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中介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合理性阐释——基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合理性论文,视角论文,经济学论文,交易成本论文,中介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09)05-0062-06
市场经济和国家宏观调控体制作为全球社会经济发展运用的主要工具，二者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在教育服务这样的公共产品供给领域也发挥了无法估量的作用，先后成为公共服务供给的中坚力量。从1651年霍布斯的《利维坦》涉及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研究开始，理论界对于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讨论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最初，“国家宏观调控可以弥补公共产品供给的市场失灵”是对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第一个阶段认识；在公共产品供给理论的影响下，政府越来越多地介入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但由于政府预算扩张动机等“内部性”的存在和信息的不完全，使得公共产品单位成本上升，且难以满足消费者的偏好等“政府失灵”现象产生，部分公共产品交由私人部门来供给反而比政府的效率更高。因此，理论界的认识发展到第二阶段，即公共产品既可以由政府供给，也可以由市场供给。近阶段，公共产品供给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促使以第三部门为供给主体的自愿供给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不断扩张其供给领域，涉及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多个方面。由此不难发现，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更替一直是一个被动选择的过程，是一个产生失灵问题即效率损失之后对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重新选择的过程[1]。
教育服务是一种特殊的准公共物品，由于教育系统本身的复杂性，无论是采用集权制进行教育管理的国家（如我国）还是采用分权制管理的国家（如美国），其供给主体的选择都至关重要。因此，为避免上述被动选择所不可避免的效率损失，就应该主动选择教育服务的供给主体。
1937年，科斯在《企业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中提出交易成本这一概念，认为市场机制在私人产品的供给领域存在较高的交易成本，为了节约交易成本，以企业组织替代“价格机制”进行私人产品交易。因此，交易成本的存在是企业产生的根本原因[2]。在教育服务供给领域，供给主体的选择同样存在着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的相互替代。那么，这种替代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交易成本是不是在教育服务这类准公共产品的供给领域同样发挥作用？本文将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引入到对教育服务供给问题的研究中，从交易成本的角度解释现阶段应运而生的教育服务供给主体——教育中介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合理性。
一、三种教育服务供给主体的理论假设比较
交易成本是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科斯的“交易成本”范畴的提出，在经济学领域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开辟了一片新领域，形成了经济学上的一场革命，他把原来无摩擦的理想世界还原为有摩擦的现实世界，为新制度经济学家开启了一扇经济研究的新窗户和无穷的想象空间[3]。由此，交易成本似乎成为了新制度经济学家手中的一面“魔镜”，能够解释经济生活中一切解释不清甚至是无法解释的现象。以科斯定理为基础，威廉姆森将其发展为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企业的本质就是出于交易成本的节省而对市场的替代作用，经济组织的核心问题在于节约，不同的交易要对应不同的治理结构，以便节约成本尤其是治理成本[4]。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组织只有两种类型，即竞争性的市场组织和等级制的企业科层组织。但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市场配置资源带来交易成本，科层组织在节约交易成本的同时又产生了较高的管理成本，节约管理成本的方法不是仅仅回到市场中去，而是建立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组织，这种中间组织既能节约交易成本又能节约管理成本。同市场相比，中间组织牺牲了激励而有利于各部门间更高级的协作，从而具有较低的交易成本；同科层组织相比，中间组织牺牲了协作性而有利于产生更大的激励强度，从而具有较低的管理成本。中间组织的内部组织之间在互相保持独立性的条件下，建立了比较长期而稳定的交易关系，价格机制和等级制共同配置资源，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同时发挥着调节作用。事实上，中间组织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市场”或者“有市场的组织”，其治理成本——“组织成本”也是由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构成的。因此，当中间组织的交易成本与管理成本之和较市场的交易成本和科层组织的管理成本都小时，中间组织就会出现。其性质就是出于对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的节省而对市场和科层组织的替代[5]。
教育中介组织作为社会中介组织的一种，它的出现受到了人们特别的关注。在西方其被称为“中介团体”或“缓冲组织”，英文概念最初源于美国著名学者伯顿·克拉克，是指存在于政府和大学之间，由学术专业人员组成并具有协调功能的团体或组织[6]。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对教育中介组织的界定较多，但没有统一的定论。一般认为，教育中介组织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主要指参与政府教育决策和各级各类管理教育运行活动的一种中介性机构[7]。也有的研究者认为教育中介组织是指介于高等教育机构和与其发生关系的主体之间，涉及与教育相关的事务、活动或服务等，不具有行政管理职能和育人职能的独立自主的组织[8]。尽管理论界对于教育中介组织的认识上各有侧重，但都强调了它是构成现代教育体制的一个部分，强调了教育中介组织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供专业性服务，依法参与教育事务，具有特殊功能的社会（非政府）组织。通过以上论述，有学者相对标准与全面地给出了教育中介组织这样一个描述性的定义：教育中介组织是按照一定的法律法规，遵循独立、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社会活动中发挥服务、沟通、评估、监督功能的社会组织。它既不是政府的派出机构，也不是具体的办学实体，而是介于政府与学校之间，学校与学校之间，学校与社会其他组织或个人之间的组织，是连接政府、市场、学校之间的桥梁和纽带[9]。那么，教育中介组织与市场经济领域的中介组织是否存在可比性？或者说，是否可以运用市场经济组织间的交易成本理论来解释教育组织间的交易成本呢？
计划经济时代，人们普遍认为公益性是教育服务最根本的属性，因此，教育事业理所当然应由政府大包大揽，承担所有投入，即社会教育服务的资产投入具有绝对的专有性。随着我国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教育服务的产业性逐渐显现，社会也逐渐意识到教育服务是教育产业生产的非实物劳动成果，它同实物产品一样，生产时需要投入生产要素，包括人力、物力、财力构成教育服务的生产成本，教育服务的供给也不再按照“政府办学”这样一种模式发展，而是在不同的教育系统、同一教育系统的不同教育层次甚至同一层次的不同地区都在探索适合自己的办学模式。政府逐渐“减负”，整个社会、市场承担起了“大国办教育”的重任，教育服务的公益性与产业性得到了多样化的契合。同时，教育服务的公益性与产业性并不是其绝对的属性，而是教育服务这一活动属性共同体上的两个端点，并且教育服务的现实属性往往是两者的一种不同程度的综合，这就决定了我国现阶段的教育服务只能是一种介于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之间的“准公共产品”。传统的公共产品理论认为，私人产品的排他性、竞争性决定其应交由市场来供给，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非竞争性、拥挤性，使得其单一的供给主体——政府在渐渐摄入“私人资本”的过程中，发展到很多公共领域开始交由市场或中介组织供给。显而易见，教育服务的本质属性为其供给主体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即教育服务可以交由政府部门提供，也可以交给市场提供，同样可以由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教育中介组织”来供给。
市场经济领域的中介组织通过发挥桥梁连接功能、缓冲功能、专业服务功能、评价和监督功能以减少运行成本，提高经济和社会效益。从产业化角度来分析，教育的产品就是教育服务，它必须遵守市场规律，满足市场需要。教育同经济一样，也是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世界中运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摩擦力，即教育制度的制定、维护和完善的费用以及制度框架下为各种教育交易的达成所进行的信息搜集、处理、发布等一系列的交易费用，也就是教育交易成本。因此，教育既要接受政府的引导、市场的调节，同时又要与政府、完全的市场保持一定的距离与张力，这就需要在政府与学校、市场与学校之间建立一种能彼此沟通协调的纽带，即教育的产业化性质决定了其能够借鉴市场经济领域的中介组织发展，建立与发展教育领域的中介组织。
将交易成本理论应用到教育服务供给领域，其同样存在三种不同的供给主体：即完全市场化组织、政府纵向一体化组织以及教育中介组织。三种供给主体分别代表三种治理模式，其运行中的交易成本因“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不同而在特别的状态下取得不同的效果。其中，资产专用性是指“在不牺牲其生产价值的前提下，某项资产能够被重新配置于其他替代用途或是被替代使用者重新调配使用的程度”。
图1
根据威廉姆森的观点作如下分析：假定教育服务供给的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不变，图1中，M(k)、E(k)、G(k)分别为完全市场化组织、教育中介组织、政府纵向一体化组织在供给教育服务过程中产生交易成本的曲线。k表示教育服务交易中资产投资的专用性程度。当k=0时，教育服务供给为通用资产，此时G(k)＞E(k)＞M(k)，即是通用性的，完全市场化组织的交易成本最低；随着资产专用性的提高，即k增大，交易成本也随之上升，但三种治理结构对应的治理成本上升的速度（即曲线斜率）是有差别的，完全市场化组织的治理成本随着教育服务供给的资产专用性提高而迅速上升，教育中介组织次之，政府纵向一体化组织的交易成本上升最为缓慢。当k上升到某一点（设为
），在这点上完全市场化组织与教育中介组织的交易成本相等，且小于政府纵向一体化组织的交易成本，这时随着k的进一步增大，由于完全市场化组织的交易成本上升比教育中介组织快，教育中介组织的交易成本则变得最低，即M(k)＞E(k)且G(k)＞E(k)（当然在这期间，先是M(k)＞E(k)，然后G(k)＞E(k)）。再当k上升到某一点（设为
），在这点上教育中介组织与政府纵向一体化组织的交易成本相等，且小于完全市场化组织的交易成本，这时随着k进一步增大，由于教育中介组织的交易成本上升的比政府纵向一体化组织快，政府纵向一体化组织的交易成本最低，即M(k)＞E(k)＞G(k)。
由上分析可知，在教育服务供给的资产专用性较低的情况下（k＜时），教育服务供给主体的选择是完全市场化组织交易成本最低。而在较高的资产专用性之下（k＞时），政府纵向一体化组织是交易成本最低的教育服务供给主体，其通过内部集中化降低了外在不确定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的侵害，同时，也可以充分享受专业化投资带来的潜在收益。另外，在一定条件下（＜k＜时），教育中介组织能够使得教育服务的交易成本最小化，从而成为教育服务的供给主体。教育服务的双重属性决定其资产专用性往往既不是极端的处于一种通用资产状态，也不是处于一种专有性极强的状态，而是两者的中间状态，从交易成本理论分析，需要构建一种教育服务供给主体能够兼具规模经济并打破垄断的优势，即我国教育服务供给主体也像图1所示，从两种极端状态向中介组织发展。教育服务的双重属性促使教育事业的多元化发展，同时，也为教育中介组织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二、教育中介组织对教育运行成本的节约机制
教育服务成本主要是由教育事业费和教育基本建设投资组成。长期以来，人们对教育服务成本问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淡化了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密切关系，对支出与效益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我们应该重视成本问题，认真研究教育服务成本的总量、结构和管理。与经济领域的资源一样，教育资源也存在“稀缺性”，同时，由于其外部与内部运行都需要投入成本，故教育服务的总成本可以分为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并且，教育服务供给的单位成本极大地受交易成本的制约，且与交易成本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如图2所示，ac、tc和pc分别表示在缺少教育中介来降低交易成本情况下的教育服务供给的单位总成本、交易成本和生产费用曲线，ac’和tc’分别表示教育中介组织供给教育服务条件下的单位总成本和交易成本曲线。这时生产费用是指生产要素转化为产品的成本，交易成本是指人们在博弈中支付的信息成本（或制度制定与运行的成本[10]），教育服务供给的单位总成本是生产费用与交易成本之和，即ac=pc+tc，ac’=pc+tc’。随着教育服务社会分工的加深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生产费用不断降低，而交易成本呈上升趋势，在缺少教育中介来降低交易成本的情况下，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发展到A点后将不再继续发展，此时教育服务供给的单位总成本为M。然而，在教育中介组织提供教育服务的条件下，能够使得交易成本下降，则图中的tc曲线不仅下移，而且其弹性也变大（大于pc曲线），此时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从A点继续发展至B点后，教育服务供给的单位总成本从M下降至N点。图2显示，正是交易成本曲线由tc向下移动至tc’，才使得教育服务供给的单位总成本曲线ac下移至ac’，最终使得教育服务供给单位总成本自M点下降至N点。
图2
以上数理模型的假设分析，使我们认识到深入分析教育中介组织对教育服务供给过程中的成本节约机制，只需要抓住关键环节，分析现实条件下，教育中介组织如何发挥作用，使得交易成本曲线由tc向下移动至tc′。即分析图2中，有哪些推动力量作用于下面的箭头？就这一问题，以教育中介组织的功能为契合点，分析如何实现假设模型中交易成本曲线的下移。
（一）教育中介组织发挥专业化管理功能，实现教育交易活动的规模经济
有学者强调教育中介组织既不是行政性组织，也不是学校性质的组织。它不是某个组织的名称，而是从事教育中介组织活动并形成职业化、专业化的一类组织的总称[11]。教育中介组织的工作专业性和技术性以及专家构成的多样化使其具有较高的权威性。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认为，只有社会的总交易成本量达到一定程度，从事每一笔交易的费用才会降下来[12]。因此，教育中介组织的运行带来了整个社会用于教育交易的资源增加，即总量交易成本的增加。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教育中介组织发挥专业化管理功能，实现教育服务领域交易活动的规模经济。这不仅能够有效降低每项教育服务的摩擦费用，而且能够为教育服务领域分工和专业化的深化、市场范围的扩大创造条件，真正实现教育的社会服务效应。
（二）教育中介组织发挥桥梁功能，简化教育活动交易环节与次数
以就业指导机构为例，这类教育中介就较好地发挥了桥梁功能。它能够使高校毕业生依托中介组织进入人才市场，由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的一对一交易变成团体交易，不仅能够较大程度上均衡双方的谈判能力，还可以大大简化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的交易环节与次数，提高人才市场的组织化程度，从而节约交易双方的成本。
（三）教育中介组织发挥信息服务功能，实现教育服务资源的优化配置
教育中介组织可以通过在专业化分工中掌握的知识，使教育供需信息的搜索来源更广、范围更宽，寻找教育市场信息更专业、可靠、全面，它能够用市场的超前性预测为社会公民提供知识咨询、数据支持和智力支持，在法律保护和互联网技术支持下，充分利用信用报告的共享性和流动性，使教育服务的供需双方可以不受地域、时间、行业限制，随时调阅、参考信息，快速客观地做出交易决定。因此，教育中介组织的存在不仅可以减少单个公民与教育机构直接交易时的信息搜寻次数，节约信息搜集费用。还可以消除教育服务供给的滞后性，降低教育服务交易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规避教育服务交易中的不确定性，节约不必要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教育中介组织依靠其拥有的强大信息优势，按照人才市场、科技市场的运行规则，在调剂人才、信息、科研成果需求等方面，为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信息服务，避免资源使用的浪费和资源分布的失衡，从而达到资源使用的最优化。因此，教育中介组织可以借助其教育信息服务功能很好地释放其既有的经济效应，强化道德效应、文化效应和社会效应。从而，规避由于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成本增进效应，有效抑制社会交易成本总量的增长速度。
（四）教育中介组织发挥评估、监督功能，有效抑制交易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
教育中介组织不是政府组织，而是游离于政府之外的社会组织，其作为教育评估和监督机构，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这种地位使其不易受到太多的利益牵制，因而能够站在比较公允的立场上来构建政策框架。另外，其工作人员的多样化和权威性的特点，无疑有助于其决策咨询研究、学校发展评估、学习质量监测等工作过程的民主化和内容的科学性。因此，教育中介组织能够确保教育服务供给主体运行过程中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并从操作程序上保证教育服务工作的效率和透明度。因此，教育中介组织提供教育服务过程中的公平、公正、民主和科学性，能够有效规避其他教育服务供给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导致的低效甚至无效的供给。
另一方面，教育中介组织作为政府、学校、社会的中间媒介，能够充当任何一方的代言人，协调各方的运作过程。其“中立人”的角色和专业化的职能使其行为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客观性和技术性，评估鉴定的信效度具有较高的可靠性。教育中介组织较易获得政府和学校两方面的认可，确保信息的获取、加工、传输和使用的准确、客观，能够强化教育服务交易双方的信用质量观，提高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导致“逆向选择”的风险成本，有效规避“囚徒困境”的不合作结果，促进教育服务供需双方的“共赢”，节约交易成本。
三、结论与思考
本文根据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对完全市场化组织、政府纵向一体化组织以及教育中介组织三种教育服务供给主体做了比较分析。结论显示：当教育服务这一公共产品的资产专有性处于某一临界范围内（即图1中＜k＜）时，教育中介组织能够通过发挥专业化管理功能，实现教育服务领域交易活动的规模经济；发挥桥梁功能，简化交易环节与次数；发挥信息服务功能，实现教育服务资源的优化配置；发挥评估、监督功能，抑制交易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等机理来节约教育服务的交易成本。从而最终有效节约教育服务这一准公共产品供给的单位总成本。
以上交易成本经济学角度的分析，能够有力地证明教育中介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合理性。这一合理性不仅体现在其“合法律性”层面，其在文化认知层面、规则规范层面以及有效运行层面也都得到了基本的构建。由此可见，教育中介组织是社会中介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资源配置、制度创新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发展和完善教育中介组织是促使教育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的有效手段。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教育中介组织对交易成本的节约效应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发挥。如当前有限政府的行政模式没有真正形成，教育中介组织生存的土壤并不肥沃，有政府背景的教育中介组织挤占民间中介组织的生存空间，竞争机制匮乏导致资源效率低下。同时，组织内部适用的人力资源匮乏，自身拥有的精英式的专家人才不多，直接导致其管理运营浮现危机，监督机制的不健全导致其公信力也受到极大影响。因此，要较大程度上释放教育中介组织对交易成本的节约效应，促进我国教育中介组织的发展与提高，还面临较大的困难与挑战，需要学术界、政策制定与执行机构以及社会各界利益相关者不断探讨，以提出有效的改进策略，使教育中介组织能够更大程度地节约教育服务供给的交易成本，提高我国教育投资收益率。
收稿日期：2009-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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