术与社会发展：解答李约瑟难题
15世纪中叶，中国人和欧洲人都掌握了人造纸和活字印刷技术。但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从四维度的“媒介技术”定义出发，或许可以部分地解答这一难题。15世纪中叶，虽然欧洲人和中国人都掌握了人工造纸和活字印刷技术，但是书写符号的个数，也就是活字字模的数量却引出了下面两个问题：一是工人素质，欧洲排字工只需要分辨26个字母，中国工人则需要识别10000个汉字；二是排字效率，欧洲每排一个“字”是做26选1的操作，而在中国是10000里选1。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导致15～19世纪之间西方社会的印刷读物和识字人口迅速增长，而中国虽然比欧洲更早地发明了活字印刷技术，但实际的出版仍然依靠雕版印刷，社会阅读文化和识字人口一直停留在欧洲中世纪的水平。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仍然有半数以上的人口是文盲。
以此为背景分析15世纪中叶东西方社会发展进程的逆转，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体会媒介技术对于社会进步、科学发展的影响。
三、教育的“技术”发展史
以本文提出的“媒介技术”定义为基础，在教育史的关键时间点上打上“新媒介”出现的标记，得出如表2所示的五阶段教育的“技术”发展史的分析框架。
从媒介技术发展史和教育的“技术”发展史来看，一项创新的媒介技术引起教育变革通常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新瓶装旧酒”，用莎草纸记录口传史诗，用印刷机复制手工抄写的书稿等，都是用新媒介“装”旧内容的典型事例；第二个阶段是“新瓶酿新酒”，在新的表达环境下，出现新的创作手法和知识表达结构。莎草纸出现之后“抽象分类、形式逻辑推理、下定义”等书面表达的出现[25]，印刷技术出现后拉米斯教材范例以及学科分化的出现等，都体现了“新瓶酿新酒”的典型特征。
此外，从产业链的视角来看，新媒介技术对教育的影响不仅止于教与学这一环节，而是影响教育产业链的整个流程，从知识研发、出版、发行，一直到教育和教学。在信息技术的影响下，不仅产业链各环节自身会发生变革，更重要的是对整个产业链的调整，并导致某些环节和某些职业完全消失⑤。
下面，我们将翻开历史的画卷，看看在五次媒介技术革新的过程中，在人类科学探究和教育传承方面，都发生了哪些事情。
(一)口传时代
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的古希腊，以字母文字、莎草纸为基础的书面写作开始全面侵蚀口头传统[26]。此前，人类主要依靠口头语言来“记忆”生活经验和智慧。口传和书写的时间分野，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因为苏格拉底不写、而且反对写，他的思想是借由柏拉图的著作才传承到今天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口传和书写的分界大约就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间。
1.口语时代的表达
由于不能借助外在的材料来保存人类生活体验，表达必须有利于保存记忆和激活记忆。口语社会中经常开展各种庆典活动，借助表演，把声音、动作和场景整合成一个整体，通过声觉、视觉、叙事、情景或环境的提示激活个人的记忆。
口语时代表达的基本结构是陈词和套语。那时候，“整个口语知识界或思想界都依靠……套语来构建思想。……已经获得的知识必须要经常重述，否则就会被人遗忘：固化的、套语式的思维模式是智慧和有效管理之必须”[27]。
口传表达依靠听觉感知系统，缺乏分类、推理等抽象的表达方式。“口语文化根本就不能对付几何图形、抽象分类、形式逻辑推理、下定义之类的东西”，“用分析性问题训练学生和其他人，似乎也是文本学习的晚期才出现的”。[28]
2.口传时代的教育
口传时代显然还没有出现阿什比所说的教育“由家庭到基督教会或犹太会堂”的转移[29]，家族部落主要通过讲寓言、讲故事和举行集会等方式，教育儿童接受部落的传统，并训练儿童承担一定的社会职责。
口语时代有一种特殊的人——吟诵诗人，他们负责“保存”本部落的文化传统，并在集会上为大家传唱头脑中记忆的内容。从吟诵诗人所承担的记录和传承文化的职能来看，他们有点像是一种“口头书本”，或者“口语教材”。吟诵诗人的教育主要依靠师徒相授，通过反复背诵、反复练习来“复制”和“传承”本民族的经验和智慧。
(二)手工书写时代
在手工书写时代，传播的基本符号系统从口头语言变成了字母文字。有趣的是，最早出现在莎草纸上的文字是像荷马史诗这样的口头传说。紧接着，新的传播媒介技术酝酿出新的表达方式，分类和分析等表述方式开始出现。
有了莎草纸这种外化的记录载体，人们有可能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关于生活的智慧等，以文字符号的形式汇集在一起，并经过比较、甄别和分类，形成系统的知识表述。这种“知识”有别于个人的、分立的观察和思考，它建立在社会群体的观察和交流的基础上，具有社会建构的色彩。知识的这种“社会建构”性，也为我们理解“媒介技术”与高深知识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思考和研究的切入点。
1.莎草纸与亚里士多德的学术研究
借助于莎草纸的帮助，亚里士多德开展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研究工作。有一段时间，亚里士多德雇佣了上千人带着莎草纸到希腊和世界各地，为他收集各种自然历史资料。这些人并没有接受过专门的学术研究训练，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收集各地的传说，把口头的传说变成莎草纸的记录，带回雅典。
亚里士多德如何处理一千多人搜集回来的庞大信息？史料没有记载。显然，亚里士多德首先需要有足够的空间，把这些莎草纸记录展开以便于查看；其次，他可能会按照地域/时间等建立一个分类/索引系统；最后，亚里士多德需要确立一些基本的科学判断逻辑，以处理那些相互矛盾的传说。分类、推理等基本的数据分析就从这里开始。
作为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注重对事物的区别和比较，开辟了汇集知识和整理知识的伟大事业。在他的伟大事业背后，我们无法忽视莎草纸和字母文字这些“新”媒介技术的贡献。
2.亚历山大图书馆
根据史料记载，公元前2～3世纪，托勒密王朝通过重金收购、雇人抄写、掠夺和兼并等方式，在亚历山大城建立了当时世界上藏书最多、文种最多、书目记录最全的亚历山大图书馆。[30]
当时进入亚历山大港的商船都要受到搜查，所有书稿、手稿都会被埃及人抄下来，把原本保留在亚历山大图书馆，副本交给原来的主人。另外，托勒密王朝还通过重金购买、借阅等手段，收集世界各地的书籍。就这样，亚历山大图书馆藏书量最多时达到50万卷，其中包括第一本希腊文《旧约圣经》的译稿、古希腊诗人荷马的全部诗稿、《几何原本》的真迹原件、古希腊三大悲剧手稿真迹等。
图书资料在亚历山大城的汇集，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精英汇聚在亚历山大城，开展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活动。古希腊天文学家埃拉托色尼、文献学家阿里斯塔克等都曾出任过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馆长，哲学家埃奈西德穆、数学家和物理学家阿基米德等也均在此讲学或求学。亚历山大城还设有授课的讲堂，很多学生不远万里来到亚历山大城接受教育。
除了图书馆以外，亚历山大城还建立了博物馆、天文台、实验室、解剖室、植物园、动物园等，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由国家设立的研究院和教育机构。
3.古希腊、古罗马的教育发展
罗马时代的学校大体有三级：初等学校是私人开办的收费学校；第二级学校是文法学校，学习的内容是文法和读诗；雄辩术学校是高等学校。雄辩术学校的教学目标是培养辩护师，教学内容包括天文、数学、集合、音乐、哲学、伦理、逻辑、法律等所有学问，还要训练说话的声调、节奏、抑扬顿挫、面部表情、手势、仪态、风度等。其教学方法主要是学生的演讲练习。学生们在熟读名人的演说词的基础上，自己写作演讲稿，在班上做演讲和辩论[31]。
雄辩术学校教育的实质是在书写材料的辅助下，训练逻辑严谨、富有感染力的口头语言表达能力。这表明当时的各项社会事务仍然倚重口头交流。
事实上，由于莎草纸数量有限，手工抄写速度慢，阅读物供应量稀少，识字教育仍然局限在少数人的范围内。在大众化的社会交往中，仍依靠“听”和“说”的口头交流作为主要的传播手段。因此，虽然人类经典的教育理论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但如果认为当时的学校教育已经得到很大的发展，则可能是一种错觉。
4.中世纪教育的停滞
关于中世纪读写教育的衰落和识字人口的大量减少，西方学者提供了很多不同的解释。其中有一种理由认为，教会对羊皮纸的控制影响了教育的普及。
从莎草纸抄写到羊皮纸的过程中，导致了教会对知识的垄断。所以，异教的著作受到忽视，基督教的著作则受到重视。“凡是圣经之外的知识，只要它有害，就宣判死刑，凡是它有益，就加以收录。”“世俗学问并禁，神学研究优先。”[32]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为了追求表面的华丽，中世纪手稿中字体书写过于花哨，难以辨认；中世纪书本极其奢华，但根本不是用来阅读的。
人们以工整的字体进行书写，来消磨时日。……这个时期对书籍的需求微不足道，内容几乎不管不问；人们为宫廷或某些世俗的或宗教界的大人物把书籍装饰得富丽堂皇。这些都表明，书籍的流传非常缓慢。……不仅如此，书籍根本不是为了供人阅读。它们只是有助于教堂财库的丰富，和个别富人收益的增加。它们与其说是思想上的宝物，不如说是经济上的财富。……精美的手抄本成了奢侈品[33]。
由于书写数量以及出版效率的制约，中世纪大多数人是根本不读书的文盲。中世纪的教学是口口相传，基本上是依靠学徒和“在职训练”来完成。中世纪学校的特点是“缺乏根据题材难易程度来编排课程的分级制度，各种题材同时教授、学生年龄混杂不一和学生自由选课[34]”。
中世纪学校的教材主要依靠教师自己抄写或者找人代抄，结果同一门课程的内容构成以及编排顺序可能都不一样。因为只有教师有教材，而学生没有教材，教学只能依靠教师讲、学生记。“死记硬背”是不可避免的。
(三)印刷时代
15世纪，带领西方进入印刷时代的实际上包括两项技术：公元12～14世纪，由中国人蔡伦发明的造纸术逐渐传遍了整个欧洲；15世纪中叶，德国人古登堡发明的活字印刷机。人造纸数量充足，打破了教会对羊皮纸的垄断。印刷机在精度和复制效率上的改进，使每一个需要的人都可以得到任何书籍的副本。书面表达的准确性，前所未有地推动了科学探索和教育教学的发展，并引导西方社会走上了快速现代化的道路。读与写逐渐变成了每个人发展的需要。
1.书面表达
最早出现在印刷书上的内容是手稿时代的《圣经》，“新瓶装旧酒”。接着，新媒介技术“酿造”出了新的书面表达符号和表达结构。
首先，意大利文、法文和德文等民族文字取代拉丁语，成为欧洲各国的主要书面语言。其次，书面表达的文体不断创新。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大量地使用“小册子”宣传他的主张。1701年，英国出现了第一份日报，艾迪生为报纸创造了“社论”，以代替小册子和短文。笛福又对小册子的形式加以改造，使新闻记叙成为报纸的一部分内容。1779年，哈里森创办了《小说家》杂志，出现了编号的连续出版物[35]。
书面表达的内容和结构也越来越复杂多样。蒙田发表了个人随笔，英国作家班扬的《天路历程》把两个人间对白引进小说，笛福把故事情节引进英国小说。1742年，里查森把情节、人物、描写和对白糅合起来，使他的作品成为完全意义的小说[36]。
写作在个人生活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里查森编写了一套“以普遍关注的实用性话题为内容的日常书简丛书”，即《帕梅拉》丛书，作为书信体的范本，目的是“让乡下的读者自己学会写信”[37]。
口语时代由于记忆的阈限，“词”的数量有限，含义不断变化。白纸黑字使“词”的含义固定下来，而“词”的数量不断增加，字典和词典很快成为知识分子必备的工具书，“词典”也使书变成了权威的象征。
书面表达使人类可以在文字世界中处理复杂的时空关系，描述外在表象和心理冲突等复杂的人性层面，解释可观察的证据、关系和理论体系等复杂的认知结构。这无疑为人类认识外在的自然世界和交互冲突的社会环境，提供了一种新的表述技术手段。可以说，印刷技术创新了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中“世界3”的存在空间和组织结构。人脑(世界2)对世界1的点滴观察和感悟有了一个容身的“空间”，文字表达结构的“创新”也为人类知识理论的建构提供了一种技术上的组织结构。
借助于印刷媒介技术，人类汇集了从古到今、从东方到西方的各种故事传说、地理考察、物种变化、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记录，形成了一整套分学科的知识体系。以至于，“有关公元前600年世界上的情况，今天的我们所了解的，的确比那个时代无论哪一个活着的人所知道的都要详细”[38]。基于印刷技术所建立的这套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知识体系，集中了全部人类累积起来的对世界的观察、感受和认识，它是全人类知识建构的成果。
印刷媒介技术对现代学术研究和现代教育教学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影响：第一，在学术研究领域，形成了“可重复、可验证”的科学研究规范；第二，在教育教学领域，出现了一种新的知识组织结构——拉米斯教材范例。
2.现代学术研究规范：可重复、可验证
中世纪，教会借助于对羊皮纸的控制逐渐获得了对“知识”的审判权力。印刷技术打破了教会对书写材料的垄断，也打破了教会对知识的审判权力。在哥白尼、伽利略与罗马教廷之间关于“日心说”的斗争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可重复、可验证”的科学研究规范。
16世纪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理论。为了避免与罗马教廷发生直接冲突，他直到临终前才正式出版了《天体运行论》。该书一出版，立刻被罗马教廷视为大逆不道的邪说，意大利学者布鲁诺因为宣传哥白尼学说，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伽利略因为发展了这套学说，被教廷判处终身监禁。
然而，思想一旦得以表达和传播，就变成了一种独立于作者的客观存在。只要教会不能像销毁羊皮纸卷那样销毁《天体运行论》，就不能阻止思想的传播和生长。哥白尼去世以后，印刷媒介技术充当了“接力棒”，把证明和发展“日心说”的任务传给了后来的天文研究者。很多欧洲学者通过书籍接触到哥白尼的思想。在哥白尼研究的基础上，欧洲各地的天文爱好者进行了大量的天文观察，积累了更为丰富的观察数据。终于，哥白尼思想、丰富的观察数据和那个天才头脑——开普勒——幸运地相遇。开普勒在大量数据的基础上，经过计算分析最终证明了哥白尼学说，并提出了著名的开普勒三定律。
因为“副本”稀少，口传和手稿的传播近似于一种线性结构，而印刷技术所营造的社会传播是一种弥散性的结构。哥白尼思想、积累的观察数据不仅“遇到”了开普勒，还“遇到”了伽利略。
17世纪初，伽利略在(望远镜)工具和科学实验思想的支持下，进一步完善了哥白尼理论。1632年，伽利略用意大利文出版了《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详细描述用望远镜在月球上看到的情景，用运动的相对性原理回答人们对地球自转的诘难，用地球绕太阳公转说明四季星空变化的原因。
在哥白尼⑥“日心说”长达一百年的发展完善过程中，印刷媒介技术发挥了三个方面的作用：(1)为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科学家，营造了直接和间接的思想碰撞机会；(2)保存和汇集了不同时代、不同地方天文学家的客观观察记录；(3)增加了新思想、观察数据和天才头脑“相遇”的机会。在印刷所营造的这个开放、弥散性的传播环境中，媒介技术就一个“接力棒”让天才的头脑相互“接力”，使一个新思想、新发明迅速地发展和完善，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这是人类科学史上第一次以充分的科学论据、大规模的观察和争论形成新宇宙观的科学探索，它无声地揭开了科学革命的序幕，“可重复、可验证”变成了新的学术判断标准。由亚里士多德(基于莎草纸)开创的有组织学术研究至此变成了一个日常性、有组织、成规模的人类实践领域。一个规模庞大的科学家群体开始出现，科学探索成为我们认识自然、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3.教科书版式的变化
印刷机的发明，直接影响了教科书的出版格式和内容逻辑结构。
在手工抄写时代，每本书抄写的字体大小、地图和人体骨骼结构图的比例各不相同，每本书的厚薄都不一样，手抄书既没有页码，也没有目录和索引。
16世纪中叶，书籍出版的标准化格式逐渐形成。1516年，约翰·弗罗本在伊拉斯谟的《新约全书》第一版中首次使用了页码。接着，印刷书籍中开始出现目标、索引和注释，标点符号、段落标题、分段、书名页和页首标题等陆续出现。到了16世纪末，机器印制的图书在外观上已经接近于今天的图书。
当人们为了印刷的目的重新修订教科书时，学科领域的内容和组成逻辑也被改造了：
中世纪时，由于很少有老师完整地看过《法典大全》，因此教授《法典大全》的老师既不能向学生、也不能向自己说明每一个法律的组成部分是如何跟完整的原理体系相联系的。但从1553年开始，以印刷为目的的一代法律学者着手进行编辑整部手稿的任务，包括重新组织各个部分，根据内容把它们归入不同的段落，以及为引文编制索引。他们使这部古典文献变得完全可以为读者所用了，文体上明白易懂，内在逻辑通畅。他们彻底改造了这个学科。[39]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其他学科。在手工抄写时代，同一学科往往有不同的课本，课本各部分顺序的安排也不一致。“仅仅是为教授不同的学科和不同等级的课本做准备，就等于鼓励重新评审既定的步骤和重新安排对不同领域的处理方法。”[40]确定何者为先、何者为后，就是课本作者改造学科领域的过程。
4.拉米斯教材范例
印刷书籍所具有的“ABC式”的线性内容组织方式，不同于带有口语文化遗存的手稿。手稿中充满了对话、箴言和警句，而教科书的陈述显得平淡无奇、直截了当、涵盖面广。印刷术造成的封闭表达结构不仅存在于文学作品中，而且存在于分析性的哲学著作和科学著作中，最经典的就是拉米斯教材范例。
彼得·拉米斯开创了教材的范式，一切“学科”(辩证法、逻辑、修辞、语法、算术等等)教材的范式：首先是冷冰冰的学科定义和分类，由此再引导出进一步的定义和分类，直到该学科的每一个细枝末节都解剖殆尽，处理完毕。拉米斯式的教材不指明它和该书之外任何东西的互动关系。书里不会讲棘手的困难，“对手”不会出现。[41]
根据拉米斯的教材范式，如果你恰当地定义、恰当地分门别类，书中的一切自然会不言自明，教材本身就会圆满无缺，自给自足。拉米斯把困难的问题和“对手”的辩难分派到不同的“讲授范畴”(lectures)里，使之分别进入辩证法、修辞、语法、算术等领域。[42]
今天，大多数的教材都是按照拉米斯范式编写的。印刷革命以后，随着教科书的刊印和修订，知识内容分别进入了不同的教科书和学科领域，导致学科分化越来越细，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找到文艺复兴时期“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分子。今天大多数的专家都是“窄家”，这或许是印刷时代留给我们的一份遗产？
5.现代学校制度
标准化的教科书和充足的书写材料，为现代学校制度的出现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简单地说，现代学校制度的主要特征是：(1)教学按内容分科，按照内容的难易程度，分不同的年级开展教学活动；(2)学生按年龄分级；(3)以班级为单位，组织日常教学活动。在现代化的学校教育中，同一个班的学生年龄相仿，在同一时间段内学习难度大致相当的课程，并利用书写来检查学生的学习效果、提供针对性的反馈和指导。
印刷机出现一百多年以后，以“班级授课制”为核心的现代学校制度正式确立。随后的近四百年间，现代学校制度从欧洲传到美洲和世界各地，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由日本传到中国。
随后，学制、考试评价制度、学位制度等不断完善，形成了今天的现代教育体系。可以说，人们习以为常的这一整套教育制度完全建立在五百年前的那一项新媒介技术——印刷技术的基础上。
(四)电子传播时代
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传播媒介对社会传播生态环境主要有两方面影响：第一，信息以电子的速度传播，世界缩小成了一个“地球村”；第二，从文字书写进入到影像书写时代，人类表达从单纯的文字表达进入到语言、音乐和画面共同表达的视听时代。
1.“视听”教育
电影和电视带来的丰富的视听效果立刻引起了教育研究者的兴趣，关于视频媒介对教育的影响，出现了很多乐观的预言。1913年，爱迪生曾经预言：“不久将在学校中废弃书本……有可能利用电影来传授人类知识的每一个分支。在未来的10年里，我们的学校将会得到彻底的改造。”[43]
从“视听教学”开始，教育技术学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但是，对带“电”的“多媒体”的过分关注也给教育技术学研究带来了致命的先天不足——他们一直把教育技术的“学科史”与媒介技术推动人类教育发展的“实践史”混为一谈，排斥“学科”建立以前出现的那些支持人类教育发展的“老旧技术”，经常会有人说黑板、文字、纸张、印刷书等传统的媒介不是“教育技术”。
从“内容呈现”角度，致力于把“单媒体”变成“多媒体”的“视听教学”运动，除了为课堂教学增加了一些多媒体的教学资源以外，并没有给学校带来实质性的变革。爱迪生的预言很快破灭了，庞大的人类教育体系仍然依赖于印刷技术所营造的传播生态环境。
2.电子传播媒介的局限
电视在教育领域作为有限的原因在于：电视传播网络作为一个封闭系统，是一个单向的传播通道，不支持双向对等交流。
电视用“影像”写作，通过电视台来播放。影像“写作”复杂又昂贵，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数量少，相对封闭，普罗大众难以利用电视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和理解。虽然在一对多的教师讲授传播流程中，电视具有规模优势；但是，当教师想要通过对话、考核、作业等形式来了解学生的学习效果时，这个教学反馈的“回路”必须依赖于印刷、电话等其他媒介技术。广播电视大学就是依靠这种模式来开展远程教学的。
只有那些支持双向对等交流的媒介技术，才能给传统的学校教育带来彻底的革命性变革。从这个角度看，电子传播媒介对教育的影响类似于手工抄写，它的主要使命是探索“影像书写”的技巧、积累“影像书写”资源，准备迎接互联网革命的到来。
3.电视在“快速”出版和严肃“阅读”方面的意义
在电视带来的所有变化中有三点值得关注，它们可能在未来的互联网开放环境中，对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带来更大的影响。
第一，电视每天都以“影像”内容“记录”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依靠世界各地从业者的努力，电视每天都用镜头“记录”世界各地发生的“事实”，这些巨量的“碎片”化“事实”影响着人们的信息接受偏好。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碎片”不等于知识，“从电视上获得的意义往往是一些具体的片段，不具备推论性，而从阅读中获得的意义往往和我们原来储存的知识相关，具有较强的推论性”[44]。
第二，电视节目还是一种“快速”出版物，大量地“出版”专家言论。例如中央电视台的“直击华尔街风暴”、北京电视台的“财经五连发”对国美和陈晓争端的系列讨论，就像是一种“快速”出版物，是“读者”了解事件过程、学习金融和财经知识的良好内容。尤其是上海第一财经“中国经营者”对马云、马化腾、李彦宏、关国光等人的系列访谈，是最好的互联网学习资料，目前还没有任何教科书能与之比肩。
第三，电视也提供了大量的“严肃”读物。现在把电视简单地定位于一种娱乐媒介，已经不准确了，电视“写作”已经出现了“虚构”、“写实”和“新闻”等不同的类型。美国“60分钟”节目所开创的电视杂志、中央电视台记录频道、美国探索频道、美国国家地理等出品的电视纪录片，已经具备了严肃“读物”的意义。读者在观看这些节目时，不仅经常回放，而且可能会做笔记。在未来的学术论文中，也许会出现“引自《故宫》×集第×～×分钟”这样的标引。
(五)数字时代：以互联网为代表
互联网是所有传播媒介技术的集大成者。它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表达符号丰富、记录准确、支持双向传播。这些优势集中在一起，使互联网在记录、表达和传播结构上，具有了前有未有的特征，彻底改造了原有的社会传播生态环境，也必将引起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的革命性变革。从本文前面对教育的技术发展史的梳理来看，互联网引起教育变革也会按照一定的历史逻辑，从以下几方面引起教育的变革。
1.引起教育培养人的目标的变化
互联网出现以来，已经导致政治选举、产品制造、电子商务、金融支付等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这些变革最终将改变传统的做事方式和组织流程，并最终引起教育育人目标的变化。这里以美国总统候选人筹款方式的变化，来分析互联网对政治议程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这种变化可能引起的教育培养目标的变化。
小布什以前的美国总统候选人主要采用晚宴等面对面交流的方式筹集竞选资金。在筹款过程中，必然要发生场所、餐饮、(捐款人)住宿、往返飞行、着装等“中间费用”。如果来宾每人只捐200美元，可能都不够支付这些“中间费用”。奥巴马采用互联网捐款，他改变了捐款方式和流程，省去了大量的“中间费用”。所以，尽管奥巴马80%的捐款都在200美元以下，但他还是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筹集竞选资金最多的总统候选人，并成为世界上第一位“互联网总统”。
互联网对政治的影响还不止筹款这一个环节，更重要的是民意的表达和政治家对民意的代表。在不同的媒介技术环境下，民意表达和汇集的成本不同，限制思想传播的难度不同，可能会导致政治协商制度的不同选择。无论是现代国家的内部治理，还是全球化的政治和经济协商，都会受到互联网的影响。
互联网在政治选举、产品制造、电子商务、金融支付等行业引起的一系列变化，将大大改变未来人类的工作方式、协商方式和协作方式，对教育的育人目标、人才素养结构，以及培养方式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如何让我们的孩子适应未来50年全球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是今天世界性的教育改革的根源。
2.媒介技术创新，将引起教育发生两个阶段的变革：第一个阶段是“新瓶装旧酒”，第二个阶段是“新瓶酿新酒”
教育信息化的本质是人类基本“书写”行为从“纸上”向“网络”的迁移。因此，第一步是把“存量内容”从旧媒介变成“新媒介”的格式，目前国家实施的多项教育信息化工程，包括精品课程建设、多媒体教学、白板教学等，都属于“新瓶装旧酒”的阶段。
信息技术对教育的“革命性”影响主要体现在第二个阶段——“新瓶酿新酒”，教育信息化的未来蕴藏在“新瓶酿新酒”的创新中。下一阶段的教育信息化建设，一方面要关注新的写作修辞，关注那些不能“装回”纸书的全新的知识组织结构；另一方面要重视教学流程在多空间的重构。在互联网的影响下，今天的课堂“同时并存着多个传播子系统，学生‘身’的出现，已经不能保证‘教与学’真的发生了”[45]，教师必须要思考如何在教室、工厂车间、医院和虚拟网络教室等多空间中，有效地安排各项教学活动和任务，使教学能够真正有效地促进学生的成长。
3.互联网对教育的影响不仅仅止于“教与学”这一个环节，而是影响教育产业链的整个流程，从知识研发(学术研究)、出版、发行，一直到教育和教学；在信息技术的影响下，不仅产业链各环节自身会发生变革，更重要的是对整个产业链的调整
这里，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是互联网对基于“印刷媒介”的传统学术研究流程的挑战。印刷媒介所支持的调查研究通常是依靠事后的追索，依靠抽样来还原事情的发生和发展。而且，纸媒介支持下的调查研究环节，在时间上是相互分离的。时间上的滞后和抽样的局限性，导致调查研究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现失真。例如，问题表述词不达意；被调查者无意的遗忘或者有意的歪曲；抽样的局限性等，都可能影响到统计结果的准确性。近两年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房价和住房支出数据屡遭批评，就暴露了传统抽样统计方法的问题。
在互联网环境下，借助于银行卡、电子商务平台以及未来的“物联网”等触发介质，大量的人类事务“在发生的同时就被记录”到网络数据库中。基于这些新数据源形成的统计分析结果，已经开始影响国家的重大决策。例如，通过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平台，监测中国的外贸进出口形势；利用银行卡刷卡消费数据，分析中国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等，都已经开始得到了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重视。最近关于支付宝外资股权的退出纷争，也有这方面的因素。
基于互联网新的知识组织结构也开始出现。例如，美国科学家评选的“2009年最佳科学视频”——“Follow the Money”[46]就是一篇用“影像”撰写的学术论文。“论文”以动态视频来呈现多维度、立体化的研究成果，很难再把它“装回”到传统的纸质出版物。
四、总结
对教育的技术发展史的梳理，启发我们应该从多角度思考信息技术对教育的革命性变革。
第一，从口传、莎草纸到印刷技术，人类知识生产的方式有着明显的差异。今天，互联网所营造的弥散性的社会传播环境，使“研究”和“实践”之间出现了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密的联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范围经济”现象，导致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生产从模式1进入到模式2。信息传播的弥散性、知识作为“范围经济”产品的特点，对未来的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将产生结构性的影响。
第二，媒介技术的演进，使人类储存知识的方式，系统地表述知识的体系也相应地演进和变化。“新瓶装旧酒”是把口传、手写、印刷环境下积累的知识体系装入到互联网新表达系统中。今后，网络游戏等带互动的表达手段，由超媒体、数据库和搜索引擎所带来的新的内容组织结构，将在互联网环境下，酿造出新的知识表达体系和知识组织结构。这将彻底改变现有的写作和出版行业，并使人们利用知识的方式和读与写行为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第三，信息技术使人类教学更接近于“因材施教”的教育理想，而备选方案⑦的增加也大大提高了教育决策的复杂性。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建立在印刷技术基础上，带有工业化色彩的“满堂灌”式的教育可能被解构为若干个独具特色的细分教育市场。教育机构和学习者将在选择和组合的基础上，形成特色教学方案，以满足不同年龄、不同偏好的学习者的差异化学习要求。这是下一阶段中国教育信息化顶层设计的出发点。
本研究主要采用了西方媒介史的资料，而没有使用中国媒介史的资料。首先是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对中国媒介技术史系统的分析资料。其次，中国媒介技术发展的历史非常特殊。手工抄写和雕版印刷的历史一直持续到19世纪，而印刷机、广播、电影、电视、计算机、互联网等媒介技术又集中出现在20世纪(而且主要集中在20世纪下半叶)。因此，印刷技术、电子媒介、数字媒介的影响相互叠加，很难观察到每一种媒介的影响方式和影响路径。因此，本文提出的教育的“技术”史框架虽然建立在西方媒介史的基础上，但对于思考互联网影响下的中国教育未来发展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注释：
①2000年以来，媒介分析学派的一系列著作也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主要包括：哈罗德·伊尼斯的《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马歇尔·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和《机器新娘——工业人的民俗》，尼尔·波兹曼的《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和《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约书亚·梅罗维茨的《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保罗·莱文森的《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思想无羁》和《手机——挡不住的呼唤》，瓦尔特·翁的《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林文刚的《媒介环境学》和伊丽莎白·爱森斯坦的《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等。
②媒介分析学派的著作是北大教育学院研究生必修课《教育技术学基础》的参考资料，也是网络读书活动的备选书目。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往往不得要领，似乎处处有真知灼见，但又很难把这些洞见组织成系统的解释。本文提出的媒介技术定义、教育的技术发展史的框架，也是在历年教学中经过反复尝试形成的。从与学生和同行的交流来看，定义和框架能够比较清晰、系统地解释媒介技术带来的变化。
③媒介环境学派是由媒介分析学派发展出来的。麦克卢汉去世后，媒介分析研究的大本营从多伦多转移到纽约。纽约大学教授尼尔·波兹曼和他的学生梅洛维茨、保罗·莱文森、林文刚是这个学派的学术骨干。2000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林文刚编写的《媒介环境学》描述了学术流派的发展，以及他们的主要学术观点。
④为避免与教学媒体的相关争议相混淆，本文采纳媒介环境学派的观点，将media译为“媒介”。
⑤历史上的抄书匠和排字工都消失了，抄书业也消失了。随着电视的发明，出现了影视和广告行业。互联网也同样会引起某些工作的消失和新职业的出现。
⑥加“哥白尼”这个限定词，以区别于亚历山大城时期的“日心说”。
⑦例如，针对特定的教学对象和特定的教学目标，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教学资源，在什么场所安排教学，怎样在教室、实验室、工厂车间、视频会议教室、网络教室等多个实体和网络空间中，合理地安排和组织各类教学活动，信息技术带来的这些多样化的选择，大大增加了教学设计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