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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 （1999）05—0061—12
金朝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朝代，金代文学则以其雄健磊落、奔轶绝尘的独特风貌为北雄南秀、异轨齐驱的中华文学提供了重要的范本。因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宋自南渡以后，议论多而事功少，道学盛而文章衰，中原文献，实並入于金。特北人质朴，性不近名，不似江左胜流动刊梨枣。”（卷一九零总集类四）继辽而起的金朝，与僻处北方一隅之地的辽朝不同，当它灭亡北宋以后，占据了长江、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正是在历史悠久的中原文化和女真等少数民族纯朴的草原文化互相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丰富多彩、光照人间的金代文化。一如清人龚显曾《金艺文志补录》讲过的：“金源魁儒硕士，文雅风流，殊不减江以南人物。如虞仲文、徒单镒、张行简、杨云翼、赵秉文、王若虚、元好问辈，或以经术显，或以词章著，一代制作，能自树立；而《金史》艺文志阙如，可不为之斠补而表彰与欤？”（《亦园脞牍》卷四）
据《金艺文志补录》的著录，当时金代作家有文集留存者，不下九十余人。然而当金、元鼎革易代之际痛遭兵火散亡，所剩已经无多。元初文学家张德辉在《中州集后序》中指出：“百年以来，诗集行于世者且百家，焚荡之余，其所存者盖无几矣。”实际上有金一代典章文物所遭受的洗劫，金亡前后虽属大端，尚非仅有。早在贞祐二年（1214年）金廷由中都（今北京）南迁南京（今河南开封）之时，中原地区就蒙受了一场空间的灾难。其时由于蒙古铁骑的南犯，“室庐扫地，市井成墟，千里萧条，阒其无人”（李俊民《泽州图记》），文化典籍自亦难免扫荡之灾。而且正象《元史》所述，当“太祖（成吉思汗）之世，岁有事西域，未暇经理中原”的情况下，近臣别迭等即向成吉思汗进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元史》卷一百四十六《耶律楚材传》）虽然由于耶律楚材的极力反对，使惨绝人寰的悲剧后来没有完全成为不幸的现实，但是这一惊世骇俗之论既然能够出现，足以使人想见蒙古军队南犯之初草菅人命、杀人如麻的情景。则赵秉文作于贞祐初年的《饮马长城窟行》诗所谓“胡人以杀戮为耕作，黄河不尽生人血”（《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五）良非单纯夸张之语。因而元好问曾经十分痛心地指出：“贞祐丧乱之后，荡然无纪纲文章。”（《太古观记》，《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五）仅以元好问的家乡河东北路忻州（今山西忻州市）为例，据元好问在《中州集》卷七王万钟小传中记载，当贞祐二年三月三日忻州陷于蒙古军队之手时，“死者十余万人”，元好问之兄元好古即殁于“北兵屠城之祸”（《敏之兄墓铭》，《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五）。其时元好问“避兵阳曲、秀容之间，岁无宁居”，“家所有物，经丧乱而尽”（《南冠录引》，《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七），所幸“藏书壁间得存”（《故物谱》，《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九）。但是在元好问于当年举家南渡黄河、避居三乡时，“载二鹿车自随”的千余册图书再经洗劫，“焚荡之余，盖无儿矣”（《故物谱》）。金朝硕儒名家精心撰构之作，命运亦不例外。比如赵秉文在给金代中期主盟文坛的党怀英的文集《竹溪集》作序时，即称“近岁寇攘，丧亡几尽，姑裒次遗文仅成十卷，藏之翰苑云”（《竹溪先生文集引》，《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十五）。党怀英的文集尚且如此，其他人的作品可想而知。至于天兴三年蒙古亡金前后，由于再度“塞马南来”，铁蹄所向，无不摧灭，礼乐文章，扫地以尽。金末作家李俊民甚至认为，自北齐文宣帝“天保四年（553 年）至今癸卯（1243年）七百五十一年（周惠泉按：当为六百九十一年之误，此处盖李俊民多计六十年一甲子），其间升沉兴废者屡矣，虐焰之酷，未有甚于此时者”（《大阳资圣寺记》，《庄靖集》卷八）。其时学人文士，不遑宁处，文事堕地，势所必然。例如曾经魁进士第于平阳、南渡后仕为国史院编修官、应奉翰林文字的一代名士张邦直，据刘祁所说，金亡前夕“南京（指开封，为金后期都城）被围，阙食，余遇之富城西，敝衣蓝缕可怜。已而闻鬻卜天街，值一回鹘问卜，子忠（邦直字）以文语应之，为回鹘所殴。北渡将还乡，道病死，哀哉！”（《归潜志》卷五）张邦直的遭遇并非文士中的特例，因而当神州陆沉之际，元好问有感于一代学人的悲惨命运而于汴京围城中秉笔撰写的《癸巳岁（1233年）寄中书耶律公书》有云：“百年以来，教育讲习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无几；丧乱以来，三四十人而止矣！夫生之难，成之又难，乃今不死于兵，不死于寒饿，造物者挈而授之维新之朝，其亦有意乎？无意乎？诚以阁下之力，使脱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养之，分处之，学馆之奉，不必尽具，
粥足以糊口，布絮足以蔽体，无甚大费；然施之诸家，固已骨而肉之矣。他日阁下求百执事之人，随左右而取之，衣冠礼乐，纪纲文章，尽在于是。将不能少助阁下萧、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假而不为世用，此诸人者（按指元好问向耶律楚材推荐的五十四人）可以立言，可以立节，不能泯泯默默，以与草木同腐，其所以报阁下终始生成之赐者，宜如何哉！阁下主盟吾道，且乐得贤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一引手之劳，宜不为诸生惜也。”（《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九）为了维系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元好问对于蒙古汗国中书令耶律楚材不惜低声下气，游说百至，其用意无非是在一场空前的浩劫中为文士学人、一代精英争取一个起码的生存条件。文人的温饱存活尚且难求，作品的散佚不传可想而知。斯文扫地，痛何如哉！当此之时，金代作家的文集佚失者当一定更多。还有一些作家遭逢乱世、不幸身亡以后，虽然有人愿为鸠集遗稿、刻木以传，但是身处板荡之余而一直无法如期实现，以致成为永远不能弥补的缺憾。比如金末诗人李汾（长源）的作品就属此类。同时诗人王元粹《哭李长源》诗云：“十月西来始哭君，山中何处有新坟。以才见杀人皆惜，忤物能全我未闻。李白歌诗堪应诏，陈琳书檄偶从军。穷途无地酬知己，会待升平缉旧文。”但是升平岁月终未盼到，历经磨难之后王元粹本人亦在孤苦无依的境遇中相随过世。有感于此，千载之下仍然使人难免怦然心动，为之惋惜。士之生不逢时，死不传世，金代文人的命运何其不幸乃尔！李汾是元好问的“三知己”之一，其作品如元好问在《中州集》卷十李汾小传中所说，多于“兵火中散亡”，所幸《中州集》保留部分诗作，乃好问“就其少作”，“所能记忆者录之”。（《中州集》卷十“三知己”）尽管李汾现存作品为其早年之作，却为后人称推不已，比如清代的王士祯在谈到《中州集》和金诗的时候，即认为“刘迎无党之歌行、李汾长源之七言律，为《中州集》之冠”。（《渔洋诗话》卷下）假如李汾能够免于不幸早逝，或其金、元易代之际的晚期作品得存，则何可限量哉！殆与元好问并驱争先亦未可知也。
金代作家的文集历经天翻地覆的时代巨变以后，到了元代流传已少。在元人纂修宋、辽、金三史时，苏天爵就曾发出感叹：“金儒士蔡珪、郑子聃、翟永固、赵可、王庭筠、赵沨皆有文集行世，兵后往往不存。”（《三史质疑》，《滋溪文稿》卷二十五）当然仅就蔡珪而言苏天爵是讲错了，蔡珪文集入元以后当尚有存本，元初诗人郝经《书蔡正甫集后》（《郝文忠公集》卷九）一诗可以为证。不过其后又经元、明两代的歧视，金人文集多无所传。存留至今者，仅有蔡松年《明秀集》（原本六卷，今存三卷）、王寂《拙轩集》（清人辑本）、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王若虚《滹南遗老集》、李俊民《庄靖集》、元好问《元遗山先生全集》、段克己和段成己《二妙集》，不足已知金代文集的十几分之一。金代的诸官调作品今存者有无名氏《刘知远诸宫调》（残本）、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它们不仅丰富了金代文学的内容，而且对于探索北曲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实物材料。金代诗歌总集则有元好问在北渡以后为了保存一代文献而编选的《中州集》，所录作品虽与金诗实际数量相去甚远，不过除了当时在世者没有入选以外，大多数重要作家的诗作或多或少皆有收录；尝鼎一脔，大旨可知，为我们了解和研究金代诗歌与金代文学提供了重要依据。继元好问之后，元代的房祺将《中州集》未收的两河流域金代遗民诗人的部分诗作编为《河汾诸老诗集》，保存了金亡前后一部分金代诗人的作品。其后清人郭元釪又对《中州集》加以全面增补，汇成规模更为可观的《全金诗》，至此现存金代诗歌庶几粲然大备。至于金文总集，则有清人张金吾纂集的《金文最》和庄仲方纂集的《金文雅》，虽然前者尚非金文作品的全帙，后者实为金文作品（包括少量诗作）的选本，在一定程度上毕竟起到了弥补一代金文之阙的作用。词集则有今人唐圭璋编定的《全金元词》，诗评类有近人陈衍编辑的《金诗纪事》。
一、《明秀集》
《明秀集》，蔡松年撰。蔡松年（1107～1159年）是金初文学家，字伯坚，号萧闲，真定（今河北正定）人。他在北宋宣和末从父蔡靖守燕山，宋军败绩时随乃父降金，仕至右丞相，封卫国，加封吴国公，谥文简。完颜宗弼（兀术）南进伐宋、与岳飞等交战时，松年曾为宗弼“兼总军中六部事”（《金史》卷一百二十五本传）。金主完颜亮为了投鞭南渡、混一天下，对于其家历代仕宋的蔡松年亟擢显位，以耸南人视听；正隆四年松年谢世时，完颜亮曾亲自奠于其第。蔡松年以词著称，元好问认为“百年以来乐府（按指词）推伯坚与吴彦高”（《中州集》卷一）。《明秀集》有魏道明注本，原书六卷，录词一百七十七首，今存一至三卷，存词七十二首。清人朱彝尊《词综》所录松年词《尉迟杯》一阙，按目录应在第五卷；万树《词律》所存《月华清》一阙，按目录应在第四卷，皆为今本所无。但《词综》汪森序写于“康熙戊午十七年”（公元1678年），《词律》万树自序写于“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皆在《明秀集》一书佚而复得以前，当从《中州乐府》选录。《明秀集》最早著录于南宋后期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可见《明秀集》在金朝时、最晚在金亡不久就已传入宋境。清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该书孤本尚藏民间，未显于世，因而不及收录。蔡松年的词作清新隽爽，调高格奇。虽然他一生官运亨通，所作却一再吟咏着山光水影和长林丰草，反复表示希望“求田问舍”、“早退闲居”。如“我有一峰明秀，尚恋三升春酒，辜负绿蓑衣”（《水调歌头·送陈咏之归镇阳》）、“老境骎骎，归梦绕、白云茅屋”（《满江红》）、“谁识昂藏野鹤，肯受华轩羁缚，清唳白蘋洲。会趁梅横月，同典锦宫裘”（《水调歌头》）、“吾老矣，不堪冰雪，换此萧闲。传语明年晓月，梅梢莫转银盘。后期好在，黄柑紫蟹，劝我休官”（《雨中花》）等等，不胜枚举，所在多有。作家所以反复道此，是其由宋仕金以后颇为复杂的内心矛盾所决定的。元人对蔡松年评价甚高，王邻在序《湛然居士文集》时至有“贾、马丽则之赋，李、杜光焰之诗，词藻苏、黄，歌词吴、蔡”之语，把蔡松年与贾谊、司马相如、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相提并论，足见其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魏道明注文虽有牵强附会和繁冗琐屑之弊，金末王若虚、元好问对之皆有微词，但是由于注文详记同松年赓唱迭和诸君仕履始末，不仅对理解原作有所帮助，而且使一代人文得所考核，足补《中州集》、《归潜志》之阙。
《明秀集》以金刻残椠，由金迄清越五百年再登梨枣，而且乾、嘉以来递相影写，辗转多手，以是字多讹误。光绪间再刻时几至难以卒读，虽经王鹏运等再三校雠，鲁鱼亥豕仍所难免。如卷二《水龙吟》词序“余始年二十余，岁在丁未，与故人东山吴季高父论求田问舍事”云云，“吴季高”当为“吴彦高”之讹，盖金初诗人吴激字彦高，“东山其自号也”（元好问《中州集》卷一吴激小传），魏道明注文可证。
《明秀集》乃清道光四年（1824年）根据金椠残本刊刻，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重刊。有光绪间吴重熹《石莲庵汇刻九金人集》本。
二、《拙轩集》
《拙轩集》，王寂撰。王寂（1128～1194年）系金代中期文学家，字元老，蓟州玉田（今河北玉田）人，天德三年（1151年）登进士第，仕为太原祁县令、通州刺使、中都副留守、蔡州防御使、中都路转运使等职，谥文肃。著有《拙轩集》、《鸭江行部志》、《辽东行部志》。《拙轩集》原本久佚，清代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辑出，釐为六卷行世。集中包括赋、诗、词、表、牒、记、序、帖启、书后、行状、墓铭、哀辞等各类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是诗词和散文。王寂在金朝鼎盛时期的大定（1161～1189年）、明昌（1190～1196年）年间曾经以文章政事显称于世，清人长白英和甚至将其誉之为“大定、明昌文苑之冠”（《〈金文最〉序》），元好问《中州集》卷二小传称其“专于诗”；《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则认为“寂诗境清刻
露，有戛戛独造之风，古文亦博大疏畅，在大定、明昌间卓然不愧为作者”。由于他生活在元人所称道的“时和岁丰，民物阜庶，鸣鸡吠犬，烟火万里，有周成康、汉文景之风”（王磐《大定治绩序》）的金朝全盛时期，因而得以不时咏唱“赫赫金源帝子家，暂分符竹奠京华。礼容登降歌麟趾，庙算纵横制犬牙”（《上南京留守完颜公》其二）的兴盛气象和“吾爱吾庐事事幽，此生随分得优游。穷冬夜话蒲团暖，长夏朝眠竹簟秋”（《易足斋》）的闲适情趣。但是由于在户部侍郎任上以救灾不力贬离京都、出守南疆，于是去国怀乡便成了后期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所谓“我亦伤流落，老泪不成行”（《水调歌头·木芙蓉》），所谓“荒烟村落，疏雨汀洲，天涯南去更无州。坐看儿童，蛮语吴讴”（《一剪梅·蔡州作》），所谓“梦寻蓟北山深处，身在淮西天尽头”（《思归》），就是这种忧思愁绪的写照。集中有的诗文作品表面赞扬恩多责薄，实则郁郁不平之气溢于言表，盖诗人贬官，纯属冤案（详见周惠泉《金代文学家王寂生平仕历考》，《文学遗产》杂志1986年第6期）。 明乎此，可以加深我们对这类作品的理解。《四库全书总目》对《拙轩集》一书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但是该书提要亦有疏误之处。比如提要称王寂“登天德二年进士”，检《拙轩集》卷二“忆昔登科正妙年”一诗，诗题中有“天德辛未，家君守官白霫，仆是岁登上第”之语，“天德辛未”实为天德三年，则提要所谓“天德二年”当为天德三年之误。
今存《拙轩集》系清人自《永乐大典》辑出，有光绪间吴重熹《石莲庵汇刻九金人集》本；今复按中华书局影印《永乐大典》残卷，标引“王寂拙轩集”而馆臣漏辑者尚有二诗，今补载于此：
高村马上口占
村村桑柘绿成围，蚕傍三眠麦棹旗。
为问农家真乐否，不妨说与长官知。
（《永乐大典》卷三千五百七十九“村”字韵。影印本第五十册）
过麻棘铺，不觉欣然似有西归之兴，马上戏成一诗，他时当以麻棘部落错欢喜铺
路入辽西马欲飞，山川村落尚依稀。
行人辄莫错欢喜，此度西来未是归。
（《永乐大典》卷一万四千五百七十六“铺”字韵。影印本第五十三册）
三、《闲闲老人滏水文集》
《闲闲老人滏水文集》，金后期文学家赵秉文撰。赵秉文（1159～1232年），字周臣，号闲闲，磁州滏阳（今河北磁县）人，累官翰林侍讲学士，兴定中拜礼部尚书，兼侍读学士，积官至资善大夫，勋上护军，爵天水郡侯；史称其仕五朝，官六卿，勗君以道，自奉如寒士。赵秉文是金代最重要的文学家之一，诗、文、字、画俱工，撰作颇富。所著有《易丛说》十卷，《中庸说》一卷，《扬子发微》一卷，《太玄笺赞》六卷，《文中子类说》一卷，《南华略释》一卷，删集《论语解》、《孟子解》各十卷，《资暇录》十五卷，所著诗文号《滏水集》者前后三十卷。今存《闲闲老人滏水文集》二十卷，补遗一卷；其中古赋一卷，诗七卷，文十二卷。赵秉文早在金室南渡以前就已负有文名。鉴于金章宗后期沉湎于声色之娱，朝廷上下侈靡成风，士大夫之学多华而少实，浮艳尖新的文风随之而滋长，赵秉文生逢其时，极欲挽回文风，纠正流弊，以韩愈、欧阳修自任；继党怀英主盟文坛以后，文人学士，影附风靡。因而时人有“公起河朔，天以经付；挺身颓波，为世砥柱”（元好问《闲闲公墓铭》，《遗山先生文集》卷十七）之誉。统观集中所载之文，大凡出于经义名理之学，重在达意，不事雕琢，一扫虚饰浮艳之习；又长于辩析，极所欲言而止，宛若行云流水，不以绳墨自拘；诗则含蓄蕴藉，温润自然，上接风雅，近承唐人，对于金代后期诗风的转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孕育了元好问等一批杰出的诗人。至于词作，虽然文集没有收录，所存篇数亦不为多，却十分引人注目。如《青杏儿》：“风雨替花愁。风雨罢，花也应休。劝君莫惜花前醉，今年花谢，明年花谢，白了人头。乘兴两三瓯。拣溪山好处追游。但教有酒身无事，有花也好，无花也好，选甚春秋。”看似脱口而出，句句妙语天成，近人况周颐在将上篇与其门下士元好问的词作《促拍丑奴儿·学闲闲公体》相较时，甚至认为“遗山诚闲闲高足。第观此词，微特难期出蓝，几于未信入室。盖天人之趣判然，闲闲之作，无复笔墨痕迹可寻矣”。（《蕙风词话》卷三）对于赵秉文的历史地位，元好问作出了全面评价：“盖自宋以后百年，辽以来三百年，若党承旨世杰，王内翰子端，周三司德卿，杨礼部之美，王延州从之，李右司之纯，雷御史希颜，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若夫不溺于时俗，不泊于利禄，慨然以道德仁义性命祸福之学自任，沉潜乎六经，从容乎百家，幼则壮，壮而老，怡然涣然，之死而后已者，唯我闲闲公一人。”（《闲闲公墓铭》，《遗山先生文集》卷十七）杨云翼则盛称“礼部天下士，文盟今欧韩”（《李平甫为之画系舟山图，闲闲公有诗，某亦继作》）。
据杨云翼《〈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引》，赵秉文生前自订文集在元光二年（1223年），然复按今本收录之作， 多有其后的正大（1124 ～1231年）、甚至正大以后所撰者，可知今传者非赵秉文自订原本，当为后人裒集成书。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王树柟对赵秉文的作品重加考订，专取诗、赋，编为《闲闲老人诗集》十卷，刻木以传。其中词赋一卷，诗九卷，易原本分体之旧为依年诠次，另立目录两卷，附录年谱两卷，从而提高了使用价值，对于更好地理解和研究赵秉文的作品不为无助。《闲闲老人滏水文集》有《辅丛书》本、《四部丛刊》影明印汲古阁抄本；清吴重熹《石莲庵汇刻九金人集》本，内有杨守敬札记两卷、附录一卷。
四、《滹南遗老集》
《滹南遗老集》，金末文学家王若虚撰。王若虚（1174～1243年），字从之，号慵夫，金亡以后自称滹南遗老，真定稿城（今河北藁城）人。早年尽力于学，博闻强记，诵古诗至万余首； 章宗承安二年（1197年）擢经义进士，历管城、门山县令，入为国史院编修官， 迁应奉翰林文字，又曾奉使西夏；正大间在国史院主持史事，修《宣宗实录》，后迁平凉府判官、延州刺史，入为翰林直学士。他颇有济世之才，“于中外繁剧，无不堪任”（《中州集》卷六小传）。然而多年居于闲散的位置上，没有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是以主要成就在于学术方面。元好问对其学术上的建树推崇备至，认为“自从之殁，经学、史学、文章人物公论遂绝，不知承平百年之后当复有斯人也不。”（同上）所著《滹南遗老集》四十卷，包括《五经辨惑》二卷，《论语辨惑》五卷，《孟子辨惑》一卷，《史记辨惑》十一卷，《诸史辨惑》二卷，《新唐书辨》三卷，《君事实辨》二卷，《臣事实辨》三卷，《议论辨惑》一卷，《著述辨惑》一卷，《杂辨》一卷，《谬误杂辨》一卷，《文辨》四卷，《诗话》三卷，杂文及诗五卷；另附续集一卷。经、史学术著作部分，辨难驳疑，不落窠臼，对汉、宋儒者解经之附会迂谬和史书、古文句法修辞之疏误纰漏，多有批评订正。其四卷《文辨》、三卷《诗话》则专门论文、论诗，虽未形成完备的文学理论体系，但是就文学批评而言，观点鲜明，见解独到。在文学和生活关系的看法上，王若虚主张写“真”去“伪”，反映客观现实，以为“哀乐之真，发乎情性”（《诗话》上），“文章唯求真是而已”（《文辨》一）。有鉴于此，像罗可的咏雪之作“斜侵潘岳鬓，横上马良眉”，他就直以“假雪”斥之（《诗话》中）。对于主张“无一字无来处”和以“经史雅言，晋宋清淡”作为诗文素材的北宋诗人黄庭坚，更是进行了尖锐批评，甚至认为其“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作诗方法不过是“剽窃之黠者耳”（《诗话》下），称“江西诸子之诗”乃“斯文之蠹”（《文辨》四）。在内容和形式关系的看法上，王若虚赞同其舅周昂“文章以意为之主，字语为之役”的主张，把思想内容放在突出地位，强调“辞达理顺”（《诗话》下）、“浑然天成”（《诗话》中），对于“不求是而求奇”（《诗话》中）、“不求当而求新”（《诗话》下）的倾向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指出：“凡文章须是典实过于浮华，平易多于奇险，始为知本末。世之作者，往往致力于其末，而终身不返，其颠倒亦甚矣。”（《文辨》四）但是形式主义的影响在王若虚身上亦偶有流露，比如《史记辨惑》和《文辨》虽然正确指出了司马迁的某些缺失疏漏，但是在总体评价上则不无偏颇，曾认为“迁虽气质近古，以绳准律之，殆百孔千疮”（《文辨》一）。从而暴露了其理论的不彻底性。至于王若虚的创作实践，与其理论主张能保持一致，其文不事雕琢，唯求理当；其诗崇尚自然，能曲尽情致。
《滹南遗老集》有《四部丛刊》影旧钞本、《丛书集成》本；《滹南诗话》有《历代诗话续编》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霍松林等校点本。（按，霍松林在《滹南诗话》校点前言中称王若虚生于1177年，卒于1246年，实误；详见周惠泉《王若虚生卒年辨正》，载《文学遗产》杂志1986年第1期）
五、《庄靖集》
《庄靖集》，金末文学家李俊民撰。李俊民（1176～1260年），字用章，号鹤鸣老人，泽州晋城（今山西晋城）人，生而聪敏，幼而能文，早年穷探伊洛之学，超然有独得之妙。承字五年（1200年）大魁多士，擢经义进士第一，入为应奉翰林文字，未几弃官教授乡里，金室南渡则隐居黄河以南的嵩山等地。金亡以后忽必烈曾在藩邸以安车召见，优礼有加，卒谥庄靖先生。所著《庄靖集》，系郡守段正卿与同郡后学门士为之裒集，郡人所谓“泽虽岩邑，俗尚儒风，今桑田更变，桂树凋零，幸有状元先生在是，天下未丧斯文于吾地”（李仲绅《〈庄靖集〉序》引郡守段正卿语），良有以也。李俊民以清才雅韵，随寓发舒，流丽精华，脍炙人口，据称其生平著述近万篇，中经变乱，荡析殆尽，虽经郡人广搜博采，仅得诗赋古文千余篇，乃存十一于千百者也。于是募工镂板，成书以传。全书十卷，包括诗六卷，词一卷，文三卷。统观李俊民的诗文，奇隽雄迈，磊落不凡，格老意新，辞经旨远。由于具有深厚的学术根柢，故其发而为文章，粹然一出于正，所谓“先生之文，经天纬地之文也，玉润珠辉，光粹自奇；先生之诗，感善惩恶之诗也，韶作钧鸣，音响自别。”（叶贽《重刊庄靖先生遗集序》）李俊民金亡以后尚且健在二十余年，人称所存作品多为晚年“游戏之绪余耳”，但是集中仍然不乏金、元易代之际表现黍离之悲和家国之痛的作品。因而《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所作诗类多幽忧激烈之音，系念宗邦，寄怀深远，不徒以清新奇崛为工”（卷一六六）。李俊民的一些抒情小诗，多高古含蓄。如《渊明归去来图》：“先生从来寄傲，肯向小儿鞠躬！笑指田园归去，门前五柳春风。”清新自然，蕴藉有致，既是咏陶之作，亦含自况之意。又如《秋江断雁图》：“不堪愁里见秋光，江北江南木叶黄。谁信朔风犹跋扈，天涯吹断弟兄行。”表面无非题画之作，实当寄托身世之感，“朔风跋扈”云云，大有深意在焉。李俊民的散文，亦称有典则而无浮华。如《泽州图记》在记述泽州历史沿革的同时，不仅反映了“金国自大安之变，胡骑入中原，北风所向，无不摧灭”的社会现实，而且以切肤之痛再现了“虐焰燎空，雉堞毁圮，室庐扫地，市井成墟，千里萧条，阒其无人”、“死者已矣，生者倒悬”的空前惨剧，触物感发，动人心魄，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庄靖集》旧有元段正卿癸卯年（1243年）刻本，其时李俊民尚未谢世，不当以谥号“庄靖”名集；明人叶贽《重刊庄靖先生遗集序》有“先生自号鹤鸣，故其集亦以名之”之语，则其书首刻时当以“鹤鸣集”见称。明人李瀚正德三年（1508年）则以《庄靖集》为名重刻。今存清光绪间海丰吴重熹《石莲庵汇刻九金人集》本、《山右丛书初编》本。
收稿日期：1999—0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