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价值理性的迷失及教育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策论文,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价值理性的意蕴
价值理性一词最早出现在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中。韦伯把哲学上的“理性”(reason)概念改造成社会学的“合理性”(rationality)概念，并把它区分为工具（合）理性行动和价值（合）理性行动两种。所谓工具合理性行动是指“以能够计算和预测后果为条件来实现目的的行动；价值合理性行动则指主观相信行动具有无条件的、排他的价值，而不顾后果如何、条件怎样都要完成的行动。在工具合理性行动中，着重考虑的是手段对达成特定目的的能力或可能性，至于特定目的所针对的终极价值是否符合人们的心愿，则在所不论。反之，对价值合理性行动来说，行动本身是否符合绝对价值，恰恰是当下所要全力关注的问题，至于行动可能引出什么后果，则在所不计。”（注：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9页。）韦伯认为，这种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分离最早出现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在科学技术和人类功利追求的双重挤压下，近现代人类理性观念所经历的是一个工具理性不断得到扩张，价值理性不断萎缩的演变过程。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这种观点，价值理性是一种强调目的、意识和价值的合理性。价值理性根置于人们的宗教信仰或哲学理念，它是关于人生根本选择和文明根本走向的合理性。价值理性是人生存的价值基础，是人信仰的依据，是人的精神家园，是人安身立命之木。价值理性的遮蔽和失落必将给人带来价值的贬损、精神的危机和信仰的坍塌。
中国现在是社会发展，经济繁荣，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稳步提高，呈现出一派歌舞升平，进入了一个和平与发展时期，也是历史上少有的太平盛世。但是，如果我们不回避现实的话，我们应当承认当前国人在精神信仰、价值理想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蕴涵着深刻的危机。这可以从我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道德滑坡”、“意义失落”、“精神危机”、“价值真空”、“行为失范”等现象中看出。这种种危机的存在就是由工具理性的肆虐和价值理性的迷失造成的。
二、价值理性迷失的表现
1.道德感和社会公德心的缺乏
虽然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得到了巨大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社会在整体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近些年来我国人民包括青少年一代的道德感、公德心是十分缺乏甚至是沦丧的。这可以从我们社会生活中到处可见的“旁观者冷漠”现象中得到证明。“如，广州市一孕妇被流氓公然侮辱，全身衣服被扯落扒光，200余人围观，无一人救助。在杭州开往温州的旅游汽车上，一位歹徒公然强暴两名年轻妇女，12条身强力壮的男子汉居然像沉默的羔羊，听任歹徒对妇女施虐。山东省泰安市中学教师于元贞在农贸市场因抓贼被歹徒刺断大腿股动脉，躺在血泊之中一个多小时无人救助，数百人不仅袖手旁观，反而为行凶歹徒让道。”（注：邵道生：社会的发展与道德的衰退，《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1995年9月16日，在广州珠江边，一名落水的16岁中学生在众人淡漠的注视下丢了命。（注：南方日报，1995-10-10。）1996年11月17日，深圳宝安区沙井一位打工妹在市场购买衣服后返回工厂时，被一辆摩托车撞倒，当场晕倒在地，头部血流不止。当时围观者近百人，但无一人出手相救。（注：南方日报，1996-12-5。）“1996年9月笔者听到北京东城一家书店的刘老板诉说：本市某处小孩落水，围观者很多，只有一名外国留学生跳入水中救人。上岸后发现他脱下的皮鞋和手表已被人顺手牵羊拿走。”（注：丁学良：救救大人，《天涯》1998年第5期。）大量这种现象的存在，说明道德感和社会公德心的缺乏日益成为社会中的普遍现象，越来越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的障碍，也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
根据社会学的研究，一定时期社会结构的变迁必然会引起一定的社会失范。随着工业化、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社会结构也开始由一元的共同社会向多元的集团社会转变。由于社会集团的多元化，使得人们的生活的自由度相对来说比较大，人们不再象过去终身依附于某一特定的集团，而表现出了游离于几个不同的社会集团之间。这就使得人们的交往日常广泛而肤浅，人际关系日益淡漠而疏远，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形成共同的生活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生活趣味和生活习惯。“由于不同的社会集团往往又有着不同的价值观，这使得人们对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行为是适当的，什么行为是不适当的没有统一的认识，人们对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行为选择持比较包容的态度。因此，在现代社会，社会成员之间不再拥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情感以及共同的行为评价标准，集体意识也变得淡漠，人们不再完全认同社会所赋予的社会角色，也不再把履行道德规范视所理所当然。”（注：麻美英：现代社会的失范和规范重建，《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所以在当代，随着结构的不断变迁，社会道德日渐衰落，社会精神日益萎缩，人的价值日益贬损，人们越来越注意自己物欲的满足而忘却对社会和他人的责任与关爱。正如池田大作所说的：“在物质文明所笼罩的当今世界，‘个人对人生的责任’这一概念早已消失。当今世界是，人只是独立地面对自己的欲望，只追求自身欢乐的满足。”（注：池田大作：《我的人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人际关系陌生
人际关系正常化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表征，也是一个社会文化精神健康的主要标志。人作为社会的动物，最可怕的是孤独和寂寞。隔绝一切人际关系、断绝一切人际交往的人，会逐渐变成行尸走肉。人之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人在物质需要满足的基础上还要追求精神需要，而在人的精神需要中，人际交往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因为人是情感的存在，人需要别人的情感、爱、关心等来蔚藉自己孤独、寂寞的心灵。因此，以情为本是人际交往的基础，以挚爱换取真诚是人际交往的需要，以关心换取别人的温情是人际交往的目的，以呵护换取别人的纯情是人际交往的追求，以满腔的热情去拥抱整个社会是人际交往的准则。然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工具理性的猖獗以及价值理性的迷失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泛滥，致使当前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出现了陌生感、紧张感和异化感。最突出的表现在一是冷漠化倾向：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冷淡、心理距离增大，缺乏对他人的关爱、同情，缺乏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感。据一份调查资料显示，1993-1995年的三年间，社会公众对社会风气的不满非常强烈；1993年有87.1%，1994年有93.3%，1995年有89.6%的被调查者对社会风气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注：参见何清涟：中国当代经济伦理的剧变，《开放时代》1998年第1期。）。二是商品化倾向：“在人际交往中，圣洁、纯净的精神上的相互交流逐渐被物质所取代，名烟名酒成了人际关系的‘外交使节’，金银首饰成了关系亲疏的‘度量衡’，人际关系中的‘铜臭味’越来越浓。”（注：江畅等：《西方价值观念与当代中国》，湖北人民出版，1997年版，第437页。）“人情人情，没礼不行”，“放上两条烟，顶你说半天”，“放上两瓶酒，要啥都会有”。中国古代传统美德的“礼尚往来”被演绎为“礼‘上’往来”；“礼物”成了人际交往的“宣誓词”和“敲门砖”；“礼轻情意重”的千年古训被“礼重等于情浓”的现代观念所代替。于是乎人际交往以礼物论亲疏、以经济为条件、以金钱为尺度。你有权、有钱就笑脸相迎，一切好办；你没权、没势、没钱，则是一张冷脸，两眼秋霜，拒人于千里之外。所以，现在人际交往的“含金量”越来越高，然而人间的真情却越来越淡。正常的人际交往关系变成了商品关系、金钱关系、交换关系。“在一片交易声中，人失去了宁静的港湾，失去了心灵的依附地，成为物的奴隶，成为惶惶不可终日的丧家之犬。”（注：江畅等：《西方价值观念与当代中国》，湖北人民出版，1997年版，第437页。）人在物的交换中，在冷若冰水的人际关系中，出卖了自我，丧失了精神，迷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这种冷漠的人际关系直接影响着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现代化的发展，影响国人精神素质的提高，使人产生孤独感、疏离感和不安感。而更为严重的是它直接影响着我国青少年一代价值观的形成和精神、信仰的塑造。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共青团中央宣传部课题组所做的2000年中国青少年思想道德状况的调查（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共青团中央宣传部课题组：2000年中国青年思想道德状况调查问卷与数据，《中国青年研究》2000年第4期。），在对“您认为在当前青年成长的社会环境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限选二项）”一问题的回答中，有48.3%的青年选择“社会风气不正，腐败现象严重”，列第一位，有30.8%的青年选择“社会上拜金主义日趋严重”，列第二位，而这两项都是由不正常的人际关系所造成的。另外，在我国城市中由于人际关系冷漠和异化，人们之间缺乏必要的信任和沟通，致使社区居民普遍存在着交往半径短、家居生活封闭性强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青少年也失去了与别人交往的条件和机会，这使得大部分青年对自己的邻居不了解。根据“零点调查公司1996年6月份的调查发现，在北京35岁以下的年轻人中，‘熟悉自己所有邻居’的只占18%。”（注：乔岗：《网络化生存》，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版，第316页。）这将会极大的影响青少年价值观的形成和青少年社会化的完成。
3.人的存在“意义感”的缺失
人的存在之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人的生活、生命具有“意义”，因为人是寻求意义的动物，人无法忍受无意义的生活。存在主义哲学家赫舍尔在其所著《人是谁》一书中指出：“人的存在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存在，它总牵涉到意义。”（注：赫舍尔：《人是谁》，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页。）因为“人对意义的追求和创造过程，就是人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主体性，在自然世界开创属人世界的过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丧失或破坏了通过创造意义、改变意义来引导人们的追求的文化功能，社会生活很难不陷入混乱之中。”（注：秦光涛：《意义世界》，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作者序Ⅶ。）意义是人生存的依托和庇护所，是人的精神家园。一个人意义的坍塌必将动摇他生存的基础，使他沦为迷失方向的孤独存在物。所以，个人也好，社会也好，都无法忍受意义缺失的生活。如果一个社会缺乏一套值得信仰的人文价值系统和可接受的人文价值标准，那么，这个社会就必然出现价值紊乱、信仰真空和精神危机。中国社会目前就面临着这一问题，人们在追求物质、经济利益的时候忘却了对自身存在意义的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人生的价值是什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才能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所有这些充满哲学意味和精神追求的问题在当代中国很少有人去思考。活着就是活着，浑浑噩噩，糊里糊涂，无大喜，亦无大悲，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没有激情，没有个性，有的只是对金钱的追逐、对物质的崇拜、对感官欲望的满足。而惟独缺少对自己灵魂、精神、信仰的关注和拯救。
4.沦为金钱、物质、欲望的奴隶
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上了个大台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但与此同时，它也给人们一个错误的导向，好像社会发展就是以经济为中心、为标志、为目的。因此，人们拼命的挣钱，疯狂的追逐经济利益，毫无节制的享受感官刺激，但同时又缺乏精神信仰、价值理想的指导，以致于使人自己成为经济、金钱、物质、欲望的奴隶。看一看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较快、先富裕起来地区的人们：一部分人不择手段地、拼命地追逐经济利益；另一部分人沉溺于声色犬马、灯红酒绿。“拼命的挣钱，尽情的享受”的追求，“穷得只剩下钱了”的迷茫，“争阔斗富、愚蠢消费、野蛮消费、奢华挥霍”的风气，“嫖娼、卖淫、赌博、吸毒”等犯罪现象的蔓延等等都是最好的明证。美国哲学家弗洛姆在批判现代人只知道物质享受而忘却了精神、价值追求时指出：“如果现代人敢于明白道出他心目中的天堂，那么，他会描绘出这样的一种景象：天堂就像世上最大的百货公司，里边有新东西和新玩意儿，而他自己则有用不完的钱来购买这些东西。只要里边有更多、更新的东西可买，他口袋里的钱又比邻人的多，他就会在玩意和商品的天堂里东逛西逛，那神情就像山里人进城一样。”（注：［美］弗洛姆：《健全的社会》，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6-107页。）这种现象在当代中国已经出现：“有人将价值万元的金表当众摔碎听响；有人大把大把地焚烧人民币以祭奠故人；有人将人民币卷成爆竹燃放。在长春的一家卡拉OK厅里，一当代富翁宣布，包下当晚所有的‘点歌费’，另一大亨当即宣布：买下全市当下所有的鲜花。意思是‘你不让我点歌，你也别想献花’。……一位外资公司中方代理人以14万人民币为他故世的儿子在上海郊区一个墓地购置一幢‘阴宅’，创下殡葬高消费的一大‘记录’，这幢‘阴宅’的价值每平方米高达31000元，远超过上海市中心的房地产价值。”（注：江畅等：《西方价值观念与当代中国》，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31页。）由于人们过分迷信金钱和经济的力量，轻视以至于否定道德、价值、精神的指导作用，甚至无视道德、践踏价值、沦丧精神，致使人们“见利忘义”、“贪赃枉法”、“钱权交易”、“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官倒腐败”、“行贿受贿”、“贪污侵占”等成为赤裸裸的损人利己主义者，成为金钱、物质的奴隶，成为“经济动物”。
然而，令人不安的是，有一部分青少年在这种“物海欲洋”、“拼命挣钱，尽情享受”的社会大潮中，也游荡于其中，成为物的奴隶和欲望的牺牲品。“根据上海市的一份调查显示，卖淫者中70%是20岁以下的青年；63%是有正当职业和固定收入的职工，屡犯不改者竟占卖淫人员的60%，未婚而卖淫的占70%。卖淫在她们看来是‘短、平、快’的挣钱职业。”（注：曹凤：《第五次高峰——当代中国的犯罪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页。）如花似玉的豆蔻年华、无比宝贵的贞洁情操、洋溢着激情和朝气的青春时光却为了金钱而抛洒，却为了享受而泯灭。“1994年12月底，广州市某区公安机关在钟落潭的一家招待所里，抓获了7名正在吸毒的青少年男女。深圳市1993年1-9月间，查处的吸毒青少年中，属团伙性吸毒的占82.6%。……目前，中国公安机关登记在册吸毒成瘾人员52万，其中80%是青少年。”（注：曹凤：《第五次高峰——当代中国的犯罪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祖国的花朵，民族的希望，国家的未来，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却为了一时的享乐而毁掉自己锦绣的前程，同时也辜负了祖国和人们寄予的愿望。“据法院统计，1985年学生犯罪的有2796人，1994年增加到8920人，比1985年多6142人，上升219.03%。”（注：曹凤：《第五次高峰——当代中国的犯罪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84页。）在这些犯罪中，大部分都是为了贪图享受而去抢劫钱财、偷盗摩托车等。安静的校园，平静的书桌，朗朗的书声，真诚的友谊，浪漫的理想，纯洁的心灵等这是如诗般的青少年最宝贵的财富。然而竟有那么多学生为了物欲和享受失去了这一宝贵而不再有的机会与财富，成为罪犯和阶下囚。所有这些是怎么造成的？究竟是谁的错？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与我们今天这个价值理性迷失、工具理性猖獗的物欲化社会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更与我们教育的不力有密切的关系。
三、教育对策
为了克服人被异化为“经济动物”而忘却了对自己精神、信仰、价值理想、灵魂的关注与拯救的现象，我们的教育就必须进行改革，要树立人文主义的价值取向，具有人文关怀：要引导人们追求理想，要教育人们探询价值，要形成人们的人文精神，要养成人们的关爱情怀。为此，我们应做到：
首先，培养人们正确的价值理想。价值理想是支撑一个社会或一个人精神的理想与原则，是人们精神中根本性的东西，它低至一些价值观念、理想原则，高至人的信仰甚至宗教。一句话，它是人的终极关怀、终极价值，是人之为人的安身立命之根本。人们几乎所有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幸福与不幸、荒诞与意义、堕落与高尚等都与人们的价值理想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其实，任何一个人的生活都是在其价值理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失去价值理想指导的生活，就是没有意义的生活，也就不是真正的生活。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价值理想总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评价、选择和行动。人类的生活正是有了价值理想的指导，才使生活具有真正的意义，才使人类的生活与动物的生存区别开来。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说过：“人有了物质才能生存；人有了理想才谈上生活。你要了解生存与生活的不同吗？动物生存，而人则生活。”当一个人具有了正确的价值理想时，他就会自觉的追求人的价值的实现、人的精神的丰富、人的生命质量的提高、人的生存意义的升华、人的终极信仰的形成。
其次，要注意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人有没有精神生活、精神世界决定着人能否超越现实的存在。那些有着丰富精神生活，尤其是从事着精神创造活动并取得丰硕成果的人是截然不同于精神生活贫乏，沉浸于物欲之中的人的。因此，我们的教育一定要注意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苏霍姆林斯基强调说“尽可能深入地了解每个孩子的精神世界——这是教师和校长的首条金科玉律。”（注：苏霍姆林斯基：《帕夫雷什中学》，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4页。）因为精神的空虚是教育的大敌，精神的贫乏必将导致道德的空虚和堕落，这就势必要造成一种最大的损失——人的损失。因此，教育工作者要想方设法从各个方面来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绝对不可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这就要求我们做到，一方面，必须深入了解和研究学生的精神世界，真正接触到学生的心灵。另一方面，要教育学生认识到精神世界、精神生活是自己的内在王国，是真正的自我，只有意识到自己的精神世界时，一个人才是一个健全的人。“正是当他把精神生活看作他自己所有的时候，他开始意识到一个内在的王国，它是无限的，但又是自己真正的自我。”（注：［德］鲁道夫·奥伊肯：《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94页。）只有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丰富学生的精神生活，发展他们的高级精神需要，进而把青少年培养成为能“享受精神文明的幸福生活”的新人。因此，为了保证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就必须倡导人文精神和价值理性，就必须有人文价值观的教育与引导。正如汤因比所强调指出的：我们“必须着眼于把尊重人的生命放在首位的价值观，……把人的生命尊严作为价值基准的基础，才可能获得根本解决经济体制的线索，开拓新的视野。”（注：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11页。）因为任何的发展与进步，如果失去了人文意蕴和价值支持，如果不同时促进社会的道德、政治、信仰和人的思想境界、精神信仰、行为方式的提高与进步，那么这种发展与进步就偏离了其正确的轨道，也就失去了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应当而且必须重塑人们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想，并“鼓励新的价值体系的兴起，以补偿我们内在的不平衡，创造新的精神的、伦理的、哲学的、社会的、政治的、美学的和艺术的推动力，来填补我们生活中的空虚。……必须能够在我们之中恢复爱、友谊、了解、团结、牺牲精神和欢乐，这是我们最珍贵的需要。”（注：佩西：《未来一百页》，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年版，第155-156页。）
复次，引导人们正确处理物质追求与精神提升的关系。人作为一种生物性的存在，必然具有物质性、生物性的一面，因此，人必然要追求物质的需要和生理的满足，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人作为宇宙中的高等动物，又不能仅仅满足于生理的享受和物质的追求。人之为人，人之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人有精神、有理想，有使用和驾御物质、金钱的能力。在目前我国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我们被周围的金钱诱惑、功利追求、物质崇拜、商品拜物教的包围下，我们的教育就必须教育、引导青少年正确处理好物质追求与精神提升的关系。一方面，承认和肯定人的物质追求的合理性，因为这是人生存与发展的基础。“肯定追求个体利益和需求的合理性及积极意义，从市场运作的角度看，就是建立一种以个体利益为中心的经济动力结构。这就是说，对个体利益的肯定并非唯一的方面，但唯有肯定了个体利益，才能在市场体制下获得一种持久的、强大的发展驱动力，并以此推动市场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注：王宏维：经济转型与社会价值规范调适，《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另一方面，要培养人们的价值理性、人文精神，使人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使人具有远大的理想，使人具有使用、把握、操纵物质的能力，成为金钱、物质的主人，而不是奴隶。“无论对个体还是对人类而言，单单享受或迷恋于感官世界的需要，并不能使生活值得一过。人类的幸福，倘若幸福是指满足的话，并未因我们的全部工作而离我们更近一点。事实上，似乎比以前更远了。”（注：［德］鲁道夫·奥伊肯：《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96页。）
最后，养成人们的社会公德心。任何人都是社会的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社会之中的。生活在一定社会之中的人是相互依赖的、彼此需要的，因为每个人都必须与别人交往、打交道。因此，为了自己和他人生活的方便，就要求人们要有社会公德心。一方面，要教育人们认识到社会公德心在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社会公德心是一个社会人们能够正常生活、工作的一个必不可缺少的条件，也是一个社会得以顺利发展的基本要求。假如一个社会中的人们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缺少起码的关怀，人们之间关系冷漠，没有社会责任感和公德心，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不正常的社会、一个非常可怕的社会。这种社会不但自身得不到健康的发展，而且也无法保证生活于其中的每一个个体的切身利益。另一方面，培养人们的社会公德心。社会是由每一个个体组成的，因此，社会的文明、健康发展也需要每个人去建构。所以，应当教育人们具有公德心，具有助人为乐的思想，具有关爱他人的情怀，具有为社会服务的献身精神。只要我们“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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