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律》传入朝鲜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律论文,朝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00)03-0035-04
朝鲜半岛从三国时代后就开始接受中国律令的影响，这种倾向一直沿续下来。高丽朝模仿《唐律》，朝鲜朝则把《大明律》作为一般刑法。高丽时代只接受了一部分中国的法令，自朝鲜创业君主李成桂在即位诏书中表明采用《大明律》之后，《大明律》的全部内容都被接受下来了，由于思维方式、宗教、风俗方面的差异，《大明律》的传入给朝鲜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震动，其影响持续到现代。本文将简略地考察《大明律》的编撰及传入朝鲜的过程。
明朝建立初期，因为持续20多年的战争，社会经济衰退，社会矛盾尖锐。在这种形势下，朱元璋为了巩固政权，致力于恢复社会经济和封建法制的重建。为了恢复社会经济，朱元璋施行了农村复兴政策，先令难民归乡，给开垦荒地者承认了所有权，施行了人口分散政策，又在必要的地区实行屯田制，积极推进耕地扩大与恢复农业生产力的政策。结果，到洪武二十年（1387年）耕面积比开国初初期增加了五倍[1]。
若要治理建国初期的混乱局面，巩固政权，则必须得到地主阶级的支持，于是朱元璋又施行了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政策。他的这种思想也影响到法律的制定，“今朕为尔主，立法定制，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贫者得以全其生”[2]。这里所说的“使富者得以保其富”就是承认了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元朝末期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并没有让一般农民得到多少惠益，最大的受益者是地主阶级。朱元璋为了既保护地主阶级，又消除一般农民的不满情绪，施行了里甲制。洪武十四年（1381年），即把地理位置接近的一百一十户编为一里，其中富裕的十户为里长户，剩余的一百户为甲首户，这一百户又分为十甲，各甲有甲首，各里的里长指挥十名甲首管理这一里的事务。这就是里甲制。里长户主要是地主，甲首户主要是一般农民，里甲制事实上沿用了以前由地主支配社会的方式。
在抓紧社会经济恢复的同时，朱元璋为了加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推进了统一法典的编纂工作。平定武昌后，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广阔的地域，第一个《大明律》于1364年颁行。后经过四次修改，洪武三十年（1397年）编纂工作结束，这个法典作为基本法在明朝和朝鲜长期被采用。从第一次颁发到第四次颁发约30年，与朱元璋的执政年代几乎相等，这期间进行了四次修改，朱元璋又亲自参加了修订工作，可见朱元璋对于法典的编纂是非常重视的。他说：“卿等宜尽心参究，凡刑名条目，遂采上，吾与卿等细议斟酌之，庶可以久远行之”[3]。他又说：“是以临御以来，屡诏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而弗倦者，凡欲生斯民也”[4]。
《大明律》经过四次颁行才被完成：第一次，明太祖还称吴王的吴王元年（1364年）十二月颁布的为最初的明律。这里包括令和律，并采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方式。第二次修正于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进行，他命儒臣和刑部官参考唐律重新检讨明律。洪武六年（1373年）闰十一月令刑部尚书刘惟谦最后整理定稿，并于洪武七年（1374年）二月颁布于世。第三次，洪武九年（1376年）十月进行部分修改，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八月颁布，这次包括名例，采取了七分方式，共460条30册。值得一提的是，以前的名例都放在断狱条这后，这一次却放到首位，强调了其重要性。第四次是洪武三十年（1397年）修正颁布的，并传到现在[5]。
至于《大明律》究竟于何时传到朝鲜半岛的，未见有明确记录，现在只是大概推论在元明两朝交替时期。其主要根据是《高丽史·刑法志》中的一段记录：“有建议杂用元朝《议刑易览》、《大明律》以行者。”据此可见，《大明律》于高丽朝末年传到朝鲜半岛，当时的高丽朝已认识到施行此律的必要性。高丽末的执法缺乏一贯性，经常发生各官吏施行不同刑法的弊端。当时的状况是：“其弊也，禁纲不张，缓刑数赦，奸凶之徒脱漏自恣，莫之禁制，及其季世，其弊极矣”[6]。这种现象随着政治的腐败和民心散乱的政权末期状况更加恶化，对于立志扫除腐败现象，建设新社会的士大夫们来说，以礼为本的《大明律》具有积极的意义。他们深信朱子学，并一直坚持亲明路线，所以比较容易接受《大明律》。他们对《大明律》的关注立刻演变成积极的利用。禑王六年（1380年）典法司中有“应参照《大明律》来改正本朝之律”的上书，侍中郑梦周甚至提议：“四年，梦周取《大明律》，《至正条格》、本朝法令，参酌删定，撰新律以进”[7]。这说明高丽末期郑梦周不仅接受了《大明律》，而且将传统的《至正条格》及高丽法令添加进去，制定了新律。但后来高丽灭亡，新律未能施行。苦于没有现存资料，也无法确定其是否确实存在过。郑梦周的这些努力对于朝鲜时代郑道传编纂《朝鲜经国典》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大明律》于高丽末期传到朝鲜半岛，但真正施行是在朝鲜王朝成立之后。太祖李成桂在其即位的诏书中称：“仪章法制 一依前朝故事。”又称，“自今京外刑决官，凡公私罪犯必核《大明律》，追夺宣敕者及谢贴该资产没官者，乃没家产；其附过还职，收赎解任等事，一依律文科断。勿蹈前弊，街衢革去”[8]。在同一个即位诏书中有两个相反的主张，先称仪章法制都依高丽之律，又称官员犯公私罪时按《大明律》处置。这是为什么呢？事实上，说仪章法制皆依前朝之律是为了预防高丽遗民的抵抗，只是形式上的规定，按亲明政策施行《大明律》才是李成桂的真实意图。郑道传也在《朝鲜经国典》中称：“令我殿下德敦乎仁，礼得其序，可谓得为汉之本矣，其议刑断狱以辅其治者，一以《大明律》为据”[9]。这就是朝鲜王朝的刑律皆依《大明律》。朝鲜初期试图把《大明律》做为一般刑律，这样一来就需要把《大明律》翻译过来。郑道传在他的著作《朝鲜经国典》中就这样说明了翻译《大明律》的必要性：“又虑愚民无知触禁，爰命攸司将《大明律》译以方言，使众易晓，凡所断决，皆用此律，所以上奉帝范，下重民命也”。
郑道传创制了朝鲜王朝的文物制度，可他唯独在刑律方面却主张施行《大明律》，由此可以推论《大明律》在当时已成为一般刑律。另外，按照郑道传的主张，于太祖四年（1395年）二月，《大明律直解》一书出版。这本书是由政丞赵浚令检校中枢院高士窘、金祗把《大明律》译成吏读文（注：新罗时期由薛创制的一种表音文字，中国的表意文字新罗一般百姓难以读解，因此把它改成了表音文字，但这样也让百姓难解，所以没有广泛普及。），再令郑道传、工曹判书唐诚加工而成的（注：“此《大明律》科条轻重，各有攸当，诚执法者之准绳。圣上思欲颁布中外，使仕进谓之吏读，士俗生知习熟未能据革，焉得家到户谕每人而教之哉？宜将是书读之以吏道，寻之以良能，政丞平壤伯赵浚乃命检校中枢院高士窘与予嘱其事，某等详究反复逐字直解于呼，予二人草创于前，三峰郑先生道传、工曹典书、唐诚润色于后，岂非切磋琢磨之谓也欤。”（《大明律直解》金祗跋文））。之所以翻译成吏读文是因为大明律用汉字写成，难以理解，而且有很多法律用语，如官吏在执法过程中错误地理解法律条文造成判决不公正，百姓的生命财产有可能受到很大的损害。一般百姓如熟知法律条文，也可防患于未然。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由金祗、高士窘翻译的《大明律直解》是以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第三次修正颁布的《大明律》为底本的。此书一经完成，便由白州知事徐赞刻字，书籍院印了一百余本发行（注：“功既告讫，付书籍院以白州知事徐赞所造刻字印出，无虑百余本，而试颁行。”（《大明律直解》金祗跋文））。可见，虽然《大明律直解》到太祖四年（1395年）才完成和出版发行，但翻译工作从高丽朝末就开始了。所据有二：其一，《高丽史·刑法志》，职制条，辛禑十四年九月典法司上疏中有这样一句，“命通中国与本朝文俚者，斟酌更定云云”，此为根据之一；另外，《大明律直解》徒流迁徙地方条中仍沿用了杨广道、交州江陵道、西海道等太祖四年以前的名称。杨广道于恭让王二年（1390年）被废止，分为京畿左、右道，交州江陵道是在恭让王元年（1389年）将交州道改成交州、江陵道，后太祖四年改成江原道的，西海道是忠烈王以前命名的，于太祖四年改为丰海道。可见《大明律直解》在恭让王二年以前就出版问世了。
洪武三十年（1397年）明朝颁布第四次《大明律》。朝鲜向明朝请求要一份修改后的《大明律》，但直到建文帝继位并未答应朝鲜的请求，以“仪从本俗，法守旧章”为理由予以拒绝。但朝鲜太宗言及“命译《大明律》勿杂用元律”，据此可见第四版《大明律》还是流入到了朝鲜。但对第四版《大明律》的翻译工作直到世宗朝才展开。世宗十三年六月知申事安崇善、左代言金宗端等建议，《大明律》其意难解，难免发生借用其律文的事，应参照《唐律疏议》或《议刑易览》等进行翻译。世宗于是令舍人赵瑞康、少君权克知，详定所翻译《大明律》[10]。这以后的记录便无从查考。那么是否到世宗朝《大明律》翻译工作就中断了呢？但现存于世的《大明律直解》与第四版《大明律》的条文几乎一致，可以肯定翻译似乎并未中断[11]。这里有一个疑点，《大明律直解》是以第四版《大明律》为底本的，但其中也收录了金祗的跋文。遗憾的是实录中无与此有关的资料，不能进一步说明。
《大明律直解》虽以《大明律》为底本，但有多处根据朝鲜实情进行修改。如赎刑中把明朝的铜钱换算成朝鲜的王升布，把流放地改为朝鲜的地名等等（注：翻译时怎样考虑到了朝鲜的情况这一部分，作者另文《朝鲜初期大明律之运用情况》中有详述。）。但翻译后的《大明律直解》也同样难以理解，而且又发现《大明律》条文本身也有缺陷，因此有时就按唐律或元律来执行。世宗朝时承文院曾“请印《至正条格》十件、《吏学指南》十五件、《御制大诰》十五件，命各印五十件”。又曾“颁铸字所印《唐律疏议》中外官”。刑曹也曾认为“议刑之际，《唐律疏议》最有益，不可不知”。可见，朝鲜初期的王及臣僚们虽遵照《大明律》执法，但对于不完善的部分则试图按朝鲜的实情来修改后执行。也就是说，朝鲜初期《大明律》的确很受重视，但也参照《唐律疏议》及《议刑易览》（注：“知申事安崇善左代言金宗端等启《大明律》文语意难晓，照律之祭，失于轻重，诚为未便。乞以《唐律疏议》、《议刑易览》等书参考译解，使人易知，上曰然”。见《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卷五二十三年六月，甲寅条。）执行。
〔收稿日期〕2000-0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