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以来国外社会主义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年代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90年代以来国外社会主义研究的基本状况与特征
90年代国外社会主义（本文所涉及的范围不包括古巴、越南、朝鲜和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围绕苏联东欧剧变与社会主义理论问题而展开的。
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世界各国共产党和革命组织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几乎每个国家的党组织都对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得失、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以及与此相关的马克思主义等问题进行过激烈的大讨论。例如，法国共产党在东欧剧变尚未停息之时，就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1000余次党员大讨论，参加人数多达20多万人次。可以说，苏联东欧剧变之后，各国共产党组织一度出现的所谓“大分化、大改组、大出血”现象，几乎都是在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发生的。
90年代以来，虽然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转入了低潮，但关注社会主义的人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频繁举行国际性的社会主义问题、马克思主义问题讨论会。比较著名的有：1990年法国《当今马克思》杂志主办的“社会主义前途”讨论会；同年，美国《每月评论》杂志主办的“社会主义未来”讨论会；1992年3月，拉美14国共产党会议；1993年5月，印共（马）组织的有21国共产党代表参加的“当代世界形势和马克思主义有效性”国际讨论会；1995年9月， 由法国《当今马克思》等十家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杂志共同发起和组织的“’95巴黎国际马克思大会”；1996年4月， 由美国纽约马克思主义学院、美国激进哲学学会、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非洲-美洲委员会以及《批判》杂志、《每月评论》杂志等30多个组织团体发起的“欢呼乌托邦：对社会主义的再展望”国际研讨会；1996 年6月，在俄罗斯，由莫斯科大学主办的“通向社会主义之路：改革还是革命，市场还是计划”国际研讨会；1996年7月， 英国《社会主义者评论》杂志等单位组织的“’96马克思主义大会”；以及1997年10月在巴黎由《当今马克思》杂志、“马克思世界协会”（该协会由法国共产党牵头于1995年12月成立）等单位组织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国际讨论会，等等。 美国社会主义学者每年都要举办一次讨论会， 至今已举办了14届。在以上这些讨论会中，伦敦“’96马克思主义大会”的规模最为宏大，与会者达6000余人，共举行了260多场报告会和讨论会； “’95巴黎国际马克思大会”和“’96纽约社会主义学者研讨会”规模也很大，与会学者均达到1500人以上。这种盛况在苏东剧变前，从未出现过。
第二，研究社会主义的论题更加广泛。例如，“’96纽约社会主义学者研讨会”所列的议题有72个之多，主要有：关于工人的直接民主、斯大林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终结与马克思主义的复兴、激进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及其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生态学和共产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全球资本主义、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东欧左派的前景、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等等。
第三，有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问题的著述纷纷涌现。按这些著作作者的立场态度，大致可分为三派，即“声讨派”、“反思派”、“乐观派”。
“声讨派”属资产阶级极右分子、极端自由派和所谓的“自由民主派”。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主要有：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副司长、原兰德公司分析家弗朗西斯·福山在美国《国民利益》1989年夏季号上发表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类》；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于1989 年底发表的《大失败：20 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和1993年发表的《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法国《宇宙》杂志主编、国际政治论坛主席J·埃伦斯坦于1990 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正在死亡，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社会主义万岁》；在东欧俄罗斯和中亚地区，最有名的代表人物则是俄罗斯核物理学家尤里·阿法西耶夫，他于1991年一年时间，就抛出了三部攻击苏联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的著作：《谁为历史负责》、《乌托邦：历史与命运》、《崩溃、幻觉、觉醒》。
“反思派”主要是一些比较开明、中立的人士。他们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大多抱同情的态度，因而在其著作中，对苏东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教训进行了分析和总结。该派代表人物和著作主要有：由威廉·塔勃主编、美国《每月评论》杂志社出版的《从左派的观点看社会主义的未来》，英国《新左派评论》主编罗宾·勃腊克蓬主编的《倒坍之后：共产主义的失败和社会主义的未来》。另外，代表社会民主党人观点的、以德国社会民主党《新社会》（法兰克福）杂志名义出版的《未来的社会主义》特刊中的部分文章亦属此类。法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连续系统地出版了一批有关著作，如《当今马克思》杂志出版了论文集《共产主义终结了吗》（1991）、《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前途》（1992）以及1993年第14期专集--《社会主义新模式》、 1995 年第18期专集--《今日帝国主义》等；1995年9 月巴黎国际马克思大会之后，立即出版了“国际马克思大会”（1996）的论文集。此外，法国出版界还出版了其他甚有影响的著作，如法国解构主义者雅克·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1993）、法国结构主义者E ·巴里巴尔的《马克思的哲学》（1993）、M·瓦岱的《马克思：可能的思想家》（1993 ）以及由G·拉比卡和M·戴尔布拉西奥主编的论文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997），等等。其他欧美学者也发表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著作，如加拿大L·鲍德利、C·德布洛克和J ·吉斯兰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纪》（1990）、英国的J·斐密亚的《马克思主义和民主》（1993）、 比利时卢汶大学著名经济哲学教授范·帕里斯的《马克思主义的再生》（1993）以及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派代表J ·罗默的《社会主义的未来》（1994）等。
“乐观派”主要是“左”派和坚定的共产党人。这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有：俄罗斯娜塔莉亚·莫洛佐娃的《隧道尽头是社会主义的复兴》（1993），莫斯科大学经济学教授、“左派俱乐部”负责人布兹加林的《21世纪：社会主义复兴的世纪》，美国的后现代主义者弗里德里克·詹姆逊的《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英国学者D ·麦克莱伦的《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法国学者G ·拉比卡的《共产主义的命运》等。此外，一些坚持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共产党组织，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也均持乐观的态度。譬如，1993年3月美国共产党、 加拿大共产党和墨西哥社会主义人民党共同召开的北美共产党和工人党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声明，1993年5月由印度共产党（马）组织的、21 国共产党代表参加的当代世界形势和马克思主义有效性讨论会的文件， 1994年11月由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和希腊共产党发起的地中海地区共产党会议文件等，都认为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削弱是一种暂时的现象，社会发展是从来不会停止的，社会主义是有光明前途的。
总起来说，90年代国外社会主义研究有以下几方面显著特征：
第一，浓厚的理论化倾向。苏东剧变之后，国外许多学者把社会主义理论搬进了讲坛，如罗默的《未来社会主义》、J ·戎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等作品都是校园学者所作；许多大型国际讨论会也均为学者发起和组织。这说明：关于社会主义的纲领、方案和策略等理论研究不再是少数政治家、革命家的专利，它们也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有的学者认为，这种浓厚的理论化倾向是有益的，有助于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
第二，明显的“趋同论”倾向。国外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二者的界限区分越来越模糊，认为二者正处于“趋同”之中，因为资本主义正在向社会主义学习（例如福利和计划等），而社会主义也正在向资本主义学习（例如管理技术、市场经济等）。
第三，民主社会主义化倾向加强。苏东剧变之后，不少国外学者曾经把民主社会主义视为最优的社会主义模式，苏东地区的多数国家也都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并纷纷申请加入社会党国际。
第四，生态社会主义异军突起。90年代，生态社会主义在整个社会主义思潮中影响越来越大，在未来的政治生活中，它必将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左翼力量。
第五，具有一定的后现代主义倾向。苏东剧变之后，部分国外学者把社会主义研究纳入“后现代主义”的视野，出现了不少名为“后社会主义”、“后共产主义”的著作。
二、90年代以来国外社会主义研究的主要理论观点
9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围绕社会主义问题展开的研究议题十分广泛，下面就择其比较集中的几个方面作扼要的介绍。
（一）反思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剧变
1.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评价。一种观点认为，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苏东社会主义制度。例如，法国《当今马克思》杂志主编之一雅克·德克西埃认为：理解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必须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苏联十月革命以及后来斯大林所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只是由于斯大林滥用了暴力革命，造成今天苏联的失败。英国学者塞耶斯也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是完全消极和否定的，俄国和中国革命均取得划时代的历史成就，说明社会主义思想存在着某种价值，我们不能因当前的危机而拒斥社会主义。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辩证地看待苏东社会主义。例如，布兹加林认为，20世纪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突变式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及其以前的社会相比，总还包括某些全新的关系和趋势。但他又指出，回到和维护过去，只能是死路一条，因为苏联社会主义不是人们作为经济和政治生活的主人自由而自愿联合起来的，它的创造活动和建立新型的社会关系的能力相当欠缺，官僚制度犹如癌细胞那样寄生在社会创造的幼芽上，并将其扼杀。
2.对苏东社会主义失败原因的分析。 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J ·哈贝马斯曾把这些分析研究归结为两大类六种解释：第一类有“斯大林主义”的解释、“列宁主义”的解释和“变革的共产主义”的解释；第二类有“后现代主义”的解释、“反共产主义”的解释和“自由主义”的解释。而哈贝马斯自己则认为，应当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经济优先性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释，即认为苏东失败主要是现代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扩大了世界市场、改变了人类的交往方式的结果。
包括原苏联东欧地区在内的许多学者还分析了苏联解体的内因，归结起来主要有：（1 ）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背叛了自己的历史和祖国。（2 ）由于实行了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造成了苏联的解体。（3 ）由于民族问题没有处理好。（4）由于长期的官僚主义政治体制，造成人心背离。
3.关于苏东社会主义失败的教训。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认为，苏联解体有12个历史教训需要记取，它们是：（1 ）革命动荡的教训，（2）社会公正的教训，（3）权力异化的教训，（4 ）大难临头的教训，（5）理性的教训，（6）民族特点的教训，（7 ）历史继承性的教训，（8）弥天大谎的教训，（9）影子政治的教训，（10）群众组织的教训，（11）战争的教训，（12）地缘政治的教训。他认为，“苏联解体首先是由于所有制垄断、权力垄断、真理垄断所致。”前苏联持“不同政见”哲学家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认为，苏联解体的灾难的主要罪责在于苏共机关，在于整个苏共，其中包括普通党员，因为党的领导人和思想家、党的机关和大批党员居然允许一些异端思想和一些反对派人士在自己队伍里出现，从而向敌人打开了意识形态的大门。匈牙利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的安德拉斯·纳吉认为，东欧剧变的教训和深层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危机。由于斯大林式制度的不合理、无效率的运营，从60年代开始，东欧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开始消失，劳动力资源已被利用殆尽。到剧变前10年，上述现象在东欧各国带有普遍性，这是造成东欧国家经济和社会危机的一个重要的宏观经济因素。二是政治危机。党和政府内一些特殊利益集团脱离了人民群众，逐渐丧失了其代表全民利益的特性，相互勾结、争权夺利，引起了人民的不满，社会凝聚力削弱，最终导致了苏共的解体。
（二）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
苏东剧变之后，除少数极左派、托洛茨基派之外，多数人均认识到，苏联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从而造成经济结构不合理，严重阻滞经济的发展。因此，“市场社会主义”的种种方案和措施，是90年代社会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特征。法国《当今马克思》第14期曾出了一期市场社会主义问题的专号，发表了代表五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五位作者的文章。
1.美国学者J ·罗默的“政治民主”加“公平效率”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他在《共产主义之后能不能有社会主义》一文中认为，用市场对资源进行配置以及一种多元民主的制度是必要的，但并非一定要企业实行私有制，如果利润能够平等地分配给人民，那就符合社会主义的观念。社会主义要以政治民主为前提，更要强调在经济上的民主。因此，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平等主义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公有制之上。赞成该模式的尚有巴拉拿卜·巴德汉以及分析马克思主义中的经济派人士。
2.法国的T·安德烈阿尼和M·费雷的企业自治社会主义模式。他们在《从自治到协作社会主义》一文中认为，社会主义应当取消资本市场，自治企业通过自治的银行向公共投资基金借贷资本。这种外在的、间接的投资方式以及企业和银行相互制约，既防止了无效益的投资，也避免了投资之不足。在这种模式中，产品市场得到保留，但只限于合作关系的范围，计划只是间接的，这样可以兼顾民主、平等和效率。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德雷泽、弗勒贝和韦斯科夫等人。
3.美国学者布洛克的剥夺金融资本权力的社会主义模式。他在《无阶级权力的资本主义》一文中认为，应对资本主义金融制度进行结构性改革，通过各国制定的专门法规和国际协定监督资本的运动，削弱金融资本的剥削权力，企业则实行股东、企业人员和用户三方共同管理的方针。赞成此观点的尚有乔舒亚·柯亨、罗杰斯等人。
4.美国学者施韦卡特的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他在《经济民主：一种真正的现实的社会主义》一文中认为，社会主义应具有以下三个特征：（1）企业自治。企业由劳动者自己管理， 但不得占有生产资料。（2）市场经济。把市场作为达到某种社会目的的工具。 原料和消费品均以需求机制确定的价格进行买卖。（3）新的投资由社会来决定， 即投资资金由税收产生并民主地导入市场。施韦卡特也是美国“市场马克思主义”的代表。
5.英国学者艾尔逊的市场社会化社会主义模式。他在《论市场的社会化》一文中认为，经济学上追求的供需均衡目标在私人市场的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市场的社会化，而市场社会化又必须以一切经济信息的社会化和公开化为前提。信息社会化是对私人市场的否定，它将打破资本对信息的垄断，削弱资本的剥削能力，最终导致资本市场的取消，从而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创造了条件。与艾尔逊的观点类似的，尚有M·B·勃劳恩等人。
（三）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关系问题
国外学者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是以G ·拉比卡为首的一些左翼人士认为，今天资本主义的性质与马克思当年所分析的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其本质依然是掠夺、剥削，因而必须团结广大人民继续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以便铲除这种罪恶的制度，最终建立起正义、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苏东剧变只是社会主义暂时的失败，而资本主义也未最终取得胜利。另一种是以S·阿明为首的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并没有发展到极限，它刚刚走出欧洲这个“中心地带”，并积极向边缘地带扩展。不少学者赞同阿明的观点，亦以马克思说过的下面这段话为根据：“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2卷，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他们认为，“进步的”资本主义一直到它创造出“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这一时刻还是可以被管理的。为此，他们提出要非常认真地考虑，社会的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变革的时机是否真正成熟。这种观点实际上暗含着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机是否成熟持怀疑的态度。还有一种观点（以英国学者S ·塞耶斯为代表）则认为，苏东剧变之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正在互相趋同。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国家，私有制、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主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阶级和民族分化也依然存在；另一方面，民主的政治制度、大范围的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以及大量的福利，在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发展起来了。因此，现实存在的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命运，与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通常设想的也许没有什么不同。因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正处于趋同之中”。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的争论十分激烈，大致上可以分成三派。一是“维护派”。这是左翼理论家、坚持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共产党和革命组织所持的态度。他们认为，苏东剧变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关系，苏东剧变是由其自己的政治危机造成的，而不是由马克思主义本身造成的。二是“声讨派”。像上文已谈及的布热津斯基、福山和埃伦斯坦等，把苏东剧变视为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大失败”等，并把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所产生的一切祸水都泼向马克思主义。三是“死活派”。该派认为，苏东剧变证明，马克思主义中既有“死去的”部分，也有“活着的”部分。如果用“死去的”部分指导社会主义就没有前途，而用“活着的”部分指导社会主义就会有前途。英国的麦克莱伦、比利时的范·帕里斯均是“死活派”的代表。
（五）关于社会主义的前途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的前途问题，悲观论者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作用已经完结，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说法已成过去，科学社会主义再也不具备指导意义和具体的政治组织的作用，等等。这些人多为苏东剧变之后，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队伍的人。例如，匈牙利科学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员、《社会评论》杂志主编比豪里·米哈伊就持这样的看法。再如，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埃德里·霍布斯鲍姆等西方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在苏东剧变后改变了信仰。乐观论者认为，人类将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这如同资本主义在工业最发达国家取得胜利，成为一种世界性制度一样，社会主义也必将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制度建立起来。俄罗斯的莫洛佐娃在其《隧道尽头是社会主义的复兴》一文中说：“让过去的错误成为后代的教训吧，不要让美好、光明、正义和人道的东西的任何一株幼芽夭折，21世纪的社会主义将从这些幼芽中复兴。”智利共产党前总书记科尔巴兰也说：“人类将重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因为资本主义绝对无力解决个人和全人类的问题。”乐观论者不仅对社会主义抱必胜的信念，而且一些人还对未来社会主义提出了不少方案和建议。1991年初，《当今马克思》杂志曾举行了一次“社会主义思想还有没有前途”的小型国际研讨会，与会者大多认为，社会主义还是有前途的，共产主义、新共产主义、社会民主自由社会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都是有用的政治思想，需要在女权运动、和平运动、人权运动、反种族运动和环境运动中加以应用。
纵观90年代国外社会主义的研究，我们认为：第一，90年代国外社会主义研究的主流是进步的，这种研究已经逐步融入当今愈来愈强大的左翼运动中，不少研究成果已成为新社会运动参加者的思想武器，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第二，国外学者针对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总结分析出许多原因和教训，这对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无疑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第三，国外学者从对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事件的研究，转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进行深入的考察研究，这种现象对于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丰富马克思主义，无疑也是十分有益的。
当然，90年代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非主流的东西。例如，第一，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存在着大量的良莠同存、鱼目混珠的现象，其中夹杂不少内容贫乏、思想片面甚至反动的东西。第二，90年代国外社会主义研究还存在着两股不容忽视的“左”的和右的思潮，右的思潮表现是鼓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化，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全盘否定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和他所缔造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这种思潮在原苏东地区尤其明显。“左”的思潮主要来自坚持托洛茨基主义的第四国际以及一些极左派。这股“左”的思潮在对社会主义的研究中，虽然既对苏联后期领导集团的官僚主义及其背弃马列主义有所批判，也对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进行批判，但同时也攻击以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等方针政策。
总之，面对90年代以来国外社会主义研究的升温，我们既不能误认为是社会主义运动已由低潮转入高潮，也不应唯我独“社”，漠然视之。我们应遵循江总书记的指示，对国外社会主义不断地进行跟踪研究，汲取其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丰富我们的理论。
标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观点讨论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苏东论文;