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现实_中等收入陷阱论文

“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现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陷阱论文,现实论文,收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二战以来，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机构在研究全球发展问题时，往往把着力点放在低收入国家如何摆脱“低收入陷阱”方面。相对于“低收入陷阱”的研究而言，人们对于“中等收入陷阱”关注较少。一个国家如何从中等收入阶段顺利地迈入高收入阶段，没有得到系统研究，甚至缺少一个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但是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大批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有关“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逐渐得到关注和重视。

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首次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报告指出“许多经济体常常都能非常迅速地达到中等收入阶段，但只有少数国家能够跨越这一阶段”(World Bank,2007)。有些专家学者从发展战略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如Wing Thye Woo(2009)以马来西亚为例进行分析，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结束后马来西亚仍然采用20世纪70年代的不适宜的经济政策，使经济回暖缓慢，延长了经济复苏时间，导致马来西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Kenichi Ohno(2009)指出在过去的15年中，尽管越南采取了自由主义政策，以出口为导向，经济获得较快增长，但是也出现了诸如收入差距拉大、环境污染、金融泡沫等问题。面对这种不利局面，如果不及时转变发展政策，越南将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Tuomas Malinen(2010)采用收入分配的面板数据，对中等收入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均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关系，这种关系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阻滞效应，并认为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加剧是诱发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

在2009年中国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之后，国内一些专家、学者也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原因。蔡昉(2008)认为经济学中所谓收入陷阱，是指一种较为稳定的均衡状态。这种状态的形成原因在于，尽管某一个因素能够促进人均GDP提高，但是由于这个因素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可持续性，其他制约因素又会将其作用抵消。在此情况下，人均收入在经过一定程度的提高后又被拉回到原来的(生存)水平。马岩(2009)在总结世界各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指出过度城市化、贫富差距过大、政府资源配置不合理、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不匹配、对外贸易没有及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资本账户自由化导致对外资依赖性大等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的因素。楼继伟(2010)也指出当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传统部门竞争力因劳动力成本上升而被削弱，前沿技术因无法引进而需要依靠创新，这些都要求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战略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如果转型不及时或不成功，就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2)国际经验的比较研究。仪明金等(2011)总结了拉美国家、韩国和马来西亚等三种不同类型国家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中国如何规避从而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建议。郑秉文(2011)以成功跨越陷阱并顺利进入高收入行列的亚洲“四小龙”为参照，分析了目前导致中国掉进陷阱的各种可能因素，并提出了规避的对策。孔泾源(2011)通过探究各国不同发展类型与体制特征，分析了“中等收入陷阱”成因。结合中国当前的一些特殊表象，认为唯有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深化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马晓河(2011)通过国际比较认为加快推进体制改革、支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调整发展战略、改变贸易结构方式、培养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是中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选择。(3)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研究。宋圭武(2010)认为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较大。原因在于中国腐败问题严重，以及长期形成的不讲法制、不讲规则、讲关系的处事方式，出路在于制度创新。刘方棫、李振明(2010)从促进收入可持续增长的视角，也认为中国落人“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较大。马晓河(2011)认为由于中国现有政策、管理体制和社会惯性等方面存在着不足，对产业结构升级和需求结构调整形成了极大阻碍，如果不消除这些不利因素，中国通向高收入水平之路并非坦途。梅伟霞(2011)指出中国正在实施的发展模式是排斥性增长模式，排斥性增长模式在导致社会断裂和失衡的同时，也会导致改革的“帕累托效应”不复存在，进而使中国面临着“发展天花板”和“中等收入陷阱”。

上述研究虽然对于我们理解“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影响等问题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把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与一些中小国家进行简单的比较，从而得出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性较大的结论，显然有些牵强。本文拟从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所经历的“收入陷阱”作为切入点，通过比较中国和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时的主要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结合中国经济发展潜力和世界权威机构及部分学者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测，对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进行判断，并提出相应的政策选择。

二、经济发展阶段与“收入陷阱”

(一)经济发展阶段与“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通常按人均GDP把世界各国分成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等四个组别。世界银行2010年公布的最新分组标准为：低收入国家人均GDP在1005美元以下，中低收入国家人均GDP为1006-3975美元，中高收入国家人均GDP为3976-12275美元，高收入国家人均GDP在12276美元以上。其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通常被称为发展中国家。①每个国家或地区在从低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跨越“收入陷阱”的过程。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长期处于某一发展阶段而难以实现突破，往往被认为陷入了“收入陷阱”。人类社会所经历的农业社会、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等三个发展阶段，分别对应三种不同陷阱：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和高收入陷阱。

马尔萨斯于1789年依据经济理论中的收益边际递减规律提出了“贫困陷阱”(Poverty Trap)概念。“贫困陷阱”即“低收入陷阱”，是指由于产出增长不能与人口扩张保持同步，人均收入将下降到如此之低，以至于到了仅能维持或稍高于生存需求的水平。目前人们对“贫困陷阱”的研究已经从早期对贫困恶性循环现象进行宏观解释和理论探讨，转向对“贫困陷阱”产生的微观基础研究，并针对不同国家或地区提出了具体的应对措施，使一批国家成功摆脱“贫困陷阱”的束缚。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成功跳出“贫困陷阱”后，往往会遇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虽然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遵循最初的发展战略和增长机制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但却难以再依靠这套战略和机制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阶段。另外，要素成本上升、人口红利消失、产业结构升级受阻、贫富差距过大等经济、社会问题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这些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

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顺利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社会发展就会跨上新的发展道路。在向高等收入阶段迈进的过程中，又会面临着“高收入陷阱”或“收入高墙”(Income the Great Wall)。“收入高墙”是由法塔斯和米霍夫(Antonio Fatás and Ilian Mihov)于2009年提出的，指人均GDP达到或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时，由于先前拥有的后发优势逐渐丧失，以能源重化工产品的大规模生产、以满足居民基本消费需求为特征的工业化和快速城市化基本结束，经济实际增长率出现显著回落，并由此产生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打破“高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创新。一是制度创新，激发人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不断创造新的知识和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推动经济发展；二是技术创新，促使生产技术全面升级换代，进而使社会经济系统出现根本性转变。

(二)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与“收入陷阱”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分别经历了低收入、中下收入和中上收入等几个不同发展阶段。中国经济不断地向更高发展阶段迈进，意味着不断地实现跨越。1978年以来，中国在人均GDP仅为183美元的起点上，历时23年于2001年达到1041美元，开始进入中下等收入国家行列，实现了第一次跨越；到了2009年人均收入突破4000美元大关，跃入中上等收入行列，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跨越。在达到中上等收入水平后，中国面临的是如何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完成第三次跨越。

实现第一次跨越的动力机制源自于“市场驱动”。1978-2000年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一直处于1000美元以下。在这个阶段，中国经济政策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陆续采取了废除人民公社、突破计划经济模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改革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经济政策的巨大变化，使得调控经济发展的机制，由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有形之手”转为市场机制的“无形之手”，市场导向替代了先前的中央指令，使高度计划体制压抑下的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导致隐藏在市场背后的原始动力开始爆发，推动中国顺利跨越“低收入陷阱”。

实现第二次跨越的动力机制源自于“要素驱动”。西方经济增长理论表明，现代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本、劳动、自然资源以及技术进步的投入。在2001-2010年间，中国抓住了加入WTO这一契机，在充分利用自身劳动力丰富、自然资源丰裕度高的比较优势，以要素投入来拉动增长，体现出较为明显的“要素驱动”的历史特征。据测算，在这一阶段，物质资本(包括自然资源)对经济的贡献率为40%，技术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率为38%左右，劳动投入和人力资本对经济的贡献率为12%左右，其他因素对经济的贡献率仅为10%左右(许湖，2011)。就整体而言，这一阶段尽管是粗放型增长，但是经济发展还是取得了巨大成就，并成功步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实现了第二次跨越。

实现第三次跨越的动力机制源自于“创新驱动”。中国在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要想顺利实现向高收入水平迈进，就必须调整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战略，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新增长理论明确指出，技术创新既是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是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在高收入经济体中，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70%，而目前中国还不到40%。②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国家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建立国家创新体系，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已成为许多国家的共同选择。因此，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走具有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既是中国提高综合竞争力的关键，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之一。

三、“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现实

(一)“中等收入陷阱”现象

世界上最早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主要集中在拉美地区。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拉美国家先后进入工业化起步阶段，20世纪50年代开始起飞，在经过连续20年保持年均6%～7%的增长速度之后，于上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陆续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从此就出现了经济增长乏力，并在其后数十年内年基本维持在1%～2%的低速增长现象。除此之外，在社会和政治领域也出现了因收入差距扩大而导致的社会失衡、治安混乱、政局动荡等问题。在1970-2000年间相继进入“中等收入陷阱”(见表1)，人均收入水平在很长时间内没能迈上新台阶。

在世界范围内，除了拉美国家表现出明显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外，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经历。与拉美相比，南亚和东南亚的许多国家的起飞时间较晚，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才开始陆续进入中等收入行列。比如，马来西亚于1977年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由于长期实行“新经济政策”(NEP)导致私有经济的投资额大幅下降，加上法制不健全、种族主义严重等原因，出现了经济增长缓慢现象。泰国1988年人均GDP为1119美元，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是到了1996年，经济增长率却急骤下降，外贸出现严重滑坡，财政赤字大幅上升，从此转入低速增长期。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于21世纪初刚刚迈进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10年人均GDP分别为2946和2140美元。印度、越南和老挝在2007-2010年间先后达到中等收入标准。这些国家中诸如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等国也已经出现了类似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

对于资源丰富的一些中东和北非国家(简称东北非)，尽管在上世纪70至80年代经济发展迅速，但是到目前为止也只有少数国家如沙特、科威特、阿联酋等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其他国家则一直处于中等收入水平。其中，突尼斯、约旦、伊拉克、伊朗、埃及、阿尔及利亚和黎巴嫩等国已经被公认为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正如世界银行2010年在《复苏强劲，风险上升》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几十年来中东的很多经济体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

(二)“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现实

1.中国与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时期的主要经济社会指标比较

拉美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无论是在国土面积、人口规模，还是在经济总量、经济发展动力等方面，不仅与中国均无法相比，而且拉美国家和中国在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等方面也存在着巨大差别，因此，不能仅仅根据人均GDP标准来判断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为此，我们选取多个主要社会经济指标进行比较。通过比较不难发现，二者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见表2)。

首先，对于那些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指标(如储蓄率、投资率等)来说，拉美国家的指标值要远远低于中国，但其消费率却又大大高出中国。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只要能够顺利启动内需，使得国内消费达到一个适宜水平，就会为未来经济快速发展提供强大的内在动力。这一判断可以从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中得到验证，韩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从1960年的18%和11%，提高到2000年的32%和31%，消费率从1960年的38%，提高到2000年的65%(世界银行，2010)。另外，中国台湾和新加坡也是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储蓄率、投资率和适中的消费率。

其次，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但是其城市化率已经达到很高水平，几乎和发达国家相当。如阿根廷在20世纪70年代的城市化率高达85%，比当时英国的城市化水平还高出2个百分点，而人均收入却仅相当于英国的七分之一。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到2011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才首次突破50%，达到51.27%水平。③预计到2030年中国快速城市化阶段将会接近尾声，届时城市率将会达到70%，基本完成城市化的发展目标，并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吴垠，2012)。世界经济发展经验表明，城市化适度推进，将与经济发展形成良性互动关系。这将意味着，未来每年1%左右的城市化速度，将会促进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

第三，尽管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呈现出不断攀升的势头，但是和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时相比，情况要好一些，这无疑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另外，2011年中国人均GDP达到5540美元，大大高出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时的水平，这说明中国在迈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经济发展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增长势头。

中国与拉美国家相比，除了在主要经济指标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外，世界权威机构和知名专家、学者也对中国未来的发展给予了积极的、乐观的评价和预测。这些预测无一例外地认为中国在2030年前后将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并顺利地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见表3)。

2.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条件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发生转变，经济结构正在优化升级，经济规模和发展速度持续向上，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依然存在，这些将为中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坚实的物质条件。

(1)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理论和实践都表明，经济增长与消费需求存在着显著的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经济增长可以提高居民收入，提升消费能力，增加消费需求；另一方面，消费需求的增长又会促进经济增长。中国有13.4亿人口，总规模世界第一，市场潜力巨大。主要表现在：第一，在购买力和收入水平大体相同的条件下，人口数量与市场规模成正比，人口规模的大小直接决定了市场规模和市场发展的空间。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必然带动消费需求的增长，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第二，中国地域广阔，各地资源禀赋差异性很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明显，由此形成的产业结构无论是在水平上还是在结构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使我国的消费需求呈现出明显的多层次性和互补性。在这种情况下，产品生命周期存在大大延长的可能性。第三，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化，国内生产要素、资源和产品的流动更加顺畅，国内市场的统一性将进一步加强。统一的市场具有规模经济效益，有助于降低商品的流通成本和信息搜寻成本，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发展。

(2)拥有国际与国内两种“追赶效应”(Catching-up Effect)。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收入与发达国家差距越大，其经济增长速度往往越快，即存在着所谓的“追赶效应”。一方面，中国人均GDP水平还相当低下，2010年中国劳均生产率相当于美国的10%左右，大于1975年韩国劳均生产率与美国的相对差距19.4%。因此，从国际视角看，存在着一个中国快速追赶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效应。另一方面，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较大，中西部地区人均GDP水平明显低于沿海地区，因此，从国内看，存在着一个中西部地区追赶东部的效应。在未来的一定时期内，两种“追赶效应”的叠加，将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的动力来源。

(3)国内储蓄率和国内投资率在不断上升，就业结构不断优化。依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主要动力源泉。统计资料显示，1982-2010年间中国储蓄率和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呈现上升趋势(见图1)，而这也是中国继续保持经济高增长率的重要来源。同时，就业结构也在不断优化，在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农业领域就业人数不断下降的同时，非农领域就业人数一直在增长。2009年农业劳动力为29708万人，较2002年减少了7000多万人，平均每年减少1000万人左右。专家预计，到2015年农业领域就业人数可以减少至2.5亿人左右，到2030年还会再减少1亿左右(胡鞍钢，2011)。非农领域就业人数的不断增加，无疑有利于中国整体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

图1 1982-2010年中国储蓄率与投资率占GDP的比重(%)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网站(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

(4)中国保持相对较高的人力资本增长率及科研增长率。1985-2009年，中国人力资本总量年增长率为7.20%。其中，1985-1994年的年均增长率为2.26%，1995-2009年的年均增长率达10.16%。由此可见，1994年以后，人力资本增长加速。④2010年中国具有高中(含中专)以上文化程度人数为3亿人，接近美国的人口总数，预计到2020年这一数字将增加到4亿人。2009年中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为182.3万人，而美国、欧盟27国、日本三个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这一群体人数分别为141.3万、159.2万、65.7万人(胡鞍钢，2011)。科学研究方面，1996年美国和中国发表的科学论文总数分别为292513和25474篇，中国仅为美国的8.7%；到了2008年两国发表的科学论文总数分别为316317和184080篇，中国是美国的58.2%。英国皇家学会的研究报告《知识、网络和国家：21世纪的全球科研合作》称，2011年中国发表的科学论文数量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按照这一速度，中国将在2013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发表科学论文最多的国家。较高的人力资本增长率和科技创新活动，有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有利于提升中国经济发展质量。

另外，从社会角度看，当前中国社会矛盾虽然纷繁复杂，但其核心在于利益矛盾和利益诉求。由于利益矛盾具有理性的特点，不会像宗教矛盾、民族矛盾、敌我矛盾那样，引起大规模的冲突和动乱。⑤这无疑为中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

通过比较中国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典型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结合一些权威机构和人士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测和发展潜力分析，可以得出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较小的判断。

四、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

从现实情况看，尽管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较小，但是依然不能掉以轻心，毕竟在30多年高速增长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如发展方式粗放、环境污染严重、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要想从中等收入水平顺利迈向高收入行列，既要解决当前发展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又要保持经济健康发展。在此背景下，中国应该选择走包容性发展道路。

“包容性发展”的基本涵义是通过一种规范稳定的制度安排，让每一个人都有自由发展的平等机会，让更多的人享受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寻求社会和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相比，包容性发展方式除了采取低碳化手段追求经济绿色增长，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外，还注重完善各项制度建设，培育经济增长动力，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稳定。

1.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为了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国家必须实现由“要素驱动”增长模式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模式升级，才能防止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导致的经济放缓。中国经过连续多年的高增长，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但是取得这些成绩是以高污染、高能耗、高投资、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为代价的。2010年，中国COD排放总量达1400万-1500万吨，接近最大允许排放量的两倍。大气中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为1900万～2000万吨，远远超出大气达标的1200万吨。城市垃圾每年接近1.4亿吨，一次性处理率仅54.2%，无害化处理率更低。目前，中国环境污染已从陆地蔓延到近海水域，从地表水延伸到地下水，从一般污染物扩展到有毒有害污染物，对生态系统、食品安全、人体健康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⑥粗放的发展方式必然造成能源资源越来越紧张、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化，这已为历史经验所证明。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是通过加快推进节能减排和污染防治，加快建立资源节约型技术体系和生产体系，提高劳动技能、提升技术水平、创新经济发展模式，保持经济活力，实现经济增长(World Bank，2008)。在全国人大十一届五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2012年GDP的增长目标为7.5%。中央政府主动降低对GDP的要求，无疑为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2.加强制度创新

诺斯对熊彼特提出的创新理论进行发展并用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制度变迁现象，提出了“制度创新”的概念。新旧制度的转换可能对人的行为影响极为明显，一种能够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制度取代了压制人的积极性的制度后，会使生产率大大地提高。当现存的制度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时，制度创新或制度变迁就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制度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创立新的制度规则，增加产出积累；二是通过改变激励机制，促进经济增长；三是通过降低支出费用或交易成本，提高产出增长率。制度创新是后发地区赶超先发地区的重要前提条件和动力源泉之一。通过制度创新，既能解决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增长动力问题，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方向所在(李子联，2011)。

3.构建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的主要标志是平等和公正。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在于不平等程度扩大。不平等会使一部分人长期无法分享到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他们就可能会采取一些不利于经济增长的行动，减弱社会稳定性和凝聚力，引起社会动荡，干扰正常的生产行为，进而导致劳动和资本的生产率下降。不平等还会加强富人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使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而进行包括游说官员、行贿和徇私舞弊等在内的“寻租”活动。当社会资源被用于这些寻租活动时，它们就会脱离促进经济增长的轨道。另外，收入不平等还会阻碍人们选择能够提高生产率的教育机会，导致不同社会阶层人群的后代在发展机会上的不平等，使得处于低收入或低财富水平上的人不能充分发挥其能力，因此，不平等有诱发低效率出现的内在机制。在全国人大十一届五次会议上胡锦涛强调，要始终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创造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努力实现经济发展和人民幸福同步提升。⑦目前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应该着重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整合社会关系，防止社会阶层出现严重分化。二是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包括机会不公平和发展不公平两个方面。三是解决经济发展成果分享的广泛性问题，切实保障所有社会成员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这些问题的解决无疑会给中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①参见世界银行网站(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②数据来自于新浪网.大国“后发优势”的中国机遇[EB/OL].http://news.sina.com.cn/c/sd/2010-10-16/103421288207.shtml。

③中财网.2011年中国十大经济数据总盘点[EB/OL].http://www.cfi.net.cn/p20120119000987.html。

④中国网.商院关注：2011年中国人力资本指数发布[EB/OL].http://news.china.com.cn/rollnews/2011-11/02/content_10950054.htm.

⑤中国人大网.化解社会矛盾 促进社会和谐[EB/OL].http://www.npc.gov.cn/npc/xinwen/rdlt/fzjs/2007-10/18/content_373285.htm.

⑥搜狐网.中国资源和环境承载力已近极限[EB/OL].http://news.sohu.corn/20041117/n22302357.shtml.

⑦新浪网.努力实现经济发展和人民幸福同步提升[EB/OL].http://news.sma.com.cn/c/2012-03-07/011624070553.shtml.

标签：中等收入陷阱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拉美国家论文;  中等收入国家论文;  中国人均gdp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论文;  制度创新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