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对社会性别的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性论文,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话语的社会性
所谓“话语”(discourse)是人们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语言，话语分析是指对人们说（叙述）什么，如何说（叙述），以及所说的话（叙述）带来的社会后果的研究。
话语是在人与人的互动过程中呈现出现的，因此具有社会性。作为社会性的话语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话语本身就是社会行动。这是指话语不仅表达意义，而且其本身就是社会互动过程的一部分。即，语言赋予事情以意义，并建立起具有共同意义(shared meaning)的语言符号，使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得以持续。话语提供了一个去情境化(decontexualized)的场域。当一位男同学对一个女同学说“你的茄克拉练最好拉上”时，当事人对此会赋予意义，女同学肯定会想这是什么意思，并由此产生行动。
家庭中的对话：
丈夫说：我肚子饿了。
妻子说：那我先做饭，今晚早点吃。
丈夫说肚子饿时，并不只是为了表达饥饿的状态，而是询问什么时候可以吃饭了，同时具有行动力，其行动力表现在妻子的回应上，并开始行动。
作为一种社会行动，语言很少能够包含女性的生活经验，即没有发展出合适的语言符号来表达女性生活经验所具有的不同于男性生活经验的意义。所以在中国一些地方曾经出现过《女书》，女性创造自己的书写来表达自己的生活经验。
第二，话语是社会关系，更是一种权力关系，话语可以展示社会互动关系之中的权力运作，因为使用语言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产生影响或支配他人的行为。法国社会学布迪厄提出了“语言与符号暴力”的理论，阐述了语言内涵的权力关系。在他看来，语言不仅是沟通的手段，而且电是权力关系的一种工具或媒介。语言关系总是符号权力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言说者各自所属的各种集团间的力量关系以一种变相的方式体现出来。因为任何的语言总是涉及到被授予特定社会权威的言说者与在不同程度上认可这一权威的听众之间结构复杂、枝节蔓生的历史性权力关系网。语言的生产关系结构取决于言说者之间的符号权力关系。（注：参见李猛：《布迪厄》，载杨善华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57-312页。）
第三，话语表达社会位置和社会距离。语言能够告诉我们互动关系中成员间的社会位置和距离，即双方认为他们彼此有多少共通的生活经验及习惯，相同的社会背景以及愿意共同分享彼此情感、想法和感受的程度。在一个公共讨论中，有些人会说：“我不是专家，对此只是一点个人意见。”如果会场上有专家，这表明，她／他在与专家划清界线，保持距离。
二、案例分析——《白蛇传》叙述的历史演变
语言是历史的产物，也是人际互动的结果，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它会发生变迁，并能够成为社会变迁的力量。通过对话语中性别意义的分析与了解，有助于摆脱以男性为主体的思考模式的限制，让现象有多种概念的呈现方式。
有关许仙和白娘子的故事是一个民间传说，几乎尽人皆知。民间传说作为故事的原型，经由历代小说家或编纂者的生动改编，故事内容与情节变得越来越丰富和复杂。肯蛇、白蛇是正是邪，白娘子与许仙是褒是贬，主要是看当时的时代氛围以及小说家本人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我们可以在此对其进行性别阅读和分析。
白蛇、青蛇和许仙的故事在明代被冯梦龙编入《警世通言》，名为“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这时的“警世”主要是对诲淫诲盗的警告：读书的男子不要被美丽的女性诱惑，美丽的女性很可能是蛇蝎所变；而女性也不要轻信爱情，一旦真相大白，男人多是负心的汉子。后来，这一故事又孕育了清朝陈遇乾的《义妖传》四卷五十三回，续集二卷十六回，这时的青、白二蛇开始成为“义妖”。
有意思的是，1956年，中国曾经热烈地讨论《白蛇传》，赵清阁改编的《白蛇传》的主题“由拥护或屈服于封建势力，渐渐演变成为反抗封建压迫”。赵清阁在“前言”中说明了“白蛇”的演变过程。白素贞由一个可怕的妖怪，渐渐演变成一个富有人性的、坚强勇敢的、可爱的女性；许仙也由一个薄情负义的男子，渐渐演变成为一个忠诚善良的好人；而法海却相反地由一个慈悲的和尚，渐渐演变成一个阴险残酷的封建统治者。同时，情节上也由专写男子负心的爱情悲剧，渐渐演变成为完全是由第三者从中破坏所造成的爱情悲剧。主题的变化反映了当时中国政治的需要，它成为宣传人民反对封建势力、争取个人自由幸福的宣传品。
在文学批评中，以一个传统文本的改编为前提的各种写作被称之为“文本互涉”(interte xtuality)，说明文本故事并非是独立的存在，而是彼此互动的，前一个文本正构成批评以及颠覆的可能。
从性别的角度看，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思考：
第一，在历史的过程中是否一直存在着将那些美丽的、让男人感到诱惑的女性妖魔化的过程，而走向现代的历史则是让女性恢复其人性面貌的历史，因此书写的内容发生了质的变化。
第二，在文本演变的历史过程中，所有的故事全部是男性写作的，以致于香港女作家李碧华在《青蛇》一书中，以青蛇的口吻表达了对种种已有叙述的不满，指出各种叙述要么是隐瞒真相，要么是过分美化。而青蛇说：“他日有机会，我要自己动手才是正经。谁都写不好别人的故事，即便是中国，中国流传下来的一切记载，都不是当事人的真相。”李碧华对传统文本进行了颠覆，并把欲望摆在了重要的位置上，在她（青蛇）看来，白娘子对许仙的爱情“一半因为人，一半因为色”。因为她是“妖精”，“妖精要的是缠绵。她要他把一生的精血都双手奉上。她控制了他的神魂身心。”（注：参见李碧华的《青蛇》一书，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参见陈岸峰《李碧华青蛇中的文本互涉》，香港《二十一世纪》，2001年六月号总第六十五期。），表达了女性的心声，而不是男性对女性的诠释与期待。
三、话语分析与性别研究
话语分析＼叙事分析＼文本分析(discourse,narrative analysis,text analysis)等是近年来一种广泛使用的研究方法，重点在于研究者将话语视作“研究对象”加以剖析。这种研究是多方面的，在性别研究领域使用话语分析具有重要意义，可以深入地分析话语对性别气质的建构过程。所谓的性别气质是指两性固定化的行为特征，所谓有男人味——男人应当具有支配力量；有女人味——女性应当顺从和听话。在性别研究中，话语分析的重要性在于揭示日常生活的两性互动如何作用性别气质的产生，话语如何使男性拥有权力、女性变得顺从的过程。
话语的性别分析有用词分析、叙事分析和对话语表达中权力关系的分析。因为，第一，话语的最小单位是词，我们要分析与性别有关的用词有哪些，其内在含义是什么，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各种用词表达了什么样的文化内涵。第二，人们在说（叙述）什么，特别是人们如何陈述男性和女性在文化上的定义。第三，语言是沟通方式，叙述者和听众的关系是什么。因此很容易发现，人们是在不同场合说不同的话。一方面，叙述者和听众之间是一种权力关系；另一方面，叙述者改变用词和句子结构会产生不同的听觉效果。
（一）用词分析
首先，社会中的某些用词，特别是某些专有名词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即使是相同的词，在不同的场合或不同文化中有不同的“意义”，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专门的分析。如现在人们常常说的“小姐”一词，在古代汉语中是指对未婚女性的称呼，常常是下人对主人家中未出嫁女性的称呼，如《西厢记》中红娘对张生说的“我家小姐”；在20世纪30年代，“小姐”也可以用于对出来工作的未婚新女性的称呼，“张小姐、李小姐”；而今天小说、杂志或人们口头上说的“叫小姐”则意味着男性用金钱购买性需要的满足。这些用词实际的社会功能是划分性别身份边界，通过用词的褒贬来塑造性别气质。“好女人”的用词背后意味着有“坏女人”，一个人如果成为不了“好女人”或“好男人”意味着她或他就是不成功的，不被社会认可的。
第二，文化使两性使用不同的词汇。有些研究表明，女性在言谈中比男性更注意措词和使用修饰性的词汇。笔者在对工人做口述史的访谈时发现，女性在叙述自己的生活或生活感受时，常常会用“好像”、“也许”这样的词，特别是当她们在叙述某种不满时，她们常常会说“好像我与别人不一样似的”、“好像这样不太公平”。而男性很少用这些模棱两可的词。为什么是这样？女性为什么会为自己的陈述设置障碍，要通过修饰词把陈述变得含糊呢？对此问题的解释之一认为，这是因为女性在语言方面有弱点，因为她们怕羞或缺少自信。进一步要问的问题是：她们为什么会在说话当中表现出不自信呢？这并不意味着男性比女性更自信、更有知识，而只是说明这是她们对那种反对女性要表现自信、有知识的习俗压力的一种反应，是一种积习的结果。
第三，对“脏话”的性别分析。无论是什么层次的社会文化都发展出一些表达愤怒情感的“脏话”，这些“脏话”几乎都直接或间接与两性关系相联，对女性的污辱性的语言成为对人格的最主要的污辱。这一现象的背后不仅是性别歧视，而且是一种值得进一步批判的文化。
（二）叙事与再表现
所谓的叙事(narrative or story)可以是一个故事，也可以是一种“自我叙说”(self-narrative)，它是一种说法和解释，是把特定的过去事件、现在事件和预计未来要发生的事件以线性顺序联结起来，从而发展出某种关于自己（人）、关于关系、关于生活的解释。叙事中解释或者说“意义”是最基本的单位。
叙事分析是把“叙事”，即“生活故事和对话”作为研究的对象，如同对《白蛇传》的分析，它的意义不在于分析生活故事本身，而是追问叙事者为什么要这样讲故事，因为任何叙事文本都是叙述者对事件的诠释，是叙述者对事件的呈现，这种呈现也被称为“再表现”（representation，也有译为再呈现）。“再表现”的文本，如我们听到的故事、各种说辞、对话以及看到的电影和电视剧等等不仅被看成是对“社会真相”(social reality)的陈述，更被当作经验与意义的再表现。
叙事分析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大众文化层面的分析，即对各种文字（小说、诗歌等）或影视形象表达出来的文本（电影、电视剧等）进行分析，分析这些文本表达了作者什么样的意图，他或她为什么要这样表达。二是对个人层面的分析，成为社会学、女性学、人类学、社会工作、教育学等普遍适用的一种研究方法，由此分析社会以及个体如何建构他们的生活。
性别的话题是叙事中最常出现的内容，各种文本都会以各种方式呈现出入们对于性别的理解，因此，叙事是展示性别和性别关系的重要场域，它参与对男性气质、女性气质以及两性关系的建构。集中的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再呈现的各类文本包含着对性别关系的理解，有些是错误的理解。以大众文化为例，由于文本的创造者以男性为主，他们以自己的想象再现两性关系，如《大红灯笼高高挂》，两性形象和关系被简单的符号化。
有调查说明，男性受众对于新闻类传播内容的接触和兴趣往往强于女性受众；女性受众对于文艺类传播内容（戏曲除外）的接触和兴趣强于男性受众。（注：宋小卫：《谈谈我国受从媒介接触与使用中的性别差异》，《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2期。）原因可能是多方面，但重要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新闻节目与妇女的生活经验毫无关系或者说关系甚微。有研究表明，在中国新闻联播节目中与女性人物和女性题材有关的内容不足5%。
(2)再表现的各类文本导致对现实两性关系的虚幻，甚至可能导致在现实中追求不切实际的两性关系。比如对淫秽物品的研究表明，淫秽物品充斥着被扭曲的两性关系，女性被叙述为屈从于男性性欲望的被动者，以致于出现两性性关系期望上的错位。
(3)再表现具有可变性。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可以在再表现的基础上再创造。以美国女权作家的作品《紫色》为例，它展示了黑人妇女的生活经验、受压迫的状况以及渴望。再表现可以显示创造性的抵抗力量，赋予权力新的形态。
（三）叙述关系的分析
话语形成了社会行动者间的关系，维持着或改变着社会体制和社会过程中的统治模式。谁在说？谁在听？在说什么？以及听众与叙述者的表情是什么？这些都表现为一种重要的权力关系。事实上，通过话语可以使某些群体边缘化。
我们常常有这样的印象：当一个人说话有趣时，人们会以专注的神情注视说话者，这既是一种社交场合的礼貌，同时也表达了听众对叙述者的兴趣与尊重。但我们也常常会注意到这样的情形：一个女人在“没完没了”地高谈阔论时，男人们则沉默的坐着，甚至脸上出现不屑的表情。这种情形也可能会出现在“学生”与“教师”、“群众”与“领导”的对话过程中。
韦斯特和齐默尔曼(West & Zimmermlan)进行了一个有关男女两性混杂谈话模式的系统研究。第一，他们假设中断谈话是控制谈话的一种手段。对谈话控制的另一种手段是“较慢地做出反应”。第二，他们发现，如果以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之间的谈话与两个男人之间的谈话进行比较的话，两性间的谈话更经常的被中断。其原因几乎都是因为男性打断了女性的谈话。同一性别组的谈话很可能达到较好的平衡。少数同一性别组中人们谈话的中断，是由于谈话内容被分成了两部分，而不是某一个人或另外一个人所持的近乎专横的行为。对少数男人们谈话的中断情况的研究结果表明，一个男性打断一群女性的谈话非并是因为对礼貌的无知。第三，这一发现与他们更早些时候对父母与孩子谈话研究所得出的结果非常相似。就像父母打断孩子们的谈话多于孩子们打断父母的谈话一样，男性比女性更经常地打断对方的谈话。（注：参见［美］L·达维逊和等：《性别社会学》，程志民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192-194页。）
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女性成为话语中的弱者，甚至被完全剥夺了声音。因此，发现声音成为联合国近年内提出的赋权模式中重要的内容。
四、中国妇女——被叙述的性别身份的历史变化
1949年以后，意识形态化的话语直接作用于中国妇女的日常生活，作用于她们的行动、性别关系和社会位置。中国妇女的社会身份一直是被国家以官方叙述的形式界定的。因此，可以称之为“被叙述的性别身份”。中国妇女的性别身份的叙述有两次重要的转变。第一次是从传统的父权制特点的性别身份向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性别身份转变，通过话语的作用将妇女从边缘推向主流；第二次是从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性别身份向多元化的性别身份的转变，通过话语的作用将女性边缘化。那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话语背后是什么样的性别关系秩序？各种话语是如何获得合法性的？其社会后果是怎样的？
父权制的“被叙述的性别身份”表现为把男性叙述成为具有绝对权力和权威的性别；把妇女叙述为在家中相夫教子，依从于男性家长权威的性别。1919年五四运动首先从思想领域对父权制的性别身份进行了挑战，开始了全新的性别身份的叙述。“妇女解放”不仅成为口号而且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标志，各种进步力量都在叙述着妇女解放的理想。中国共产党结合马克思的理论把妇女解放理论纳入到各种行动纲领之中。1943年和1948年中共中央妇委会通过调查研究，明确了中国妇女解放首先要实现经济独立，妇女运动必须坚持“以生产为中心”的观点，至少在“叙述”层面上共产党已经开始了对新型的性别身份的追求。1949年新中国建立，上述思想的阐释获得了在全国范围内的合法性，并发展为妇女运动的发展方针。邓颖超在中国妇女“一大”作的《中国妇女运动当前的方针任务报告》中指出，“动员和组织一切可能劳动的妇女走上生产战线，……并注意与保护妇女特殊利益相结合，对于阻碍妇女参加生产、政治、文化和各项社会活动的封建思想传统习俗的残余束缚有意识地继续消除之”，“以实现男女平等，妇女解放。”1954年，中国妇女“二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动员妇女群众参加生产是促进妇女平等地位，彻底解放的基本关键，是妇女解放运动长期的根本任务。”“不仅动员妇女直接参加工业、农业及其他生产事业，而且也应当动员她们参加文化教育、医务卫生、儿童等事业”即“组织和动员妇女参加社会劳动的口号”（注：参见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编《中国妇女50年理论研讨会参阅资料》，1999年（非正式出版）。）。由此妇女获得了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新身份。这一新身份在“大跃进”中又一次得到完整叙述，“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大跃进中，我国妇女运动也跃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由于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等福利事业的创办，把过去分散进行的很大一部分繁重的家务劳动，变成社会主义的集体事业。……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家长制开始破除了，妇女彻底解放和男女真正平等的理想，今天正在成为现实。”（注：参见“三八”社论，《人民日报》1956年。）
这一新型的妇女性别身份的叙述具有重要的符号意义。首先，把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的意义提升到社会主义制度下妇女解放的高度。妇女只有参加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才得能到彻底解放。第二，重新解释了中国历史上妇女被压迫的根源，把妇女受压迫视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压迫中国人民的一部分，由此把妇女解放置于阶级斗争的体系内，妇女参加公共领域的劳动不仅是获得解放同时还具有了革命意义。第三，社会主义妇女劳动者的形象符号化，各种报纸、画报上的妇女形象是英姿飒爽的战士、纺织工，劳模、工会委员、炼钢工人等等，这些形象以“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为标志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这些符号化的叙述提升了妇女参与社会劳动的人生价值，弱化了传统妇女三从四德的形象。
8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了全面的农村和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被叙述的性别身份”开始转向，各种媒体上开始出现“寻找母亲”、“寻找好女人”、“寻找好妻子”的声音，开始了对“好女人”的重新定位。这一系列的叙述矛头直指劳动性别分工。“男女都一样”的口号遭到置疑，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化带来的“男女平等”和“无差别”的混淆遭到批评，两性平等的口号变得销声匿迹。由此“妇女回家”的声音出现。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旗号下，“妇女回家”的声音很难获得合法性。80年代，胡耀邦同志批示，指出妇女回家是以消极的方式看待就业问题，是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的表现。80年代末，“妇女回家”的话语又变成了“妇女阶段性就业”，李鹏同志的批示是：这依然是大锅饭基础上的行为，并不符合中国国情。原因是，提倡阶段性就业者，并没有彻底抛弃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而幻想用计划经济一刀切的方式，用“基本工资”赎买妇女回家——工资照发、工龄照计。新的性别身份的叙述仍然没有合法性。90年代初，虽然企业冗员严重，职工纷纷下岗，但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当时的话语气氛是不适宜提什么“妇女回家”的。在世界妇女大会的政府会议的欢迎仪式上，江泽民主席向全世界庄严承诺：男女平等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一项基本国策。然而时过不久的1996年，有关部门拟订出台三个相关制度来规范职业市场化路径。其一是“劳动预备役制度”，目的是从提高素质的角度，延缓新生劳动力准入职业市场；其二是“失业预警制度”，目的是从社会安定的角度，控制失业人口的增加，并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其三是“妇女阶段就业制度”，目的是从“开就业源流节劳动力供应的角度”，减少妇女就业需求，推进男子就业。前两项措施已逐步启动，并在救助企业活力，推进企业减员增效，满足社会教育需求方面起到了激励作用。（注：参见丁娟《“妇女阶段就业”论三起三落》，《中国妇女报》2001年1月19日。）然而第三项制度在话语的“合法性”上再次遇到危机。第一，从国际潮流看，无论是联合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争取男女平等就业都成为一项国策，迄今为止，还不曾有哪个国家明文规定过妇女阶段就业的政策。第二，从国内情形看，今非昨比，参加过社会生产劳动的妇女们已掌握了法律武器，以妇联为代表的各种妇女组织发出了“妇女阶段就业”明显是违反宪法、劳动法以及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行为。
在进入21世纪的日子里，“妇女回家”再次成为了激烈的话题焦点。此时，叙述者身份变得复杂而多样，声音也是不同的。这最新一次的有关性别身份的公开叙述有着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阶段性就业”的叙述直接指向劳动的性别分工。援引著名经济学家吴树青教授的话说，“‘十五’计划纲要提出建立阶段性就业问题，我想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我们现在的劳动就业形势比较严峻，失业人口比较多。另一方面是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大量的少年儿童缺乏家庭教育。城市大部分孩子的父母都是双职工，他们没有时间给孩子施以家庭教育。而父爱母爱对孩子的健康成长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允许父亲或母亲一方在抚养孩子时阶段性就业，这样对教育下一代可能就会更有利一些。一方面他可以使一部分进入就业行列的劳动力在一段时间退出劳动力市场，腾出一部分劳动岗位来缓解就业压力，另一方面又可以解决家庭教育力度不够的问题。所以提出阶段性就业的主张，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第二，在男女平等这一涉及叙述的合法性问题上，政府及其男性叙述者处于话语和实践之间的两难境地。经济学家吴树青教授的话很有代表性。他说：“阶段性就业提出来，过去妇联一直不同意的原因，我认为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妇女的政治地位、家庭地位实质上取决于她的经济地位。如果说妇女没有任何经济收入，你再说你的家务劳动是光荣的，另一方也还是觉得是他在养活你。这样男女平等就失去了经济基础。这种情况也会使得阶段性就业实行起来会增加许多压力。这是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尽管如此，我还是主张政府提出建立阶段性制度，提出的目的是要在“十五”期间打开我们的就业思路。”当记者问道：“阶段性就业中一部分人为充电而放弃工作的具有很大的自主权，说白了，阶段性就业的主体就是妇女，你说对吗？”吴树青教授坦率地说：“我承认提出阶段性就业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何必得把这个事说得那么好呢？阶段性就业实际上就是妇女的阶段性就业，之所以不这么说是因为阻力太大。”（注：《一个经济学家眼中的阶段性就业》，《中国妇女报》2001年3月12日。）
第三，在这次讨论的过程中，妇女第一次以全面公开地形象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并把矛头指向了“媒体”的各种叙述。政协委员、著名舞蹈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资华筠委员说：“我们现在面临社会的转型期，妇女的地位到底是升了还是降了？为什么个别委员闲聊天似的“回家论”的发言会引起那么大的波动，成为一时的热闹？新闻媒体的有些报道貌似公允，实际上是在给“回家论”推波助澜，不断炒作，好像“回家论”还挺时髦。可我们又有多少新闻媒体是带着平等的目光、带着对社会的责任感、带着对现代文明的真正认识来看待妇女在社会上的作用和地位的？作为个人，我们在自己的工作领域都有了一定的成绩，但我们今天成为—个群体时，为什么就那么容易被忽视呢？“三八”节没有妇女界联组会的镜头，我们的声音传不出去，而报纸上炒作的热点却是“回家论”。为什么不严肃地来考虑我们所处的状况，并如何在乎等观念上与国际接轨呢？我们呼吁，在“回家论”上，媒体再不要貌似公允、实则支持地炒作。”（注：《一个经济学家眼中的阶段性就业》，《中国妇女报》2001年3月12日。）在这一段话中，我们看到了妇女自身“话语意识”的觉醒。妇女作为行动者，对于自身行动的社会条件具有了有意识的言语表达，具有了话语意识的自觉。
回顾50多年来，从党—国家通过社会动员让“妇女走出家门”到妇女站出来置疑种种“让妇女回家”的声音，体现了妇女性别身份从他者叙述向自我叙述的方向的变化。建国后的30年，通过党—国家的力量完成了全新的对妇女性别身份的叙述，这种叙述打破了传统的性别分工，使妇女承担起社会劳动者的新角色。这一叙述建构出妇女在社会中的性别地位和性别关系，成为了一种历史性的叙述，并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前提下使妇女劳动者的形象具有了充分的合法性。与此同时，这种新型性别身份的叙述，随着时间逐渐为妇女所接受，30年的光阴，至少使两代人在其生命周期的发展过程中完成了自我指向的性别身份，使个人对自我性别认知具有了内在的延续性和一致性，并表现在妇女定位自己的性别身份为“社会劳动者”。妇女的社会角色已经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历史如涓涓细流，已难再回头。
总之，话语分析＼叙事分析＼文本分析等是近年来一种广泛使用的研究方法，重点在于研究者将话语视作“研究对象”加以剖析。这种研究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是话语分析有利于我们认识性别气质的建构过程。人们所说的、所写的语言符号——话语，是性别化的。对于性别化了的话语进行分析不仅可以研究两性在互动中的沟通关系，还可以呈现两性的权力关系。一方面，在几千年的男权文化统治下，女性是一个无声的或沉默的群体，因为已有的男性语言系统不包括并且也不能被用来叙说女性的生活经验。另一方面，通过对社会用词、妇女话题、妇女参加谈话等内容的分析可以再现女性的生活经验，揭示压迫女性的机制以及女性可能的行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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