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的理论自信之源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之源论文,自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召开，进一步提出了新的目标、新的要求、新的理论，再一次强调了我们实现“两个百年”的光荣任务及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并要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①这不仅表明我党对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形成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具有更成熟、更正确的认识，还表明了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既定目标的理论自信。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具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自信，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自信的重要部分。我们这种理论自信，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并不断接受检验的自信。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的内涵是，“离开中国特色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色去应用它，成为全党急待了解并急须解决的问题”，②这与他倡导的“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完全一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是毛泽东在长期的实践中分析中国国情，比较外国国情，反复认识、反复实践的结果。1930年5月，针对一些人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本本的倾向，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时，必须要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强调我们需要本本，但要反对脱离中国实际的本本主义。1938年10月，毛泽东又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阐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应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又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按中国的特点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在抗日战争从战略防御走向战略相持期间的1940年1月，毛泽东对过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情况作了总结，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才能使之发挥巨大作用。1941年5月，毛泽东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提出，一定要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一定要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及策略问题而从马克思主义中去找立场、找观点及找方法，这才是有的放矢及实事求是。显然，这里精辟归纳的“实事求是”思想，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实践成果，也是我们理论自信的必然结晶。 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总结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推进新中国的经济建设，1956年9月，毛泽东再次强调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并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思想原则。1958年3月，毛泽东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全国各地特别是农村的经济实践作了总结。他在成都会议上指出，应从唯物论、辩证法角度，阐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就是唯物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是对立统一的，这就是辩证法。这里，毛泽东已将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使我们的理论自信有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同年7月，毛泽东在接见非洲青年代表团时，对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意义和巨大成绩再次作了总结，认为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犯了严重错误而被迫长征，以后才知道既要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又要（将其）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结果后来一经结合就很灵，就打胜仗了。毛泽东的这个简要总结实际上为我们树立了这一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信。应该认为，毛泽东带领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及新中国建立后的经济建设中取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及实践成果，是我们理论自信的坚实基础。 邓小平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人，进一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贡献。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已开始将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完成的从具体到抽象的理论飞跃，上升为一定范围内普遍适用的真理，认为认识到这个普适性真理是毛泽东同志的功劳。他在1956年11月发表的《马列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一文中指出，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即是普遍真理。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叫结合本国实际，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他除了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运用之外，还试图抽象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般价值，去印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国共产党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找出自己的革命道路”。③“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④显然，邓小平的这个思想，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具有在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个性，而且具有了启示其他国家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共性。邓小平的巨大贡献使得邓小平理论被誉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阶段”。⑤ 江泽民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继承者及推进者。他在1990年指出，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实际上形成了将中国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结合起来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内容、新原理，达到了一种新境界。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被一些学者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2002年，中共召开了十六大，此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围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三步战略的实施，形成了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的一系列战略思想，也被认为形成了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理论成果，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通过坚持党的建设，整顿党的作风，为完成“两个百年”的战略目标，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 在将近100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实践探索过程中，我们逐步形成了中国经济学——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架构。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并以“实事求是”加以精辟概括，从而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完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及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成就，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发展道路上面临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如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央集体对中国现代化作出了新部署，制定出新战略以及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更加殷实的全面小康社会，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提出发展是第一要义、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创新发展、和平发展等科学发展观，极大地丰富了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宝库，从而不断地引领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跃上新台阶，不断地巩固着我们的理论自信。 中共“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结合中国经济社会的实际，在经济新常态的情况下，卓有成效地做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工作。 当然，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及实践成果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集中全中国人民的智慧，带领全中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在奋斗的过程中，不少的理论工作者、实践工作者也作出了重要贡献。程恩富教授等人主编的《高级现代政治经济学》一书，就是新时期努力探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一部力作。 当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面临一些新的问题、新的挑战。例如，在新的形势下，如何进一步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即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如何进一步夯实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如何充实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具体内容，如何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具体内容中抽象出具有普适意义的理论原理，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特别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深刻融入广大群众的行为，将理论转化为生产力，这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然而，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么被照抄照搬，要么被边缘化，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指导地位被削弱，以致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受到影响。一方面，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需要中国经济社会的实践去检验和发展，这就需要在新时期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从而通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进一步增强我们的理论自信，从而增进我们的制度自信及道路自信。要达到此目的，首要的工作是在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同时，必须进一步将其时代化、大众化，而程恩富教授主编的《高级现代政治经济学》，在这方面作了很好的尝试。 程恩富教授主编的《高级现代政治经济学》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库中的一部力作，在许多方面对传统的一些研究成果有所突破。具体表现在六个方面。第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特色性。这部专著具有既坚持与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借鉴西方经济学，更揉合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特点。长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方面，我们要么照搬照抄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完全排斥西方经济学；要么照搬照抄西方经济理论，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边缘化。有些理论成果尽管能够较好地处理两者的关系，但却又将理论与实际分离开来，未能吸收中国经济实践特别是吸收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的经验，以致难以形成有效指导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体系。《高级现代政治经济学》克服了这些缺陷，将成为具有指导作用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著之一。 第二，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系统性。任何理论体系要真正地完善，必须具有理论的系统性，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及世界观决定的。这种方法论及世界观告诉我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既要客观又要全面，既要具体又要抽象，既要宏观又要微观，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决定的认识论，本身就是系统论。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必须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各种现象、各种问题、各种矛盾进行系统地认识，并系统地予以解决，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系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内容。所以，任何体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研究成果都应具有全面性及系统性。程恩富教授的《高级现代政治经济学》很好地体现了这种系统性的特征。这本著作在方法上，既有规范分析，又有实证分析；既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又有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在内容上，既有前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研究成果，又有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研究成果，更有前瞻性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研究成果。在立场上，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理，又批判吸收了西方经济理论的精华。在研究视角上，既重视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实践，更注重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国际视野，从而使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够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及运用。 第三，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一度一些人曾怀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石——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进而怀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我们认为，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既不能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本，也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的本本，而应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上，借鉴西方经济理论，揉合中国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元素，来建立中国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高级现代政治经济学》正是循着这样的轨迹，以科学的方法，通过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有益的成份，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形成的科学性认识，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内容。 第四，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连续性。《高级现代政治经济学》是继《初级现代政治经济学》与《中级现代政治经济学》之后的又一本力作。这三本书无论从理论体系、逻辑结构还是表述方法等方面，都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进行了创新。而《高级现代政治经济学》不仅在理论内容上力求围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核心内容进行阐述、在表达方式上注重规范分析，还注重运用数学工具进行实证分析，以求科学地系统地完成理论研究。从《高级现代政治经济学》与《初级现代政治济学》、《中级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来看，前一部是后两部的继续与深化，其理论内容表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逻辑连贯性，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理论与实践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的规律。 第五，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创新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不仅是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更是在这种结合过程中通过实践的创新形成新的理论，从而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在实践中进行了许多理论创新，如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科学发展理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理论”等，使我国取得一个又一个经济发展的成果。《高级现代政治经济学》也正是按照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理论创新”要求，在此方面进行了不懈努力，例如，该书提出了“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利己利他经济人”“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劳动价值守恒定理”，探索了“新技术条件下剩余价值理论模型”“网络技术条件下剩余价值的来源”“模块化生产网络：剩余价值生产新组织方式”，特别是通过揭示“中国之谜”及“中国模式”的理论内涵，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理论与实践创新的探索历程。 第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前沿性。综观近100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在不断创新及发展过程中，也充满了实践的艰辛，充满了理论的冲突，然而，这是创新发展中必须经历的。这正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及实践正是在创新发展中产生的，因此具有前沿性。理论与实践的前沿性，要求直面不断涌出的新现象、新问题、新困境与新挑战，要求运用真理之矛回击各种错误的理论思潮，运用真理之盾捍卫各种正确的科学经典。《高级现代政治经济学》正是通过介绍国内外经济学前沿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其中国化的理论工具，对其进行剖析、对比、批判，从而形成了一道独特的理论前沿风景线，为广大理论工作者及实践工作者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课题、研究方向及前进坐标。例如，该书剖析了斯蒂德曼的“联合生产”，回应了“斯蒂德曼诘难”；进一步深入阐述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从而回应了“负价值”理论；结合当代科技飞速发展的现实，阐释了“新技术条件下的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介绍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四速世界”理论，启发人们重视世界经济社会格局新变化、经济探索新动向，等等。对国内外一些专家学者的新观点，该著作也作了客观的阐述及评说，这就使理论前沿的百家争鸣气氛更加浓厚。当然，该书有一些地方也可能会受到部分专家的质疑及责难，一些观点也还可以商榷，但这是作为一部创新性强的力作所不可避免的。 总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历程，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全中国人民，仍在不断努力探索的过程，其间取得的理论成果及实践成果，不断丰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宝库，成为我们理论自信以及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的源泉。我们期待更多的像《高级现代政治经济学》这样的优秀成果问世，以促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的更快发展。 ①《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人民日报》2015年10月29日。 ②参见中国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58-659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8页。 ⑤《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页。标签：经济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中国军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