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问题、视界与前景——再论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主义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视界论文,前景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00）02－0013－13
21世纪，马克思主义面临着重大挑战。在经历了20世纪末一系列重大事件：苏东巨变、后工业社会的洗礼、初露端倪的知识经济的冲击和从现代到后现代思潮的大转折之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哲学世界观还能够被指认为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旗帜”（萨特语）吗？随着资本主义全球一体化与“后殖民主义”（詹姆逊语）的充分实现，当真是由西方来重新制定“跨国惯例”及全球秩序，宣告“历史的终结”（福山语），而共产主义“乌托邦”（诺齐克语）不正在现实中被“消解”、“解构”（福柯语），“边缘化或零碎化”（哈桑语），从而成为“马克思的幽灵”（德里达语）吗？
马克思曾经深情地说过，真正的哲学总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任何科学理论都将自己的理论思维深植于专属于自己时代的问题谱系或时空结构中。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她是问答逻辑。时代提出问题，理论解答问题，理论成为时代问题的解答录。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与穿透力，就在于她总是能够不断地正确指认时代本质，及时解答时代问题，科学拓展时代视野，总体把握时代方向，从而“充分地适应自己的时代”。
21世纪，人类将进入一个新全球化时代。新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深切关注与科学指认当代问题谱系与时空结构的过程中，在与后现代思潮对话并作批判性超越的实践中，充分展现“交往实践观”的张力，构筑新的理论地平线。
一、新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当代视野
要科学指认马克思主义当代视野、问题谱系和理论主题，首先必须科学指认“自己的时代”。世纪之交，“全球化”成为全球关注的首要问题。众所周知，全球资本主义世界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早在150 年前，马克思在创立新世界观的奠基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中，就曾经从“世界普遍交往”观出发，系统论述了资本主义全球化问题。在马克思看来，近代资本主义借助于工业文明、商品与武力等交往实践征服世界，促使世界普遍联系，使“历史”转化为“世界历史”，即全球化。交往实践到处打破闭关锁国的民族和国家的壁垒，使全世界联结为一个整体，使生产社会化、国际化，它造就世界市场、世界经济、世界文化和世界民族。“由于机器和蒸气的应用，使分工的规模已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1]（P51）
时至今日，我们正处在一个高度全球化的新时代。正如我一再指出的，与本世纪初相比，今天一个令人瞩目的重大事实是：全球化时代的性质、结构和趋向正在出现重大转折，发生着从“旧全球化时代”向“新全球化时代”的重大转变。比较这两种全球化时代的差异，是我们科学认识与把握21世纪马克思主义时代主题的一个非常重要而深刻的基础。那么，新旧全球化时代的本性、结构与特点之差异何在呢？
（一）产业轴心不同 直至20世纪中叶，资本全球化时代的产业经济基础主要是机器—电力大工业，轴心即工业文明。西方国家凭借先进的工业文明，在全球建立起对落后国家的统治。旧全球化时代的轴心是工业文明对世界的统治。而20世纪末叶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相继进入了丹尼尔·贝尔所描述的“后工业社会”，其产业经济基础已从工业文明转向以信息与通讯技术、电子、空间技术、海洋科技、生命科学等新科技为轴心的后工业文明经济体系，或曰“知识经济”体系，并经过20年的结构调整，已基本完成了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后工业文明的经济—政治—文化控制体系的过程。
（二）结构构成不同 以工业文明为基础，旧全球化时代在全球建立了以“工业文明—农业文明”两极结构为基础的“中心—边缘”发展格局。作为以工业文明为主导的西方国家成为世界发展的中心极，而以农业文明为主导的欠发达国家则成为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边缘极。边缘国家要求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内容，即所谓现代化，就是完成向工业文明社会转变的过程。当年，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全球化基本特征所作的深刻分析，列宁就帝国主义阶段的全球化中政治经济不平衡规律作出的阐明，其“全球化”格局都是建立在一个两极格局基础之上：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普雷维什及阿明等人的“依附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刘易斯在《增长与波动》中对“世界两极经济格局”的分析，斯塔夫里亚诺斯在《全球分裂》中所指认的全球分裂结构，如此等等，均以“工业文明—农业文明”两极结构为基础。全球化发展的轴心原则是工业文明原则。而新全球化时代的轴心原则是后工业文明原则。其基本结构是“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完成了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转变，以知识经济、后现代主义与全球互联网为标志，形成了后工业（后现代化）社会。丹尼尔·贝尔、托夫勒、奈斯比特、罗伯逊、斯克莱尔、海纳兹、亨廷顿、杰姆逊、利奥塔德等人所论述的正是这样一幅变动的社会图景。与此同时，发展中社会则进入了工业文明的中期。在80年代，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工业文明的衰落与新兴工业文明国家及地区的崛起，全球化体系曾经在工业文明平台上出现了发展的多极化、多元化格局。然而，在不到20年间，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向后工业文明转变的完成，一个新的全球化格局即“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已经基本形成。多极化被新的两极化所取代。与以往不同的是，它是在全球多元化的格局中实现的。全球化时代的实质和主要矛盾已经从“工业文明—农业文明”两极格局转到“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的结构平台上来。
（三）全球化时代的内在张力发生重大转换 旧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化”主要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点、以大一统的抽象理性与殖民主义为工具来实现的“全球一体化”，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一个模式、一个范式、一个标准来剪裁全球的现代化进程，内在张力十分有限。反之，新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化”则是以跨国公司与多元文化为基点、以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为媒介所形成的“一体化”与“多元化”并存格局，两极之间保持很大的张力。例如，跨国公司——超越国界的无冕之王，是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力量，但是任何跨国公司都不能无视各民族国家与地区的差异，因而他们的策略大多是所谓“全球化战略、本土化执行”，两者之间保持相当的张力。欧盟、东盟、北美等各种经济共同体间的差异与碰撞显而易见，一体化与多元化并行不悖。同样，在全球政治—文化层面上，既存在着日益紧密交往、对话与合作，又存在着差异与冲突。两极张力密切相关。
（四）全球化的控制方式发生重大转换 在旧资本全球化时代，其主要控制方式是实体性的，通过商品、资本与武力，来建立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而在新全球化时代，西方中心极对全球的控制方式主要是通过人才、信息、科技、政治、文化及大众传媒，造就“后殖民主义”与“后帝国主义”。全球互联网、话语生产、知识经济及其文化传播，成为其借重的主要手段。全球冲突将越来越从实体层次向信息文化层次转变。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体系的重建》，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利奥塔德的《后现代状况》，尼葛洛庞第的《数字化生存》等等，在不同程度上展示了这一全球图景。
（五）全球化的思维方式发生重大转变，即从旧全球主义转向新全球主义 所谓旧全球主义是旧全球化时代的思维方式，它是以启蒙理性为基础的现代主义精神。它依靠启蒙理性，即抽象的、同一的、唯一的、整体的理性，将西方的启蒙思想奉为唯一的真理，将西方的工业文明视为唯一的文明，并以此为尺度来剪裁和规范全球化结构。它成为全球一体化的内在逻辑。在托夫勒看来，这也是工业文明社会的逻辑。“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好大狂、集权化”，成为其现代主义统治的精神特征。反之，与后工业文明相对应，新全球化时代的思维方式是后现代的，它在深刻变革旧全球化时代实践结构的同时就深刻变革了旧全球主义，造就出一种本质上是后现代的思维方式。它主张多元文化而反对单一文明，强调差异政治而否认单一正义观，指认断裂而蔑视同一整体，消解思维等级和中心性而主张“平面化”，解构先验的理性或本体意义的决定论、唯一论而推崇全球话语的众声喧哗。差异、断裂、冲突、矛盾，这些在福柯、德里达、亨廷顿、贝尔及利奥塔德等后现代主义学者笔下的词语，越来越经常地成为新全球主义的理论范式，进而成为新世纪的思维向度。
总之，新全球化时代在深刻改变人类全球实践结构与生存方式的同时，深刻地变革着人们的全球化观念，从而构成马克思主义当代视野、问题谱系与时空结构：在超越旧全球主义的单一主体性及其“主体—客体”模式时，我们必须面临一个重大任务：发展或重构马克思主义关于新全球化时代理论，将一个崭新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念推到历史的前台。新全球主义需要并且呼唤新的理论反思，这就是作为新全球化时代本质、核心和基本特征的交往实践观：这一观念，直接构成马克思主义当代视野的轴心。新全球化时代，就是交往实践的时代。因此，马克思主义只有在理论上关注与反思交往问题，使之凸显到21世纪理论主题的地位。交往实践观必然成为马克思主义把握新全球化时代本质的主导范式。
二、当代视界：新全球化理念的深层逻辑
交往实践观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把握新全球化时代发展总趋势的基本理念，成为时代精神的高度体现，不仅源于新全球化时代的客观需要，而且还由于交往实践观的科学视界使然。交往实践观可以科学界说、深刻阐明新全球化概念的本性及基本特征。
虽然“全球化”观念伴随着世界历史进程而生，具有较悠久的历史，但是对全球化的系统研究却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问题”，经过80年代全球发展理论的中介，直到90年代才真正受到全球的普遍关注。笔者认为，在当代，研究全球化观念的理论范式，存在着从现代主义经后现代主义到交往实践观的转向，交往实践观成为这一转向的回归点。
现代主义全球化观念 全球化原本就是在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运动的产物。近现代以来，资本主义全球化以现代主义为轴心建构的全球化观念，即旧全球主义。如上所述，旧全球主义是以启蒙哲学为基础，强调单一主体性、单一中心性和单一尺度的全球化观念。这一观念，既是旧全球化时代的精神支柱，也是其基本的精神象征。至今它依然以传统的理论力量和各种不同类型的观念方式存在于各种研究之中。概而言之，其理论倾向，存在以下几种类型：
1.以国家为基础构筑全球化图景的“基础主义”。在旧全球化时代，现代化与全球化意味着一个宗主国或帝国主义疆土的极大扩张，或将原本分裂的民族国家整合到一个被列强瓜分的世界历史版图。“日不落”大英帝国的出现，两次世界大战硝烟烽起，均与旧全球主义将国家作为全球化的基本单元这一观念有关。在当代，这一基础主义全球观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在全球发展理论中，如普雷维什的“依附论”、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论”等，都以国家为基础，将世界视为一个由国家间发展关系构成的全球体系。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虽然在变革“依附论”理论范式时提出必须改变整个世界结构，而不仅是边缘地位，但是其重建地球家园的基础依然是国家。
2.以启蒙哲学为思维基础，将“全球化”等同于“全球一体化”，即认为超越国家主权的全球一体化关系正在主宰着世界。这一理解包含着以下几种重要的含义：（1）在我们居住的这一星球上， 随着发达的交通和通讯技术覆盖世界，跨国公司遍布全球，世界空间正在缩小，“地球一村，世界一家”，国家、民族已难以成为阻挡偶发事件蔓延的绝对屏障和“防火墙”，任何一人、一事即“星星之火”都可能引发全球性事件。（2）跨国公司、 国际金融市场和全球互联网等“第三种力量”已从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多方面大大超越了世界各国的国家主权，世界体系的划分正在按照超越国界的全球性结构来组建。全球体系正在变成一种“跨国惯例”（斯克莱尔语），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层次都有自己的代表性制度和惯例结构。“文明的冲突”、生态环境保护、打击毒品与走私、和平、全球发展、反贫困计划等全球性问题需要联合国等全球性组织来干预和协调。如此等等。
3.以线性决定论思维方法为基础，将全球化概念限定于更狭窄的“经济全球化”范围，而相对无视文化、政治对于全球化的关键作用。Y.弗里德里希斯在《全球化——概念与基本设想》一文中认为：“全球化被理解为世界范围内经济活动的网络联系。”曼纽尔·卡斯特尔斯在《欧洲城市，信息社会与全球化经济》一文中也强调：“我们把全球化的经济理解为在真实时间内，在这个星球范围内统一运作的一种经济。这是一种在资本流动、劳动力市场、信息传输、原料提供、管理和组织等方面实现了国际化、完全相互依赖的经济。”显然，他们用这一概念来指称由超越国界的一系列经济因素——自由化国际贸易市场、世界金融体系、跨国公司及其各种经济联合体等所组成的经济一体化。1999年1月28日至2月2日，在瑞士达沃斯召开了“世界经济论坛”第29届年会，主题是“负责任的全球化”，这一议题涉及到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因而受到联合国、各国政府、企业界、金融界和新闻界的普遍关注。这次会议的主题也仅限于“经济全球化”问题。可见，国际社会关注全球化问题的焦点和基本视界，在于经济层面；同时，关注经济全球化内涵的主要着力点在于“经济一体化”。
4.统一的制度—规范体系。沃勒斯坦以“经济的世界体系”来解释全球化的基本规范结构，晚年又辅之以文化结构为补充。吉登斯对现代性进行制度分析，在《社会的构成》、《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民族—国家暴力》、《超越左与右》等著作中，从世界结构转型角度分析全球化历史，认为全球化是四种现代性的制度从社会向世界范围扩张的结果。社会的监督演化为民族国家体系；社会中的资本主义演化为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的军事力量扩张为世界军事制度和秩序；社会的工业主义则变成了国际劳动分工。他对后现代主义全球观持保留态度，其立论基点在于现代性制度分析。
后现代主义全球化观念 以后现代主义为基本视界构筑的全球化观念，本质上是一种新全球主义。他们秉承后现代主义所独有的“断裂”、“差异”、“多元化”、“反中心性”及文本研究方式，对于超经济的国际关系，大多取“多元化”或“多极化”的观念。经济层面的全球多样化与政治、文化（文明）层面的多元化相结合，这就是他们描绘世界格局或理解全球问题的基本范式。
1.全球化趋势的多样化、多元化与差异化。后现代主义全球化观念认为：以工业文明和启蒙理性为轴心建立的现代主义全球化观念已经在后工业文明时代失去了生存的基础。过去那种单一主体性的基础主义、单一规范与单一尺度的全球化已为多元化和差异化趋势所代替。（1 ）民族国家再也不是全球化时代的实体基础，而为多元的国际化存在方式如族性、跨国公司，绿色和平组织，文明共同体，互联网族，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金融体系等等所取代。民族国家正在熔化（雅克魁斯语），“全球场”将由“民族社会”而不是“国家中心”作为总体分析的参照点（罗兰·罗伯逊，1992）。（2 ）全球化的同质结构——西方中心论所推崇的单一主体性霸权已经为多元主体的网络结构所消解。应当把全球共同体看作一个由众多网络组成的大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个人和团体被吸纳进一种更加全球化的存在之中。多样的网络持续流动使全球化的整合过程不是更统一，而是更加多元化、分散化和变动不居（海纳兹，1992）。（3 ）全球化的单一规范和世界体系已经为多元差异的规范所取代。女权主义、生态主义、黑人政治、族性革命、克隆技术甚至同性恋都在冲击着旧全球化时代世界体系的文化基础和文明观念。再也不存在一种永恒不变的全球规范底板。不同力量、不同存在的相互作用和高密度的整合构成了新全球化时代的景观。（4）多元化尺度， 使参与全球化的主体多元化。新全球化决不是由那种按照启蒙哲学构造的单一价值尺度支配的，相反，是由多元价值标准差异地重合的。因而，具有多元差异内质的主体具有多元化的选择性。
2.强调全球性多元文明和文化、信息交往的优先性。全球社会经历了工业文明的洗礼，在迅速转向后工业社会的同时，使全球化的主导方式由经济层面向文化化、信息化和知识化转变。弗里德曼将所谓“霸权周期”、“积累中心的转变周期”、世界体系的变动、“文化身份的周期”结合在一起，运用新历史主义方法加以分析。他认为，随着霸权周期的转移，全球体系的中心也发生断裂式改变，各原有成员的身份也发生相应的变化。现代主义走向衰落，族性凸显，传统与后现代主义并存。现在的全球体系已经无法维持一元化的文化逻辑，多种文化的共存是旧体系衰落的必然结果。全球体系内部的异质化和文化多元主义是全球化的必然逻辑。斯克莱尔则认为，全球化超越了“国家中心”。“跨国惯例”造成了经济、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等三个层次的全球体系。其中，文化—意识形态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如大众消费主义文化“是将体系捏合在一起的螺栓、螺母以及粘合剂，没有它们，体系就会七零八落”。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体系的建构》中认为，在冷战后的全球化体系中，其主导范式不是经济，也不是国家间政治利益的关系，而是全球化文明间的冲突。世界体系就是由八种甚至更多的文明形态相互冲突造成的图景。
3.分散化、动态化和过程化。新全球化时代再也不是一个由统一规则统治的全球性整体，而是由多元规则、多种向度和多重力量交织的总体，就每一个层面来说，是整合中的分化发散中的整合，或是高度分化又高度整合，是一种德里达笔下的“撒播”状态。这一状态是一种流动的、变化的、网络化的，而不是实体性的存在。它并非等级森严的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体系，而是平面化网络式的结构。
交往实践的全球化观——马克思主义新全球化时代理论 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全球化观念虽然具有各自的合理性因素，但是在总体上却是各执一端，皆有偏颇。现代主义全球化观解释视界基本上还停留在旧全球主义的地平线上，带有浓厚的启蒙哲学的意蕴，具有单一主体性、单一理性、单一规范等缺陷，强调一体化、经济化和规范化而无视多元化、差异化、文化化，与新全球化时代的本性相悖，因此有待变革与转换。反之，后现代主义全球化观强调多元化、差异化、变动性等后工业社会的基本特征，但由于相对忽视规范化与整合化，因而也难以科学把握新全球化时代的本质。
在新全球化视野中，全球化的本质是全球性交往实践。所谓交往实践，是指多极主体间通过改造或变革相互联系之客体的中介而结成网络关系的物质活动。而交往实践观，即运用交往实践来反思和把握人类社会的观念，认为当代社会的本质是全球化社会，这一社会由多层次的交往活动即物质交往、精神交往和话语交往等构成，人们的交往实践即物质交往无疑是交往的社会基础。在交往实践观看来，以往学界在理解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时对实践结构作了有局限的解释，将之归结为“主体—客体”两极模式，而忽略了主体间的交往活动、交往关系和运行机制，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单一主体性、单一实践关系（只见“主体—客体”关系，不见“主体—主体”关系）、偏狭实践运行机制和片面的实践动力等缺陷。而交往实践观则认为，实践结构是由“主体—客体”与“主体—主体”双重关系之统一构成的整体，即“主体—客体—主体”结构。交往实践作为新全球化的本质、基础和动力，其特征表现在：
1.多极主体性。全球化不是自然无声的“类”聚合，而是多极主体间交往实践关系的整合形态。多极主体性指在全球性交往实践中共同操作者和交往者，他们是一些具有社会差异特质、彼此处于世界交往关系中的个体和群体，民族国家和族性共同体，直至全球共同体。他们彼此既相互差异，造成多元化、异质化和差异化，又在交往实践中通过改造共同的物质客体之中介而彼此相关。
2.社会交往性。任何社会实践都是“主体—客体”和“主体—主体”双重关系的统一，因而都是交往实践。从新全球化内在结构来看，任何发展主体的实践都与他者的实践衔接，以客体为中介，任何民族面对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关系即“主体—客体”关系都成为全球性“主体—客体—主体”结构的一个环节，而其自身同时就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着主体际关系。
3.双向建构和双重整合。新全球化与旧全球化的显著区别之一，在于旧全球化是基于单一理性和主体性基础上的“一体化”，而新全球化则包括“世界一体化”和“多极化”两个相反相成的向度。即是说，它不仅是在交往实践中达到高度一体化，而且是高度一体化与多元化的统一。它们都是交往实践双向建构与双重整合的产物。“道一生两仪”，两仪生八极。所谓双重建构，即指交往实践一方面在多极主体基础上建构全球性交往共同体，另一方面，以交往实践的返身性而达到主体的自我重构，构建具有独特个性的多极主体形态。所谓双重整合，即一方面在交往整合中产生主体系列——参与全球交往的多极主体，另一方面按对应整合生成交往关系系列——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新规则和新格局。根据这一原理，新全球化一方面在交往实践中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整合成全球化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新秩序，即一体格局；另一方面就必然会对应生成多元化交往主体——各交往主体将从交往中获得的内容内化为个性化主体的建构。多元化、差异和断裂，是后现代社会的必然特征。即便在世界经济领域，也不仅存在着越来越紧密的关联性影响，而且存在着各种区域合作的个性化趋势。欧元的启动，地区共同体的崛起与功能强化，使世界经济呈现多元化、多极化格局，这反过来又极大地影响和促进全球经济结构的整合。因此，超越旧全球化时代的单纯一体化特征，新全球化时代必然是集一体化与多元化并存的格局。
4.综合创新性。即具有广泛性、综合性和历史性。所谓广泛性，即全球化是交往实践的社会空间范围不断扩大、交往关系日益缜密的产物：从各个“孤立的点”走向民族共同体、走向世界、走向全球化网络。所谓综合性，即新全球化是一个集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与科技信息全球化为一体的综合过程，是交往实践的层次、水平和方式不断递升的结果。信息高速公路和知识经济，将交往实践提升到信息化、电脑化和知识化的新水平，进而使全球化展现出新的境界、新的层次和新的存在形态。在新全球化视野中，一体化与多元化是存在于经济、政治与文化各个层面的整体特征，而不限于经济层面。无论在经济层面上，还是在政治层面或文化层面上，都是如此。为此，我们应当反对单纯的经济全球化观念，因为，在以后现代信息社会为基础的新全球化时代，全球化的基本媒介已经不再限于，甚至主要不在经济层面，已经上升到信息与文化层面。脱离了信息—政治—文化的全球化，就无从理解经济的全球化。互联网和文化霸权主义并不亚于后殖民经济体系，发达国家在文化、科技上对全球的优势地位正好是经济全球体系的基础。同时，在全球政治与文化层面，应当摒弃单纯的多元化观念，而强调多元化与一体化两极并存的观念。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体系的重建》一书中将多元世界文明（文化）间的冲突视为主宰冷战后全球化时代的主导范式，而对政治与文化的一体化趋势持悲观态度。这未免有失偏颇。其实，人们所指认的多元政治或多元文化，本身就是构成全球性交往共同体的各个因素或方面，它们在全球化的冲击之下发生返身积淀现象，即“挑战—应战”促使各种不同类型的政治与文明对之发生不同的反应。然而，无论如何，在它们之间，越来越紧密的关联与相互作用、相互渗透与一体化（整体结构化）趋势相当明显。此外，从历时态来看，占据主导地位的交往实践随着时代的嬗变而转换，因而导致全球化结构的改变，从旧全球化时代走向新全球化时代。
5.系统结构。实体结构（“主—客—主”结构，从自然交往转换为生产交往、生活交往、政治交往等）、意义结构（交往实践对于全球交往的各极主体的意义不仅迥异，而且相互关联和缠绕）、辩证结构（历时态交往实践存在着肯定—规范向度与批判—否定向度），构成全球性交往实践的系统。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超越了传统实践观的狭隘眼界，为新全球化的趋势提供了科学解释范式。交往实践是新全球化时代的本质、核心和动力机制，而新全球化是交往实践的必然结果。
三、当代问题学：新全球问题的科学解答
高度关注“全球问题”并成为“反思的问题学”，将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全球问题始于旧全球化时代。例如，全球性殖民主义导致了民族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南北差异、两极分化和民族主义的反弹；追逐最大限度利润的资本主义与工业文明对自然界掠夺性开发导致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以抽象人性为基础的单一启蒙理性统治导致全球差异文化的衰落，等等，都属于旧全球化时代的产物。而新全球化时代之所以出现，本身就是对这些问题深层次解答的结果。然而，在解答中必然产生新的全球问题。我们已经看到：新科技革命与知识经济的挑战、生态环境的重建、人口暴涨与资源危机、全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一体化与多元化、文明冲突与民族主义、公共性与差异性、合理性与合法化危机等等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并正在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当然，在这一时期，人们理解和把握新全球问题的理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形成了多元化格局。从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人类处于转折点》提出“人类困境”和全球问题到L.布朗的《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和联合国的《21世纪议程》、《里约宣言》；从D.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到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体系的重建》中倡导的全球文明冲突范式，从知识经济理论到“经济全球化”，等等，全世界都在热切地关注：这些问题的主导趋势是什么？当代马克思主义应以何种范式来科学分析和把握这一问题谱系的本质？笔者认为，交往实践观最有希望成为这一理论范式。为了阐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在新全球化问题群中挑出几个具有代表性的问题来稍作分析。
问题之一：作为知识经济的主要依托——信息高速公路及微电子技术革命的主导趋势和哲学意义问题。电脑特别是PC机的出现和普及，作为新科技革命的一个主要象征，作为后工业社会和新全球化时代的主要技术基础之一，曾经引起哲学界高度关注，它被正确地概括为“人类头脑的解放”和“实践—生存方式的革命性变革”。然而，在对这一革命的内涵和意义的哲学理解，长期以来被限定在“主体—客体”两极结构之中，认为是人类主体以扩大的智能方式来有效地改造和把握自然客体，即速度更快，选择度更大，能力更强，范围更广，等等。如同以往人类用“手的延长”即蒸气机、精密机床来征服自然界一样，今天，人们用电脑来替代部分人脑，不过是使之成为主体征服自然客体的新工具而已。狭义实践观“主体—客体”两极框架在这里便成为电脑应用开发研究的界限，成为人们理解微电子技术革命的界限。微电子技术革命对于实践方式实现了变革，将交往实践提升到电脑化的水平，即创造出一个电脑化交往社会的生存空间，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人类主体际交往实践的方式、时效、价值、内容和意义。全球互联网有近5万个计算机网络、几亿用户终端，而且每年还以成倍的速度递增。人们只要通过当地的任何一个入口就可以进入全球互联网。借助于网络，人们就可以自由地进行信息交流、商贸洽谈、科技合作等全球性交往活动，这就是电脑化、信息化的交往实践方式。在网络化交往中，每一个参与者决不是单纯的主体或客体，而是具有主体际关系的交往者。任何主体在实施“主体—客体”实践关系时，就同时将自己栓系在全球性交往网络之中。这一网络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个空间，是一种重要的交往实践方式。可见，微电子技术革命处于“交往实践的转向”之中。
问题之二：知识经济的本性及内在运作机制问题。世界之交，知识经济大潮呼啸而至。作为后工业社会与新全球化时代的主要经济基础，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一个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和知识的生产、分配、使用（消费）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时代。它不是在工业文明框架内实现“高新科技如何直接产业化”等层面的问题，而是对工业文明结构的总体超越，它以知识资源来取代劳力与自然资源，以高科技体系——信息科学技术，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科学技术，海洋科学技术，空间科学技术，环保科学技术等——成为最主要的生产要素，成为第一生产力；对知识的生产、占有、配置和使用构成新型的生产方式，因而本质上是一种新生态的交往实践。它作为新全球化时代的交往实践，以前所未有的新视野，在对传统生产方式内涵进行变革的同时就实现对传统“主体—客体”实践结构观和知识论的变革，形成了具有创新意义的交往实践结构。
知识经济是对以往现代主义“主体—客体”实践结构观与知识论的否定，形成了交往实践结构的知识语用学，它从一开始就具备了当代交往实践的基本特征——交往性、实践性和主体性的统一。所谓交往性，即知识经济是在知识的创新与使用的结合上产生的，知识的本性具有强烈的交往性与共享性。它寻求高科技在交往结构中迅速转化为经济效果的途径，它要求创新主体与使用主体之间的最佳结合，它在知识交往活动中转换生成。没有知识交往，就没有知识创新与生产，就没有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可能性，也就没有知识经济。因此，知识经济作为一种后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不仅需要建立以知识为中心的交往实践结构，即“知识创新主体—知识（中介）—使用主体”，而且在运行中不断使之达到最佳融合。在新全球化时代，知识交往借助于信息高速公路而全球化、网络化，具有越来越广泛的空间与深度。所谓实践性，即指知识经济结束了技术发明与科学知识发现的二元对立的历史，知识直接导入实践，知识创新能够最终形成经济创新的结果。所谓主体性，是指知识经济弘扬具有创新能力的知识主体，认为创新知识集团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知识经济生产方式作为新生态交往实践，极大地提升了交往实践的整体结构和层次，使之从实体结构转变为知识信息结构。它包括三重变革。首先，交往实践主体的变革。在工业文明中从事物质生产的交往实践主体，转变为创造知识、传播知识、配置知识和使用知识并形成经济创新的主体。其次，知识—话语成为交往实践的新中介。一切知识经济交往活动主要是通过知识的生产、分配、使用来进行的。再次，交往实践结构的变革。知识经济自身构成了双重的交往结构：科技交往结构与经济交往结构。前者是以知识的创新、传播、配置和使用为轴心的知识流程和知识交往结构，以知识为中介客体而构成“主体—客体—主体”的交往结构，充分展现知识的共享性和公共性。后者是知识的经济交往结构。知识作为替代自然资源和金融资本而成为国际经济的中轴，全球性知识市场将成为市场经济中的关键市场。知识富有与知识贫穷成为阶级和国家间关系划分的新标准。在全球化的知识交往共同体中，一个严格的知识交往结构形成了。
可见，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对于当代问题谱系具有深刻的穿透力，从而展现出其时代“问题学”的新魅力。
收稿时期：2000－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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